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平均初婚年龄已近30岁，年轻人为啥“到点儿”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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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平均初婚年龄已近30岁，年轻人为啥“到点儿”不结婚？

北京日报客户端

   年轻人结婚时间越来越晚了。

   日前，全国多地民政部门发布婚姻登记大数据，显示初婚平均年龄正渐渐后移，生活中人们的直观感受也佐证着这一点。不想、不能、主观、客观……若问原因，人与人之间自然是千差万别。记者尝试从不同观察者的视角，共同拼凑可能的答案。

北京平均初婚年龄已近30岁，年轻人为啥“到点儿”不结婚？

   数据

   北京平均初婚年龄已近30岁

   “今年有两个闰月，明年没有立春，你会想到什么？”33岁的董先生卖了个关子。“我爷爷说，明年没有春天，不适合结婚。他本意是催我今年结婚，我一听，太好了，只要躲过今年，明年也有理由不结婚了！”

   同样是33岁，小薇一直没有传出婚讯，“单纯就是没有见到心动的人，跟谁结啊？”而为了相亲催婚，她和父母吵得很凶。“报我的年龄还要具体到月份，强调是年底，好像在说商品的保质期一样，很不舒服。”

   那么，当下北京的男女青年，平均多大年龄登记结婚？

   记者查询发现，北京市近年来尚未发布准确的官方统计数字。但2012年2月，时任北京市民政局婚姻登记管理处处长的吴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透露，“2011年北京男性初婚年龄27.8岁，女性26.2岁，平均27岁。与3年前相比，提高了近1岁。”

   去年6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而2010年，这一数值为24.89岁。两者相比，意味着10年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推后近4岁。

   “12年前，北京平均初婚年龄就已达到27岁”“北京平均初婚年龄3年提高近1岁”“10年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推后近4岁”。如果将以上几个数据结合来看，目前北京平均初婚年龄接近或达到30岁大关，可能是个比较合理的推测。

   感受

   年轻人社交能力没“与时俱进”

   “30岁估计还是个比较保守的数字。”王龙经营着一家名为“禧良人”的婚恋服务机构，为恋爱、婚姻、家庭提供对接各种平台。以婚前环节来说，主要包括相亲活动、脱单指导等。

   “我们经常会对接妇联、工会，为企事业单位、互联网大厂办活动。”据王龙观察，参与相亲者80%以上会处在1985至1995年龄段间，极个别是“00后”或超过40岁。即便是1995年出生的相亲者，今年也已28岁，何时走到“登记结婚”这一步仍是未知。“当然，很多人不需要相亲，30岁前就脱单了。但还有很多大龄青年不来参加相亲，我们也接触不到。”

   在王龙看来，年轻人脱单难的首要原因，在于对自身认知不够客观，接触过程中容易因一些小事而草率放弃。他曾为一位女孩介绍过比她大两岁的相亲对象，是一所重点高中的体育老师，北京人。可就因一天体育老师监考没回微信，女孩将他删掉了，事后又很后悔。

   此外，王龙观察到，近年来流行以各种各样俱乐部方式来开展“泛交友轻相亲”，95后、00后人群的社交能力非常强，飞盘、橄榄球、社团活动等会积极参加。相比之下，很多85后至95前的单身者平时连酒吧都不去，也比较抵触扩大相亲圈子，在社交能力和社交方式上都不够与时俱进。“出去社交才能见到新的人，不扩大圈子就没有突破。我们指导的很多案例都是教单身青年怎么去社交，自然而然就会脱单。”

   探因

   心情虽急迫条件却一点不松口

   子女大龄未婚，父母心里最急，不少家长自发聚在一起，互换子女信息，北京多个公园渐渐形成这种父母替子女出席的相亲角。

   周四下午，中山公园格言亭旁，远远就能看到聚集的人群。说是相亲角，实际上沿筒子河足足蔓延了百余米，这阵势，叫“相亲街”更为贴切。一长溜资料都打印在A4大小的白纸上，还要塑封一圈，更加经久耐用。

北京平均初婚年龄已近30岁，年轻人为啥“到点儿”不结婚？

中山公园的“相亲街”

   一位热心阿姨带着记者对“相亲街”进行观摩，她边走边点评，“北京女孩、北京男孩，拿这个当标题，就说明是本地人。只写了女孩、男孩，多半就是外地的，得细看有没有户口，是新北京人也成。”此外，年龄、身高、学历都是必写项。“至于赚多少钱、房产情况，女孩写不写都行，男孩有优势的肯定会写，不写，说明条件一般。”

   记者注意到，信息卡中如有事业单位、国企等字样，会被加大加粗，房产也会突出标注“海淀三环内”“西城区”等。年龄方面，以1985年上下出生者居多，偶尔可见70后和90后。女性远多于男性，几乎七八张资料中才能见到一张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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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字排开的资料卡

   “天坛公园一三五，这儿周四周日来，玉渊潭得周六。”宋大爷对公园相亲角熟门熟路，多年来，他只要得空，就会提着资料袋到处奔波，为儿子摆摊相亲。“成功率很低，我家孩子找了10年还没找到。”

   一场相亲资料就这么丰富，为啥还不好找？记者发现，比起自我情况，人们的择偶条件相对宽泛，通常也就是本科、未婚、善良踏实稳重等表述。但细谈之下，家长其实都有自己的隐性要求，且丝毫不能将就。

   一位给闺女寻伴侣的阿姨称，“肯定得是咱北京人，生活习俗都合适。我们在国企，个体户那种的就不太稳定。一家子就住一套房的也不行，感觉太挤了。”

   一位大爷称，儿子“年薪百万”，是位游戏架构师，同事都是男性，没有环境找女朋友。虽然儿子已经43岁，但女孩需要不超过36岁，身高1.63至1.7米，且“无同居史，不养宠物”。

   宋大爷倒是对女孩条件不挑，但对来自女孩方面的挑剔很不解。“有一回跟女孩都吃饭了，人家说以后不要孩子。那怎么行啊，我们得抱孙子啊！还有的看不上我们家房，不要‘天上掉馅饼’的拆迁户，得是自己奋斗的，这有什么区别啊！”

   有位男孩母亲，最近刚到北京和儿子一起生活，特意过来取经。她提及儿子1988年出生，引起了不少家长兴趣。“想找什么样的呀？”“说想找个有眼缘的”。“嗨，这就难了！”这位母亲的回答令周围家长纷纷摇头，“什么眼缘、感觉，一提这个，找去吧！”

   观点

   城市居民对婚姻依赖度降低

   “初婚年龄后移，以10年为跨度感受很明显。”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婚姻家庭部主任张荆分析，根据城市规模、人群情况等差异，其因素各有不同。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线城市来看，大致有几方面原因。

   “大城市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很多年轻人研究生毕业，有的还要读博，再将工作稳定下来，客观造成结婚年龄推后。”张荆认为，大城市有着更大的经济压力，一个人租房、吃外卖不是问题，如果结婚了还要租房、吃外卖，仿佛就很辛酸。这种观念一定程度上推迟了人们的成家步伐。

   此外，亲密关系要高度依赖信任才能展开，而大城市建立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很难。张荆观察过不少相亲活动，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直抒心意，线下交流时却充满戒备。“北京看似人非常多，但人际圈子其实比较固定和狭窄，很多人本身压力已经很重，没有耐心也不愿付出特别大的努力去向陌生异性表达、倾听。”

   相 较小城市和村镇，大城市评价环境相对宽松。很多人尤其是女性对婚姻依赖度降低，不再将其视作人生的必选项，不愿在没有确切想法时被安排着相亲、结婚、生孩子。

   在张荆看来，初婚年龄后移是社会发展自然趋势，人们走进婚姻也更加理性。慎重考虑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感，有助于提升婚姻质量。从这一点来说，晚几年结婚倒没什么不好。但要关注的是，初婚年龄后移会对生育率造成影响。除生理条件外，大龄结婚往往意味着谨慎，到生育环节会想得更多。“我身边有些夫妻，条件非常优越，但依旧会产生自己‘不配当父母’的认知。其实结婚和生育，都是要有一定冲动的，完全想得非常明白，可能两件事都不会去做了。”

   （原标题：数据显示多地初婚平均年龄后移，年轻人为啥“到点儿”不结婚？）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魏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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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将逐步纳入医保，多地已在积极准备

第一财经

   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有了重大进展。

   国家卫健委等17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要加强生殖健康服务。指导推动医疗机构通过健康教育、心理辅导、中医药服务、药物治疗、手术治疗、辅助生殖技术等手段，向群众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提高不孕不育防治水平。推进辅助生殖技术制度建设，健全质量控制网络，加强服务监测与信息化管理。

   《意见》要求，指导地方综合考虑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可承受能力、相关技术规范性等因素，逐步将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按程序纳入基金支付范围。

   这也是国家卫健委首次明确要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按程序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

   辅助生殖技术是治疗不孕不育症的重要方法，指采用医疗辅助手段帮助不孕夫妇妊娠的技术，包括人工授精（IUI）、配子移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其中应用最广的是人工授精和试管婴儿技术（IVF）。总体而言，试管婴儿的成功率更高，但价格要贵很多。

   近 年来，不孕不育人群日益增多，健全辅助生殖技术服务体系十分重要。数据显示，我国结婚登记女性的年龄占比中，35岁及以上非最佳育龄妇女的占比逐年增加。根据央视去年9月报道，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已经攀升至12%～18%。

   不过，辅助生殖尤其是试管婴儿的技术昂贵。来自广州、去年通过试管婴儿技术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张女士说，常规试管婴儿技术一个周期的花费大概3万元，如果有其他问题，还要调理等，或者一次不成功，需要重复做，花费就更大了。“我身边通过辅助生殖技术生娃的，主要就是运用试管技术，有的人前后花了30万元。对不少人来说经济负担较大。”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对第一财经分析，目前由于婚育年龄推迟、生活方式不健康、饮食不合理等因素，导致不孕不育比例比较高。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是针对目前不孕不育人群所占的比例相对较高这一严峻现实而推出的措施。

   此前，一些地方也在积极为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做准备。浙江省卫生健康委近期在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245号提案的答复时提到，积极推动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针对辅助生殖技术费用高、部分家庭负担重等问题，将“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作为2022年“浙有善育”改革重要配套支持政策，加大研究推进力度。

   湖南省医保局此前5月也在官方平台上回复称，在诊疗项目方面，湖南省将尽快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在科学测算、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将逐步探索将医保能承担的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费用可控的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按程序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今年2月，北京市医保局会同市卫生健康委、市人力社保局印发《关于规范调整部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京医保发〔2022〕7号），对公立医疗机构已开展的63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了规范调整，其中对体外受精胚胎培养等53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进行了统一定价。在规范调整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同时，将门诊治疗中常见的宫腔内人工授精术、胚胎移植术、精子优选处理等16项涉及人群广、诊疗必需、技术成熟、安全可靠的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

   不过，4月13日，北京市医保局回复，经核实，根据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相关规定，按照国家医保局要求，我市辅助生殖技术服务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工作暂缓执行。

   董玉整称，此次发布的《意见》是进一步落实中央积极生育政策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各地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帮助这些人群实现生育孩子的愿望。

   据他预计，接下来各地推进力度将加快。辅助生殖花费比较大，做辅助生殖的人条件也不同，因此也不可能全部纳入医保。未来各地要制定一定的标准和细则，明确哪些能纳入哪些不能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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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什么？

   2020年，中国人口净增204万人，2021年，只有48万。

   对于中国庞大的14.2亿人口来说，这个数字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这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总数量已经非常接近峰值，几乎等同于“零人口增长”。

   出生人口越来越少，继续走下去，就是越来越接近于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相交叉的边缘。

   原新告诉八点健闻，变成常态负增长前，往往有一段零人口增长阶段，一般会在零值波动几年，再转向常态化的人口负增长。

   “在负增长的初期阶段，人口体量依然庞大，即便是十四五开始负增长，也是早期阶段，人口总量巨大的基本国情不会改变。”

    “即便按照2020年的生育率1.3发展，2050总人口还会还在12-13亿以上，在负增长早期阶段，我们依然处于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惯性之中。”原新强调“人口现象演变为人口问题往往存在时间滞后，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只是人口现象，一方面，要超前认识和准备，另一方面，必须明确这种人口现象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匹配，就是问题，匹配就不是问题。”

    但值得警惕的是，人口负增长释放出一个紧迫的信号，人口数量下滑的趋势将不可逆转。“如果长期保持这个不可持续发展的话，离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越来越远。”穆光宗说。

    黄文政指出，“人口负增长开始比较缓慢，之后会不断加速。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2以下的水平，那么人口最终将以每出生一个人去世5个人的速度减少。”

    1980年代末，中国的总生育率为2.6，远高于更替水平2.1。自1994年以来，这一数字一直在1.6至1.7之间徘徊，但在2020年下滑至1.3，2021年仅为1.15。

    人口学家何亚福告诉八点健闻，人口的增长有惯性，不是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时人口就马上下降的，同理，人口的下降也有惯性。将来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时，即使生育率回升，人口也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惯性减少。

    上海保银资本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在接受BBC采访时指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可能也比预期更快到来。

    这篇报道写道 ：走向人口负增长意味着，在未来数十年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持续萎缩。而更少的劳动力可能意味着更高的工资，这对于制造业来说，可能意味着出口放缓，阻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劳动力萎缩还将凸显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金能否维系等问题。

    维多利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彭秀建博士在《对话》撰文指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4年达到峰值，预计到2100年将减少到峰值的三分之一以下。预计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将继续攀升，在2080年左右超过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

   “这意味着，目前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赡养20名老年人，但到2100年，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将必须赡养多达120名老年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年平均下降1.73%，这意味着除非生产率迅速提高，否则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彭秀建指出，与此同时，中国需要把更多的生产资源用于提供卫生、医疗和养老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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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的生育意愿还能拉回来吗？

   “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这是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的茅倬彦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

    2021年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女性的生育意愿继续走低：

    育龄女性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和00后的女性生育意愿尤其低：分别为1.54和1.48个。

    黄文政认为，1990年年代出生人口曾经历过一次断崖似的下跌，就是90末的人数远低于90初。现在的生育主力逐渐从90初一代转换为90末一代，育龄高峰期女性基数大幅减少，而生育意愿也更低，“这对出生率是双重的打击”。

    上述调查认为，经济负担重、子女无人照料和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已经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

    一方面，在年轻人眼中，生育意味着巨大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包括金钱、时间、精力，且可能回报渺茫。

    “在农业时代，多一个小孩就多一个劳动力，所以生育是有经济动力的。而现在生养一个小孩，除了在精神上获得一些幸福感，你经济上几乎完全是付出。养孩子是没有收入的，这可能和你的付出是完全不对称的。”黄文政说。

    另一方面，许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担心影响职业发展、遭遇“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女性晋升机会减少、地位被边缘化等情况并不罕见。有研究者计算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收入就减少7%。

    黄文政认为，生育率的低迷的根本是缺乏经济上的动力。想要真正提升这一代人的生育意愿，需要实实在在的强有力的激励机制。

    穆光宗也指出，相比起强调家庭内部的合理分工，鼓励生育更重要的是将家庭生育负担外部化，应当由国家和政府分担生、养、教的成本。对在无形中承担了生育的“外部成本”的主体，国家也要进行补贴，让企业减少因员工生育带来的损失。如此女性员工才有可能得到更平等的对待。

    国家卫健委在《决定》一文中强调，当前工作的着力点是完善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而“当前，我国配套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尚不完善，与人口发展形势、与人民群众热切期盼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亟待加快建立健全。”

    一个较为完善、能够支撑起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津贴或减税）、时间政策（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等）、托育服务供给和职场权益保障（保留工作岗位、提供培训等）。此外，“生育友好”还应当对男女两性都友好，不把生养责任推给一方独自承担。

    而在目前的中国，女性依旧承担着沉重的养育责任，且难以获得充分的、有效的制度保障：

    大部分地区产假仍只有3-4个月，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孩子谁来带”依旧是个大问题。

    中国的学前托育、教育资源仍然供给不足。0～3岁儿童主要由母亲或祖辈照顾，2019 年全国0～3 岁儿童入托率仅为 4.3%，现有资源远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

    何亚福建议在中央层面出台育儿补贴制度，以惠及更多流动人口。“育龄家庭付出很多，但得益的是国家，所以鼓励生育只有中央层面来做最合适。”

    但纵观全球，多个经济体，在金钱，政策，环境，文化等多方面作出巨大努力的几十年后，有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开始有微小的进步；还有部分国家或者地区，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仍然不见起色，一路向下。

    以瑞典为例，70年代末期，该国的出生率降低到1.60左右。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孕妇权益，比如提供免费医疗保健、较高的育儿补贴，立法禁止解雇孕妇等。

    随后，政府大力推广托育服务，并鼓励男性共同做家务、带孩子，还继续延长产假。经过近10多年的努力，到1989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1。

    不过20世纪90年代，一场经济衰退让这些福利缩水了。或许还出于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瑞典家庭又一次减少了生育。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

    经济衰退结束之后，政府将育儿假延长到480天，并提高育儿津贴的金额。

    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1.8-1.9之间，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

    瑞典的故事告诉我们，将接近1.5的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付出怎样大的努力。这努力的结果，又是多么脆弱、容易反复。

    而在当下，我们能做的加大力度呼唤和制定更具超前性的政策。

    如原新所言：“在未来的二三十年之内，即便是人口负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加剧交汇，也还不是中国人口问题最严峻的时候，真正严峻的时候还在30年之后、50年之后，甚至更长周期之后。”无论是否错过“窗口期”，当下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对未来的积极准备。

    无论是否错过“窗口期”，当下所做的一切，都将是对未来的准备。来源：八点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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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缓解“不敢生”“不想生”难题

　   近日，国家卫健委等17个相关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通过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领域的政策，加快建立积极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为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指导意见》明确了多项具体举措缓解部分群众“不敢生、不想生”的难题，相关措施如何落到实处？记者采访部分专家学者和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解读。

   构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加快构建托育服务体系是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监察专员杜希学介绍，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我国每千人口托位数为2.03个，距离“十四五”期末要达到4.5个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指导意见》从降低托育机构运营成本、提升托育服务质量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具体措施。各地和相关部门围绕既定目标，将同向发力，共同加快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步伐，为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做出应有的努力。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表示，“十四五”规划《纲要》涉及多个行业、多个领域，其中重要指标20项，包括托育指标。具体来说，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的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有关部门将聚焦婴幼儿照料，不断完善规划、土地、住房、财政、投融资、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政策，实施普惠托育专项行动，多渠道扩大普惠性托位供给，减轻家庭养育负担。同时，积极促进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深入实施家政“领跑者”行动、家政培训提升行动、家政信用建设行动三项措施，让家政在婴幼儿居家照护上提供更多的支持。

　　全国总工会女职工部副部长洪莎介绍，全国总工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已联合启动了全国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推荐申报工作，以此带动和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在托育模式上，鼓励用人单位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托育机构建设和运营，鼓励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在单位内部兴办托育机构。对推荐申报成功的用人单位及相关工会组织，将给予一定的政策和资金支持。下一步，将加强研究适用于用人单位托育机构的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针对用人单位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等具体情况，进行分类指导，稳妥推进。

　　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

  《指导意见》提出，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包括改善优生优育全程服务、提高儿童健康服务质量、加强生殖健康服务、提高家庭婴幼儿照护能力。例如，推进妇幼保健机构能力建设，明确各省、市、县级均应设置1所政府举办、标准化的妇幼保健机构。实施出生缺陷综合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健全出生缺陷防治网络。优化生殖健康服务模式，将孕产妇健康管理服务、基本避孕服务项目等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指导意见》明确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的量化指标。”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茜说，这将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幼保健体系，缓解儿童看病就医难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针对孕产妇的新需求，《指导意见》提出，扩大分娩镇痛试点，规范相关诊疗行为，提升分娩镇痛水平。推进辅助生殖技术制度建设。指导地方综合考虑医保（含生育保险）基金可承受能力、相关技术规范性等因素，逐步将适宜的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按程序纳入基金支付范围。“文件聚焦‘一少一中一老’，尽力解决生育群体的急难愁盼问题，系统性地帮助家庭树立生育信心，以期促进实现适度生育率水平。”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认为。

　　为了提升对婴幼儿的医疗服务水平，《指导意见》明确通过儿科类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儿科医疗联合体、基层儿童保健服务网络、基层医疗机构儿童保健门诊标准化建设等多种手段，加强0岁至6岁儿童的健康管理服务。郝福庆介绍，国家发展改革委实施了妇女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工程，支持省级妇产、儿科以及地市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十四五”期间，中央预算内投资将支持10个左右儿科类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支持儿科类国家医学中心建设，集中攻关解决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疾病解决方案。杜希学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以预防和减少孕产妇和婴儿死亡、保障母婴安全为核心，全面落实“母婴安全五项制度”，实施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下一步，将发挥医疗资源的优势，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作为落实三孩生育政策的重要配套措施。

　　减轻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养育负担和职育冲突是当前生育的两大阻碍因素。”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认为，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需建立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要倡导积极婚育观念，强化住房、税收等支持措施，构建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指导意见》从家庭的实际需求出发，对住房、保险等问题做出明确部署，切实减轻群众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促进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副司长潘伟指出，近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事业单位、园区企业、住房租赁企业等多主体投资、多渠道供给，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水平，而且在筹集建设过程中也注重职住平衡。近两年，全国已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256万套间，能够解决700万名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在“十四五”期间，全国计划筹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870万套间，预计可以帮助2600多万名新市民、青年人改善居住条件。

　　生育津贴是生育保险待遇的重要内容。国家医保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介绍，从国际情况看，我国的国家法定产假已经达到了国际劳工组织《生育保护公约》规定的14周标准，产假期间生育津贴的计发标准也高于上述公约标准。《指导意见》提出由国家统一规范并制定完善生育保险生育津贴政策，主要是从坚持基本保障、均衡地区间的待遇差距、促进女性公平就业3个方面考虑。“近年来，随着人口政策调整优化，地方在国家法定产假之外新设了一些生育奖励假。整体上看，各地假期时长不一，差异较大。特别是权益保障的做法各有不同，容易造成地区间、人群间的攀比。实践表明，假期过长可能会带来职业女性的生育顾虑，继而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需要统筹考虑各方的负担和对就业的影响，综合施策、共担责任，构建积极的生育支持体系。”刘娟表示。（记者 吴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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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生育福利的协作系统

作者：王小宇 | 中国日报

2019年10月2日，北京，游客参观红灯笼装饰的八大处公园。[图片/新华社]

    根据周五发布的通知，国务院批准建立完善中国出生率政策部际联合协作制度，这是推动多部门共同努力全面实施鼓励生育措施的最新举措。

    联动系统将指导重大政策任务的落实，协调研究并确保有关措施全面落实，并进行监督调查。

    它由国家最高卫生主管部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起，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计生委等26个部委组成。计划生育协会。

    孙春兰副总理将主持联席会议制度。国家卫健委将设立办公室，开展日常工作。

    该系统的建立伴随着一系列旨在促进出生的措施，从税收减免和生育补贴到加强托儿服务。本周由17个政府部门公布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支振峰表示，扶持政策范围广泛，意味着要动员和协调不同部门，以确保全面执行。

   “例如，解决缺乏负担得起的托儿服务的问题——许多家庭决定是否要更多孩子的关键问题——需要在土地使用、住房、金融和人力资本等领域开展工作，”他说。“产假的改善还需要医疗保险和人力资源部门的共同努力。

   “面对社会老龄化加剧、人口增长缓慢，努力实现人口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将进一步完善这些支持措施的落实。”

   通知还指出，在独生子女政策生效时启动的旧部际制度已被撤销。

   智说，这一变化也与政府结构和国家战略的转变相一致。“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所有的政策都是以鼓励生育为导向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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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旨在鼓励更多的生育

2019年10月2日，游客在中国北京参观装饰着红灯笼的八大处公园。[照片/新华社]

   鼓励夫妇生孩子以抵消国家人口老龄化

   对新生婴儿的补贴为四川省攀枝花市第二和第三个孩子的出生做出了贡献。

   2021 7月，攀枝花成为全国第一个向有第二个或第三个新生儿的家庭提供每月500元（71美元）补贴的城市。

   据市政府称，2021 6月11日后出生的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其父母在本市拥有永久居留许可证并有资格享受本市社会保险计划的，将获得为期三年的每月补贴。

   作为一个工业城市，攀枝花人口短缺，人口老龄化。根据2020年进行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该市常住人口只有120万，近16%的人口为65岁及以上。

   华东街道居民杨军是该市第一个申请补贴的人。

   他说：“2021 6月28日，我的第二个孩子出生时，我的第一个孩子已经两岁多了。在我妻子的微信朋友圈中传播了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的补贴消息后，她把它转发给了我。”。

   据攀枝花市副市长唐忠珠介绍，2021，攀枝花648户650名新生婴儿获得补贴95万元。预计今年将向约2000户家庭发放约1000万元。

   唐说，自从补贴政策开始以来，攀枝花的出生率比前一年增长了1.62%。

   攀枝花市还出台了其他政策，使该市对生育更为友好。例如，女性工人将享受最多158天的带薪产假，比国家标准的98天有所增加，并且有一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将获得住房补贴。

   其他城市也采取了类似的补贴措施。河北省衡水市开始向35岁及以上并通过辅助技术生育第一个孩子的首次母亲提供最高1万元的补贴。生育第三个孩子的母亲可获得5000元的补贴。

   陕西省宁陕县最近宣布，对生育第一、第二或第三个孩子的家庭分别给予2000元、3000元和5000元的补贴。

   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婷婷对为有子女的家庭提供补贴的做法表示赞赏。出生率的下降与年轻人不想结婚或生孩子有很大关系。陈说，有必要鼓励他们结婚生子。

   许多年轻人抱怨房价高，说他们买不起公寓和结婚，更不用说生孩子了。

   人口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梁建章呼吁提供住房折扣，以鼓励年轻人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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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孕”

   有媒体报道，当下，“隐孕”已成为女性的一种不得已的职场生存策略。担心被降薪、辞退、影响试用期转正、升职加薪等，是很多职场女性选择“隐孕”的重要原因。在“隐孕”的另一端，是一些企业对于孕产期女职工可能带来的额外用工成本的担心。专家建议，三孩背景下，应建立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打造生育友好型职场环境，提升女职工生育意愿。 陶小莫/图

   华声漫评：打造生育友好型职场环境

   担心被降薪、辞退、影响试用期转正、升职加薪等，很多职场女性选择“隐孕”，比如不得不以“衣服尽量穿宽松一些”等方式坚持工作。而在“隐孕”的另一端，是一些企业对于孕产期女职工可能带来的额外用工成本的担心。

   专家建议，三孩背景下，应建立合理的生育成本分担机制，打造生育友好型职场环境，提升女职工生育意愿。 图/朱慧卿 文/西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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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试用期不能怀孕？产检算病假事假？错！

   试用期不能怀孕？产检算病假事假？给了生育津贴就不用给工资差额？以上都不对。

   近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关于“印发《北京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表（涉及妇女权益保障法部分）》的通知”，记者采访了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请仲裁员结合案例，解答女性劳动者权益的常见问题。

制图 宋溪

   案例

   因怀孕被解除合同？不行

   确定入职某信息科技公司的时候，小贾刚刚新婚不久，对未来，她有很多憧憬。在北京这个科技企业集中的高地，又投身朝阳产业，如果发展顺利，有非常可观的职业前景，对新成立的小家庭也会提供充足的助力。小贾与公司签下三年期限的劳动合同，约定试用期为六个月。

   试用两个月后的一天，小贾突感身体不适，请假就医，并获得了领导的批准。有些意外的是，经医院检查，小贾怀孕了。就在这次请假就医后不久，公司以试用期内怀孕影响工作进度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单方面解除了与小贾的劳动合同。

   “这是为什么？”小贾完全摸不着头脑。公司方面则拿出《员工手册》，指出其中的第10章第5条第6项规定，“入职半年内因生育行为影响工作进度包括但不限于频繁迟到、早退、请假或不能按时完成工作等”情形的，属于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

   小贾觉得无法接受，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仲裁委员会支持了小贾关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的请求。审理结束后，仲裁员向该公司进行了普法教育，作出解除行为所依据的制度依据——《员工手册》第10章第5条第6项——妨碍小贾的基本生育权利，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

   产检算病假事假？不算

   和小贾不同，小栾入职某公司后，平稳地度过了试用期。入职一年多以后，小栾怀孕了。就像每一个孕妇一样，她在怀孕期间需要进行产检。从怀孕当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3月，她每个月有一天进行产检，一共5天。在学习了相关法律法规后，她向公司提出，每个月一天的产检，公司应该照常支付工资。而公司则认为小栾的诉求是无稽之谈，产检属于事假或病假，不应该支付她产检期间的工资。

   小栾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其怀孕期间去医院产检的相关工资1505.7元。

   审理此案时，双方对于是否应当支付产检期间工资产生了激烈辩论。小栾向仲裁委员会提供了《检验报告单》及病历，公司则未举证证明上述日期小栾申请了事假。仲裁委员会对小栾每月产检1天的主张予以采信，并依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规定，产检期间视为正常提供劳动，裁定公司支付小栾产检期间的工资864.37元。

   生育津贴低于工资？补齐

   小王在公司兢兢业业工作多年，从基层一步步努力打拼，已经成为公司管理层的一员，工资也一步步涨到了每月20000元。在工作中付出巨大精力，同时事业有成之后，小王开始考虑兼顾家庭，完成她当母亲的心愿。小王的怀孕和生产过程，都很顺利，公司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和信任。休完产假，小王回到公司，正常上班。公司为小王缴纳有生育保险并按照社保中心核准的标准，支付给小王生育津贴25000元。

   在核对了数额后，小王认为，公司还要按照其工资标准，支付差额。公司坚持认为已支付生育津贴，不应再支付差额部分。小王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生育津贴与其原工资标准计算的产假工资差额25000元。

   案件审理时，公司方坚持认为不存在违法行为，并声称如劳动仲裁委员会支持了小王，其将就裁决书向法院提起诉讼。最终，仲裁委员会认定公司违反了《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第十五条“生育津贴为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生育津贴低于本人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由企业补足”之规定，应依法予以补齐。公司应支付给小王产假期间生育津贴差额18000余元。

   在收到裁决书后，公司方也了解到相关法律规定，没有起诉至法院，而是主动打电话告诉仲裁员，通过该案，对如何支付生育职工产假待遇，有了新的认识，以后用工过程中将加以注意。

   说法

   生育权是基本权利

   审理小贾案件的仲裁员郑檬介绍，生育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一项权利，是女职工享有的基本权利，也是法律重点维护的权利。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都对生育权有相关保护。女职工是否生育、什么时候生育，公司方无权做出条件限制。而且公司方对“三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妇女，不得进行无过失性辞退和经济性裁员。

   郑檬提醒女性，签订入职文件时，看清条款、规章和其他相关制度。同时也提醒用人单位，制定的员工手册、规章制度等不能与法律法规相悖。

   企业更应知法守法

   仲裁员仲雪莉受理了小栾和小王这两起案件，她在审理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用人单位的人力部门，对相关法律条款的细节，掌握得还不太全面。

   在小栾的案件中，公司人力部门并不清楚，根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六条，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因此，产前检查应按出勤对待，不能按病假、事假处理。实践中，经常有用人单位要求女职工产检时请病假、事假、抵消年休假的做法。

   在小王的案件中，公司人力部门则对《北京市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不够了解。实际上，当生育津贴标准低于产假工资标准时，用人单位应将差额部分予以补足。生育津贴高于产假工资的，用人单位也不应予以扣除。

   仲雪莉认为，用人单位只有知法守法，才能有效处理“三期”妇女的系列问题。同时也让包括“三期”妇女在内的广大职工感受到企业文化，更好地服务于用人单位。

   手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在与两位仲裁员交流时，记者能时刻感受到相关法律法规对女性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尤其是“三期”妇女劳动权益的特殊保护。同时，她们也一再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也是平等的。

   在“三孩”政策已经落地的今天，女性劳动者既要应对生理又要应对心理负担，既要考虑家庭生活又要兼顾工作业绩。在具体办案过程中，仲裁员有时候会遇到“顶着大肚子”的劳动者，有时候会遇到还在哺乳期的妈妈。产后的劳动者，与单位发生争议纠纷后，常常容易情绪激动。仲裁员会在审理案件的同时，也安抚劳动者情绪。所以，她们希望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加强法律意识，发生纠纷后，更加冷静客观面对。

   另一方面，女性劳动者怀孕、生育、哺乳，也确实会给用人单位带来人员压力。尤其“二孩”“三孩”政策相继落地后，用人单位可能连续遭遇人员紧张、工作开展不顺利的局面。仲裁员对此也表示理解。但依然提醒用人单位，制定的员工手册、规章制度等不能与法律法规相悖，既保护企业的权益，也保护劳动者权益。

   具体到案件审理时，仲裁员告诉记者，她们会仔细审核每一份材料，依据事实和法律法规做出裁定。仲裁员说，她们曾经遇到过女性劳动者提交假的产检假条。“劳动纪律也不能因为劳动者处在‘三期’，就随意违反。”如果提交假的假条或者符合旷工等情形，仲裁员也不会支持女性劳动者。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 孙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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