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可能的

美美

90年代的某一日，在北京市秀水北街3号的美国驻华使馆大厅里，廖晓义在一张表格上签了字。她身后无一人排队，旁边的窗口却排着长队——在人们争抢着申请签证出国的时候，廖晓义选择了回来。她签字的表格叫作《志愿放弃美国绿卡登记表》，理由一栏写的是：留在中国搞环保。

实干的环保者

在决定成为环保者之前，从四川大学的哲学讲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助理研究员，在探讨学术的道路上，廖晓义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西方哲学和工业文明的崇拜者，“那时候十分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告诉我们的理论：工业文明的市场和科技能解决任何问题，包括环境问题”。然而一切转变发生在一次和朋友关于环境的争论上。争论促使廖晓义去查阅资料，在种种数据的支撑下，她终于明白，“关于工业文明能够自行解决环境问题的假设，不过是人造的幻觉，是荒谬。”

正是意识到了工业文明的致命缺陷，行动者廖晓义正式步入环保者行列。此间，西方发达国家在环境技术、环境投资、环境执法、特别是民间组织方面的经验让她获益匪浅，她就此放弃了绿卡和在美读博士的机会，回国自费给NGO(非政府组织)人物拍电视片，建立了民间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2004年以来改为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

从1996年开始，廖晓义把她的地球环保理念传递到千家万户：“人类只有一个可生息的村庄——地球，保护环境是每个地球村民的责任。”

廖晓义的环保生活

为了贯彻环保，留住环境的本貌，廖晓义坚持环保生活。她从来不吃野生动物，不用野生动物制作的用品。有一次，药店工作人员向她推荐含麝香的一种药，据说很有效。但是，考虑到环保，她选择了一种不含麝香，作用稍差的药。外出旅游，廖晓义也从不买野生的东西。

廖晓义家里尽是大大小小的盆子，以方便洗衣、洗菜的水用来冲厕所、冲地板。为了节约用水，廖晓义甚至不主张一天洗一次澡。有一段时间，廖晓义出门自己带筷子，以便节约一次性筷子。一位韩国朋友送了她一对不锈钢的，出国时经常被安检门误认为凶器。后来换了木筷，结果常丢。廖晓义还尽量避免坐飞机，只要时间允许，两三千公里的路程也坐火车。在飞机上，每个人一趟下来得用四五个一次性杯子，廖晓义坚持只用一个。

廖晓义是个永远的无车族。刚回国的那段时间，她坚持骑自行车上下班，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就得三四个小时，由于骑车技术一般，她还要和机动车做“生死搏斗”。后来，廖晓义改为乘坐公交、地铁上下班。但是，廖晓义的工作实在太多了，仅各种国际性的交流一年就得数十次，有时也需要打车。

廖晓义认真地检讨说：“我们做的也不彻底。”在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的办公室里，也还装有空调，这是节能空调厂家非送不可的礼物。即便如此，工作人员也很少把它打开。

彻底的环保生活使得廖晓义到超市买食品，就会到处找带有绿色标志的，买电池要环保的，洗衣粉要无磷的。女儿的一个问题让她难以回答：“如果这些产品万一是假的怎么办？”廖晓义说：“实在很难判断这些产品的真伪，但是你还能让我怎么办呢？”“珍惜资源、简约其行；修心养性、高尚其志；关爱生命、强健其身；天人合一、和谐其境，这些支撑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我们不应当轻易放弃”，这是廖晓义四处推销并身体力行的理念。

尽管环保理念的传递贯彻如此不易，为环保事业而付出诸多代价的廖晓义却并不愿意被人们归入某一类型，最大原因在于不想摆出牺牲者的姿态。她做了自己认为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事，在追求幸福的动机上和大款追求财富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价值取向不同而已。

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可能的

近10年过去了，保护环境的口号已经为人们熟知。然而，行动力依然疲软。新的问题不断涌现，在生活方式上，哈美现象日益严重，国人的消费胃口急速膨胀。拥有一辆私家车，成为生活富足的新标志。

美国生态学家布朗的计算让人不敢想象未来：假定中国每个家庭都拥有汽车，为了提供道路和停车场就要占用大约1600万公顷土地，相当于中国稻田面积的一半。另外，能源危机更难以解决。而且，私家车是个怪物，它就是个壳，把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空间严重堵塞了。

廖晓义明白，自己倡导的环保文化被广泛深入的接受需要漫长的时间，也需要具体行动去推动。她要让人们知道，保护自然与发展之间并非不可调和，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关键是人们是否愿意为之遏制自己的欲望。

2004年夏天，电荒席卷全国。廖晓义在北京发起的空调26度节能倡议立即引起热烈反响。在奥组委的协调下，冬天“低一度”，夏天“高一度”的折衷办法被京城80多家高档次酒店接纳。廖晓义曾经给一家只有200间客房的宾馆算过一笔帐，“高一度低一度”以后，一天就能节约电能上千度。

通过多方联系，廖晓义终于让从北京开往昆明的T61次列车成为“绿色列车”，把环保宣传尽可能地延伸触角和扩大影响力。中国奥组委承诺，2008年要办一个“绿色奥运”，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垃圾的回收利用。在这一点上，“地球村”将承担很重要的任务。为此，廖晓义已去过许多国家考察学习。

2009年岁末，北欧的丹麦城市哥本哈根围绕气候议题喧嚣不止。在这个被誉为“二战以来最重要的”会议上，政要们为本国争取着安身立命之地，环保人士则极尽各种方式警示着未来的危机。而这个时候，称得上国际知名环保活动家的中国人廖晓义，却在四川彭州大坪村里奔忙建设“乐和家园”。

随着东西方环保理念价值观的一番比对之后的大彻大悟，廖晓义对中国式环保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型的探索，在四川彭州大坪村展开了新的局面。

环保志士——“疯狂廖娘”

自打从挪威回来，廖晓义翻阅了上百本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胡乱地看”；但是，要完成这个颇显宏大的对话，廖晓义还是觉得自己不够格。于是她和女儿一起寻访国学人物，还学起了古琴和太极，“开始了一个回家的过程，也是补习的过程”，廖称此为“两个人的国学班”。国学班一直持续到2007年，学问也从文人圈子做到了实地。在云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地，那些很少受到现代污染的乡村里，还保存着一些原生的中国智慧，这些原生智慧让廖晓义看到了环保的治本之策。

根据阅读、讨教、考察，廖晓义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环保的表达——“三能平衡”，即“惜物能、蓄心能、增体能”，意思就是减少对物质能源过度的消费和依赖，而发现作为快乐来源的心能和作为健康来源的体能的意义。这个概念进而被凝练为“乐和”——“和就是道，惟道是从就是德。你乐这个和、尚这个和、维这个和，就是乐和”，“和”的具体所指就是“身心和谐、个群和谐、天人和谐”。

于是，她一手打造了“乐和家园”。虽然这还只是一个生态文明模式的雏形，虽然它还有着廖晓义看来的众多“不完美”，但这里寄托着廖晓义的理想：“希望人类从一个失和的世界，走到一个乐和的家园里。”

5·12汶川地震给了廖晓义中国式环保理论体系落地实践的契机。灾后，在中国红十字会和李连杰壹基金提供的资金支持下，廖晓义彭州大坪村建起了“乐和家园”——中国第一个低碳乡村，一座环保的“世外桃源”。在她的竭力提倡下，乐和家园中洗衣服不能用洗衣粉(有污染物磷)，垃圾要分开扔，上厕所不要冲水、而要大搞“旱厕运动”——便于沼气利用、肥料回田和节约用水，种菜不能用农药……

面对彻底改变整个生活链的环保方式，廖晓义也不断受着各方利益带来的冲击…曾有人在此地要炸山开矿，向来泼辣强势的她忍不住哭，百般哀求和协商，终于抢回了两座矿山中的一座。

“那是朝你自己的母亲开刀啊！我也理解，咱们刚刚灾后，是没有办法，是需要挣一些钱。可是我们有别的产业，我们好好来养殖来种植，我们搞旅游……我们不要去伤害我们的母亲，我们不要去搞污染……你看见那个水，难道不是你的血液吗？你看见那个山体，难道不是你的身体吗？……我们一定要去顺应它，要去爱护它，要把这个情感重新建立起来。”

“中国式环保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把生命环保和心灵环保放了进去，让大家觉得环保不是一种牺牲，它才能真正保证我们的健康，它才能真正解决幸福感的问题，而这个是普遍的生命诉求。”

廖晓义这位被大众称为“疯狂廖娘”的环保志士，其有目共睹的环保行动，也被不断授予诸多荣誉，其中有媒体评的，也有官方颁的；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

其中，克林顿基金会把2008年“全球公民奖公民社会奖”颁给了她，她短短两三分钟的获奖感言三次被掌声打断。在场的大多为政要、精英、商魁，“几乎每一个经过我身边的人都会跟我说，我讲的东西多么重要，是这个世界需要的”；包括克林顿本人，在不同场合三次向她表达自己受到的震撼。这些都让廖晓义乐视中国式环保的国际影响，并深受鼓舞。

任重道远

廖晓义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她通过试点建设，推动了中国绿色社区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关键协调人，推进了“26度空调节能行动”“无车日”“绿色选择”“节能20%公民行动”等民间组织联合行动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并深入四川5·12地震重灾区营建乐和家园，为灾后重建和新农村建设走上生态文明的轨道，提供了切实的经验。

回顾从西式到中式的环保之路，廖晓义承认前者为后者做了必要的铺垫，但“西方文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我们所希望的福祉”，“不管我愚钝也好，智慧也好，这都不是一个个人的、偶然发生的事情，它是一种时代现象，就是大家都要找安身立命的居所。”

为此，廖晓义的梦想，“希望人类从一个失和的世界，走到一个乐和的家园里。”仍然在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