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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革命诗人蒲风
四、风云际会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东京，是中国左翼进步文化界的藏龙卧虎之地。从1933年至1936年间，东京一地有中国留日学生和侨居人员一万两千多人，其中文化界进步人士和学生有五、六千人。1933年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成立。可谓风云际会，极一时之盛。 1934年冬，蒲风偕同胡一声等人东渡日本东京，与学艺的同学杨帆相会。杨帆于1933年春到东京，此时就读于早稻田大学。他乡遇故知，彼此都很高兴。他们三人在东中野租房住在一起。胡一声入明治大学进修新闻，蒲风在东京神田东亚补习学校补习日文，并在文学上继续深造。他到东京后积极参加左联东京分盟的活动，并与居住上海的鲁迅先生保持书信联系。蒲风坚持中国诗歌会的宗旨，他清醒的认识到这是报效祖国的正确途径。他与留日进步青年林林、雷石榆等人组织“诗歌座谈会”，以黄风的笔名在先后创刊的《诗歌》和《诗歌生活》发表作品。他经常与国内的诗人朋友沟通，以诗歌为纽带将赤子之心与祖国维系在一起。 蒲风从小就喜欢郭沫若的诗，他认为郭沫若的诗“最能抓住时代社会的动向”。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1934年春蒲风还在上海时，曾将新出版的《茫茫夜》寄往旅居日本的郭沫若讨教，郭沫若很快回信给诗集予好评，并对蒲风信中提出关于开展诗歌大众化应走怎样道路的观点加以肯定。指出“所言之三条路很对。”这三条路是指：1、创造新形式；2、旧瓶装新酒；3、批判采用旧形式。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重新审视上述观点，不由令人油然而生敬意，年轻的蒲风对文学艺术的规律性的认识至今仍具有启迪意义。 1935年元月，蒲风专程前往日本东京郊区的千叶县拜访郭沫若。蒲风动身前曾给郭沫若致函，郭沫若立即复信表示欢迎。郭沫若担心这位初到异国他乡的青年人地生疏，还特地画了一张到他家的路线示意图附在信中。蒲风从此成了郭沫若家中的常客，他还请郭沫若为中国诗歌会诗人温流的处女作诗集《我们的堡》和夏树勋的诗集《孤独的帆》题写书名。 蒲风与胡一声、杨帆等人住在一起，晚上聚集时经常谈论国内和梅县家乡的情况。他谈到家乡贫苦民长年披星戴月，累死累活还是吃不饱，受尽压迫和剥削，不禁悲愤难抑。1935年的4、5月间，他几乎在每个夜晚都伏案挥笔，把一腔悲愤流泻在字里行间。他通过在故乡听到的一个悲惨的故事进行提炼，以叙事诗的形式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热衷内战的罪恶阴谋，热情讴歌已经觉醒的中国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革命斗争精神。这就是后来引起轰动的《六月流火》。蒲风将这首诗的初稿送呈郭沫若求教，郭沫若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这时，从祖国的西北方传来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消息，他顿时心潮激荡、文思泉涌，在篇中加入“咏铁流”一节，这是最早歌颂红军长征的诗歌，并使全篇的境界作了一次升华。《六月流火》凡24章、1800多行，是中国长篇叙事新诗的首创之作。这种艺术上的勇气自然令人敬佩，更为可贵的是它勇敢地发生了“旧的世界即将粉碎了”的预言。 1935年12月25日，《六月流火》署名黄飘霞在东京自费出版，由日本左翼作家秋田雨雀题写书名，并由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在上海开办的内山书店代售。《六月流火》一经问世便受到国内外许多读者的欢迎，诗人江岳浪当即在评论中的指出：“《六月流火》是在中国诗坛上沉闷的气氛里投进一枝火箭，披着雪亮臬流的棱角，在动乱时代燃起巨大的火把！”《六月流火》也受到鲁迅先生的热切关注，他亲自购书寄赠北方的青年学生和好友，并在1936年4月1日致曹靖华的信中叮嘱：“《六月流火》看的人既多，当再寄一点。”曹靖华在此信注释中写道：“《六月流火》清新活泼，充满革命朝气，颇受当时革命青年的欢迎。”《六月流火》的风行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声，也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慌。此书在国内发售后即被国民党反动派以“鼓吹阶级斗争”为由密令查禁。 1936年4月4日，郭沫若应蒲风约请就有关诗歌问题作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后来由蒲风记录整理成《郭沫若诗作谈》，经郭沫若亲自校阅后寄回上海发表在《现世界》创刊号上。郭沫若在谈话中针对个别人谈到《六月流火》诗中缺乏主角的问题明确指出：“凡是不用主角的大都是比较新的形态，从情调、思想或故事去作中心的发展。至于《六月流火》虽无主角，但也有革命情调做焦点，其“咏铁流”一节可以把全篇振作统率起来。结尾轻轻地用对照法作结，是相当成功的。”这次访谈，郭沫若共回答了三十三个问题，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涉及郭沫若与蒲风的诗作，而且谈到中外的许多诗歌。访谈即将结束时，蒲风问：“您对于诗人们的希望怎样？”郭沫若诚恳地指出：“努力化除个人的意气，坚定思想上的立场，作时代的前茅，作大众的师友——以前我是这样希望，以后我也这样希望着。” 如果说，蒲风在异国飘零时与郭沫若的投缘留下一则启迪心智的文坛佳话，那么，蒲风与聂耳的交往却是一曲壮怀激烈的浩歌。 1932年9月，蒲风与诗友们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时，年轻的天才音乐家聂耳也经常到蒲风读书的中国公学参加活动。这两位志趣相投，同样热情诚恳、助人为乐、性格相近的年轻人 关系十分密切。江水滔滔的吴凇口曾经留下他俩戏浪的游踪，在文艺舞台上也留下他俩共同培育的成果。 1934年，聂耳自编自导了一个新歌剧《扬子江暴风雨》。该剧反映了“一二八”事变后上海码头工人不怕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团结一致把日军军火仍到江中去的斗争。蒲风为该剧写了《码头工人歌》、《打砖歌》、《打椿歌》等生活气息浓厚的歌词，聂耳为了谱好曲子、深入黄浦江码头观察体验工人们的劳动生活。因此，他的谱曲感情真挚、节奏自然明快，使歌词与旋律相得益影，获得巨大的成功。 1935年4月，聂耳同样在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陷入险境。地下党组织通知他撤离上海，借“去日本投靠做牛皮生意的三哥”的名义转道东京前往苏联。他动身前夕彻夜不眠，把田汉在狱中写成的歌词谱成乐曲初稿，到日本后不久把歌谱寄回。这就是后来响彻全国、充分反映中华民族英雄气概的《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的到来，令蒲风喜出望外。他立即邀集一批留日东京同学每人出一点钱组织聚餐会欢迎聂耳。年轻的朋友异国重逢，聂耳也十分兴奋。他热情地向大家介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艺运动在反帝反侵略反压迫斗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使身在异国的年轻学子倍受鼓舞，使一群留日青年的心贴得更紧了。 6月2日，聂耳应邀在东京中华青年会馆举行的第五次艺术界聚餐会上作了“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报告。这个报告他足足做了两个多钟头，口音是那么清晰，对于抓住听众关心的方向，又是那样机警。他介绍了自己作曲的《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等歌曲，他一边介绍一边把歌唱给大家听。每一曲唱罢，听众都投以热烈的掌声。在热烈欢快的氛围中，蒲风忽然悟到：诗歌与音乐需要更密切的合作，语言一旦插上音乐的翅膀，将在更广阔的天地翱翔。蒲风即席邀请聂耳下次前来参加诗歌座谈会，聂耳欣然同意。 在这段时间里，聂耳与蒲风前往川畸拜会日本著名作家秋田雨雀，进行文学艺术的探讨和交流。秋田雨雀对他俩的敏锐和聪颖极为赞赏，高兴地说：“祝福你们，像样的中国青年，不愧为‘诗与音乐’的孪生新秀 。” 6月16日，聂耳与年轻的诗人们讨论抒情诗的创作，指出诗歌与音乐具有血缘关系，他们很快对这一观点达成了共识。聂耳并提议下次进一步研究诗歌与音乐的关系问题，当即得到蒲风等与会者的赞同。6月下旬，聂耳与蒲风和雷石榆一起拜访日本诗人新井彻、后藤郁子等人，谈话由雷石榆翻译。聂耳乘兴用大提琴演奏了昂扬激越的《义勇军进行曲》，还唱了《码头工人歌》。这些富于民族激情、传递大众心声的歌曲令日本朋友赞赏不已。 归途中，聂耳建议雷石榆也写些歌词给他谱曲。他还告诉蒲风和雷石榆：他准备到苏联去。 不出一个月，聂耳于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中游泳时溺亡，年仅24岁！ 噩耗传来，令人难以置信！一个意气风发的天才音乐家，从此消失在异国的波涛…… 此时，蒲风正在千叶县的房州地区参加左联东京分盟组织的活动。他满怀哀痛地赋诗悼念： 我想起，从今—— 我们将空叹诗篇的辜负， 再没有你的曲谱 ， 大众打湿了眼珠； 他们丧失了一个知心朋友！ 音乐界的农田， 难免一时的荒芜！ 7月22日，蒲风在房州含泪挥笔写下《“天才损失年”悼聂耳》一文“……聂耳同志，我们哪里去找尔来‘弦歌在一堂’。如今，不错，我们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不错，这‘巨浪！巨浪！不断地增涨！’但是，我哭尔悄悄地便损身于海上！尔为什么不再跟我们同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8月4日，蒲风赶往千叶县北条与一群中国留学生满怀哀痛地举行了聂耳追悼大会。会后，蒲风又忙碌起来。12月31日，蒲风与青年作家张天虚（聂耳的同乡、同学）合编的《聂耳纪念报》在东京出版。内收左联东京分盟成员和留日青年学生悼念聂耳的文章，以及办理聂耳丧事，出纪念册的捐资名单等。 发展壮大起来的留日学生这一群体成了国内政治势力关注和争夺的对象。1935年秋，留日学生中的一小撮投机分子为配合国内准备召开的国民大会，为选举蒋介石当总统的献殷勤，暗地里组织“中华留日同学会”，从中选派代表回国参会。这是一个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操纵的勾当，蒲风与扬帆、胡一声等人获知这一消息，迅速采取对策措施，联合大多数留日同学在神田神保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礼堂和这批政治赌徒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他们的图谋终于未能得逞。最后，到会的三千多名留日同学按照自己的意愿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回望大海彼岸的祖国，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一爱国浪潮迅速波及四面八方，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起点，史称“一·二九”运动。 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1936年5月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推选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会议通过的《宣言》呼吁立即停止军事冲突，释放政治犯、制订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抗战政权。 1936年6月下旬，蒲风从日本东京回国在上海短暂停留。面对浦江两岸掀起的救亡热潮，他心潮澎湃，于7月1日写下令人热血沸腾的著名诗篇《我迎着风狂和雨暴》──
“我复投身于炎夏的烘炉，我归来，我又复迎着风狂和雨暴！…我不问被残杀了多少东北同胞，我要问热血的中国男儿还有多少？我要汇合起亿万的铁手，我们的铁手需要抗敌、我们的铁手需要战斗…” 7月9日，蒲风由上海赴青岛，与袁勃、王亚平等诗友一同开展诗歌活动，创办《青岛诗歌》。蒲风在创刊号上著文宣传诗歌大众化、通俗化的主张，以此动员全体民众的力量，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他疾呼：“为了严重的目前的现实，每个人都被逼出了最后的吼声…”
青岛是一个刚柔相济，风光迷人的海滨城市，墨绿的波涛和浅蓝的天空相拥，拍岸的巨浪与金黄的沙滩揉合。而充满殖民地色彩的建筑又气人闷。火车站的尖顶、“八大关”的花园洋房一派傲然，到处都是耸臂晃脑的欧洲人和趾高气扬的东洋鬼子。 7月17日是聂耳去世周年的日子，蒲风穿过青岛喧嚣的街市走向海滩。一阵阵的波涛挟着闷雷的声音前仆后继奔涌而来，在黑色的岩石撞起雪白的浪花，蒲风的胸间也随之翻腾起伏。忽然，出现一个熟悉的人影！在海天之间踏浪而来，他仍然是那样潇洒豪迈、意气风发… 蒲风快步迎上前去，心头涌起万千的呐喊─
我站立在海滩上， 我瞅着万马奔腾的怒涛 ……巨浪！巨浪！ 我们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的心头飞过了大路歌 进行曲的歌声又在空中荡漾。 呵呵！哪儿飞来了万千的聂耳！ 呵呵！聂耳活在人间， 聂耳也活在天上！ 1935年蒲风在东京
蒲风与青年作家张天虚合编的聂耳纪念集 （待续、五──海天长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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