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全新特展“流动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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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全新特展“流动的盛宴”讲述中国五千年饮食文化

图为参观者欣赏故宫博物院藏清代“松鹤纹圆提盒”展品。

图为展厅中展示的国家一级文物、故宫博物院藏唐代三彩釉陶“骆驼”（右一）等展品

图为媒体记者拍摄国家一级文物、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夔龙柄葵花式杯”展品

图为参观者听取国家一级文物、故宫博物院藏明永乐年间解缙草书《游七星岩诗》展品的讲解

图为参观者欣赏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年间《赤壁夜游图》展品的局部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3月18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全新特展“流动的盛宴——中国饮食文化”亮相，展览通过“跨越生死——礼食同源”“跨越文化——胡食风尚”“跨越山水——游宴之乐”“跨越时间——传承”四个单元，展示包括多件国家一级文物在内的逾110件珍品，呈现中国历史中的饮食文化和生活面貌。展览将于3月19日起向公众开放，展期持续至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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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发掘次数最多！英德岩山寨遗址开展了6次主动性考古发掘

    据广东文物考古最新发布，时隔近45年，探索石峡文化的接力棒由韶关石峡遗址传递至英德岩山寨遗址，从2017年发现至2024年，岩山寨遗址已经开展了6次主动考古发掘，成为广东省发掘次数最多的大型遗址。

   如今，广东省正在实施“早期岭南探源工程”，还有准备申报立项的“考古中国·岭南地区文明化进程”项目，岩山寨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与石峡文化的深入研究都是其中的重点内容。完整复原“古国时代”的岭南社会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学材料，可能需要几代广东考古人继续不懈求索。

   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秦考古研究所所长刘锁强介绍，岩山寨遗址的考古发掘已取得多方面收获，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岩背地点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墓地，勘探确认面积约5000平方米，揭露面积1200平方米，清理墓葬93座，出土玉器、陶器、石器等随葬品1200余件。

   依岩而栖：石峡文化极具岭南地域特色的聚落形态

   岩山寨遗址是由分布于不同地貌部位、具有不同功能特征的多个地点组成的聚落遗址，包括石灰岩孤峰顶部（石岭地点）与望北岩、寨顶岩、阿公岩、大岩、小岩等岩洞，以及岩背、鸡口、石尾头、晒谷坪、柯树下等台地地点。

   目前可以确认岩背地点为新石器时代大型公共墓地，而岩背北、石尾头、柯树下地点以居址功能为主，鸡口地点为古水道，晒谷坪地点很可能是商时期墓葬区所在。

   这一结构复杂的聚落形态充分利用了石灰岩山体、洞穴群、河谷台地及溪流河道等地貌环境。岩山寨之外，粤北、珠三角北缘山地区以及桂北等岭南不同自然地理单元都发现有类似聚落遗址，同样都是围绕石灰岩溶蚀地貌进行聚落选址营建，包括曲江石峡遗址、连南石泉山遗址、从化狮象遗址与桂林父子岩遗址等等。

   此类聚落遗址出现在石峡文化时期，是适应岭南地理环境、极具地域特色的特殊聚落形态类型，在岭南尤其北部地区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

   石峡文化的重要特点：奇特的二次葬

   “二次葬”是将尸骨与随葬品进行两次安葬的风俗，这个风俗是石峡文化的重要特点之一。石峡遗址是华南地区最早辨识出新石器时代二次葬墓的遗址，当时的考古学家将二次葬中的两套器物区分了出来，这是一项开拓性的成果。

   岩山寨遗址的发掘者则完整复原了石峡文化二次葬墓的下葬过程：在一次葬之后，重新制备二次葬墓坑，对墓壁烘烤处理，对墓底进行整饬；

   然后在墓底堆放大量炭灰并夹杂红烧土块，连同从一次葬墓迁来的残碎陶器和玉、石器，形成底部积炭层；在居中位置积炭层之上放置葬具，葬具内中东部集中堆放迁葬捡拾的人骨，然后摆放用于二次葬的完整随葬品，葬具内西部置陶鼎、壶等陶器，中部放置玉琮、玉钺、玉环等玉质礼器，旁侧放置成组的箭镞、石锛与石钁等石器，东端一般固定摆放1件长身石锛，再于葬具盖板之上放置成套的陶器；葬具外侧与墓壁之间的空隙放入剩余的炭灰与残碎陶器，最后填埋填土至墓口。

   石峡文化的先民通过这种仪式性丧葬过程，表达特殊的生死观念、宗教信仰与礼仪制度，这说明出当时社会已有制度化的葬仪葬俗。

   令人惊奇的是，岩山寨遗址竟然出现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文明因素，岩山寨遗址的红烧土半地穴式大房子是同时期黄河流域的文明传统；炭化稻谷并混有少量炭化小米的发现，则暗示着长江中游的稻作和粟作混合农业的文明传统也被岩山寨人所掌握。距今5000年前，岭南就已经和北方地区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说明距今5000年前的岭南已非“化外之地”，“古国时代”的岭南已经参与到以长江流域为核心的区域互动。

   2022年12月，英德青塘考古遗址公园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岩山寨遗址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在遗址保护和展示利用方面得到更好的规划和发展。2024年12月 11日《英德青塘考古遗址公园总体规划（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据悉，遗址公园的保护规划两线（文物保护内环线和外环线）和相关规定已纳入清远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公园规划建设用地已与有关部门取得有效衔接，为遗址公园建设及相关配套提供了基础保障。

   文、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曹菁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蔡冬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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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聚落：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

   黄土高原的晨曦中，九龙山温柔环抱着这片土地，洮河水蜿蜒北去，如同一条缠绕的玉带。寺洼遗址在这里静静沉睡了约5000年，直到一场考古的探寻，撬开了时间的缝隙。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我国史前彩陶艺术的绝美篇章——马家窑文化的诸多秘密，在一铲一刃之间，被缓缓揭开。

   聚落初现

  寺洼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委十年前初到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的寺洼遗址调查时，正值春日。

  在考古队到来之前，那些橙黄色、绘着纹饰的陶罐夹杂在泥土之中，这片土地上的农人早已习惯了不时从泥土中翻出陶片或陶罐，他们管这些从地里翻出的罐子叫“商罐”。对这些从地底冒出的东西，人们心存忌惮，觉得是先人遗留的旧物，有些人干脆一锄头砸下去，把陶罐拍得粉碎，让它重新归于尘土。

  碎裂的陶片就这么四散飞溅，布满了黄土。直到考古队的到来，这些随处可见的陶片开始被重新定义。考古学家们俯身拾起，用指尖摩挲着这些残缺的纹理，眼中闪烁着探寻的光芒。

  郭志委当时根本没想到，寻觅多年的马家窑文化中心性聚落就藏在寺洼遗址这片黄土之下，且其规模之大和内涵丰富程度目前无出其右，很多问题的答案可能由此而解。

  马家窑文化，以其精美的彩陶闻名世界。在很多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彩陶（片）的数量惊人，常常高达数万片。学界最早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是192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临洮县马家窑村发现的马家窑遗址，他把相关遗存称为“甘肃仰韶文化”。直到20世纪4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夏鼐经过研究，认定这类遗存具有区别于仰韶文化的独特性，提出将其命名为“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发现百年来，相关遗址不断被发现，仅甘青地区经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址就达20余处。然而，百年考古工作如此浩繁，考古学家勾勒出马家窑文化大致的时空框架已属不易，其生业经济、聚落形态、社会组织、文明进程等仍有诸多谜团。

  “寺洼遗址的发现超乎想象，我们由此可以触碰马家窑文化更深层次的社会面貌了。”郭志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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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洼遗址“围壕”内侧西北角发掘区。新华社发（寺洼遗址联合考古队供图）

  经过2018年至2024年的7次考古发掘，千年尘封的马家窑文化聚落缓缓浮现。总占地面积达近百万平方米的聚落由三重“围壕”环绕，内部房址密布，灰坑、陶窑、墓葬交错。令人讶异的是，三重平行分布的“围壕”每条宽达9至11米，内、外圈深约3至4米，且并非传统的圆形或不规则形，而是规整的长方形形制，与后世城墙“拐角”结构十分相似。

寺洼遗址历年发掘区及“围壕”分布图。新华社发（寺洼遗址联合考古队供图）

  仿佛在5000年前，黄河支流洮河两畔的先民就已经开始构筑早期城市的雏形，他们精心规划、计算，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调度起大量人力物力，在背山面水的土地上修建起自己的“家园”。伴随着袅袅炊烟，炉炉窑火，马家窑人在此种植渔猎、烧陶绘彩。

寺洼遗址“围壕”西南角内侧拐角。新华社发（寺洼遗址联合考古队供图）

  考古专家认为，寺洼遗址发现的马家窑文化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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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陶新篇

  如果说寺洼遗址发现的聚落是马家窑社会的肌理，那么彩陶则可能是它的灵魂。黑色的线条在红陶之上蜿蜒交错，仿佛风在天地间回旋，亦似流水在山谷间低吟，牵引着古人对天地万物的思索。

  然而，马家窑人的艺术创造力似乎远不止于此。寺洼遗址新出土的众多陶器展现出全新的造型与纹饰风格。如其中一件带有“猪鼻”的马家窑类型泥质灰陶，色泽深沉灰黑如夜，一只鼻子自陶胎中缓缓隆起，上方的弧形纹理像舒展的眉骨，又像张开的羽翼，一场古文明的梦境由此展开。

寺洼遗址内出土的马家窑类型泥质灰陶。新华社发（寺洼遗址联合考古队供图）

  马家窑人为何如此擅长制陶？在寺洼遗址内部，考古工作者发现多个制陶区，并在其中发掘出大量同时期储泥坑、制陶工具、陶窑和烧制废品，使用时间长达数百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周静认为，从生产环节来看，已经掌握成熟彩陶制作工艺的马家窑先民可能已形成专业化的陶工群体，而专业化分工是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寺洼遗址内出土的半山类型陶器。新华社发（寺洼遗址联合考古队供图）

  “该区域制陶规模较大、生产水平高超、延续时间较长，不排除这是一处区域性制陶中心的可能性。”郭志委说，相较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资源丰富的地方，马家窑文化可能是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因地制宜强化了手工业生产，并逐渐成为其鲜明的特色。

  立于历史的峰峦回首，那一抹抹绚烂不仅仅只属于这片土地，更如古老的符号在时光中呢喃，与世界文明的回声相应和。在彩陶文化同样繁荣的西亚的哈拉夫文化遗址、中亚的安诺文化遗址，甚至黑海沿岸的库库特尼－特里波利遗址，都出土过与马家窑彩陶风格相似的器物。

   

寺洼遗址内出土的半山类型陶器。新华社发（寺洼遗址联合考古队供图）

  这是贸易往来所致？抑或是平行演化的巧合？目前尚无定论，但考古学家已经开始思考：在丝绸之路尚未开辟的时代，可能存在一条更为古老的“彩陶之路”，让欧亚大陆的先民们以陶器为媒，彼此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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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追问

  距今5000年前后，是早期中华文明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马家窑文化，就像一抹霞光，照亮了这片区域的历史，让中华文明的脉络更加完整。

   郭志委表示，相较于一些农业资源丰富、社会分化明显、宗教色彩浓厚的东部考古学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农业资源相对一般，但处在早期东西方交流的前沿。目前的考古发现显示，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以农业为基础，同时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社会分化不甚明显，宗教色彩相对较淡，但文明化程度同样较高。

洮河、寺洼遗址（中部山前缓坡）。新华社发（寺洼遗址联合考古队供图）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看来，寺洼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是近年来马家窑文化考古发现中目前最为重要的，不仅揭示着马家窑文化的社会状况，还为解释其文化向外拓展的动因提供重要线索。

  韩建业介绍，马家窑文化在我国西部地区广泛分布，以甘青等地为主体，向南向西远距离影响到云南、西藏、新疆等地，奠定着我国西部地区的史前文化基础。“寺洼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在提醒我们，发达的彩陶手工业和对外贸易交换等很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向外大范围影响拓展的关键原因。”

寺洼遗址内出土的马家窑类型石钻、石环半成品。新华社发（寺洼遗址联合考古队供图）

  但这就是全部了吗？

  随着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逐渐兴起，彩陶愈发精美，并进入最辉煌的时期，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彩陶文化却开始沉寂。这种反差意味着什么？是文化上的演化时差，还是因地制宜的生产策略？四川盆地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的陶土成分竟来自千里之外的黄河流域。是人口的迁移，还是商贸的往来？抑或跨越千里的文明交汇？持续的考古工作仍在追问。

  目前，寺洼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考古学家期待在未来的发掘中还能发现更多马家窑文化的居住区、墓葬区等，让中华文明的血肉更加丰满。每一次考古发掘，都能离答案更近一步，对文明源头的探寻更深一步。

  文字记者：范培珅、何问、王朋

  海报设计：张桢

  统筹：李欢、任正来、李逾男、王宇轩、赵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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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古代岩画

   这张摄于2025年3月13日的照片描绘了在中国西北部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玉湾泉村东南约2公里处的黄河东岸山坡上发现的一幅古代岩画。当地政府证实，在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发现了两幅约3000至4000年前创作的岩画。（平川文物调查队/新华社讲义）

   兰州，3月18日（新华社）-当地政府证实，在中国西北部甘肃省发现了两幅约3000至4000年前创作的岩画。

   这些画是在白银市平川区玉湾泉村东南约2公里处黄河东岸的一座小山上发现的。

   其中一幅画高2.4米，宽3.9米，有六幅描绘大角羊、鹿和一只潇洒的猎犬的画作。

   研究人员注意到，甘肃发现的岩画大多位于偏远的山区或河谷，因此它们的原始特征得以保留。然而，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和自然暴露等因素，保护工作变得困难。

   为了保存岩画中的历史信息，甘肃建立了岩画数字图像数据库。2023年，全省完成72件岩画文物的高精度数据采集。

   研究人员检查了2025年3月13日在中国西北部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玉湾泉村东南约2公里处的黄河东岸山坡上发现的一幅古代岩画的描绘。当地政府证实，在中国西北部的甘肃省发现了两幅约3000至4000年前创作的岩画。（平川文物调查队/新华社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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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探源｜聆听楚韵的回响——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全纪实

   初春的淮南，微风裹着油菜花香掠过江淮平原，沉寂了两千多年的武王墩墓在经过4年多的科学考古发掘后，终于揭开了神秘面纱。

  穿过长长的墓道，这座规模宏大的九室楚墓，四周由夯土垒成的台阶以“回”字形层层内收，一直延伸至墓坑内。作为唯一一座经过科学发掘的楚王陵，这里出土了迄今出土口径最大的楚国大鼎等1万多件（组）文物，八百年楚国的面貌愈发清晰。

  这是迄今经过科学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王级大墓，墓主身份锁定为战国时期的楚考烈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的六项“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中，武王墩一号墓名列其中。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民族交融与文化碰撞不断发生。我国科技考古不断取得新突破，激励着后人不断向文明深处探源，汲取世代相传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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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开“时间胶囊” 历史真容日渐清晰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41年，在战国史上最后一次合纵攻秦中，楚考烈王担任纵长，失败后为避强秦，楚考烈王将国都迁往寿春，即今安徽省淮南市寿县寿春镇。约19年后，楚国灭亡，在寿春留下王国最后的背影。

  2020年，一支有着百余人的考古队来到距离寿春城遗址不远处的武王墩墓，在初步探明墓室结构和陵园范围后，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工作。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现场（2024年5月20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张端 摄

  初到这里，一群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们都被面前这座高约16米、底径达130米的超大型墓葬所震撼，激动之余，压力也沉甸甸地落在他们肩头。

  “面对如此高规格的墓葬，此前发掘经验几乎为零。”武王墩考古项目负责人宫希成表示，尽管开始已经制定了详细发掘计划，但天气、土质和工具匹配等原因还是造成了不少困难。

  经过4年多发掘，武王墩的真容日渐清晰。

  2024年4月16日，国家文物局在淮南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首次对外发布了武王墩一号墓的等级和结构——这是一座拥有九间墓室并有多重棺椁，且结构完整的楚国王级墓葬，不仅如此，考古人员在构筑墓室的木材上发现并采集了大量的楚国墨书文字。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盖板上发现的部分墨书文字（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武王墩考古项目负责人宫希成表示，不同椁室数量对应墓主生前身份等级，楚王级别的九室墓尚属首次发现。书写于木椁上的墨书文字则记载了椁盖板放置方位和椁室功能分区等内容，犹如整个墓葬的“说明书”，如北一室西墙最下层墙板上的“南乐府、西、咊、一”分别对应着“分室名称、所在方位、木材性质和编号”。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铜簠铭文（2024年5月15日摄）。新华社发

  约一个月后，指向墓主身份的更多关键证据浮出水面，在多个青铜器的铭文上发现楚王名字信息——“楚王酓前”，即楚考烈王熊元（亦有作“完”）。在一号墓东一室还发现了一大铜鼎，其口径尺寸超过了安徽博物院的“镇馆之宝”楚大鼎（铸客大鼎），成为迄今出土口径最大的楚国大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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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东一室文物出土情况（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器以藏礼，除了大铜鼎之外，武王墩一号墓还出土了大量基本完整的礼器组合，其中出土的一套“九鼎八簋八簠”的器用组合被视为当时等级最高的礼容器组合。

  2025年1月，安徽省文物局发布消息，武王墩一号墓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全部结束，经综合分析，确定墓主人身份为战国时期楚考烈王。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出土的铜器（拼版照片，资料照片） 。 新华社发（考古杂志社供图）

  至此，武王墩一号墓的结构和内容已基本清晰，共计出土文物1万多件（组），除了礼器之外，出土文物还包括了木俑人、漆木器、玉器，以及可能用于占卜的卜甲（龟甲）。此外，在青铜器和漆木器中还发现大量动植物遗存，已鉴定出的动物遗存种类达17种，植物遗存则包括了瓜、果和香料三大类共13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