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来了丨老公藏私房钱违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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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来了丨老公藏私房钱违法吗？

   藏私房钱是违法的吗

   1 藏私房钱一般是违法的，藏私房钱属于隐藏夫妻共同财产的行为。法律明确规定，夫妻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如果一方私存私房钱，等于是侵犯了另一方的财产权利，侵犯一方的权利就是违法行为。

   2、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民法典”来了丨老公藏私房钱违法吗？

   今年5月是全国第四个“民法典宣传月”，云南省司法厅、云南省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将围绕平等保护、公平竞争、激发活力、防范风险等，深入学习宣传与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紧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也将组织各地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在5月15日至6月15日期间持续开展民法典系列普法宣传活动。

   为深入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法律知识，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养，云南省司法厅、云南省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与新华网联合出品，就老百姓生活中普遍关注的问题，邀请专业律师一同制作了《“民法典”来了》系列科普短视频，“民法典宣传月”期间将持续推出，敬请关注。

   本期就“老公藏私房钱是否违法？”进行解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九十二条规定，夫妻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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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给的购房款，是赠与还是借贷？

        母亲给的购房款，是赠与还是借贷？

   法院：不能理所应当认为是赠与

   导读

   现实生活中，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现象较为普遍。那么，父母的出资什么情况下属于赠与？什么情况下属于借贷？近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儿子3年未尽孝，母亲起诉儿子返还购房款的案子。东城区法院结合在案证据，认为儿子主张赠与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将购房款性质认定为赠与显失公平，故认定购房款性质为借贷，儿子应当予以返还。本案的判决，符合公序良俗和公平原则，兼顾了利益平衡，维护了社会秩序。本案也向社会传递出鲜明的价值导向：年轻人应当自立自强，不应要求父母无条件付出，对于父母的资助应心存感念；同时应积极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尽到孝亲敬老之责。

　　母亲起诉独子要求返还购房款

　　杨母是一名单身母亲，此前名下有一套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的房子。小杨是杨母的独子，在外求学之前一直与杨母生活在这套房子里。

　　2017年，留学回国的小杨参加工作。想到儿子小杨已到适婚年龄，自己名下唯一的住房面积较小，杨母决定，卖掉名下的房子，用卖房的钱置换一套大点的房子，将来和儿子一家一起生活。

　　2018年5月，杨母名下的房子成功卖出，卖得370万元。之后，杨母分多笔将卖房的370万元打给小杨，用来购买通州区一套面积较大的房子。当年9月，小杨取得房子的产权证，产权证上写明房子为小杨单独所有。

　　2019年6月，小杨结婚，杨母与小杨夫妇一起居住在新买的房子里。婚后没多久，小杨的妻子就与杨母因日常琐事发生矛盾。此后，随着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小杨与杨母的关系也不断恶化。之后，小杨和妻子从通州的房子里搬了出去。2019年10月，因妻子再次与杨母发生争吵，小杨一怒之下，将杨母的微信拉黑。

　　此后2年多的时间里，小杨与杨母再未有过来往，甚至连一个电话都没给母亲打过，有什么事都是通过其他亲属转达。小杨也曾多次向亲属表示，希望杨母从房子里搬出去。

　　2022年，眼瞅着女儿快三岁了，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为了解决女儿上学的问题，小杨向外祖母发微信，微信中提出三个解决方案，其中第三个方案明确写明：“把通州的房子卖了，让我妈拿着她原来卖房的钱再换一个房，我再攒钱买一个房。”小杨还在微信里说：“如果三种方式我妈都不能同意，一个月后我将上法院起诉我妈，要是真的闹上法庭，我们母子情分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我不会让上一代人的矛盾再延续下去，最后我也妻离子散。”

　　得知儿子小杨的微信内容，杨母彻底心寒了。她担心如果小杨以排除妨害为由起诉自己，会落得个无家可归，便向东城区法院起诉，要求小杨返还购房款370万元，以备将来养老之用。

　　购房款到底算是借款还是赠与

　　庭审中，杨母和儿子小杨对于钱款的性质各执一词。杨母认为自己从未表明370万元是赠与给小杨的，应认定为借款；小杨则认为，这370万元是母亲赠与自己的。

　　杨母表示，由于是母子关系，所以没有签署借款协议和借条。虽然在子女经济条件有限时，父母在其购房时给予资助属于常态，但不能将此视为理所当然，也绝非法律所倡导，否则严重违背了法律公平正义的理念。子女成年后，父母已经尽到了抚养义务，并无继续供养的义务。父母出资为子女买房，除明确表示赠与外，应当视为以帮助为目的的临时性资金出借，子女负有偿还义务。杨母还表示，自己名下已没有住房，儿子小杨又与自己关系不睦，自己也无权处置小杨名下的房屋，随时面临着被扫地出门的风险。庭审中，杨母提交了转账记录、银行流水、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

　　小杨认为，自己与母亲之间不存在借贷的合意，母亲出售名下房屋是为了给自己购买婚房，自己从未有过向母亲借款的意思表示，双方也没有借条、收条、借款合同等书面文件或任何口头约定，此外，母亲也从未向自己催要过这笔钱。因此，小杨认为这笔钱是母亲赠与自己的。小杨表示，杨母将钱款转给自己时，正值自己准备结婚，作为母亲，为孩子置办房产是风俗习惯，而且这笔钱也会作为新组成家庭的启动资金，是母亲对孩子开始新生活的资助和赠与。在出资时意思表示不明的情况下，从社会常理出发应认定该出资为赠与。

　　被认定为借款判决儿子返还

　　东城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的争议焦点为杨母转给儿子小杨用以购房的370万元款项的性质应如何认定。

　　从法律规定的层面来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的规定，本案中，杨母依据转账凭证及小杨向其外祖母发送的微信记录内容，主张370万元款项系借贷性质，而小杨辩称该笔款项为赠与性质，小杨应对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关于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的规定，对于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高于一般待证事实，需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本案中，小杨并无证据证明杨母明确表达过案涉款项系赠与的意思表示，仅是通过二人的母子关系及款项用于给其购买婚房的事实推定案涉款项系赠与性质。对此，法院认为，小杨在与其外祖母的聊天记录中明确表示“把通州的房子卖了，让我妈拿着她原来卖房的钱再换一个房，我再攒钱买一个房”。这表明小杨同意将案涉370万元款项归还杨母，故小杨主张案涉款项系赠与性质的抗辩意见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赠与事实难以成立。

　　从伦理人情的层面来看，虽然按照我国传统观念和现实国情，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作为赠与的情形较为普遍。但是，父母资助子女购房并非其法定义务，子女成年之后，父母已经尽到了抚养义务，并无继续供养的责任。相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十四条的规定，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法定义务。如果父母倾其所有资助子女买房，而子女却不履行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法院仍将出资推定为赠与性质的话，显然对父母而言显失公平，有违法律公平正义之理念。

　　本案中，杨母作为单身母亲，将原有住房出售后名下已无任何房产，而儿子小杨因妻子与母亲存在矛盾，长久未与母亲联系，未尽到作为子女的赡养义务。如果将案涉款项认定为赠与，则在母子关系不睦的情况下，母亲不仅积蓄全无，还可能面临被儿子赶出家门的风险，因此，从利益衡平的角度，亦不应将案涉款项性质认定为赠与。

　　东城区法院认定杨母向小杨支付的370万元应为借贷，判决小杨返还杨母借款本金370万元。

    ■裁判解析

　　不能理所应当认为父母的资助是赠与

　　现实生活中，父母为子女出资购房的情形较为普遍。出现纠纷时，对于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性质，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基于亲缘关系和传统家庭文化，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本意是解决或改善子女居住条件，如不能证明双方存在借贷的合意，应推定为赠与。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子女成年之后，父母不再负有供养义务，如果事先没有约定，不能直接推定为赠与，而需要子女对双方存在赠与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对于父母请求返还出资类纠纷，不能理所应当认为父母的资助是赠与，法院审理时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探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依照法律规定，结合伦理人情和公序良俗进行综合评判。具体而言，针对以下两种常见的纠纷类型，应适用不同的处理规则：

　　第一种情形是父母为婚前子女出资购房，仅起诉子女一方返还出资。前述案例就是此种情形。因子女成年后，父母不再负有供养义务，故在父母没有明确意思表示或无相关约定的情况下，不宜将父母出资直接推定为赠与，而应当从民间借贷的举证责任分配和赠与事实的证明标准出发，结合伦理人情和公序良俗进行综合分析，兼顾父母、子女之间的利益平衡，注重结果公平和敬老爱老的价值导向，但要注意排除父母与子女恶意串通损害子女配偶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

　　第二种情形是父母为子女夫妻双方出资购房，起诉子女夫妻双方返还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为这种情形提供了裁判依据。子女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房出资的，对于款项性质有约定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应认定为是对子女夫妻双方的赠与，除非父母在出资时明确表示为对子女一方的赠与。如果父母主张出资款项性质为借款，一般应由父母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有子女夫妻二人共同出具的借条，一般应认定为借贷。如果仅有己方子女单方出具的借条，而子女配偶不予认可，则应当综合考虑在案证据，参考传统习俗和人情伦理进行裁判，兼顾父母、子女及其配偶之间的利益平衡，避免子女与配偶离婚时，父母与子女恶意串通损害子女配偶权益的情况发生。

　　同时，也建议父母在为子女出资购房时，能够以书面协议的方式明确购房出资的性质。不愿订立协议的，也应就往来资金的性质做好沟通并留存好相关证据，避免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为人子女者，应当对父母的资助心怀感恩，不能认为父母的出资是理所应当，更不能怠于履行对父母的赡养和照顾义务，一味索取、不知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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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点评

　　体系化思考下的司法实践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姚金菊

　　家和万事兴，家齐国安宁。在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里，房产属于主要资产，涉及重大的经济利益。父母爱子心切，为了子女安居乐业，不惜倾尽积蓄为子女出资购房的情形相当普遍。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性质及归属关系到各方切身利益，往往成为普遍关注的话题。

　　司法实践中，对于父母为子女购房出资的性质认定，绝不能一概而论。法院在个案审理中，需要在遵循法律规定和当事人本意的同时，充分考虑传统观念和现实国情，兼顾父母、子女及子女配偶三方利益的平衡，结合伦理人情和公序良俗进行综合评判，做到法、理、情的有机统一。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孝亲敬老是人伦之本，也是法律所倡导的价值。子女成年后，应当自立生活。父母对成年子女予以帮助支持，并非父母的法定义务。子女应心怀感激、知恩图报，尽到为人子女者应尽的赡养与照顾义务，不应认为父母资助是天经地义，也不应要求父母无条件付出，更不应对父母不闻不问、不管不顾。本案的典型意义在于不仅阐明了应如何认定父母为婚前子女购房出资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倡导了孝亲敬老的传统美德，为不知感恩的不孝子女敲响了警钟。法院判决不仅考虑到了“利”的问题，更充分考量了家庭财产纠纷背后的“情”和“理”问题，以“国法”维护了父母子女的家庭关系并充分保护了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裁判结果对于引领知恩感恩、孝亲敬老的社会风尚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强调：“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立足时代、国情、文化，综合考量法、理、情等因素，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不断提升司法裁判的法律认同、社会认同和情理认同。”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案充分体现了法官的体系性思考，也是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系统思维”指导法院裁判的具体体现。

   来源：人民法院报「链接」| 作者：杨晨晖 万红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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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残老人出赠房屋 合同效力如何认定

来源：法治日报

　    □ 本报记者 　张雪泓

　　□ 本报通讯员 蒙向东

　　凌大爷自幼智力残疾，姐姐凌老太作为监护人与其签订房屋赠与合同，约定凌大爷将其名下的一套房赠与凌老太。合同签订当日，房屋就被过户至凌老太名下。凌大爷去世后，其侄子凌先生将凌老太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与合同无效。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判决支持了凌先生的诉求。

　　凌先生诉称，自己与凌大爷系叔侄关系，爷爷奶奶生育了凌大爷、凌二爷(凌先生之父)和凌老太三位子女。凌大爷自幼智力残疾，经鉴定智力仅相当于8岁儿童，在其父母去世后，由凌二爷接至家中照顾。凌二爷去世后，2017年2月，凌老太在瞒着凌先生的情况下向法院申请宣告凌大爷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指定自己为监护人。当年5月，法院判决后，凌老太随即将凌大爷接走并送至养老院。2021年，凌先生才得知凌大爷去世、案涉房屋赠与和过户等事宜。凌先生认为，凌老太的行为已违背监护人职责，侵犯了自己作为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故提出上述诉请。

　　凌老太辩称，作为凌大爷的监护人，自己尽到了全部的扶养义务。除了智力残疾，凌大爷还有很多基础疾病，每月只有政府发放的基本生活费，自己一直在承担弟弟的生活和看病开销。房屋是父母遗产，凌大爷长居于此。凌先生曾强占案涉房屋用以开办麻将馆，严重影响凌大爷生活。凌二爷去世后，凌先生要与凌大爷争夺案涉房屋的继承权，还要出卖房屋。后经法院判决，房屋归凌大爷所有。而且，凌大爷因继承房屋而向其他兄弟姐妹支付的折价补偿款也是其代为支付的。凌大爷为报答这些付出并防止凌先生的骚扰、侵占等，已于2020年将案涉房屋赠与自己。在办理产权登记过程中，其已向相关工作人员披露凌大爷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自己为其监护人等事宜，故赠与、过户等行为均为有效。

　　海淀法院审理认为，凌大爷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仅可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凌大爷曾经的鉴定，其智力相当于8岁，且无法处理缴费、就医等事宜，应无法理解赠与房产的法律后果，不具备作出赠与价值较高房产的相应行为能力。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本案中，凌老太作为凌大爷的监护人，接受凌大爷赠与的行为并非为维护其利益，故不应处分凌大爷的财产。法院最终判决凌大爷与凌老太签订的赠与合同无效。

　　宣判后，凌老太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该判决现已生效。

　　处分财产应遵循最有利于监护人原则

　　法官庭后表示，监护制度是为维护未成年人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人身、财产等其他合法权益而创设的。民法典规定了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时应遵守的原则，确立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和“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原则。其中，“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具体到财产监管方面，民法典以该条第一款中“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规定限制了监护人处分财产的权利。这里的处分，既包括法律上的处分，如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等，也包括事实上的处分，如通过损毁、加工等方式使财产价值消失或减损。“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则同时考虑到被监护人是未成年人或限制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因此，监护人在采取行动前，仍需考虑被监护人的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等因素。

　　本案中，凌老太以签订赠与合同的方式“处分”了凌大爷的财产，该行为是否有效关键在于分析是否为了凌大爷的利益，是否符合上述两个原则。

　　其一，案涉合同标的物为房产，价值较高，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尚需投入相当的时间与精力去订立合同，而凌大爷的智力仅相当于8岁儿童，赠与合同的复杂程度显然已超出了凌大爷的行为能力范畴，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态不相适应。因此，凌大爷签订案涉合同的行为应认定为无效，凌老太在庭审中所述的“尊重凌大爷的意思，凌大爷出于自愿而为赠与”并不成立。

　　其二，凌大爷生前一直居住在案涉房屋中，并在父母去世后取得房屋的所有权，该房屋是凌大爷的日常生活保障。凌老太与凌大爷签订房屋赠与合同并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取得对案涉房屋所有权，难免对凌大爷的未来生活造成影响。因而该行为并非出于维护凌大爷的利益，事实上也没有让凌大爷受益，违反了“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

　　综上，凌老太与凌大爷签订的赠与合同应认定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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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侣分手房产有纠分  男子竟纵火烧屋

   这年头，情侣、夫妻之间小吵小闹很正常，沟通过后问题解决，自然也就重归于好了。可对张女士来说，枕边人却像“定时炸弹”。终于有一天，这颗“炸弹”引爆了。

   张女士与林某平相识于2013年，2017年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后，开始在梅江区五洲城一房屋内共同生活。可惜好景不长，2021年11月，双方因感情、房产问题升级而分开。张女士搬离了该地，前往其他城市生活，林某平则继续居住在此。

   据张女士称，该房屋的首付、每月贷款都由她个人出资，房产证上也只有她一人的名字。现在既然两人分开，她理应收回这套房子。林某平却一口咬定该房屋由他和张女士两人共同出资，原因为共同生活期间，他的部分工资交给了张女士保管或用于家庭开销。

   两人因房屋归属问题争执已久，林某平多次约张女士回来协商处理房产一事。2021年12月某天上午，张女士跟弟弟、弟媳来到位于五洲城的房屋楼下，与林某平碰面协商。但对房产归属一事仍各持己见，没能在短时间内商量出结果。未达到目的的林某平气急败坏，心里一横，竟然产生了把房子烧毁的念头：我得不到房子，你也别想得到！

   于是林某平上楼进入套房将门关上，用事先准备好的汽油倒在客厅、房间后点燃。不一会儿，熊熊大火迅速燃起。火焰还引爆了套房内的煤气瓶，“砰”的一声巨响，引发了更大的火灾！张女士和弟弟、弟媳因未上楼，幸运逃过一劫，事发后消防部门紧急赶到将火扑灭。

   经相关部门勘验，此次事故不但造成林某平烧伤、涉事房屋被烧毁，还波及了楼上的套房，楼下2辆汽车也因爆炸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

   案发后，犯罪嫌疑人林某平被依法逮捕。梅江法院于2022年6月开庭审理了此案，被告人林某平无视国家法律，故意纵火焚烧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放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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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财产   擅自赠与第三人？   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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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爱合约”不能兑现，能索赔吗？

法院：以恋爱关系为标的的合同无效

全媒体记者王艳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王艳）年轻女孩婚前购买“恋爱合约”，满足合约条件后，却发现根本无法兑现，无奈将售卖“恋爱合约”的公司告上法庭。近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该起案例。法院审理后判决，恋爱关系不具有我国法律承认的合法利益，双方订立以恋爱关系为标的的合同属于无效的情形。

　　“恋爱合约”兑现无门

　　小欣是一名自媒体从业者，2019年，她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一家公司推出的一款价格为399元的“恋爱合约”。“恋爱合约”规定，自购买次日起的3至10年内的任意一天，购买人与产品约定的心上人首次在中国境内登记结婚，即可获得一万朵玫瑰或者1万元礼金、蜜月之旅等，3年内领取结婚证的不能兑现。

　　当时，小欣有稳定的感情，和男友也是奔着结婚在相处，其认为日后成功兑现肯定没有问题。2019年2月，小欣花费798元购买两份“恋爱合约”产品，对应的结婚祝福为一万元现金以及两万元境外蜜月旅行的报销额度。2022年6月，小欣和男友携手迈入婚姻殿堂。按照“恋爱合约”产品相关规定，她只要提供相关资料，就可以申请兑现。

　　“按照客服的提示，我将材料都发过去了，但是一直没有下文。”小欣说。

　　和小欣一样遭遇的，还有小如。2019年1月，小如通过微信平台，花费1197元购买了3份“恋爱合约”产品，同样约定自购买后次日起的3至10年内结婚，购买者可以获得1万元礼金、蜜月之旅、钻石等结婚祝福。2022年，在亲戚朋友的祝福下，她和男友登记结婚。但当他们带着“恋爱合约”找到公司兑现时，得到答复称延期不予兑付。

　　法院判定案涉合约无效

　　在合约无法兑现的情况下，小欣和小如将售卖“恋爱合约”的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履行合约义务，赔偿相应损失，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恋爱合约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属于无效合同，仅支持小欣和小如购买合约时支付的金额。小欣和小如不服，向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请上诉。

　　法庭上，公司表示，他们当时销售了1000多份“恋爱合约”产品，2021年年初，就下架了该款产品，也在微信、微博上公告了停止销售产品的消息。随后，公司兑付过几份同款的产品，后来公司资金链断裂，没有能力兑付该款产品的合约。经过公开开庭审理，小如的案件以调解结案，小欣的案件，二审被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庭审中，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恋爱合约”产品本身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胡文轩表示，恋爱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不是一种人身关系或财产利益。恋爱合约物化了人的感情，对人的情感关系通过概率进行标价，并以感情关系的破坏、终结盈利，极易形成投机风险或道德危险，有违公序良俗原则，故恋爱关系不具有我国法律承认的合法利益。法律只保护其承认的社会关系，双方订立以恋爱关系为标的的合同依法属于无效的情形。

　　胡文轩提醒，市民在日常生活应增强风险意识，对不清楚、不了解的产品交易，尤其对金融创新、超额利润、保底收益一类产品更需提高防范，尽可能考虑各种交易后果，警惕法律风险，避免日后纷争造成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