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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良渚王国的“国营农场”？来看距今6700年前的古稻田长什么样｜考古中国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民以食为天。水稻是中国土生土长、历史最悠远的国民口粮，对中华民族的生存意义巨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稻米给华夏先民带来赖以生存的食物，为维系生命和文明发展提供扎实的物质基础。

   在众多考古项目中，史前时代的古稻田考古不太会像古代帝王墓葬群或祭祀遗址考古发掘那样发现国之重器，或者金箔玉琮，一出土就震惊天下。但它在中华文明探源方面的意义之重大，为考古界所公认。

   

   施岙遗址位置图

   施岙古稻田

   与“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良渚文化同期

   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浙江良渚古城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四大中心性遗址之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入选理由就是，它展示了一个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基础，存在明显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形态。这标志着2004年正式启动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的进入文明社会的判断标准以及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了世界公认。良渚古城遗址也成为中华文明可追溯五千多年的一个实证。

   2020年1月，在离杭州“良渚古城”遗址直线距离大约140公里的浙江余姚，一个叫施岙的地方，继2009年杭州余杭茅山发现良渚时期水稻田之后，在这里再次发现这个时期的水稻田，而且大面积、自带道路设施和灌溉设施，呈“井”字形，展现出相当高的稻作水平。有人猜测这里可能是良渚王国的“国营农场”。

   在遥远的古代，远到还没有发现文字记录的时代，我们的先民是如何种植水稻的？稻田是怎样的模样？风吹稻香来，那是怎样的景象？

   2020年1月，在浙江宁波余姚，三七市镇相岙村，一个叫施岙的自然村西侧山谷有一块地，将要被相关方面规划开发建设。这里东南距田螺山遗址约400米，地表海拔约1.4-4.2米。按照文物法规定，大于一定面积的土地在动土建设前必须要进行考古勘探。于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这块地做了先期考古勘探。这里地势平整，是当地农民世世代代耕种水稻的地方。这里距河姆渡遗址约7.5公里。

   跟无数个埋藏在时间河流的奇迹时刻一样，施岙的这一刻是这样到来的，“打洛阳铲的时候，在距地表1-3米的深度，发现了两层没有人工遗物但包含很多腐殖物的淤泥层。根据经验判断，这两层应该是稻田层。”2022年3月28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施岙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王永磊在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回忆说，“为什么初步判断出是稻田呢？因为2008年-2012年的时候，我们考古研究所的孙国平老师在施岙附近的田螺山遗址曾经挖过水稻田。只不过面积非常小，结构都不够清晰。我跟着孙老师工作好多年，虽然我此前没直接挖过水稻田，但是对水稻田的土是认识的。”

   激动的王永磊请本单位做植物考古的郑云飞老师对挖出来的土壤进行大植物遗存和植硅体的分析，确认了这两层堆积是稻田层。经检测，水稻田堆积中含有水稻小穗轴、颖壳、水稻田伴生杂草等遗存。植硅体分析结果显示，稻田堆积中水稻植硅体密度在1-2万粒/克，远高于学术界认定的土壤中含水稻植硅体超过5000粒/克即可判定为水稻田的标准。

   勘探发现，这块史前古稻田堆积分布面积约8万平方米，发掘区周围古稻田总面积达90万平方米左右。为探索长江下游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和农耕方式的演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0年9月至2021年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近8000平方米。

   2020年12月，一场专家论坛会召开，媒体有很多报道，反响很大。很快，这块地被余姚市政府保护下来了，不再进行基础建设。

     

良渚文化时期水田土壤筛选出的水稻颖壳、小穗轴和杂草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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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发现世界上面积最大

   年代最早的大规模古稻田

   经考古分析确认，这是一块具有明确叠压关系的三期大规模稻田，清晰展现出河姆渡文化早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4800-4500年）、河姆渡文化晚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700-3300年）和良渚文化时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300-2600年）的田块形态和稻田结构。发掘区完整剖面显示，三期古稻田之间和上下普遍有泥炭层和海相淤积层间隔。

   古稻田堆积与自然淤积层的间隔，说明距今7000年以来，这里出现了多次波动比较大的环境事件，其中包括类似沧海桑田的变迁。

   用通俗化、戏剧化的语言来描述就是：距今6000多年前，河姆渡文化早期的一群先民来到这里，平整土地，种植水稻。他们用骨器、木器耕作。有一天海平面上升，这块稻田被淹没入海水中。海水退去之后。时间过去很久很久，大概一千年的时间后，河姆渡晚期的先民，再次看中这片土地，重整旧山河，又开始种植水稻。有一天，海水又来了，这块地又被淹了。时间又过去很久很久，大概几百年之后，良渚时期的先民，又来种水稻了。沧海桑田，初心不改。

   时间来到2021年，尘封已久的面纱，被考古人揭开，呈现在世人面前。先民在这块地执著耕作稻田的故事，得以被讲述。

良渚文化时期稻田

河姆渡文化晚期稻田

   “以往考古很少发现古稻田，就算有，要么面积不大，要么证据不充分。比如江苏境内就曾发掘过距今6000年左右的坑状小块水稻田。而浙江余姚施岙古稻田是大面积规整块状的，最早可追溯到河姆渡文化早期。距今6500年前河姆渡文化早期稻田的确定，是我们本次发掘的最大突破。”王永磊说，“这是目前为止，中国乃至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的大规模古稻田，也是文化系列最完整、证据最充分的稻作农耕遗迹，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专家普遍认为是世界级的发现。”

   2022年2月底，浙江余姚施岙遗址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西藏拉萨当雄墓地等一起入围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20大），并被列为“考古中国”重要成果。3月30日上午，在2021年度“十大考古”终评会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施岙遗址考古发掘负责人王永磊对浙江余姚施岙遗址进行了详细介绍和陈述。

施岙遗址南部古稻田道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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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阡陌纵横有“井”字形路网和灌溉系统

   是良渚王国的“国营农场”？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这块古稻田的更多细节被发现，面貌更加清晰。

   史前一批又一批先民们在这片古稻田上努力耕作，不断提高着经验和技术。

   在浙江余姚施岙这块古稻田上，史前3个时期还出现不同程度的田埂：第1期（河姆渡文化早期）稻田发现了1条田埂，第2期（河姆渡文化晚期）稻田发现了12条田埂，第3期（良渚文化）稻田则明确发现了22条田埂。纵横交错的凸起田埂组成了宽大的路网，田埂不能相连的部分区域组成了灌溉系统。

    2020年12月12日，由浙江省文物局指导，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的“余姚施岙遗址古稻田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在余姚市召开。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中国水稻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论证会。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林留根所长表示，看到了施岙遗址古稻田发掘现场非常震撼，刷新了大家对史前稻作农业的认知，这是浙江考古所在长期积累过程中取得的巨大学术成果。“没有想到崧泽时期乃至河姆渡时期就有大面积的古稻田。稻田系统由“井”字形路网和灌溉系统组成，一方面体现的是技术管理，另一方面体现的是行政管理。”

良渚文化稻田边缘与古河道堆积中出土的石斧、石刀

    出土较多陶片、石器

    还有一条残长5.6米的独木舟

    要耕作这块史前稻田，使用了怎样的生产工具？可以想象到的是石器。据王永磊介绍，在施岙古稻田考古发掘现场，在河姆渡文化早期的稻田边缘发现少量夹炭黑陶片，可辨有陶釜的口沿。在河姆渡文化晚期稻田边缘和古河道堆积中出土了少量陶片，可辨器形有釜、鼎、豆、澄滤器、罐等。在良渚文化时期，则在稻田边缘和古河道堆积中发现较多陶片、石器等，陶器有鼎、罐、盆等，鱼鳍形鼎足、红陶罐数量较多；石器有石刀、斧、锛、砺石等。12号路东端出土一条用作田埂中垫木的残独木舟，船头、船尾均残缺，残长5.6米、最宽0.8米，厚3厘米左右。

   谈起这块起始年代可追溯到距今6700年以前的古稻田发现的重大意义，王永磊说，“首先它表明稻作农业是河姆渡文化时期到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是养活众多人口的主要食物增长点，这为全面深入研究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程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高度发达的湿地稻作农业经济和生产技术，催生和促进了这一地区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并对这一地区独特的观念意识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良渚文化田埂下的废弃独木舟

    古稻田所在地将建遗址公园

    目前正在规划中

    一个谜底的揭开，总是连着另外一个谜题的展开。施岙遗址古稻田的范围如此大，种水稻的人什么样？又住在哪里？这里是不是“国营农场”？

    “我们在稻田周围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发现了5处史前人类村落遗址。当然可能还有别的村落遗址，我们还没发现。”王永磊猜测，6000多年前，极有可能是这些人在这片土地上勤劳耕作。“在河姆渡文化早期的施岙稻田，有可能就是田螺山遗址先民种植过的。不过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还有诸多未解之谜。”

    目前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已经结束。王永磊和同事们将要集中对搜集到的这批考古资料进行整理。然后通过多学科合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王永磊透露，目前施岙古稻田遗址计划建遗址公园正在规划中。

2021年施岙考古队员合影（合影前排右3为王永磊）

   良渚能率先在中国大地上迈入国家文明的水平

   跟支持它的农业发达分不开

   3月28日，浙江余姚施岙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王永磊接受了封面新闻记者的专访。

   封面新闻：在施岙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又是如何解决的？

   王文磊：首先就是，一开始发掘的时候，人手很紧张。其实整个考古界，普遍缺人手。一开始施岙考古发掘，只有我和一位同事两个人。后来我们找来一些大学实习生，还有地方文博机构，比如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几位一起，再加上我们单位的三个同事，组成了一个20多人的队伍，一起挖掘了一年半时间。第二个棘手的问题是，那个地方比较低洼，下雨很容易积水。在浙江这种平原地方做考古，经常会遇到的就是被水淹掉。被水淹掉，就会影响时间。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不小的影响。因为一个考古项目，往往还是有个期限，不会无限期。去年余姚刮台风，我们考古工地上的整个水泵、电线都淹掉了，施岙村里到省道的乡村公路都淹掉了，我们当时停工了半个月。还有像夏天高温，在田野里，我们就只能搭遮阳网，或者是适当缩短工作时间。

   封面新闻：从2020年9月开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博物馆联合进行了考古发掘。目前施岙遗址考古挖掘和研究有哪些进展和新发现？

   王永磊：2021年，主要在古稻田西区进行了较大面积发掘，揭露出一片河姆渡文化早期稻田与河姆渡文化晚期稻田，确认1条良渚文化时期河道，清理一批河姆渡文化到明清时期灰坑。最重要的发现是，确定了河姆渡文化早期稻田，这个时期稻田已经有人工铺设的田埂；揭露的河姆渡文化晚期稻田结构已比较清晰，由河道、灌排水口、田埂、田块组成稻田系统；另外，良渚文化时期稻田，西侧靠山区域，确认1条南北向古河道，河道边缘发现1处木构排水设施。

   封面新闻：大众关于农田考古这方面，了解相对较少。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呢？

   王永磊：在我们国内，目前考古发掘最多的是聚落遗址，比如以前的村子，还有就是古墓，对于古稻田的考古比较少。中国农田考古的发端是1992年-1995年，日本考古学者和江苏的考古学者发现的苏州草鞋山遗址，首次发掘出了马家浜文化晚期，距今6000年前的稻田，后来零零星星也有一些稻田考古，还有比较重要的是大约2009年-2011年，我们单位（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丁品老师在浙江余杭茅山遗址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稻田，这个稻田就是跟现在的施岙的稻田差不多，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施岙这次实际上发现了三个文化时期：河姆渡文化早期，河姆渡文化晚期一直到良渚文化时期。河姆渡文化早期稻田的发现，这三个时期，这个系列是非常完整的，也是我们的一个突破，然后保存得十分完好，跨度时间很长，尤其是良渚时期跟我们现在的稻田已经比较像了。

   封面新闻：古稻田跟墓葬群或者祭祀坑等遗址的发现不同在于，古稻田不是跟死亡或者祭祀打交道，而是跟日常生活相联系，跟人的生产生活有密切联系。而且，考虑到稻、大米是中国长江流域居民的基本的、核心的食物。浙江余姚施岙古稻田遗址或许为我们了解长江流域先民的日常生活，更有帮助。

   王永磊：的确如此。稻田考古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在于，以往我们研究农业发展水平，都是通过研究农业生产工具，或者研究村落里出的农作物，那样的材料非常地散，而稻田是研究农业发展非常直观、直接的材料。虽然稻田里几乎没有稻米的发掘，因为大部分保存下来的是水稻壳，还有水稻的稻粒跟下面连接的地方小穗轴，还有一些稻叶。这些东西在稻田里还是很多的，都是很好的研究材料。

   封面新闻：你也参加过良渚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你看来，施岙古稻田与良渚古城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王永磊：余姚施岙这个地方，虽然在良渚时期有发达的稻田，但它不是良渚文明的核心区。良渚古城在杭州，是当时良渚古国的首都，施岙在偏远的农村。当时良渚能发展成国家的文明水平，我想也是跟良渚古国内有很多类似施岙的稻田已经可以提供大量的剩余粮食来供给良渚古城的人有关。也就是说，当时的经济基础已经可以支撑较大一部分人不从事农业生产。

   我之前也在良渚古城参加过考古发掘。我们在良渚宫殿区附近发现了大量的碳化稻谷，推测它是良渚的一个粮仓，可能藏有20万公斤的稻谷。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失了火，都烧掉了。当时良渚，粮仓储存的这么多粮食从何而来呢？良渚古城里面是没有稻田的，而且附近基本上稻田也不太多。当然再远一点会有稻田，像茅山到良渚古城大概直线距离十几公里。关于茅山遗址的稻田，原先我们一个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就说茅山稻田是良渚的“国营农场”。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施岙在一个离良渚非常远的农村，而这个地方竟然已经发展出很高水平的稻田，也说明良渚时期这一地区的高度发达。也就是说，之所以良渚能够率先在中国大地上迈入国家文明的水平，跟支持它的农业发达分不开。

   （本文图片均由施岙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永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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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坑出土大量青铜器


图为2022年6月28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出土的文物。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在进行中。8号坑作为6个坑（3号至8号）中最大的祭祀坑，文物最多。已出土人头形青铜雕塑近70件。此外，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物，如青铜祭坛、大型机器狗青铜兽、青铜龙等兽形青铜雕像。

2022年6月28日，考古人员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工作。

2022年6月28日，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发现一尊青铜头像。

2022年6月28日，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发现一尊虎头龙身铜像。

2022年6月28日，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发现一尊管状龙首青铜雕塑。

考古学家从挖掘中转移出土文物。【图片/中新网】

2022年6月28日，考古人员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工作。

考古学家从挖掘中转移出土文物。【图片/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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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迹山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亭城遗址出土的唐代（618-907）瓷砖。
[图片提供给中国日报]

   西域（西域）是一个信仰、富裕和寄予厚望的土地，在古代历史上曾吸引过统治者、商人、诗人和朝圣者。

   西域主要指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中亚部分地区，是一串绿洲城市，像珍珠一样点缀着丝绸之路，沿天山向西延伸。沐浴在多元文化和繁荣中，他们讲述了一个长达数千年的传奇故事，其辉煌和相关性在时间的流沙中幸存下来。

   这些古老的城市可能已经沦为废墟，但由于考古学家的勤奋和文献中的描述，它们已成为标志着欧亚贸易路线网络达到顶峰的具体而惊人的证据。

   自2016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郭武一直关注天山北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城北亭遗址，即贝什巴利克古城。遗址位于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境内，核心面积超过1.5平方公里。

   2014年，北亭遗址因成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走廊线路网络”的一部分而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郭说：“这座城市在丝绸之路北臂的动脉上蓬勃发展。” “西域贸易顺利，就靠这里了。”

今新疆吐鲁番的高昌城遗址。[图片提供给中国日报]

   郭的团队已经公布了城市的布局，包括它的路网、水路和寺庙。唐（618-907）和宋（960-1279）两代出土的钱币说明了其蓬勃发展的商业，而瓷砖装饰则表明了从波斯到中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郭说：“这座城市在唐朝期间连续建设了 150 年。随后的时期发生了小规模的布局调整。直到元朝（1271-1368 年），这座城市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702年，唐太后武则天下令在此设立北庭都护府，治理天山以北。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它见证了许多王朝的来来去去。尽管如此，从吐蕃和乔乔政权到契丹人和蒙古人，都抱有维护文化交流和确保丝绸之路沿线良好商业的雄心。

   举个例子，虽然佛教在郭卓政权下广为流传，但郭的团队在佛寺遗址附近出土了一件基督教遗物——十字架。

   “以北亭遗址为中心的城市体系体现了包容、互鉴、合作。它们帮助我们了解了一个中华民族的共享社区是如何形成的，”郭说。

今新疆吐鲁番的高昌城遗址。[图片提供给中国日报]

   两个城市的故事

   公元前一世纪，奉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4年）皇帝之命，数以万计的士兵离开今甘肃省的家园，向西迁徙，在南边的今天的吐鲁番定居。天山的山坡。他们保卫边疆地区，并在业余时间变成农民。

   这个士兵聚居地逐渐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点，见证了各民族之间近1500年的交流。今称为高昌（Qocho）城遗址。

   吐鲁番地区遗产研究机构吐鲁番研究所副所长陈爱峰认为，这座城市是唐朝辉煌的罕见展示，是中国帝王岁月的巅峰，以及与其他地区联系的雄心壮志世界的。

   模仿唐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布局，高昌的城墙、城门、寺庙甚至市场，都可以很容易地让人回忆起黄金时代。

   “古代丝绸之路并不是一条真正的‘快线’，人们一次走数千公里，就像从中国乘坐长途直飞欧洲一样，”陈说。

   “商人们每次做生意的路程都比较短，高昌因此成为丝绸、香料等华中西亚产品交易的交汇点，也是人们交流思想的交汇点，”陈解释说。

   高昌既有公司，也有竞争。距今仅50公里，发现保存完好的蛟河（Yarkhoto）城遗址。门面可能会被侵蚀，但它并不能掩盖蛟河辉煌的过去。

   作为陡峭悬崖上的堡垒，这座城市是通过挖掘地面而不是建造而成的。它是世界上以这种方式建造的最古老和最大的城市之一。

   与北亭一样，高昌和交河遗址也作为长安-天山走廊的一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在陈的眼中，这两人的意义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们反映了中国中央朝代对确保西域安定繁荣的恒久奉献。

   公元 640 年，唐朝在交河设立了平西都护府——管辖西域的最高行政机构，但陈说，在这一里程碑事件之前的几个世纪，控制吐鲁番的地区政权深受中国中部的影响。

   例如，在十六国时期（304-439）时期，儒、道、佛三教在冲突和混乱中找到了和谐共处的方法。那里还介绍了中国中央朝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因此，这些遗址是我国在该地区统治的坚实历史证据，”陈补充道。

北亭城遗址壁画的一部分。[图片提供给中国日报]

   新发现

   列入名录的遗址只是冰山一角。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还在等待被发掘。

   位于天山东段附近的奇台县城址，被称为唐朝墩（或唐代土墩），是近期的重大发现之一。2018年以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魏健率领的考古队在该遗址偶然发现了已有千年历史的、是城市生活证明的文物。

   东西方交流的惊人证据也出现了。去年，该遗址出土了景教教堂遗址。它可以追溯到 8 世纪。它被重建了几次，但最终在 14 世纪被废弃。在废墟中发现了大量的壁画、带十字架的圣像、权杖、其他基督教物品和维吾尔族古老的铭文，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

   魏说，景教是叙利亚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在中国文献中被称为景教，在唐代很流行，但这种宗教遗迹在中国考古研究中以前是看不到的。

   该遗址的另一个重要发现——建于 10 世纪和 13 世纪之间的浴池——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该建筑群包括一座砖砌主楼和相关的泥砖建筑，用于其他设施，如炉灶和水井。它们是地中海地区的特征，就像古罗马的建筑一样。卫同意浴池的建筑受到罗马风格的影响，但指出出土的几件文物具有中国中部的特色。

   他补充说：“你可以看到天山沿线各种民族和宗教如何共存，东西方文化如何在丝绸之路上相互影响。它们生动地描绘了统一与多样性的大画面。”

   毛卫华促成了这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