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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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年那月那事
                    闻雪思


  1978年秋，冯明初调到省百货公司任人事科科长。上任伊始，就接到中央文件，规定：“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这可忙坏了新官上任的冯科长。改正的前提是甄别，也就是要弄清楚是不是被错划了，当年倒底是怎样错划的，这才能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二十多年过去了，回首那年那月那事，谁最清楚？当然是、也只能是当时的当事人。
  冯科长展开了复查，将那年那月那时的当事人请了回来。首先查询的是当年公司的原张秘书，档案记载，张秘书是“跳出来”的右派，其主要罪行是“猖狂攻击党的工资政策，对社会主义生活不满”。一提起那年那月那事，张秘书禁不住热泪长流：“什么‘跳出来’哟，公司召开座谈会，要我们知识分子提意见。你想我是公司秘书，公司大小事务、日常工作哪样不参与哟，哪样不知情哟，哪样没有我的劳动哟，我提哪门子意见嘛。我没得意见嘛。可那座谈会一天天开，领导在会上一再动员，始终没人提意见。我就说了句：‘工作上我的确提不了什么意见。如果一定要提意见，哎呀，那就给我加点工资好啦。已经好久没有调工资了，我三个孩子，生活是有点紧。’结果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我就因此戴上了‘右派’帽子，工资不但一分钱没加，反而扣到只剩生活费，你说我憋屈不。”   
  张秘书一脸儒雅，为人谦和，“右派”帽子没戴多久，下放管制劳动两年后就摘除了，调到下级公司任财会，工资也发放了，只是比原来的要低得多。如今落实中央文件，不仅要改正，还要调回本公司，恢复原待遇。冯科长送走了鬓发飘霜的张秘书，转身继续传询下一位当事人王凯。根据档案，王凯当年是刚分配到省公司财会科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因为他在运动中“散布反社会主义言论，煽动群众向党进攻”而被“揪出来”成为“右派”。 说起那年那月那事，王凯是一脸的委屈：“我是共青团员，凡事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作党的助手，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可是我刚毕业分配到单位，业务不熟悉，情况不了解，五七年开座谈会提不了意见，只好在会上会下配合领导，动员老同志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哪想到运动转向，我竟然成了‘煽阴风、点鬼火，鼓动向党进攻’，那么多人揭发我，我当时满身是嘴也说不清啊，只好认栽。最后团籍被开除了，下放劳动，自己所有的聪明才智全用在修理地球上了。”   
  冯科长安慰王凯，组织上会对他的冤屈予以实事求是的甄别，错误的处理一定会改正，希望他相信组织。二十多年过去了，青春虽逝，风华正值，还有时间为党为祖国作贡献、立新功。王凯性格开朗，对生活、前途都依然充满信心，很快就喜笑颜开地离去。接踵而来的老罗却是怒气冲冲，一进门就大喊：“谁说我是人民公敌？我不服，打死我也不服。我不就是在开会时上了趟厕所嘛，怎么回来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了？当时是谁搞我的鬼，组织上要帮我弄清楚。这口窝囊气我憋了二十年，我要出。”冯科长吃了一惊，档案上明明记载，老罗是众所公认的右派分子，怎么也会冤，难道大家都错了吗?然而冯科长费了半天力气，无论如何也无法从满腹怒气的老罗嘴里弄清那年那月那事的原委。接下老罗的申诉材料之后，冯科长就到那年那月那时的当事人中进行走访调查。
  让冯科长没有想到的是，当年曾一致认定老罗是右派分子的人，如今全都异口同声证明老罗确实无辜。原来，反右运动深入进行时，省百货公司分配到三个右派分子名额，除了“跳出来”的张秘书和“揪出来”的王凯，至少还应该再打一个右派，才能取得反右斗争完全彻底的伟大胜利。为了将反右斗争进行到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公司还是继续召开座谈会，号召大家深挖隐藏的阶级敌人。会议从上午开到中午，又从中午开到下午，大家都个个呆坐，沉默不语，面面相觑，呵欠连天。倒是领导决心很大，反复强调要坚决完成任务，不完成任务绝不收兵。正当局面僵持不下之际，老罗内急，上厕所方便去了。他刚刚离座走开，有人就随口说那就选老罗当右派吧，没想这玩笑似的提议却得到困境中的与会人员的齐声附和，一致赞成。等老罗解除负担回来，所有人也都如释重负，获得解放，老罗就这样成了被“选出来”的公认的“右派”。
  冯科长感到不可思议。他问：“打右派也得讲究真凭实据，老罗当时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吗？”人们无可奈何地苦笑：“哪个在生活中没两句牢骚，哪个在言谈中没几段戏言？随便一抓，上纲上线，都可以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这话，也就今天能说，当年，谁敢言语?”
  真的，这话，也就今天能说，当年，谁敢言语，就会祸从口出。省百货公司的耿副经理，当年就是这样沦为右派的。耿副是公司当年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组长，积极参与运动，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领导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斗争中表现卓越，功勋显赫。在代表领导小组总结反右斗争成果时，他在会以上说了这么几句话。也许他是在警告，不要胡说八道；也许他在诫勉，不要多嘴多舌。作为单位领导，他自以为说得很正常；作为下属群众，大家也听的很自然。然而那天会议上级派员列席，却从中听出了弦外之音，认为耿副对反右斗争不满，同情右派。次日公司这位堂堂的反右斗争领导耿副经理就成了阶下囚，被划成了省百货公司第四名右派分子，人称“滑下来”的右派分子。由于他拒不认罪，还一度被关进监狱囚禁，未及文革结束便去世了。耿副的遗孀找到冯科长，谈起那年那月那事，愤慨地说：“我家老头子解放战争时率一个团，在战斗中与敌人打到只剩两个排，为建立新中国流了多少血，你说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怎么能给他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是的，当然，所以要复查、要甄别、要改正、要昭雪、要恢复名誉。不仅“滑下来”的耿副经理被错划了，那“跳出来”的张秘书、“揪出来”的王凯、“选出来”的老罗等不也都蒙冤受屈二十载么？那年那月那事，都是那年那月那时造成的，是历史的错误。冯科长将公司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形成的冤假错案逐一查清，写了一份关于贯彻执行中央文件处理意见的报告，正准备呈报，人事科里的老同志说其实公司还有一个“漏网的”右派，当年的罪行与张秘书如同一辙，历年屡受批斗，却没有被戴帽，人称“漏网的”右派。冯科长诧异，同罪不同刑，法律还能如此不平等？老同志说，他是个清洁工人，大字不识，中央当时曾明确规定不在工人和农民里面抓右派，所以得以幸免。冯科长说，那人家也蒙受了冤屈，遭了不少罪，我们也应该做工作，遂下令传唤。“漏网的”右派姓吕，人呼吕伯。谈起那年那月那事，吕伯说：“那时听人们议论张秘书被划右派的罪行，我觉得他说的就是我的心里话，所以就跟别人说，我也有三个孩子，也觉得工资有点低，生活有点紧。我没文化，要我提意见，我也提不了，也肯定会说‘哎呀，那就给我加点工资好啦。’没想有人汇报上去，反右、四清、一打三反、文革，次次运动都拉我出来斗，把我斗得够呛。”冯科长对吕伯所蒙受的多年委屈致歉，表示组织上会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没想吕伯连连摇手：“嘿，我一个扫地的，平什么反哩。也不用恢复什么名誉，说我是‘漏网右派’，我觉得光荣着咧。我没文化，想当个正式右派都当不上。现在不搞运动，不拿人来斗争了，日子舒服多了。要是说有什么意见，我还是那句话：哎呀，那就给我加点工资好啦。”竟然拒绝了冯科长的好心好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