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哪里来？

无星无杠

“中国”从哪里来？

中国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7日下午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国报道》紧扣“中华文明溯源”主线，从2019年起陆续推出系列专题报道，努力从媒体视角解读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和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主题。2022年7月刊封面专题聚焦中原文明，阐释中华文明如何从“多元”向“一体”汇聚、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如何形成的。

△ 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2300年前，屈原到刻有“天地﹑山川﹑神灵”壁画的楚国先王之庙、公卿祠堂凭吊怀古后，叩问宇宙天地、神话传说、历史真相。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面对这个哲学“终极三问”，今天的我们，借助文物遗迹的吉光片羽和科学手段，与屈原相比，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维度。

   追寻文明起源，是人类共有的主动意识。“我们的文明究竟有多么久远的历史，怎么样一步步走过来的？走到今天，有哪些历史的经验可以借鉴，今后会向何处去？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向《中国报道》记者阐释为什么人们喜欢“寻根”，“当解决温饱之后，人们总会有一些新的精神需求，对祖先、文化、生活习俗等是怎么传承、演变到现在的产生本能的兴趣”。

   在上世纪20年代，在西方历史研究的思想冲击之下，“古史辨派”的学者研究认为“五帝夏商周”都不可信，动摇了人们“五千年文明”的精神信仰。根据西方的“标准”，中华文明只有约3500年。而新世纪以来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综合研究，证实了“五千年中华文明”为事实。

   “中国”从哪里来？中华民族的“源”与“根”在哪里？考古学几乎重塑了一个过去未知的中国，我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远古的历史和祖先。当我们清楚“我从哪里来”的时候，便更能愈发清楚“我要到哪里去”。

  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多项考古探源工程，实证了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满天星斗”说，他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中华大地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如同天上群星璀璨。考古学家严文明也提出了“重瓣花朵”理论，论证中华文明起源“有核心又多元”。

   “实际上，在大约8000年前，中华大地各区域之间就有了横向之间的联系。”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至五期首席专家，王巍认为中华文明形成是多元一体的历史过程，他以玉向《中国报道》记者举例说，内蒙古赤峰兴隆洼遗址出土过8000年前的玉玦、玉斧、玉锛和玉佩等，那时候就有以玉为美的观念，而在距今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也出土了与兴隆洼遗址形制相同的玉玦饰、玉吊坠等，“这就表明，虽然有很远的距离，但它们之间一定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文化联系”。

△ 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人面鱼纹彩陶盆。摄影/滕言妍

   王巍表示，考古发现证实，在距今58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等区域，都出现了社会分化即文明起源的迹象。距今5500年起，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区域文明阶段，呈现出多元文明百花齐放的局面，最终在相互交流借鉴中，大约距今4300年前后，逐渐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一体化格局，并绵延数千年不曾中断。

    有学者把这一过程称作是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在距今5500年左右，随着各区域文明化进程加速，出现很多共性的东西，比如龙的观念，最早在黄河中游出现，用蚌壳堆的龙和虎，这时候在红山文化遗址和长江下游文化遗址开始出现玉龙。很多方面共性的因素在增加，形成了‘中华文化圈’。”王巍说。

    5500年前，黄河中游仰韶文化晚期的彩陶向周围广泛地扩散，长江上中下游、黄河上中下游、辽河流域，开始前所未有地出现，这表明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和辐射。“在我们心目当中，它应当是与黄帝、炎帝集团兴起和势力扩散紧密相连的。”王巍认为，大约在4300年前，长江中下游的文明相对开始衰落，中原地区持续崛起，“比如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可以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因素汇聚，黄河下游的陶礼器、棺椁的制作，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这种特色特别突出。”

△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摄影/滕言妍

   下一个阶段，到了夏王朝时期，中原仍然继续吸收周围区域先进因素。在夏朝的中后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距今3800年—3500年）为代表，形成了一整套的礼仪制度，二里头的玉礼器、青铜容器的制作生产工艺等向周围强烈辐射。“二里头的玉璋、牙璋分布范围包括东南沿海、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甚至通过三星堆影响到越南北部。又一次，中原文明向周围辐射，辐射的不是工具，也不是武器，而是礼器和礼仪制度。这是中原王朝引领文明进程的重要表现。”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

   “传说”与“信史”

    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只有3000多年的文明史，主要基于殷墟的发现，认为那才是有文字可考的“信史”。但那些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如何发现？“这只能依靠考古。”王巍表示，夏及之前时代的研究，考古是主要来源。

△ 相传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有出虹自北饮于河”刻辞卜骨。摄影/滕言妍

   “大禹治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远古传说，关于大禹的记载是信史还是杜撰？虽然先秦典籍和西周朝青铜器铭文上均有关于大禹的记载，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证明大禹治水的真实性，从而禹建立夏朝就更无法证实。“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把先秦文献记载的和《史记·夏本纪》记载的关于大禹的事迹，归纳为5个方面：一是治水，二是会诸侯于涂山，三是定都阳城，四是划分九州，五是征三苗。

   2006年开始，考古专家对安徽蚌埠禹会村“禹墟”进行考古发掘，最终发现2000多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台基，是一处经过人工实施的具有专一性功能的大型盟会场所，符合禹会诸侯的要求；长达50米并一字排开的35个柱坑，学者认为是与会诸侯插旗杆的坑洞；同时，科学探测遗址文化层年代在距今4140年上下。“大禹治水‘劈山导淮’‘禹会诸侯于涂山’，从神话传说中走了出来。”李伯谦说，“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个记载应是可信的。

   关于夏朝是不是存在，《尚书》《古本竹书纪年》《史记》等记载“太过虚无缥缈”，虽然有线索可寻，但夏的传说还是要依靠考古证实。

   “应该说，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可以证明和确认‘夏’是可信的。”王巍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从二里头遗址来看，形成了择中建都、择中立宫、中轴线理念，有了对龙的崇拜，有青铜礼器和玉礼器等一整套礼仪制度，对周围广大地区产生了强烈辐射，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王朝气象’。”

   有的时候，历史在不经意间留下的隐约线索，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甚至会震惊我们。

   出土于1976年陕西省临潼县的西周利簋，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周武王率军击溃商军之后，身为右史的利得到周武王赏赐给他的青铜，并铸造了一件铜簋，作为永世的纪念。利簋铭文中所记载的这一战争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星当空，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所记载的“时甲子日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证实了这些文献史料较高程度的可靠性。

   

   △ 西周利簋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尚书·牧誓》中的记载相互印证。摄影/滕言妍

   当然，并不是所有传说都能在典籍和考古中找到蛛丝马迹，考古也不是单纯为了印证典籍记录和传说。良渚就是一个打破我们传统认知的存在。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了4个最重要的区域性中心性遗址：浙江良渚遗址、陕西石峁遗址、山西陶寺遗址和河南二里头遗址。而良渚遗址为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提供了最直接的依据。

   距今5300年—4300年的良渚古城遗址，规模宏大、遗存类型复杂、内涵丰富，其遗产的整体价值由城址、外围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和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出土器物等人工遗存要素共同承载。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良渚古城遗址代表了中国5000多年前伟大史前稻作文明的成就，是杰出的城市文明代表”。

   然而在传世史籍里，“良渚古国”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经过80多年的考古发掘，它的面貌才逐渐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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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是“最早的中国”？

   传统观念里，夏朝是中国第一个中央王朝，就是“最早的中国”。但随着近代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尤其是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石峁遗址、河洛古国等被发现，越来越多的“地书”更新着传世典籍给我们的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第二任队长许宏提出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最早的中国”。他认为，二里头文明应该开启了王朝时代，应该是“最早的中国”。他在《最早的中国》一书中，叙述了这个“最早的中国”的形成过程，即在龙山文化时期，广袤的中原成了“逐鹿”的战场，并最终催生出了二里头所代表的王权国家。

△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观象台俯瞰图

   

   而认为陶寺是“最早的中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陶寺考古队队长何驽，则是基于“中国”最初的含义是“在由圭表测定的地中或中土所建之都、所立之国”。他认为，陶寺中期墓葬中出土的测量日影的圭尺就代表着“地中”。依据测年数据，可以说至少4000多年前人们意识中的“地中”是在陶寺所在晋南一带。

   山西临汾陶寺遗址距今4300年至3900年，是中国史前“都城要素最完备”城址，在文献中称为“尧都平阳”。陶寺发现了迄今世界最早的观象台遗址，出土了龙盘、“文”字扁壶、鼍鼓、石磬、玉兽面以及中国最早的“铜器群”等“重器”。很多人相信，陶寺正是传说中尧、舜的都城。

   不过，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赵辉认为，“国家”最早不在中原，而在良渚，“大量考古发现显示，良渚作为一个国家已经具备了可以讨论其形态的成熟条件”。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满天星斗”时期，日后引领“王朝气象”的中原地区却显得沉寂。有研究者把这称为“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

   但2020年发布考古成果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或许改变了这个“洼地现象”。这处被命名为“河洛古国”的距今约5300年的遗址，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李伯谦认为，这是“黄帝时代都城遗址”。“黄帝时代是一个时期，黄帝不是指一个人，是一个部落。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李伯谦说。这一观点，与距今约4300年至3800年的史前巨型遗址石峁古城“是黄帝部族所居之城”说法看似“南辕北辙”，却又有某种合理内在联系。

△ 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拍摄的用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

   也有专家将“中国”的开端向更远处追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提出，仰韶文化东庄—庙底沟类型的强力扩张形成了庙底沟时代，这标志着“早期中国文化圈”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的形成，庙底沟时代的文化共同体奠定了以后中国的地理和文化上的基础。

   “实际上，我个人对纠结哪里是‘最早的中国’不是太认可。”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重要的是5500年前开始形成的早期“中华文化圈”，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就是后来中国的雏形，而不是“最早的那一点”到底在哪里。“正因为早期中华文化圈的形成，相互交融、促进，中原文明不断吸收、汇聚，形成了后来的‘王朝气象’。”

   此前接受《中国报道》记者采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宁远在评论“良渚是最早的中国”时表示，5000年前中国有很多像良渚这样的区域国家，“一般人的理解都是点式的，而且有一个错觉，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当成真实历史上最早的。实际上，我们觉得那时候百花齐放”。

   “逐鹿中原”与国家概念

   从距今4300年开始，考古发现中的中原文明开始“异军突起”。而此时，曾经璀璨夺目的良渚文明进入尾声。

   中原文明的崛起，王巍认为是综合因素。他向《中国报道》记者解释说，对内，中原文明对其他区域文化兼容并蓄；对外来文化，也同样取长补短、不断发展。同时，还有气候和地理因素，“黄河中游有多样的地形条件，可以多品种种植，粟、黍、稻、麦、豆五谷的种植，使得农业能够持续发展。4000多年前有一次比较普遍的洪水，在良渚遗址上层洪水层非常普遍，禾本科花粉显著减少，许多稻田重新沦为湿地，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支撑不了那么庞大的社会存在”。

△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复制品

   距今3800年前后，陶寺文化、石峁集团等纷纷衰落。被普遍认为是夏代中晚期都城的二里头文化崛起，在河洛交汇之地建立二里头大型都邑，中国第一个王朝诞生了。此后，这形成了一个延续数千年的独特景观——中原地区被视为“天下之中”，要取得“天下”，无论是谁，都要“逐鹿中原”；如果没有占据中原的政权，似乎就是法理上的“不合法”政权。

   至于为何要“逐鹿中原”，许宏总结可能的原因包括中原的环境受限制、资源集中、人口密度大，也是物流、情报、信息网络的中心，同时还有赖于中原文化政治、经验的成熟。早期国家的向外扩张有着中原王朝的政治意图，除了利用“天下之中”的有利条件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治关系网以外，还在于获取各地的自然资源。

△ 四川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坛局部。

   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有“宅兹中国”字样，是目前所见文物中最早提及“中国”的文字资料。这里的“中国”，指的是伊洛汇聚的洛阳盆地，是周人地理和政治观念中的“天下”的中心地区。

   “‘宅兹中国’虽然是西周的铭文，体现出周人的天下观，但这个观念肯定在西周之前就已经形成了，所以才有的这个词。”王巍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尧、舜时期势力范围都相对较小，但那时候可能已经有一个朦胧的天下观，包括后来的‘禹贡九州’，应该是天下观的雏形。到了夏代后期，其辐射影响的范围，最起码直接控制的范围就有河南全境、山西南部，相当广阔。我们认为这时候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天下观。经过商朝，到西周时期，天下观基本上稳固了；再到秦统一中国，实现大一统，是不断变化的过程。

   “人们常形容整个中国版图是一把坐西北朝东南的大座椅，座椅内山地高原和平原丘陵区的交界处，又形成了中原腹地这把小座椅……这样的生态环节边缘地带，也正是文化板块的碰撞交汇处。高度发达的文明，往往就是这种碰撞交汇的结晶。最早的‘中国’也就诞生在这里。”许宏说。

△ 河南安阳殷墟王陵遗址。摄影/徐豪

   我们再看关于哪里是“最早的中国”争论，如果不从学理上细究，以当代民族国家概念下普通人的理解，或许“中国”先是有一个文化共同区域，在这个概念汇聚的基础上从地域上形成早期的“中国”，然后演变出文化心理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概念形成过程，还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不断组合与重组的过程；从共识的“中国”（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各大文化区系间的交流和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夏商周三代政治文化上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也相应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

   亘古亘今，绵延不绝

   在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中，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这样写道：“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

   在外敌入侵的战争年代，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激励着我们保家卫国、自强不息。

   王宁远向《中国报道》记者讲述了“四大文明古国”之说背后的故事。“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一点民族自信心都没有了。1900年，梁启超写下《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一诗提出了‘四大文明古国’之说，把中国放到世界的视角去看，激励中国人重振自信，为民族谋取复兴。”

△ 浙江良渚遗址出土的玉璧。摄影/刘嵘

   “我们的先祖1.5万年前便发明了制陶术，1万年前就栽培出世界上最早的稻、粟、黍，9000多年前就掌握了制玉技术，8000多年前就制作出骨笛，7000 多年前就发明了轮轴技术，6000多年前就制作出丝绸……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让我们心生自豪，给我们精神上的鼓舞激励。”王巍说。

   王巍进一步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根据考古发现，世界上几大农作物中的粟、黍、稻、大豆都是中国原产。中国祖先驯化栽培的水稻，养活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农耕技术与丝织品生产技术，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又从欧亚草原传播至西亚和欧洲。夏商周文明的青铜容器铸造技术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催生了东北亚地区的青铜时代。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绵至今未曾中断的原生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丰富内涵和灿烂成就，可以为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提供精神动力，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王巍说。

   文 | 《中国报道》记者 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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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在沪亮相

本文转自：新华网

   

   7月3日，观众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参观“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

   由中国航海博物馆和南越王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7月1日起在上海展出。本次展览的文物全部出土于南越王墓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展现了南越国时期的航海成就与海洋文化。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7月3日，观众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参观“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

   由中国航海博物馆和南越王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7月1日起在上海展出。本次展览的文物全部出土于南越王墓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展现了南越国时期的航海成就与海洋文化。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7月3日，一名小朋友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互动区留影

   由中国航海博物馆和南越王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7月1日起在上海展出。本次展览的文物全部出土于南越王墓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展现了南越国时期的航海成就与海洋文化。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7月3日，观众在中国航海博物馆参观“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

   由中国航海博物馆和南越王博物院联合主办的“大汉海疆：南越航海文明展”，7月1日起在上海展出。本次展览的文物全部出土于南越王墓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展现了南越国时期的航海成就与海洋文化。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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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一市民拾到奇石，考古专家初步判断：半数均为新石器时代石器

本文转自【江西发布】；

近日，

66岁的南昌市民谌祖华

在南昌市安义县境内的潦河

(长江流域鄱阳湖支流修水的支流)流域

捡到不少疑似新石器时代的石器，

其中一块

直径9厘米、表面人工打磨痕迹明显的

圆环型石器，

已被考古专家鉴别是

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打猎用的

“流星锤”。

南昌市民拾到奇石，疑似新石器时代石器

   谌祖华是一位石器收藏爱好者，闲着的时候便会跑到潦河边上捡石头。“现在，我们家里就是一座石头屋。”谌祖华的妻子笑着调侃，这些年他捡的石头都被他存放在家中。

   早在1989年5月，考古专家就在南昌市安义县进行了旧石器时代石器的调查，发现了三处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地点，这个发现说明了当时人类就生活在该河的两岸或丘陵地，对研究江西省的史前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谌祖华捡到的石头部分有人为打磨痕迹，通过查阅大量关于远古时期石器的资料，谌祖华将自己拾到的石头与网上远古时代的石器照片对比发现，两者非常相似，谌祖华产生了一个猜想:这些石头很可能就是新石器时代的石器。

   但对他而言，这些判断并未专业人士的验证。谌祖华想起此前在江南都市报上看到了一篇题为《10万年前，瑞昌就有人类远古活动》报道, 文章提及瑞昌市发现有旧石器时代的石器。于是便联系本报记者寻求帮助,见到记者后，谌祖华拿着手机的照片滔滔不绝和记者进行介绍，“这是石斧，这是刮削器，这是砍砸器……”，每个收藏的石器都被他用手机拍照保存着。

   经考古专家初步判断，半数均为新石器时代石器

   6月22日下午2时许，记者与谌祖华一行人共同来到南昌市博物馆，他带了三袋子收藏的石头，每一块石头都被报纸好好包着。

   见到南昌市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后，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块直径约为9厘米的圆环型石块，石块边缘平滑圆润，中间有一圆孔，麻绳从圆孔穿过。“这根绳是我绑上的。”谌祖华根据查阅到的资料还原了当时人类的使用方式。

   “这个圆环型石块是新石器时代的石流星，用来打猎的。”考古专家拿起这块石器的绳子，把石块轻轻地往外抛，向我们演示了石流星的使用方法。

   据该考古专家介绍，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石器的最大的区别在于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只会通过敲打的方式来制作工具；而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学会了打磨石器，并且还会利用绳子来捆绑其他石器组合使用，新石器的表面则打磨地更加光滑。

   经过考古专家的初步判断，在谌祖华拿来的三袋子石头中有将近一半的石头都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石器，这让他十分兴奋和激动。

   开办潦河奇石陈列馆，让更多人领略奇石魅力

   谌祖华酷爱奇石，退休后的他捡起了自己的爱好——收藏各类奇石和石器。在安义县，正好有一处位于潦河的旧石器地点。为此，这十余年来他常常到潦河流域的滩涂上捡“石头”，这些石头有的是新旧石器时代的石器，有的石头上还有“作画”痕迹，其中一块刻画“鸟”的奇石让谌祖华引以为傲。

   “我想让安义人乃至更多地方的人都能够看到我的石头。” 谌祖华逐渐萌生了开一个石馆的想法。2021年3月，他在安义县京庄巷内租了一间房子将其命名为“潦河奇石文博馆”，并将自己收藏的200余块精品奇石归类展出。

  市民们可以免费在“潦河奇石文博馆”参观奇石，对于馆内的奇石，谌祖华通过查阅大量资料，尽可能给每块石器都标注好名称，如有人询问，他便会充当讲解员耐心地讲解。“我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了解石器文化，体会到奇石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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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纺织技艺闪耀海南

2022年6月28日，民族传统服饰与现代元素在展览中展出。

   6月28日至7月1日，6月28日至7月1日， “锦绣世界——2022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纺织技艺展——织绣印染展”在海南海口举行。本次展览共分四个展区，展示了来自全国各地、种类繁多、精美绝伦的中国传统织锦绣品。此次活动形式多样，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游客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爱好者，在民族传统服饰和纺织技艺领域为传播中华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族传统服饰于2022年6月28日在展览中展出

2022年6月28日，非物质文化遗产嘉雅藏毯编织技艺在展览中展出。[图片/新华社]

壮族织锦技艺在2022年6月28日的展览中展出。[图片/新华社]

2022年6月28日，传统的黎织纺织技术在展览中展出。[图片/新华社]

2022年6月28日，陕西省澄城刺绣工艺制作的老虎主题工艺品在展览中展出。[图片/新华社]

2022年6月28日，一件用赫哲鱼皮工艺制作的服装在展览中展出。[图片/新华社]

2022年6月28日，一位女织工在展示山东省六团镇的丝织技艺。[图片/新华社]

崇明土布织造技艺在2022年6月28日的展览中展出。[图片/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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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衣服长啥样？这里挖掘出了南宋的“衣柜”

   城，是岁月的沉淀；镇，是文明的集聚。浙江这片土地，散落着一个又一个古城古镇古村落，宛若一颗颗闪耀的明珠，串起数千年的历史文明。

   台州黄岩有着千年文化底蕴，文风鼎盛、文脉绵长，其中宋代是黄岩文化发展的黄金期。被誉为“宋服之冠”的丝织品，展示了古代手工业怎样的巧夺天工？保存完好的南宋墓葬里，又藏着怎样的稀世珍宝？在黄岩这片土地上，有哪些传承下来的宋韵文化至今绽放独特魅力？

   这是一件中国南宋时期的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它历经800年，色彩却依然鲜亮，织造工艺精湛，被专家称为“宋服之冠”。通常情况下，中国古代墓葬中随葬的丝织品很难完整地保存下来，那么这件800年前的纱袍为什么能保存得如此完好？它又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2016年5月2日下午，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前礁村的村民在建造房屋时，挖到一个红色棺椁，考古专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过初步勘察，发现这是一座夫妻墓，右穴墓已遭破坏，而一墙之隔的左穴墓却保存得非常完好。在考察过程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块墓志铭，墓志是墓主人为妻子所刻写，铭文尾处落款“文林郎前平江府长洲县丞赵伯澐”，结合《赵氏宗谱》、《黄岩县志》，专家确定墓主便是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赵伯澐，于是专家组决定抢救性发掘。

   考古人员迅速制定发掘方案，很快发掘出一个完整的棺木，棺木外表的漆面光亮得像新的一样。古人髹漆工艺高超，赵伯澐的棺木髹10层朱漆，所以棺木能够历经800年不褪色，那么棺木里会有什么样的陪葬品呢？

   终于等到了开棺的一刻。当人们打开棺盖，墓主人赵伯澐穿戴整齐静静地躺在棺中，棺内随葬有一块玉璧以及一块晶莹剔透的水晶璧，也是赵伯澐生前的心爱之物。其中，这块玉璧上有49字的铭文，佐证这块玉璧乃南唐开国君主李昪的祭天之物，水晶壁也是完全复制了这块投龙玉璧。古时，“君子无故玉不离身”，腰间佩戴一块美玉，闲庭信步，由此看出，贵为皇室之胄的赵伯澐是一位热爱收藏的高雅之士。

   除此之外，随葬品中有大量丝织品，它们将棺里塞得满满当当。丝织品的成分主要是蛋白质，难以长时间保存。中国古代墓葬中随葬的丝织品绝大部分都在千百年的掩埋中化为泥土。那么赵伯澐墓出土的丝绸服饰为什么能穿越800年的时光保存得如此完好呢？这有赖于南宋人以防腐为追求的“深埋而密闭”的葬制。放进棺木后，在棺木与墓壁之间的少许空隙处，填进去松香、糯米汁、三合土，整体“浇灌”，石板压顶，从而保障了棺木的干燥和封闭性。

   经专家初步鉴定，出土的服饰形制丰富、织物品种齐备、纹饰题材多样、纺织工艺精湛，堪称“宋服之冠”。涵盖了衣、裤、袜、鞋、靴、饰品等，并且纹饰题材多样，包含双蝶串枝、练鹊穿花、云鹤莲花等。同时，出土文物织物品种齐全，有绢、罗、纱、縠、绫、绵绸、刺绣等品种。

   距今800余年的文物“重见天日”，成为宋室徙居、南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等历史的有力见证，棺木洞开，就像打开了宋人的衣柜，宋人的风雅及对衣饰文化的讲究，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今人的面前。

   而最被人称道的，就是这件曾亮相G20杭州峰会的，交领莲花纹亮地纱袍，它呈黑色，领口与袖口处衬以宽边的淡黄色素罗，上有莲花纹样，花叶间隙还饰有四片心形叶环供八瓣小花的图案。

   通过这些随葬的精美服饰，专家认为赵伯澐生前的穿戴较为讲究，是一个爱美风雅的皇族后裔。南宋朝廷统治的江南地区经济繁荣，手工业发达，百姓的生活也比较富裕。而且当时理学盛行，人们都以雅致为美，作为皇室一员的赵伯澐，自然也成为追求时尚的风雅之士。

   宋代的服饰文化在中国服饰文化史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以莲花、菊花、蝴蝶等作为服饰图案，既展现了士大夫阶层尚雅的审美情趣，也融合了市民阶层祈愿吉祥、长寿、平安的内心理想。穿不同款式、花纹、材质的衣服，直接展现了每个人不同的审美与气质。这些丝绸服饰为后人研究南宋的历史文化以及科技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物证。

   在黄岩博物馆中，国家一级文物101件，其中宋代文物占据大半。这里有以宋服之冠为代表的宋服文化、以沙埠青瓷为代表的宋瓷文化、以朱熹弟子为代表的朱子文化，以南湖学派为代表的宋学文化、以北宋戏砖为代表的宋戏文化等，宋代雅韵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穿越千年，宋韵文化沉淀出的智慧，不仅是一块瑰宝，更是一座亟需多层次、全方位挖掘提炼的富矿。拥有千年建县历史的黄岩，更是在宋朝书写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华章，繁荣先进的艺术文化、优雅文明的生活风貌，如同一条绵延不断的河流，浸润出流传至今的黄岩宋韵文化。

   来源：浙江新闻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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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祭祀坑中丝绸的发现及其意义

       2019年以来，三星堆遗址进行了新的考古发掘，新发现的六个坑及其出土文物“再醒惊天下”。其中，丝绸是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中最激动人心的新发现之一，具有重要意义。

   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里会出现如此多的丝绸？早期的丝绸来之不易，由此得到的丝绸也不会是普通的织物。众多史料记载说明丝绸的一个重要用途是祭服。本文作者认为，丝绸的发现，有利于我们理解三千年前的古蜀先民是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的。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1号坑和2号坑的发现“一醒惊天下”。2019年以来，在三星堆遗址的同一地点又发现了六个坑，即3至8号坑，它们的发现“再醒惊天下”。关于这些坑的属性和功能，学界有“祭祀坑”“埋藏坑”“器物坑”“祭祀埋藏坑”等不同称呼，为了便于表达，本文采用影响最广的“祭祀坑”，年代也采用相对统一的商代晚期的观点。在此框架下，对丝绸的发现及其意义进行诠释。

   任何考古新发现，不是验证便是颠覆已有的认识。时隔三十五年，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新材料，或是补充直至完善、或是修订甚至颠覆过去有关三星堆祭祀坑和三星堆文化的种种猜想和结论。其中，丝绸是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中最激动人心的新发现之一，具有重要意义。

   对1号坑和2号坑出土的青铜残片、完整器进行全面排查，在青铜眼泡、青铜尊口沿、青铜蛇、人头像等十三类器型、四十多件器物上发现大量矿化丝绸印痕，这对新一轮考古发掘中丝绸的发现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发现丝绸印痕的一号坑和二号坑出土青铜器

   新一轮考古发掘中，最先在4号坑灰烬层一件青铜器旁土样中发现长宽约3.8×3.1毫米的纺织品，经显微观察，明确其组织结构为平纹，结合酶联免疫分析结果，判定其材质为丝绸，这是首次在新一轮祭祀坑考古发掘中发现丝绸残留物。

   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经过对土样和青铜器表面的显微观察，发现了丝绸痕迹。其中包括3、4、6、8号坑，都有丝绸残留物或能够佐证丝绸残留物存在的丝素蛋白信号存在。随后，又在3号坑大面具耳朵旁土样、8号坑青铜残片上找到了丝绸残留物，在6号坑木匣底部土样中检测到了丝素蛋白信号，也佐证了6号坑可能有过丝绸。8号坑的丝绸残留物，附着在一件青铜残片表面，其附着面积较大，长宽约1.8×0.8厘米，面积约91平方毫米，为平纹组织结构，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一块丝绸残留物，残片周边的土样也附着有丝绸残留物，且在其表面覆着有一层致密的淡黄色涂层。

K4灰烬中保存的纺织品 （图片为编者所加）

   本文尝试从四个方面展开叙述——如何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丝绸？三星堆祭祀坑中有哪些品种的丝绸？三星堆祭祀坑使用大量丝绸是否合理？在祭祀语境中的丝绸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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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何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寻找丝绸？

   以往判断一件纺织品是不是丝绸，可以从形貌、结构和成分等三个层面开展研究，基本涵盖了纺织纤维科学认知的三个层次。

   首先是形貌，所谓形貌，就是形态和面貌，对于丝绸而言，在显微镜下放大数百倍，就能很明显地看出其特征形貌；

   其次是结构，丝绸是天然高分子材料，不同的高分子材料有不同的分子结构，利用光谱分析，可以明确指认是否是丝绸；

   最后是成分，丝绸是由18种氨基酸构成的蛋白质，通过对氨基酸分析，也可以得出比较准确的结论。

   丝绸属于蛋白质，在埋藏过程中极易降解，加之三星堆出土文物大多有烧灼痕迹，燃烧和高温对丝绸的保存非常不利，同时，丝绸残留物和坑内的灰烬、泥土、各种器物混杂在一起，给寻找丝绸带来巨大挑战。不难想象，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当年埋藏入坑的丝绸早已失去本来面貌，以肉眼难以辨识的残留物或者印痕状态存在。三星堆遗址中的丝绸正是呈现出这种极致状态——泥化、矿化和灰化。当年埋入地下的丝绸，要么化作尘泥碾作土，要么只是在金属器物的表面留下矿化印痕，要么就被焚烧成灰烬。

   严格意义上来说，要寻找的丝绸已经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纺织品范畴，上述常规方法难以奏效。要于无形处寻丝踪，就要突破常规思路，研发新方法。此时，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就以其敏感、特异、便捷的技术优势进入视野。

三星堆祭祀坑的丝绸样品

   简单来说，免疫学原理的精髓就是抗原抗体反应，这种反应具有一定优势，适用于考古现场的信息提取。

   其一是敏感，考古遗址中，丝绸残留物也许只是非常微弱的存在，即便抗原（丝绸的分子标识物丝素蛋白）浓度很低，抗体（丝素蛋白抗体）也能在复杂环境中突破重重障碍，找到抗原并与之结合；

   其二是特异，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抗原抗体之间具有非常专一的关联；

   其三是便捷，不需要依赖大型设备，测试结果立等可取，适合在考古工地快速检测；

   其四是价廉，与大型仪器动辄几百块甚至上千块的样品测试单价来比，这种方法的测试成本较低，适合大规模推广。

   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的突破对寻找三星堆丝绸十分关键。利用该技术，在三星堆1至8号祭祀坑中均发现大量丝绸残留物或丝绸印痕，其中样本包括青铜人头像、兽面具、铜眼泡、青铜尊、青铜蛇等器物，以及坑内的灰烬和泥土。

发现丝绸印痕的部分文物

   此次在三星堆祭祀坑中发现丝绸，有赖于科学认知方法和技术的巨大进步。随着多学科团队的协作，三星堆祭祀坑有机质残留物的研究已经从肉眼可见的器物层面延伸到肉眼不可见的分子层面，极大提升了考古现场信息提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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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星堆祭祀坑中有哪些品种的丝绸？

   商代的纺织品大多是附着在青铜器上得以保存，这是因为青铜器中在埋藏过程中，不断释放铜离子，可以在周边土壤中营造抑菌微环境，有利于丝绸等有机材质文物的保存，逐渐成为青铜器表面的矿化印痕。

   商代青铜器出土数量较多，其中部分青铜器上有这类矿化印痕，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礼器表面附有织物的就有五十多件，其中四十件左右是丝绸，在有的铜器上包裹的织物达数层之多 。但由于早期主要关注的是青铜器本身，而包裹在外的纺织品遮挡了青铜器的图案或铭文，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均被清除，以至留存的纺织品并不多。

   考古发现的商代纺织品数量虽然有限，但一些丝绸已相当精美，在青铜器上附着的不仅有普通的平纹绢、重平组织的缣、提花的绮，而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四经绞罗，说明我国的丝绸织造工艺早在商代就已发展到一定高度。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表面也保留了大量矿化丝绸印痕，对其进行形貌观察可知丝绸品种有绢、绮和编织物。

   部分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上保留有平纹织物，经过测试材质为丝，平纹类织物中的丝织品可以通称为绢。绢的组织结构相同，由于密度、细度、捻度等其他结构参数的变化，以及加工工艺的不同，织物风格特点差异很大。其中，3号坑和8号坑中就发现两种不同风格的绢，其中前者较为稀疏，后者较为密实。绢是最大宗的平纹丝织品，江西新干大洋洲发现大量青铜器，青铜器表面也发现丝织品包裹的痕迹，经分析，其中大部分为平纹绢。

绢组织结构示意图，K3（上）、K8

   在2号坑出土铜眼泡上发现绮。绮即“织素为文”，是平纹地起经浮花的提花织物，以不同浮长的经线反射光线的能力不同，形成暗花图案，属于较高档的丝织品。

   作为丝织品的名称，绮见之于《战国策·齐策》，“下宫糅罗纨、曳绮縠，而士不得以为缘”。《说文》曰：“绮，文缯也。”其特征为织纹不顺经纬方向，即花纹图案由斜向线条构成。《释名》云：“绮，倚也，其文欹邪，不顺经纬纵横也。”

   目前发现殷商时期绮的实物并不多，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保存的商代铜钺上发现的绮，是平纹地上显菱形花纹的丝织品。此外，在瑞典马尔莫博物馆保存的铜觯（zhì）上，也发现有类似铜钺上的斜向经线组成的斜纹，推测为绮。故宫博物院所藏商代玉戈、商代铜戈把上也发现绮的印痕。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偶方彝的丝织品印痕上，发现有回文图案的绮，“其花纹与殷代造型人物形象上的衣饰和某些铜器上的局部花纹是相同的”。

   在2号坑出土青铜蛇的背部发现多层织物，其中最外层为斜编织物。编织是原始纺织品构成的方法之一，编织技术最初大概是从编结捕捉鱼和鸟兽的网罟发展到编制筐席，再由编制筐席发展到编织织物。随着时代发展，编织技术得以细分与提升，出现了斜编、绞编、环编、绕编等单一技法，其中斜编是非常原始而广泛使用的编织技法，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带即采用最简单的平纹斜编。

图6 编织物示意图，K2②113青铜蛇

   三、三星堆祭祀坑使用大量丝绸是否合理？

   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国都邑，其地的蚕桑丝织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对古蜀地区的丝绸发展历史进行梳理，就会发现，三星堆祭祀坑里使用大量丝绸亦属合理。

   我国古代有关蚕桑的传说大多与蜀地有关。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氏之女。” 黄帝元妃嫘祖西陵氏教民养蚕，传说嫘祖就是四川成都盐亭县金鸡镇嫘祖村人。许慎在《说文解字·目部》里讲：“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

   《释文》和《玉篇》里说“蜀”是“桑中虫”，亦即蚕虫。

   在《先秦蜀国王权更替考述》一文中，毛曦综述前人的研究成果，指出蜀国的“蜀”字“与其最初养蚕相关”，把蜀国的开端和蚕丛一族相照应。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李白在《蜀道难》中慨叹古蜀国历史的久远和茫然无知。

   古蜀人的神话体系中，蜀王大多是关联生业、造福众生、谋求福祉的人神集合体，蚕丛教民养蚕，鱼凫教民捕鱼、杜宇教民农耕、开明带民治水，而蚕丛一族以养蚕为其经济活动的主体，传说蚕丛氏因穿了青衣到民间劝农桑而得名“青衣神”。

   传说也许不是无稽之谈，如果传说暗示着古蜀的丝绸起源，那么考古发现和史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此地丝绸的发展与兴衰。

   西周时，蜀已向周王朝进贡蚕桑制品；春秋战国时，四川的蚕桑业已达到一定规模，成都百花潭出土战国铜壶上的采桑图，形象地反映出当时蚕桑生产的繁忙景象，古蜀国因“布帛金银”之丰饶而闻名，以至于司马错劝秦惠王（公元前337－前311年在位）伐蜀时即指出“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秦统一中国后，迁山东六国豪强至蜀，其中不少人是工商业奴隶主和奴隶工匠，他们带去了中原地区先进的丝织技术，尤其是“织文”（织锦生产）技术，为蜀锦生产奠定了基础。两汉时期，四川的蚕桑丝织业更为兴盛，朝廷对锦帛的需求量大增，此时成都东南隅围城建织锦工场，委派“锦官”督造，称为“锦官城”。成都有锦江，《蜀中广记》称“织锦既成，濯于江水，其文分明，胜于初成，他水濯之不如也”，濯锦之江称为“锦江”，买卖蜀锦的集市称为“锦市”，织锦工人居住的地方称为“锦里”，官员住处称为“锦官驿”，可见当时织锦之盛。

   2012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了前所未有的四部蜀锦织机模型，据此复原了世界上最早的提花织机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锦，印证了蜀地织锦业的繁盛历史以及对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意义。

   三国时期，诸葛亮很重视耕织，他在家居之地城南双流的葛陌，亲自种桑八百株，以激励军民。他还在军中强调特别强调“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蜀锦生产和外输的一个高峰期。朱启钤在《丝绣笔记》中提到“自蜀通中原而织事西渐，魏晋以来，蜀锦勃兴，几欲夺襄邑之席，于是襄邑乃一变而营织成，遂使锦绫专为蜀有”。可见，当时西南蜀郡已成为全国闻名的丝织中心，其著名产品蜀锦逐渐占据了国内的主要市场。唐代的蜀锦，无论生产规模还是技艺都进入到一个鼎盛时期，蜀锦生产遍布川中。“蜀地锦织成”“蜀烟飞重锦”“夜雨催成蜀锦机”“越罗蜀锦金粟尺”等唐代诗句都说明了蜀锦名噪一时。唐时我国和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蜀锦产品大量流入日本，其中一部分是唐王朝对日本使团、王室和寺庙的赠礼，至今仍作为国宝被收藏在日本京都的正仓院、法隆寺等处。

   五代十国时期，织锦业仍然比较发达，品种亦有所增加。宋复建“成都府锦院”，生产皇室、贸易用锦。南宋后期，全国的织锦中心移至江南，宋锦、云锦相继崛起，蜀锦生产日渐式微。之后，蜀地丝绸起起落落，难现昔日辉煌。

   2006年，国务院被“蜀锦织造技艺”列入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传统桑蚕丝织技艺”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蜀锦织造技艺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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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在祭祀语境中发现丝绸意味着什么？

   新发现也必定会带来更多的新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里会出现如此多的丝绸。坑内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象牙、玉器、金器，原本都是存在于宗庙、神庙中的祭祀用器，出于某种原因被埋藏，埋藏过程中，丝绸或被焚烧，或包覆在青铜器表面，或被掩埋，究竟意味着什么？

   早期的丝绸来之不易，由此得到的丝绸也不会是普通的织物，丝绸的一个重要用途是祭服。

   《礼记·月令》云：“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说明躬桑亲蚕所得之丝主要是供郊庙祭祀之服。《礼记·祭义》中更详细地记载了养蚕献茧的仪式，“岁既单矣，世妇卒蚕。奉茧以示于君，遂献茧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为君服与？’遂副袆而受之，因少牢以礼之。古之献茧者，率用此与。及良日，夫人缫，三盆手，遂布子于三宫夫人、世妇之吉者使缫，遂朱绿之，玄黄之，以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礼记·祭统》云：“王后蚕于北郊，以共纯服……夫人蚕于北郊，以共冕服……王后夫人，莫非蚕也。身致以诚信，诚信之谓尽，尽之谓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上述史料说明丝绸在祭祀中的重要作用，不仅事神明的祭服必须用丝绸，而且必须用亲蚕亲缫所得之丝制成祭服，方能体现虔诚恭敬。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高台立人像，服饰繁纹满饰，纹样构图对称工整，应为在丝绸面料上刺绣或印绘所成。其中最外层礼服饰有四龙，龙纹两两相背，龙首上昂，龙爪紧握为拳，龙翅高展。龙首向上的卷龙即衮，饰有衮的礼服即王者之服衮衣。《说文》云：“衮，天子享先王。”《周礼·司服》也说“王之吉服，享先王则衮冕”。立人像身着衮衣，具有王者身份，立于高台之上，手握神器，又具有巫者身份。这尊仿真人大小铸造的立像，应是描摹一位身着“衮衣绣裳”丝绸华服的领袖主持隆重祭典的场景。

   与此类似的是，丝绸也作为祭祀时用的物品，如帛书或帛画，其用意应是把丝绸当作是一种载体，把其上所书画的内容传达到另一世界。帛书也用于书写两国之间的盟书。中国有一句成语“化干戈为玉帛”，这里的玉和帛均是书写国书的材料，写后或埋入地下或是以火焚烧，表示可将盟誓要义上达于天。采用免疫学技术，在4号坑灰烬层中检测到非常强烈的丝素蛋白信号，说明此处曾经焚烧过大量丝绸，也表示丝绸在祭祀语境中的另一种功能。因此，早期丝绸主要是事鬼神而用之，在祭祀语境中有着特殊的含义。后来丝绸也可以用于尸服，也就是人死了入殓时，穿着丝绸必然会利于人与上天的沟通。文献中可以找到相关证据，《礼记·礼运》载：“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麻布用于生前服饰，丝帛主要用于尸服。春秋战国之后，丝绸的生产量越来越大，人们对丝绸那种神秘感也越来越弱。同时，中国社会也逐渐从早期天人合一的巫术世界里走向一个以礼制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养老亦逐渐多用丝绸制成常服。《孟子·梁惠王》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可能是同样的意思。五亩的宅地，栽上桑树，五十岁的人就能穿上丝绸了。其实，不仅仅是丝绸，蚕和桑也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独特的意义。蚕是自然界中变化最为神奇的一种生物，自古至今仍让人们感到惊叹不已。蚕一生经历卵、幼虫、蛹、蛾四种状态变化，这种静与动之间的转化（包括眠与起）使人们联想到当时最为重大的问题——天地生死。卵是生命的源头，孵化成幼虫就如生命的诞生，几眠几起犹如人生的几个阶段，蛹可看成是一种死，原生命的死，而蛹的化蛾飞翔就是人们所追想的死后灵魂的去向了。《博物志》云“蛹，一名魂”，正是此意。

   既然蚕的变化如此神奇而重要，那蚕赖以生存的桑也就显得十分神圣了。从古史传说来看，桑林不啻是蚕的栖息地，而且与民俗活动亦有密切的关系。其中的活动主要有两类，一是在桑林中男女祭高媒神，以求子；二是在桑林中祭天，以求雨。求子是为了子孙繁衍，求雨是为了粮食丰收，上古时期人类所有活动中两项最重要的活动都在桑林进行，说明桑对于先民的重要性。

   桑林是上古时期男女相会之所，《诗经》中有大量描述。如《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兮，行与子还兮”，而最明显的则是《鄘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汤的重臣伊尹则“生于空桑”。桑林作为求雨场所最为著名的例子是成汤桑林祷雨，《吕氏春秋·顺民》记载：“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淮南子》高诱注：“桑林者，桑山之林，能兴云作雨也。”由于桑的重要，人们进而想象出一种神树称为扶桑，一个太阳栖息的地方，《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三星堆出土的铜树中就有一枝被确定为扶桑树，铜树下为喇叭状树座，树干笔直，上出九枝，枝上及树顶各栖一鸟，并有铜龙、铃、花、叶等挂饰，也许古蜀先民将沿扶桑树上下亦看作是天地间沟通的途径之一。此后，扶桑的形象常见于战国秦汉艺术品中。湖北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漆箱之上也有扶桑图象，此扶桑为一巨木，对生四枝末梢各有一日，主干直上一日，另一日被后羿射中化作鸟，共十日。后羿射日形象的出现，更有力地证明了这是当时人们想象中的扶桑形象。

   三星堆过去只发现了两个坑，这次新发现从两个坑增加到八个坑，在出土大量文物的同时，还对周围进行了详细勘探，对完整认识当时的礼仪空间、宗教思想，乃至反映的宇宙观念，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将来若以此为基础，复原当时“神庙”或者“祭祀区”的神祇体系、贵族构成、供奉陈设、礼仪空间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丝绸的存在。丝绸的发现，一定能提供更多的信息，更有利于我们理解三千年前的古蜀先民是如何表达宗教，如何思考宇宙和生死的。

   中华文明很早就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以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亦是中华古代文明共同体中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之一。秦并巴蜀，蜀地以及西南广大地区则陆续融入华夏。在一体化进程中，丝绸是一个非常显著的趋同要素，神话传说、史料记载、考古发现均表明，关于丝绸，巴蜀和中原秉承着大致相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

   （原文刊载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12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发时有编辑，注释未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