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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格拉斯哥宗教足球
在一列前往格拉斯哥的夜行列车上，我遇到了一个古怪的凯尔特人球迷。他是新教徒。 这个人也是赶去看苏格兰传统双雄大战的，他专程从法国南部赶过来。“不，不，格拉斯哥已经变了，”在我印象中格拉斯哥仍是一个以球迷宗教信仰区分的足球城市，然而雷伊·勒土埃很不以为然，“现在格拉斯哥人不会当面问你：‘你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他们也不会问：‘你叫比尔(Bill)还是丹Daniel？’他们只会问你：‘你支持哪支球队？’”
像比尔这样的名字，很容易就能判断出他的天主教色彩，而且很有可能是爱尔兰人后裔，例如前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他和前美国总统肯尼迪一样，都是美国的爱尔兰人后裔；丹这个名字，则十有八九是新教徒。
作为一个外乡人，又是凯尔特人球迷中的“异教徒”，勒土埃总会用很聪明的方式回答格拉斯哥人问他支持哪支球队这种难以回答的疑问：“我支持帕迪克(Partick Thistle苏超垫底球队)。”
只有这样，较真的格拉斯哥人才会笑笑走开。
“如果你穿着凯尔特人球衣走在大街上呢？”我像个白痴一样问了他一句。
勒土埃对我翻了个白眼：“难道你想被人在背后捅一刀？”
勒土埃并不是在讲述20年前的格拉斯哥“老字号”(Old Firm)决斗的故事，流浪者和凯尔特人球迷之间由对立从而产生仇杀，在百多年来的“老字号”决斗中，这已经不是新闻了。2003年11月13日，就在格拉斯哥人阿历克斯·弗格森在纽约宣布他要购买中国少年董方卓的那一天，一个12岁的凯尔特人球迷，穿着一件凯尔特人球衣，被3个格拉斯哥球迷捅死街头。
如果有机会翻看一些格拉斯哥的球迷杂志(fanzine)，对于了解“老字号”的历史渊源会很有帮助。不过看这些杂志之前，得了解一些格拉斯哥当地球迷的宗教信仰状况：你首先得明白流浪者球迷大多都是新教徒(Protestant)，凯尔特人球迷大多都是罗马天主教徒(Catholic)。
随便拿一本流浪者球迷杂志，《跟随，跟随》(Follow Follow)，你能看到其中这样一段文字：
“在希特勒的核心部下中，只有一个新教徒——外交部长范·里本特洛普……而当时最著名的3个德国反纳粹领袖都是新教徒。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臭名昭著的阿道夫·希特勒也是个天主教徒。”
《跟随，跟随》有2万册的发行量，但它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老的流浪者球迷杂志。在格拉斯哥，这种流浪者球迷杂志共有7种，而且都能保持一定的盈利。流浪者球迷之广泛，数字之巨大，绝对是令人惊愕的。2003年9月中旬，流浪者俱乐部董事尼克·皮尔(Nick Peel)到深圳和健力宝足球俱乐部商谈合作事宜时亲口告诉我：“格拉斯哥流浪者在苏格兰、北爱尔兰和英格兰共有150万注册会员，每个赛季我们能卖出4万套季票——剩下1万个座位因为苏格兰足总的要求，不能作为季票销售，每个赛季排队等待购买季票的球迷超过了7万人。”
不要因为苏格兰超级联赛竞技水准的日渐平庸而忽略了格拉斯哥流浪者这个超大足球俱乐部的存在。可百多年来，不论流浪者多么强大，凯尔特人却始终能和对方保持均势。这正印证了对英国足球的一句写照：“没有德比，就没有现代足球。”流浪者和凯尔特人彼此恨之入骨，却又唇齿相依，长达百年的争斗，让双方都能在竞争的环境中成长，生命力越来越强。
也许流浪者和凯尔特人的球迷们，和我们中国球迷不是生活在同一个足球世界里。我们的足球世界，只有在和“老字号”恩怨扯上点关系时，才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即便如此，他们对外界的兴趣也是相当有限的。1984年是欧洲足球历史上最灰暗的一年，因为欧洲冠军杯决赛的海塞尔惨案，人们似乎都忘记了在这一年的这一场“老字号”德比战中，发生了2起未遂谋杀案、2起屠刀砍人案、1起开山斧伤人案、9起匕首伤人案和35起群殴。
其实类似这一连串的数据，你在每一个十年的“老字号”德比中都能找到，1995年，1975年，1968年……这似乎是赤裸裸的球场暴力，可只要和“老字号”扯上关系，事情就不像球场暴力那么简单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里，不论是政治斗争、经济冲突还是体育文化生活，只要牵扯到不同宗教，或者同一宗教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事件本身就会无比复杂。看看今天的中东、阿富汗和北非，就能验证这个事实。因此当宗教的影响力渗透到格拉斯哥足球时，在可预见的将来，暴力不会离开格拉斯哥足球，然而球迷对于俱乐部的无比忠诚，也将长久地延续下去。
5年前流浪者俱乐部已经公开宣布，不再允许球迷死后将自己的骨灰洒在IBROX球场，尼克·皮尔给出的解释是：“有太多球迷想让自己永远呆在IBROX，结果这影响到了我们球场草皮的质量，即便是夏季，部分场地都长不出草皮了……”
所有和格拉斯哥相关的小说，都无法回避“老字号”这个话题，每个英国人都知道，格拉斯哥是为足球而疯狂的城市，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和足球有关。根据欧足联2004年2月的官方统计，在整个欧洲，格拉斯哥地区在现场观看比赛的人数占整体人口的比例，排名第一位，观看足球电视转播的人数占整体人口总数的比例，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阿尔巴尼亚。对无法取得观看足球电视转播人数欧洲第一的地位，一位格拉斯哥凯尔特人球迷给我的解释是：“……在阿尔巴尼亚，除了看足球，他们恐怕没有其他事好干了。”
凯尔特人球迷都是天主教徒，流浪者球迷都是新教徒，不过两个俱乐部球员的宗教背景未必如此泾渭分明。凯尔特人用过不少新教徒球员，例如著名的“孔雀”伯尔蒂·匹克科。然而流浪者绝非如此。
格拉斯哥曾经有一个小有名气的“庞客”(punk)乐队，写过一首名叫《为什么流浪者从来不用天主教徒球员》的歌，流浪者俱乐部的回答相当诚恳：“我们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不能背弃的。”
尼克·皮尔给我的解释更加详细：“我们在1873年组建俱乐部时，就是一个长老教派教徒俱乐部，这么多年都是如此，要是改变俱乐部一致的宗教信仰，那将会发生不可想象的灾难。”1978年，一本格拉斯哥当地新教长老教派的杂志《BUSH》居然公开在杂志上讨论流浪者俱乐部是否应该引进天主教徒的问题，结果两个月内这本宗教月刊发行量从15000册暴跌到8000册，半年之内停刊。
即便今天你走进IBROX看台，仍然会发现被蓝色的主色调包围，甚至连乒乓球桌和台球桌都是蓝色的。流浪者无法摆脱传统，可是在社会公众心理盲从于“世界大同”或者“地球村”这些虚妄的概念时，在现代职业足球越来越屈从于商业利益时，他们也得与时俱进。引进各种不同类型的球员，对于扩大球迷基数有帮助，能为俱乐部商品和赞助合同找到更多顾客，于是在1989年，流浪者引进了第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球员：毛里斯·约翰斯顿。百年冰封的格局终于被打破。
对于约翰斯顿的加盟，凯尔特人的球迷杂志做出了迅速的回应，《NOT A VIEW》刊登了一篇长文，用滑稽的新闻体报道此事：“流浪者终结100年俱乐部传统，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居然买到了一名长相英俊的球员。”
实际上约翰斯顿并不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流浪者引进的第一名天主教徒球员。约翰斯顿的继父还是个新教徒，并且是死忠的流浪者球迷，只是约翰斯顿一直被认为是最坏的天主教徒球员。在 1986年的苏格兰足总杯决赛中，他用头去撞一名流浪者球员，被红牌罚下，下场时居然还对着流浪者球迷做出十字架手势，这是流浪者人不能承受的羞辱。
就在约翰斯顿加盟流浪者之前，他几乎已经和凯尔特人签约，当他改变主意之后，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的流浪者球迷协会举行了3000人的游行示威，抗议流浪者的决定。与此同时，凯尔特人球迷也在猛烈攻击约翰斯顿，天主教报纸《星期日苏格兰》描述约翰斯顿是“苏格兰足球的萨尔曼·拉什迪”(《撒旦诗篇》作者，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认定的穆斯林叛徒，被前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号召全球追杀)。
约翰斯顿的这次职业选择，让他同时冒犯了两派原教旨主义者，他的归宿也和四处藏匿的拉什迪一样：俱乐部在格拉斯哥，可他不敢居住此地，住在爱丁堡；他在爱丁堡的住宅被凯尔特人球迷查出后，有人用汽油炸弹进行轰炸；约翰斯顿最后请了24小时保镖来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可他的继父被凯尔特人球迷盟友们痛打之后，被迫迁离苏格兰。
在约翰斯顿效力流浪者期间，《跟随，跟随》杂志一直在研究这个天主教徒是否为“我们的”新教俱乐部尽了全力。不论他在球场表现如何，约翰斯顿肯定为讨好流浪者球迷尽了力，他甚至在一个球迷集会上学唱一首名叫《SASH》的新教徒歌曲，而且公然对着凯尔特人队队徽吐口水。约翰斯顿这些作法赢得了部分球迷的欢迎，例如英格兰斯托克港的流浪者球迷协会就选举他为1990年最佳流浪者球员，然而一年之后，约翰斯顿便离开了流浪者——他无法让流浪者变成一个天主教俱乐部，甚至一个无宗教信仰的足球俱乐部。所以一位流浪者球迷这样说过：“流浪者甚至可以签下爱踢球的罗马天主教皇保罗二世，但流浪者永远会是一个新教俱乐部。”
尼克·皮尔对约翰斯顿有着清晰的记忆。皮尔本人是目前流浪者俱乐部负责市场开发的董事经理——一个世袭的流浪者董事局尊贵席位。
也许因为他只有37岁，也许因为他在美国念的是商科博士学位，所以尼克并不完全认同“老字号”球迷之间的对抗和他们各自的强烈宗教倾向有关这一说法，一些球迷怪异的举动更让他难以理解。
“我记得当时很多球迷有这样一种态度，”尼克回忆道，“假设约翰斯顿在比赛中进球了，流浪者1比0领先，很多球迷会认为这个进球不算，比赛仍然是0比0。为了是否在主场比赛为约翰斯顿加油，差不多每场比赛都会有人为此打斗。奇怪的是，如果主队球迷不嘘他，约翰斯顿的表现就会更糟糕。”约翰斯顿始终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流浪者”。
约翰斯顿前脚刚走，另一个流浪者球员又被卷入到宗教猜疑之中：前锋马克·海特利。海特利是在英格兰成名已久的大前锋，先后效力过AC米兰和旺热执教的摩纳哥，因为在摩纳哥受了重伤而休整了两个赛季才加盟流浪者的。当时格拉斯哥坊间许多传言都说他实际上是个天主教徒。于是在流浪者比赛时，许多球迷会欢呼：“前进，女王的十大勇士！”——他们不用“十一大勇士！”，因为他们还在排斥或者猜疑海特利的宗教背景。同时从这句口号里，还能看出两个宗教派别的政治立场的区别：新教徒的历史背景大多是苏格兰人本地人，他们认同自己的“不列颠人”(British)身份，效忠女王、效忠大英帝国；天主教徒多半是从爱尔兰和南欧地区移民而来的人，他们只忠于罗马教宗，对于国家和女王概念模糊，甚至会在和新教徒敌对关系加剧的情况下，出现反女王、反英国的情绪。
此前流浪者著名球星特拉沃·弗朗西斯被猜疑过，因为有传言说弗朗西斯把孩子送进了一所天主教学校，马克·法尔考也得不到球迷信任，他自称是一个新教徒，可他有一种怪异的在胸前划十字的天主教徒式的习惯。英格兰国家队在1990年世界杯上的著名后卫——“屠夫”特里·布彻效力流浪者时也被人猜疑，最后布彻召开了一个著名的新闻发布会，当众澄清事实，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天主教徒。
海特利的际遇，比较约翰斯顿还是好一点，至少没人能肯定他是个天主教徒，不过只要海特利在比赛中把握不住得分机会，就会有人说：“哼，他毕竟是一个芬尼亚人！”(Fenian，芬尼亚组织是十九世纪中叶著名的爱尔兰反英统治组织，爱尔兰是一个传统的罗马天主教国家)。假设海特利连续3到4场比赛进不了球，会有很多流浪者球迷认为“这是天主教徒的本性在作怪”。所有这些关于海特利的天主教背景猜测，只是因为有人“认为”海特利的妻子是一个天主教徒。
当我问起尼克·皮尔，海特利究竟是不是个天主教徒？尊贵的流浪者董事推了推眼镜，认真地回答道：“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海特利本人从来不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觉得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天主教徒。”
难道从长相上都能分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区别？
“天主教徒，长着一头纯黑头发的比例更高，没有一点棕褐色的头发……”
如果到意大利去，纯黑头发的人比比皆是，他们当然是传统的罗马天主教徒，可是在爱尔兰棕褐色头发的人群并不少。尼克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实际上，只要有一丁点传言，将一个流浪者球员和天主教扯上半点关系，流浪者人都会极端忌讳。因为这种传言招罪的球员还有不少，其中包括著名的阿历克斯·弗格森，曼联的现役主教练。弗格森早年在格拉斯哥流浪者打过3个赛季，任职中锋。第一个赛季他是队中头号射手，可第一个赛季结束后，就有球迷发现他的妻子是天主教徒，弗格森在流浪者阵中地位一落千丈，到第三个赛季时，连预备队比赛都打不上，最终只能灰溜溜走人。至今弗格森对流浪者的宗教歧视仍耿耿于怀。
千年来天主教的宗教变异和教派分裂，让这种宗教内部形成了巨大的对立阵营，在足球上我们能看到一些具体的案例，在利物浦和埃弗顿的德比关系里就能看到一点，不过只有在流浪者和凯尔特人的宗教关系中得窥全貌。
“我刚买到流浪者的季票，第二天他们就签下了约翰斯顿。”十多年后，流浪者老球迷丹尼·豪斯顿还在感叹那一段荒诞的时光。豪斯顿是格拉斯哥“橙色球迷协会”的会长，在约翰斯顿效力流浪者的两个赛季里，他持有流浪者季票，却不去观看流浪者比赛，直到约翰斯顿离去那一天，他才重新踏进IBROX看台。
“橙色协会”是一个新教徒协会，由爱尔兰新教徒在1705年创立，后来才派生出豪斯顿主导的这个球迷协会。每年夏天，“橙色协会”都会在全苏格兰地区组织各种社区足球比赛，这种比赛总会因为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群殴而被中断。
豪斯顿很骄傲地宣称：“我们是真正的劳工阶层，效忠女王，个性纯朴，‘橙色球迷’会支持各种球队，像阿尔德里、法尔科克这种小俱乐部，不过绝大部分都是流浪者球迷。”
在2002年夏天的“橙色球迷”夏季联赛中，一个业余球员穿着一件凯尔特人球衣走进球场，当即被警察逮捕，罪名是此人蓄意破坏当地社区治安。
豪斯顿说他从来不反对流浪者引进一个外国的天主教徒球员：“他们为什么不找一个意大利人来，像罗伯特·巴乔、内斯塔、维埃里什么的，可是一个西苏格兰地区的天主教教徒，简直就相当于爱尔兰共和军！”
这个顽固的流浪者球迷还能援引各种事例来证明俱乐部引进约翰斯顿的谬误。他说西班牙的毕尔巴鄂竞技队签的全都是巴斯克球员，巴斯克地区的另一支球队皇家社会队虽然也会买些外援，但主体仍然是巴斯克人。他还说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联赛中，曾经有一支名叫马卡比的犹太人球队，纳粹一上台，就把这支球队给禁了。“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这么多跟宗教信仰、地方人种紧密相关的足球俱乐部，在引进人才的问题上，会跟二战时期的纳粹做法一样？”豪斯顿尖锐地指出，“为什么苏格兰人会那么顽固地认为格拉斯哥流浪者就是一个纯粹的新教俱乐部？为什么没有人指出，在凯尔特人队里没有新教徒？这都是历史和习俗形成的，事实就是如此，随意去改变，或者更恶心地出于商业目的去颠覆俱乐部的百年传统，而无顾我们的社会现实，只能招来不可挽救的恶果。”
利物浦俱乐部名宿，现布莱克本主教练索内斯，是当时奉劝流浪者签下约翰斯顿的人，那一年索内斯刚刚担任流浪者主教练，战绩彪炳。他后来还想让流浪者买下威尔士的天主教徒伊恩·拉什——拉什是索内斯在利物浦队的师弟，而拉什在尤文图斯踢球时说过，他到意大利踢球就是为了满足平生最大的愿望——得到教皇保罗二世的接见。对于拉什这样一个闻名于世的天主教射手，流浪者是决计不能容忍的。
此后流浪者还试图购买另外两名天主教球员，雷·霍顿和约翰·谢里登，不过都宣告失败。然而一个新教俱乐部在九十年代初期发生如此巨大的用人转变，敢冒球迷之大忌，原因和当时流浪者俱乐部主席大卫·穆雷的态度直接相关。
穆雷考虑的完全是商业利益，他甚至认为纯新教形象会影响流浪者的市场号召力，他的名言便是：“球迷希望流浪者永远是一个新教俱乐部，但赞助商不这么认为。”因此穆雷走上了迎合赞助商的道路，赞助商也给了流浪者充足的回报。
一个名叫马科斯·韦伯的德国社会学家曾经仔细地观察过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习性与社会规范的区别，他发现在格拉斯哥，一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混居区里，新教徒往往会更富有。在爱丁堡和其他英格兰城市里，例如利物浦，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混居社区里也会有这种现象，只是流浪者球迷如今都在强调他们和凯尔特人球迷一样贫穷。
从俱乐部的经济状况来看，流浪者一直是个富有的俱乐部，市场经营和商业运作也要更出色，凯尔特人则一直不如对手有钱，在所有的“老字号”比赛中，都能听到流浪者球迷在高唱《你们这帮穷光蛋》的歌曲。
凯尔特人俱乐部由凯利和怀特两大家族操控，他们的俱乐部经营方针更加宽松随意，赚的钱自然不如流浪者，所以流浪者商务董事尼克·皮尔会用一种半调侃的口吻说道：“我个人认为，从商业拓展上看，凯尔特人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为他们在许多地方还是一片空白。”
另一个名叫科林·格拉斯的流浪者球迷，现定居美国，他对流浪者的宗教色彩也感到不可理解。“我成为流浪者球迷，并不是因为宗教原因，”格拉斯说，“我只是喜欢流浪者球衣的颜色，自然而然地拥戴流浪者。可是流浪者在媒体的炒作中，成为了一个十足的宗教俱乐部。你知道当约翰斯顿加盟流浪者时的那些故事吗？据苏格兰的报纸报道，有几千名流浪者球迷退还了俱乐部季票，其实我当时就住在Ibrox球场旁边，我知道真实的情况，真正把季票退还给俱乐部的只有一张！”
从苏格兰社会传统和足球历史看来，流浪者始终是个强势俱乐部；在苏格兰，尤其是西苏格兰这个地区，媒体对凯尔特人的偏见是存在的。正如北爱尔兰，天主教就是一种被歧视的宗教。
“可是天主教徒时时不忘他们被歧视，”尼克·皮尔对我说，口气里很有些愤愤不平的意味，“我承认在这个社会里有对天主教的歧视，不过苏格兰媒体的歧视程度并不高，在苏格兰地区的就业问题上，天主教徒的确要吃一些亏，可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意识，不断强调自己是弱势群体，总在要求得到社会的尊重。表现在一场足球比赛上，裁判的判罚即便完全公正，只要判罚结果是对他们不利，凯尔特人球迷们就会闹个不停。我相信你每个周日走进一个天主教教堂，牧师都在教唆他的教徒反抗社会歧视。一种曾经的社会现象，如果长时间内被不断重复强调，结果只可能是现实情况被夸大，带来的只能是畸形的后果。”
至少在就业这一点上，天主教徒在格拉斯哥的日子并不顺意。格拉斯哥的股票交易市场上，共济会教徒(新教教派)的操作手势随处可见，却看不出什么天主教徒经纪人的存在。格拉斯哥的警察总署也完全是新教徒的天下，即便在2001年的格拉斯哥警署高层会议上，还能流传出这样的笑话——据《每日镜报》报道，当时的格拉斯哥高级督察巴里·弗格森说：“我总共提拔过两个天主教徒巡警，后来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个并不坏！”
如果一个名叫帕特里克·奥利莱(Patrick O＇leary)的人要想在格拉斯哥谋得一份白领阶层的差事，他遭遇的磨难肯定比其他人多得多，因为“帕特里克·奥利莱”这是一个标准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姓名。前利兹联队著名少帅、现阿斯顿维拉主教练奥利莱就来自爱尔兰，看他的名字就知道是天主教徒。诸如布里奇特·特雷萨(Bridget Teresa)这种名字，也因为天主教意味太浓，而必然会在格拉斯哥招致新教徒白眼。
即便两种宗教背景的人说的都是格拉斯哥口音的苏格兰英语，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说话发音上都有区别。例如“楼梯”stair这个单词，新教徒的发音是标准的苏格兰腔：steer，而天主教徒肯定带有爱尔兰腔——stayer。如今的美国英语，在发音上和英国英语的区别之一，便是美国英语发音更平、卷舌音和小舌音更多，而这些原因，都是因为美国建国早期大量的爱尔兰移民——如肯尼迪家族，从爱尔兰带过去的英语发音习惯。
如果天主教徒真要抱怨他们被歧视的现实，他们只能更痛恨四百多年前在欧洲大陆日尔曼地区掀起宗教改革运动的马丁·路德，是马丁·路德利用近代传媒手段，颠覆了罗马教宗对欧洲社会的精神统治。不过在格拉斯哥，天主教徒的政治力量仍然相当强大，例如格拉斯哥的工党就完全是天主教徒党。
“老字号”德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比赛？
“世界上最糟糕的俱乐部足球比赛。”差不多每个凯尔特人球迷都会这样告诉你。不过真正参加这种比赛的球员会有什么感受呢？瑞典前锋拉尔森会说：“这是世界上最刺激的比赛。足球运动员都是斗士，没有比凯尔特人和流浪者的德比更需要斗士精神的比赛了。”
格拉斯哥有个很出名的牙医名叫吉姆·克雷格，他曾经是凯尔特人的右后卫，六十年代效力凯尔特人时，他在一场“老字号”德比战中自摆乌龙，至今仍是流浪者球迷的嘲笑对象。“屠夫”布彻在凯尔特人也有类似的经历，当布彻在“老字号”德比头球解围攻破自家大门后，克雷格专门打电话给布彻：“谢谢你让凯尔特人球迷又一次谈论起了我，不过和你相比，我是一个更好的凯尔特人。”
没有一个格拉斯哥人希望“老字号”德比变得更加温和平静，每个赛季能有4次机会走进自己钟爱或者自己痛恨的球场，去发泄自己对百年仇敌无穷的愤怒，这已经成为了每个格拉斯哥人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在七十年代，曾经因为足球暴力太过猛烈，有过不对外售票的“老字号”比赛，结果双方球迷站在球场外面各自为阵，对着对方怒吼。两大俱乐部的许多球员都因为在“老字号”德比中的表现，或成王或成寇。
瑞典前锋拉尔森无疑将成为凯尔特人的传奇人物，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对凯尔特人球迷的忠心是深有感触的。2001年夏天，拉尔森曾经到爱尔兰乌尔斯特地区短暂地度假，他忽然接到俱乐部的紧急通知，希望他看望一位当地的凯尔特人球迷，此人身患绝症，危在旦夕。拉尔森买了些小礼物去看这位球迷，两个月新赛季开始后，他在格拉斯哥见到了病人的儿子，儿子告诉拉尔森，因为他的造访，父亲的生命“延续了5周”，在这5周里，奄奄一息的父亲念念不忘的就是一个凯尔特人球员来看望了他。
“职业球员们每天都在抱怨，或许因为和主教练关系紧张，或许因为身体受伤，或许因为打不上主力，可是想像这个临终的凯尔特人球迷，我总能感觉足球是一项伟大的运动，一项苏格兰人永远无法离弃的运动。”拉尔森说道。
历史上最伟大的凯尔特人队，是1967年名帅斯坦恩率领的“里斯本之狮”，当年的凯尔特人在里斯本举行的欧洲冠军杯决赛中2比1战胜名帅赫雷拉麾下的国际米兰，成为第一支问鼎欧洲冠军杯的英国球队。3年之后，凯尔特人又一次杀进了欧洲冠军杯决赛，不过这一次他们输给了荷兰的费耶诺德。
斯坦恩被认为是一个提升了天主教徒在苏格兰社会地位的人，他也担任过苏格兰国家队主教练，是阿历克斯·弗格森的授业恩师。
在凯尔特人称雄欧洲之后的三十多年里，格拉斯哥的社会体制发生了许多变化，越来越多的天主教徒律师、医生出现，像克雷格这样一个前凯尔特人球员，能通过退役后念大学的途径，成为格拉斯哥一个门庭若市的著名牙医，在40年前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经历了九十年代流浪者独霸苏格兰联赛的局面后，凯尔特人逐渐恢复生机，2003年夏天打进欧洲联盟杯决赛，一路上淘汰布莱克本和利物浦两支英超劲旅，被认为是苏格兰足球走向复兴的迹象。许多旁观者也认为，流浪者和凯尔特人的齐头并进，是“老字号”世仇逐渐缓和、宗教对足球的影响被社会舆论稀释的结果，可是只有格拉斯哥人知道，巨大的鸿沟将永久存留下去，他们每天都在品味着宗教对足球的奇异影响。他们彼此有着无法消减的仇恨，而这种仇恨又正是让他们彼此共存的一种奇异纽带。
“老字号德比”将全世界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分成了两派，不论是美国的爱尔兰后裔，南非的苏格兰移民还是在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无一例外。在爱尔兰，只要是天主教徒，几乎都是凯尔特人的球迷，曼联队队长罗伊·基恩在2003年9月就对我说过：
“我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曼联的球迷，可他们同时也是凯尔特人的球迷。喜爱曼联，是因为曼联在足球场上的伟大，但支持凯尔特人则完全因为我们是天主教徒。从很小开始，父亲就向我灌输格拉斯哥凯尔特人的观念。拥护凯尔特人是不需要理由的，对我的家人来说，支持凯尔特人是上帝的使命，而支持曼联却有了许多世俗的原因。”
1997年秋天，基恩因为十字韧带撕裂养伤时，他曾经戴着一顶棒球帽，和几个朋友赶往格拉斯哥去看凯尔特人的一场比赛；不过他的伪装马上就被人发现了，基恩记得当时有个苏格兰哥们对他说道：
“嘿，你不是他*的基恩吗？”
基恩以为自己碰到了麻烦。
没想到这个球迷愣了一下，然后问道：“傻瓜，你什么时候加盟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
基恩的朋友笑道：“他正效力于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
那个凯尔特人球迷也乐了：“不，我是说凯尔特人！世界上最好的俱乐部！”
基恩后来在他那本充满争议的自传里，记录了这一段有趣的对话；他知道，对于凯尔特人球迷、对于爱尔兰球迷来说，一辈子最大的骄傲，就是能穿上凯尔特人战袍对垒流浪者。
最具代表性的这种“老字号情结”，还是北爱尔兰的厄斯特地区(ULSTER)。这只是一个小城，市长布鲁斯特是个流浪者球迷，左眼下方有一块明显的疤痕。“这是格拉斯哥给我留下的回忆，”布鲁斯特笑道，“我们这里是一个流浪者球迷和凯尔特人球迷的混居区，敌对情绪比格拉斯哥还厉害。因此每隔几个月，如果我们能到格拉斯哥去，在现场看球的90分钟内把怒火全部发泄掉，实在是人生的一大享受。”
在布鲁斯特看来，格拉斯哥的“老字号”敌对球迷还算比较安静的了。在贝尔法斯特，北爱尔兰的首府，流浪者球迷和凯尔特人球迷已经能和平共处，不过他们共存的原则是：“什么都不要说，谁都不要开口。”因为一旦开口，必会贾祸，甚至可能招致无妄之灾。贝尔法斯特人，或许因为长期生活在宗教冲突的恐怖阴影下，已经变得极为谨小慎微，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宗教问题和政治观念表达任何明确的观点，因此苏格兰的“老字号”足球场成了他们宣泄感情的惟一选择。
贝尔法斯特也曾经有过一支凯尔特人队，在1891年成立，差不多是格拉斯哥凯尔特人队的分支，这支球队和新教球队的比赛总是充满了暴力。1949年，在贝尔法斯特凯尔特人队的一场比赛中，几个球迷冲进球场，打断了一个对手新教球员的腿，于是贝尔法斯特凯尔特人队被禁赛，这个曾经统治北爱尔兰足球近20年的俱乐部从此烟消云散。
此后又有一支天主教球队在贝尔法斯特出现，克里夫顿维尔队。在北爱尔兰这么一个绝对新教地区，加之北爱尔兰与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地区长久尖锐的矛盾，加上爱尔兰共和军这种争取地区独立的恐怖组织的长期武装斗争，一支天主教球队要想在这种环境里生存极为艰难。七十年代的克里夫顿维尔的比赛中，即便有手榴弹扔进球场，球迷也不会觉得太吃惊，对手的新教徒球迷甚至会高唱：“我们又扔进去了一个！”而克里夫顿维尔的球迷会用同样的曲调还击道：“炸死的是那些该死的流浪者！”流浪者在这里被用来泛指新教徒球员。
足球在贝尔法斯特，已经变成了一场宗教战争。
女王大学是贝尔法斯特的最高学府，既有流浪者球迷协会，也有凯尔特人球迷协会。学校里每个流浪者球迷家中，都能看见流浪者围巾或者茶杯，流浪者球迷领袖和凯尔特人球迷领袖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交往的，不过他们见面时，就像是两个外交官在打交道，每人背后都藏着一把匕首。
我在利物浦结识的朋友林奇·布鲁斯特，就是毕业于女王大学政治学专业的，他承认：“最疯狂的流浪者球迷和凯尔特人球迷，其实都来自北爱尔兰。”这个城市的凯尔特人球迷通常会走极端，如果在“老字号德比”战中，看见一些凯尔特人球迷，身披三色旗，衣服上绣着教皇的画像，围巾上更有一句极其醒目的话：“让女王去死吧！”这样的凯尔特人球迷肯定来自北爱尔兰。
女王大学的社会心理学专业曾经在贝尔法斯特凯尔特人球迷当中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
——50％的贝尔法斯特凯尔特人球迷没有全职工作；
——这些人当中80％的人每个赛季都要去格拉斯哥观看凯尔特人的所有主场比赛；
——这些人当中49％的人每个赛季要花费500英镑购买凯尔特人俱乐部的各种商品；
——填表的2380人当中，有80％表示他们在政治上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政党新芬党。填表人当中，更有42％的人认为，凯尔特人球迷不是“不列颠人”British，不应该向英国女王效忠。
每个凯尔特人主场，都会有一个名叫里瓦的贝尔法斯特球迷出现，他是一个疯狂的凯尔特人球迷。在凯尔特人公园附近的酒吧里，经常可以看见他一个人跳上吧台，大喊一声：“你们听到流浪者在号叫了吗？”当然，大部分时间，这个疯子是没有人理睬的。2002－2003赛季的最后一次“老字号德比”，里瓦离奇地没有出现在球场，原因是比赛开始之前，他在大街上冲着一个骑警的马大喊大叫，结果被警察逮捕。
约翰斯顿在流浪者的遭遇，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笑话，可是一个效力于凯尔特人的天主教徒，日子同样过得不舒服，他的痛苦经历在参加过“老字号德比”的球员当中都不为多见。
这个人就是前北爱尔兰国脚尼尔·列农。一个三度受到死亡威胁，在2003年不得不宣布退出北爱尔兰国家队的球员。
列农是凯尔特人队的队长之一，成名于莱斯特城，在英超是第一流的防守型中场，许多行家都认为这个朴实无华的球员，是远被媒体低估的球员，曼联主帅弗格森多次想收购这名球员，然而列农却很忌讳弗格森的宗教背景。“我很难想像自己怎么在一个新教徒或者英国国教徒的主教练手下工作，”低调的列农说过，“我们的性格和生活习惯都会有很大区别，我只愿意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生活下去。”
在莱斯特，列农的主教练是马丁·奥尼尔，一个爱尔兰人，所以他俩的相处极为融洽，莱斯特也在这两个天主教徒的勤奋工作下节节高升，不仅在九十年代末保住了英超中游球队地位，还取得过联赛杯冠军。
奥尼尔作为目前英伦乃至欧洲最被看好的年轻教头，在2000年入主凯尔特人，另一个爱尔兰人大卫·奥利莱成为利兹联主教练后，也极力拉拢列农加入利兹联，可是谨慎的列农对利兹地区严重的种族歧视和宗教歧视非常忌讳，而且就在这年夏天，他的北爱尔兰家人收到了死亡威胁的邮件。天主教徒在北爱尔兰是弱势群体，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之所以百年无法解决，就是因为政教之争的结果。北爱尔兰以新教徒为主，爱尔兰则是传统天主教国家。同在一座小岛上，却因为英王多年殖民性的教化，硬生生地把一个地区分裂成两个敌对宗教派别。
列农从小就是在北爱尔兰的宗教歧视环境中长大的，他回忆说从他懂事开始，贝尔法斯特街头就没有少过暴力事件。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希望爱尔兰达成统一，然而强势的新教徒团体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土地被天主教国家爱尔兰统一？伦敦政府用各种方式来干涉并影响爱尔兰的政治，而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也有外国政治力量的援助——美国人。爱尔兰人后裔在美国有着强大的势力，例如肯尼迪家族。
很多英国人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布莱尔在“9·11”之后，会那样愚蠢地支持小布什；根据英国媒体透露，就在“9·11”惨案爆发过后20分钟，布莱尔已经和小布什达成了一项妥协：英国全面支持美国的政治立场，而美国退出对北爱尔兰事务的影响。所以在“9·11”惨案发生后不到50分钟时间里，布莱尔出面宣布英国绝对支持美国的反恐立场。几年前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时，曾经造访都柏林，当时都柏林万人空巷，由此可见美国人在爱尔兰的影响力。
列农拒绝利兹联后，追随奥尼尔来到凯尔特人，很快得到了凯尔特人球迷的拥戴，可他在北爱尔兰的声望更受影响，新教徒球迷对这个国脚无比痛恨；列农父母的家经常被敌对球迷骚扰，不得不三次搬家。2002年11月，就在欧洲联盟杯对布莱克本的比赛前一天早上，列农正准备开车出去训练，结果发现跑车右胎被子弹射穿。这天稍晚时候，列农宣布自己永远退出北爱尔兰国家队。他不愿意再因为宗教和足球牵扯不清的关系，威胁到自己和家人的生命；然而列农甚至不敢当众表达他的愤怒，因为他知道在北爱尔兰那个地区，宗教狂热和宗教仇恨，会给一个人形成多么大的灾难。列农退出国家队的决定，只能通过发表一纸简单声明，而不能有任何解释和抱怨。
每个到英国看过足球比赛的外国人，无不被英国球迷文化所倾倒，而全欧洲的足球迷都会希望自己有机会到格拉斯哥观看“老字号德比”。即便在瑞士，都有一本流浪者球迷杂志，名叫《流浪者的陌生人》(Strangers on Rangers)。许多外国球迷都在模仿英国球迷的举动，尤其是在政治解禁之后的东欧。
目前足球流氓问题最严重的，不是英国，而是一些东欧国家；即便是英国球迷宣唱的球队歌曲，例如利物浦和凯尔特人共有的队歌《你永远不会独行》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也成为了许多欧洲大陆球队球迷高唱的歌曲。2003年10月，曼联在欧洲冠军杯中客场挑战斯图加特，弗格森发现赛前斯图加特球迷都在唱这首歌，于是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危险的安菲尔德”。2002年11月，利物浦和凯尔特人在欧洲联盟杯相遇时，两队球迷都在高唱《你永远不会独行》，更成了联盟杯上的一大胜景。
英国的球迷是特殊的，“老字号德比”的球迷就更加特殊。在英国，足球本身的发展，与球迷文化的发展完全同步。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球迷相比，英国球迷更热忱、更投入，自己所支持的球队、自己对俱乐部的观念，永远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像曼城球迷至今还要争论球场人浪是他们的首创；利物浦球迷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幽默的球迷；而利兹联球迷在所有英国球迷眼中，都被认为是种族主义者；不论米尔沃尔俱乐部多么努力，这个南伦敦俱乐部都被认为是足球流氓的温床。
忠诚是英国球迷的最高品质，所以流浪者球迷杂志《跟随，跟随》会这样说：“凯尔特人球迷对大英帝国的忠诚，远不如他们对那个愚蠢俱乐部忠诚的十分之一。”
差不多每个英国人都有他支持的球队。例如一个阿伯丁球迷，他也会乐意阅读关于贝克汉姆、欧文的新闻，可对他来说，阿伯丁的所有动态才是最重要的。荷兰和德国的球迷也有一定的忠诚度，但远不如英国人坚定。在英国社会里，你可以发现许多一辈子可能从来没碰过足球的人，但这些人同样是无比忠诚的俱乐部球迷，即便他们支持的只是卢顿或者韦康比这种低级别俱乐部，但他们每周都会去看这些乙级、丙级甚至非职业俱乐部的比赛。
在意大利、德国和荷兰这些足球发达国家，也有一些死忠球迷，可他们对俱乐部的情感多少是有些被动的，他们热爱自己的球队，却未必愿意为这支球队付出一切。离开球场，他们仍能回到自己正常的生活中去，换句话说，这样的球迷也希望自己的球队不断赢球，可只要能赢球，他们不会在乎敌对球队的球迷在球场里比他们呼喊得更大声。可是在格拉斯哥，这种心不在焉的球迷是不存在的。两支劲旅的球迷协会在德比开始前几周就在策划各种助兴活动，目的就是要压倒对手。1984年的海塞尔惨案，虽然被归结于英国足球流氓的暴乱，然而了解到英国球迷那种全身心的投入，那种不论场上场下都要压倒对方的狂热，对于那次大灾难也就不是完全不能理解了。
历史是英国足球最引以为傲的传统，因此像“老字号德比”这样两支老牌球队在交手的同时，历史也在交锋。每个凯尔特人球迷都会津津乐道地向你讲述“里斯本之狮”的伟大，以及2002－2003赛季，他们如何在欧洲联盟杯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淘汰布莱克本和利物浦两支英超劲旅，进入联盟杯决赛。同时每个“老字号德比”的球迷，都知道1931年的那桩惨案：流浪者前锋山姆·英格利什在冲抢中无意撞到凯尔特人门将约翰·汤普森的头部，汤普森重伤致死。
凯尔特人球迷还有一首歌凭吊汤普森，歌中唱道：“这是一支伟大的老球队，如果你知道自己的历史，你的心房也会为之跳跃……”每当这首歌在“老字号德比”中唱响时，流浪者球迷必然会用同样的曲调还击：“你们有的只是历史！”
其他国家的足球文化历史，和英国比起来就十分可怜了。德国人能记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过什么伟大比赛吗？除了纳粹旗帜和希特勒。在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前苏联的各足球俱乐部因为政治原因纷纷改名，斯大林甚至因为政治原因，勒令解散莫斯科CSKA俱乐部。阿贾克斯是荷兰最光荣的俱乐部，然而在1996年他们搬迁到阿姆斯特丹城外的新球场时，球迷居然任其来去，没有谁抱怨新球场离他们的居住地太远，这在英国都是不可能的。
英国球迷是幸福的，他们热爱足球，也热爱自己创造的足球文化，甚至可以说，他们热爱对敌人的仇恨。凯尔特人球迷和流浪者球迷是相互敌对，也相互支撑的。没有一个那么强大并且可憎的对手，怎么能体现出自己的强大？怎么能迸发出对自己所支持的俱乐部的全部热爱？敌人是一种外力，对敌人的恨能深化对自己支持俱乐部的爱。在格拉斯哥这座古城里，围绕着足球的因恨成爱，和男女情事中的因爱成恨，一样的迷乱不清。
在凯尔特人公园，差不多每次德比上演，都会出现这样一张提问式的大条幅：“流浪者第一次打败凯尔特人用了4年时间。此话是对还是错？”所有的凯尔特人球迷会齐声喊道“NO……”然后静默片刻，他们又会齐声喊道：“5年！”这便是每次凯尔特人主场的“老字号德比”送给流浪者球迷的礼物。
善意的玩笑不少，残酷的玩笑也不少。在爱尔兰共和军猖獗活动期间，差不多所有的凯尔特人球迷都会高唱支持爱尔兰共和军的歌曲，即便他们未必真正支持这个恐怖主义组织。而流浪者球迷总会用一句简单的话语来激怒凯尔特人球迷：“让教皇滚蛋！”(No……Pope of Rome)90分钟的“老字号德比”，从意义上看，真正令人赏心悦目的足球成份并不高。与其说是苏格兰两支顶尖球队的较量，不如说是一群敌对球迷的较量，这种情况直到近年双方不断引进外援才有所好转。然而像拉尔森、罗纳德·德波尔、列农、卡尼吉亚和汤普森这些顶级外援，也不由自主地在“老字号”情结影响下，在激情中湮没了自己的才艺。莱因克尔说过，特里·布彻在英格兰国家队时，经常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流浪者的歌曲。“屠夫”布彻退役后，一直在苏格兰执教，他是一个被苏格兰化的英格兰人。
再去了解一下足球之外的格拉斯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宗教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隔离并没有如同社会学家分析的那样壁垒森严。政教之争，的确是凯尔特人和流浪者成为天敌的原因，可是在2003年的格拉斯哥，有40％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通婚，在小布什入侵伊拉克之前，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支持布莱尔的新工党。“老字号德比”的情结，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宗教分野的起源，长期的争斗和彼此敌视，已经在双方球迷阵营当中形成了一种对立又统一的复杂关系，双方球迷都乐在其中。这些球迷，真正每周都去天主教教堂的，恐怕寥寥无几，真正信仰上帝的人，恐怕也不多，可他们仍然坚守着历史留给他们的财富——一种因为足球产生的敌对愉悦。
位于大不列颠岛北部的苏格兰，人口不过520万，在英国总人口里只占10％，但是这个以格拉斯哥为政治经济中心、以爱丁堡为文化中心的地区，在英国社会中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这里是英国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里又是和英格兰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苏格兰山丘广布，独特的高地风光，充满了凄美壮丽的气质，山峦之间，湖泊密布，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是“千湖之国”。从表面上看，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区别不大，可是苏格兰人是凯尔特人的后裔，如果从人种学的角度看，他们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后裔的英格兰人有着本质区别，而且苏格兰人有着自己的本民族语言：盖尔语。
时代的变迁和数百年来的相互融合，苏格兰人也以英文作为自己的语言，不过苏格兰英语和伦敦英语在发音上有着很大的区别，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即便英文流利，连话很可能都听不懂。苏格兰人英语发音更直更硬，卷舌音也更少，所以近年来许多中国家长将孩子送到教育事业发达的苏格兰求学，但他们得明白，自己的孩子在苏格兰，是学不会“一口流利英国英语”的——在中国人心目中，流利的英国英语，还是以南部伦敦腔为基准的BBC式的英语。
苏格兰人所说的，还有很多当地的俚语，例如湖泊在他们口中不是lake，而是loch，山峰不叫peak，而叫ben。以不解之谜水怪闻名的尼斯湖，英文名是Loch Ness，全英国海拔最高的山峰本尼维斯，英文名是Ben Nevis。
风笛(bagpipes)和威士忌，是苏格兰的特产。风笛幽怨凄凉，和苏格兰高地那种辽旷寂寥的场景十分协调。这种乐器，因为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被大量使用，从而再度风行全球。在英国，每次女王盛装出行时，开道的必然是皇家卫队中的苏格兰风笛队。在苏格兰，这些男士组成的苏格兰风笛队，穿的都是苏格兰传统的格子呢折叠裙，而且裙子里不穿内裤！由于苏格兰这个地区迫于寒冷气候和缺少耕地的地理环境，苏格兰人大多勤劳简朴，十分节约。风笛队穿格子呢裙不穿内裤，也成了英格兰人讥笑苏格兰人吝啬的把柄。
威士忌较于风笛，在这个世界上更加有名。Whiskey一词来自苏格兰土语盖尔语，意思是生命之水。这是一种酒精浓度相当高的烈性酒，酿造的原材料，是苏格兰高地上出产的大麦。在苏格兰高地，日照时间长，但温度不高，而且空气相对干燥，所以这种大麦的糖份含量相当高，酿出来的威士忌酒色呈深红色，香味十分浓郁。苏格兰威士忌，也是数百年来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风行的酒精类饮料。在苏格兰，生产威士忌的共有两百多间酒厂，品牌更是纷繁复杂，据说按照种类分，都在四千以上。
我曾经拜访过一位凯尔特人老球迷的书房，名为书房，走进去一看，一面整墙都被改成了酒墙，一百二十多种不同的威士忌就向下斜插在特别木制的酒墙立架上。老头除了足球之外，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书房里捧一本彭斯诗集，然后自斟自饮。
说到彭斯(Burns)，也是一个值得介绍的苏格兰大人物，这位苏格兰民族诗人生于1759年，1796年英年早逝。彭斯一直倡导苏格兰独立，曾经有过自筹资金购买大炮抗击英格兰人统治的义举，因此在苏格兰民间声誉极高，历经两百余年，威名不坠。格拉斯哥附近的苏格兰人，把彭斯的诞辰(每年1月25日)定为了节庆日。在这个彭斯之夜(Burns Night)上，苏格兰人会极其豪爽，欢颂彭斯诗歌的同时，还要和亲朋好友分享苏格兰国菜Haggis——一种在羊内脏加上羊油、燕麦、洋葱和其他内容的特别菜肴，着实令人大快朵颐。就因为苏格兰有Haggis这道相对复杂的菜肴，苏格兰也会嘲笑英格兰人：“你们除了烤鱼加薯条(Fish and Chips)外，就没有自己的菜谱了。”
2002年冬天，系列电影007新片在伦敦公映，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亲临现场，所以扮演过詹姆斯·邦德的男星们都到场了，独缺第一位007——苏格兰人肖恩·康纳利。
康纳利不给女王面子有他自己的理由，因为过去40年，这位苏格兰影帝都是苏格兰独立运动的狂热支持者。据说康纳利每部电影的片酬，有三分之一要捐给苏格兰独立运动基金。尽管400年前，苏格兰和英格兰就完成了合并，可是400年来像康纳利这样的苏格兰独立战士从来没有消失过。
苏格兰人承认自己是不列颠人(British)，可是如果你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思维，称他们是英国人时(English)，苏格兰人通常都会生气，他们有着自己的独立民族意识。
大概在公元前，凯尔特人部落的一支——皮克特人，就开始在苏格兰高地生息繁衍。他们是有史可考的最早的不列颠岛居民。皮克特人以狩猎为生，身体强健，习性骠悍。当罗马帝国的军团入侵不列颠岛时，铁蹄曾经踏进苏格兰地区，不过由于皮克特人的强力抗击，也因为劳师远征，罗马人放弃了征服苏格兰的企图，只是在今天苏格兰和英格兰交界处修起了一座防御性长墙，史称哈德良长城，遗迹至今仍是对逝者的凭吊之地。这道长墙将不列颠岛割裂开来，从而形成了千百年后在人们头脑中都无法愈合的裂缝。
在公元五世纪时，另外一支凯尔特人的部落分支苏格兰人Scot从北爱尔兰跨海而来，此时的皮克特人日渐势微，苏格兰人兵不血刃，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王国，苏格兰之名称也因此而得。十一世纪初，马尔科姆二世在位时，苏格兰地区实现了大一统，此后千年的历史，完全是一部和英格兰杀戮抗争，又相互融合的复杂历史。
在公元十三世纪时，英格兰军队北上，想要把苏格兰纳入版图以内。就在1306年，罗伯特一世登基，这位苏格兰王就是许多中国小学课本里都出现过的苏格兰民族英雄布鲁斯。布鲁斯在率军抗击英格兰侵略者过程中，屡战屡败，他也曾灰心丧气，不过一次深夜独居，看到蜘蛛结网时那种坚韧精神，从而大受启发，在战争中变得更加强悍，不屈不挠，终于领导苏格兰人打败了入侵者，维持了苏格兰的独立。布鲁斯至今仍是苏格兰的象征，苏格兰人也称其为布鲁斯，国王头衔反而逐渐被人遗忘。在格拉斯哥、爱丁堡、邓迪、阿伯丁和吉尔马诺克等苏格兰城市的中心广场里，都能看到布鲁斯的坚毅形象，他代表着苏格兰人热爱自由和百折不挠的民族精神。
到了公元十六世纪，宗教改革风潮从欧洲大陆快速蔓延到苏格兰，长老会取代罗马天主教的地位，成为了苏格兰的实际统治者，代表罗马天主教和王权的玛丽女王被赶出苏格兰，王位继承者为玛丽女王的儿子詹姆斯六世。1603年，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去世，由于没有王储，詹姆斯六世以亲属关系远赴伦敦继承王位，两个敌对国家终于以这种和平形式实现了合并。由于苏格兰和英格兰在宗教改革过程中同一处甚多，两个社会又都走上了工商业发展道路，詹姆斯六世的统治，得到了两国上下的支持。
这种统一直接促进了苏格兰的煤矿业、钢铁业、造船业、纺织业的发展，经济实现了腾飞，苏格兰成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地带，这种经济黄金时代直到二战之后才逐渐消失。然而无论是工业革命期间，还是二战过后的社会大萧条，400年来，苏格兰人对“统一的英国”始终保持着暧昧态度。一方面他们知道只有一个统一的英国才能让苏格兰抵御国际社会的风暴，才能让他们的经济和生活水平有保障；另一方面，苏格兰人又不能容忍自己实际上被英格兰人统治的现实，更不能容忍自身文化在英格兰文化侵蚀下的消亡。于是苏格兰便一直处于这种社会矛盾之中。
二战过后，英国中央政府也逐渐放宽了对苏格兰社会的约束，苏格兰内阁得以成立，机构设在爱丁堡，基本上相当于一个独立地方政府，苏格兰的自治程度得到了一定提高。
苏格兰是高尔夫球的故乡，这里的高地特色和茵茵绿地，为高尔夫运动提供了最好的运动场所。在苏格兰，打高尔夫球不是一项奢侈运动，而是一种大众化运动。在格拉斯哥郊外，你只要出10英镑，就能租借高尔夫球场的器具，打上一个9洞高尔夫练习赛，价格实在便宜。苏格兰的东部城市圣安德鲁斯，更是一个闻名遐尔的高尔夫球圣地。
或许是因为对苏格兰的陌生，或许是因为英格兰在国际上影响太大，说起高尔夫，很多人都以为这是英格兰人的创造。跟高尔夫一样，苏格兰民族对世界文化有过很多伟大的创造发明，诞生过许多了不起的人物，但他们一直都生活在英格兰这个强势民族的文化阴影下，这可能也是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若即若离关系的原因之一。
从十七世纪开始，因为不列颠岛的统一，以及海外远洋贸易的发展，苏格兰经济进入腾飞期。这片高地煤、铁资源都十分丰富，又有良好的港湾，到欧洲大陆、非洲和北美洲的距离也比较合适，因此采矿、炼钢、造船和纺织等工业在苏格兰纷纷发展。到十八世纪末，格拉斯哥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工业中心，苏格兰也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历史的记载总有些偏差，例如曼彻斯特一直被描述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世界工厂”，实际上曼彻斯特取代格拉斯哥的工业地位，是发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的事。苏格兰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为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苏格兰人瓦特成功发明了蒸汽机，从而让人类文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动力机械开始出现并投入使用，大生产时代取代了手工作坊；爱丁堡人贝尔是电话的发明者，这种发明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的通讯方式；青霉素的发明者弗莱明也来自苏格兰，他的抗生素疗法成为了拯救伤患的良药。
不仅仅有这些伟大的创造发明，工业革命前后，苏格兰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都领先于世界。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史密斯就是爱丁堡大学的骄傲，《国富论》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经济思维方式，市场经济学理论由此有了完整的框架，后来清末中国著名学者严复将《国富论》翻译成中文，便是对辛亥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原富》。
在英国社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痛苦的产业转型期里，苏格兰经历了经济衰退，不过简朴勤恳的苏格兰人很早就找到了出路，在六十年代初便兴办半导体工厂，如今在格拉斯哥周边的东吉尔布莱德至利文斯顿的地带，已经形成了一个“苏格兰硅谷”，这是一个高新技术专区，提供英国60％的集成电路板以及其他相关高科技产品。
此外苏格兰的重型机械业也有一定优势，北海油田的开发，让苏格兰的重工业有了复苏的迹象，如今阿伯丁已经成为了英国最大的石油基地城市。传统产业方面，花格呢(tartan)仍是苏格兰特色的产品，用来制作苏格兰男人传统的格子裙。
苏格兰自身的古老文化，随着社会和经济进步，也在逐步发展。在教育领域里，苏格兰一直领先英格兰，当牛津剑桥两大名校创立时，苏格兰已经有了四所大学；目前的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都是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在经济、文学、信息产业、化学和机械等多项领域里领先。
到了十九世纪，由于英格兰工业的蓬勃发展，格拉斯哥的工业首都地位，逐渐让位于曼彻斯特和伯明翰，苏格兰的就业机会和工薪待遇，也开始比不上英格兰，于是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就有大批苏格兰人南移寻找就业机会。由于现代足球在苏格兰起源与英格兰基本同期，发展速度也完全同步，所以当大量苏格兰人涌入英格兰后，也为英格兰带来了许多优秀的足球人才。
苏格兰人体格上并不高大，但是精干灵活，而且意志极其顽强，在英格兰一些足球豪门起步的初期，都留下了许多苏格兰人的烙印，特别是阿森纳和利物浦。在利物浦这个以爱尔兰人为主体的移民城市里，有不少从苏格兰迁移过来的爱尔兰人，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姓氏都有一个Mc字头。当利物浦和埃弗顿早年分家时，埃弗顿全队迁出安菲尔德，利物浦只剩下一个空俱乐部壳子，俱乐部为了维持生存，雇用了大批苏格兰人踢球。由于苏格兰人崇尚红色，所以利物浦成了“红军”。阿森纳的情况也和利物浦类似，因此阿森纳的主场球衣也是以红色色调为主。
一战和二战让苏格兰足球人才的南流产生了断层，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隔期里，仍然有一批苏格兰足球天才进入英格兰，他们人数不多，却对后来的英格兰职业足球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战之前，一个名叫比尔·香克利的苏格兰后卫，在英格兰顶级联赛的强队普莱斯顿成为了主力，他的苏格兰国家队队友马特·巴斯比，则在另一支英格兰强队曼彻斯特联队成名。两位苏格兰人退役后，都没有回到故乡，而是在英格兰继续执教，并且成为了影响遍及世界足坛的传奇教练。
巴斯比从四十年代末开始执教曼彻斯特联队，很快培养出第一批“巴斯比男孩”，可惜在1957年的慕尼黑空难中，一代人才毁于一旦。此后巴斯比卧薪尝胆，继续挖掘潜力、培养本土人才，以博比·查尔顿、乔治·贝斯特以及另一名苏格兰足球天才丹尼斯·劳为代表的第二批“巴斯比男孩”在1966年帮助曼联夺取了欧洲冠军杯，曼联的传奇历史从此开始走入世界每个角落。
和巴斯比相比，香克利身上的苏格兰个性更加鲜明。当他在1959年成为利物浦主教练时，利物浦已经沦落为当时英乙球队。香克利是个注意力高度集中、极为勤奋，同时对球员要求也十分严格的人。他尽量简化利物浦的战术，强调团队精神和整体配合。经过香克利十年打造，利物浦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成长为巴斯比的曼联之后的英格兰班霸，当香克利1974年退休后，他的助手帕斯利和费根将利物浦带到了一个更高层次：4夺欧洲冠军杯，成为欧洲足坛继五十年代的皇家马德里后最具统治力的球队。
香克利不仅战绩骄人，开创了一种全新的足球思维，同时这个苏格兰人本身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参加过二战，身上保留着许多军人性格。他行动和言辞都十分简洁明了，而且口才一流。他给足球界留下了许多不朽名言，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那句：“足球不是生死问题，足球高于生死。”
巴斯比和香克利退出历史舞台不久，又有两个苏格兰人在英格兰足坛呼风唤雨。阿历克斯·弗格森，一个格拉斯哥码头工人的儿子，在带领苏格兰弱旅阿伯丁稳获欧洲优胜者杯后，在1986年成为了曼联主教练。磨练了7年之后，弗格森和巴斯比一样，培养出一批“弗格森男孩”，依靠这批子弟兵成就了至今不衰的曼联王朝。较弗格森稍晚，格拉斯哥凯尔特人的伟大射手肯尼·达格利什在1976年转会利物浦，取代基冈的利物浦前锋位置，达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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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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