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学】百年老宗祠传递客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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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江区三角镇衍生公祠。何森垚 摄

衍生公祠内景。何森垚 摄

衍生公祠为木质结构。何森垚 摄

　　

　　【客学】百年老宗祠传递客家情　　南方网>梅州新闻　　

　　“一村之中，聚族而居，必有家庙，亦祠也。”有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必定有祠堂，祠堂越大，客家人就越多。客家祠堂是客家人居住地最显著的特征。 　　

　　作为祭祀祖先的客家祠堂，其功能却远远超出了祭祀。客家人历来重视礼教，因而宗族的婚嫁、丧礼、聚会、议事、娱乐等活动都会在祠堂举行，以示对祖先的尊重，同时发挥团结宗族的作用。 　　

　　客家祠堂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历史的见证。它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权力中心，体现着客家人的宗族力量；还是其文化中心，反映了客家人的情感诉求。随着时代的发展，祠堂的作用集中体现在对族中子弟、宗亲后代的教育激励方面，既彰显了客家人对文化的重视，又处处带有训勉后人的寄望。 　　

　　●南方日报记者 黄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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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源祠堂为凝聚家族力量而生 　　

　　客家祠堂的建立，可追溯到宋元时期。在古代，祭祀祖先是君王贵族的特权，普通老百姓不能擅自进行祭祀。“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候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不同等级的人，允许立庙的数量又不一样。 　　

　　直至宋代，由于庶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及势力的扩大，加上张载、程颐、朱熹等理学家大力提倡祭祖敬宗收族、重建宗族制度，统治者在祭祖礼制方面也出现了放宽的倾向，祭祖之宗庙——祠堂开始在民间出现。 　　

　　宗族往往是聚族而居，同姓宗族聚居一地，形成宗族群体，在不断的迁徙繁衍中壮大。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到宋神宗元丰年间，梅州的户数就有12272户。客家的宗族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财力，都处于慢慢地增加当中。客家人修建祠堂的积极性也随之日益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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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明朝，客家人经过几代的传世，形成庞大的家族，客家祠堂的修建之风也逐渐发展壮大。“募集族产、建立宗祠、定期祭祖、承袭封建宗法传统等现象慢慢地出现，于清朝达到了鼎盛时期。”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副院长肖文评教授说。 　　

　　除了统治阶级对于祭祖礼制方面的放松，客家宗祠的发展也与客家人的迁徙和居住等有着巨大的关系。 　　

　　因为迫于战乱，客家人举家南迁，虽然背井离乡、一路艰辛，但是祖宗的牌位仍然是随身而带。到了新的定居点，则将其擦洗干净，置放于祠堂之中。“那些显赫人物的祖先，对于客家人来说，不仅是骄傲，更是大家的精神支柱。”梅县区博物馆馆长、副研究馆员朱迪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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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家寒族，莫不有家祠，以祀其先，旷不举者，则人以匪类以摈之。”客家人从中原举族南迁，跋涉千里，来到新的环境，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如土匪、贪残的官吏，某些持敌视态度的土著等；二是恶劣的自然环境。客家人所迁居的南方山区与他们祖居的中原地区迥然不同，气候潮湿、虫兽出没、丘陵众多、土地瘦瘠，存在着许多的困难。“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生存需要，使得客家人必须通过强化宗族成员的崇祖观念来凝聚家族的力量，这种精神层面的统一也有利于家族的繁衍与发展。”朱迪光认为。

　　走进客家祠堂，可以看到这里与宗教庙堂的模式不同，并不是所谓迷信活动的场所，而是一个巨大的陈列馆。这里除了供奉大量的客家祖宗牌位之外（大的祠堂里，供奉的祖宗牌位上千位），诗词楹联、石碑木、墙壁画廊，每一处都是一种历史的见证。 　　

　　此外，祠堂还具备经济捐助机制。每当宗族需要举办大型的活动、修建祠堂等需要经济支撑的时候，都会召集宗族的人们进行丁捐。即使是远在海外的宗亲，一接到建祠堂的倡议或信函，便会立即汇钱回来。“紧欲萃人心，莫大于敦本族，欲敦本族，莫急于建祠堂。”祠堂的建设，象征着祖先和家族的团结，成了维系宗族团结的巨大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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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并不是一个客家宗族便只有一个祠堂。宗族的祠堂数量，视其宗族历史的长短及人丁的多寡而定，大的宗族往往建立数个，十几个甚至更多的祠堂。如李氏祖祠，在梅州城区就有大大小小9个，分布在其他县区的更是不计其数。梁伯聪在《梅县风土二百咏》中也写道：“祠宇繁多赛祭供，一城九李十三钟。”并注云：“城内计钟姓有祠十三所，李姓有祠九所，亦云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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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现宗族情怀藏于楹联内 　　

　　祠堂又名祖祠、祖厅、公祠。堂号就是祠堂的名称，充分体现了客家人对祖先的崇拜。每一座客家祠堂都有各自的堂号，比较常见的是以祖先的尊称命名、封号命名，或是以姓氏命名的祠堂。 　　

　　此外，也有用该姓氏祖先世居地来命名的，即郡望为堂号。如李姓陇西、彭姓淮阳、张姓清河、黄姓江夏等。第三种则是以先祖之道德文章、功业科第及家族史上的重要事件、掌故为堂号，如绍德堂、弘农堂、栖霞堂、四知堂等。根据这些地望去撰写堂联，紧扣姓氏的地望、历史、人物及祖宗功德，集中反映了客家人追本溯源、慎终追远的敬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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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张贴或镌刻于大门两侧和大厅柱子的对联则叫做楹联，是堂号的阐释、扩展和接续。“这些楹联，不仅是祠堂建筑的一种艺术点缀，还蕴含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从事客家研究方面的重要的一手资料。”

　　朱迪光认为，楹联是客家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对客家基本价值理念的精辟阐释，堪称客家人的座右铭。每逢春节、元宵、贺婚、祝寿、迁居等喜庆活动，客家人都有用楹联表达心愿、传达情感的习惯。 　　

　　“只要一看祠堂门前的对联，这家祠堂的姓氏也就基本明了，无需再推敲猜测。”通常来说，祠堂的楹联包括了其宗族之渊源以及其先人南迁的概况，体现出客家人重传统、重宗族、重本源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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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在传统客家祠堂楹联中具有如此之多的崇祖内容呢？ 　　

　　南迁而来的客家人，要在新的环境下求得生存和发展，就要求宗族内部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因此，强化宗族成员的崇祖观念是为重要前提。如此一来，在宗族成员之间便形成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宗族内部的大团结。 　　

　　同时，客家祠堂楹联中还体现“善”的观念与儒家的伦理观。他们提倡为善、兼善，存善心、行善事，把善当作为人处事的出发点。客家人重视道德仁义，勉励族中子弟“讲圣学，体圣言”，欲仁至仁、为友为恭，并把这些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家业兴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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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古代的绝大部分客家祠堂还被用作祠塾，承担着宗族学童教育的功能。清末时期曾在嘉应州传教的法国天主教神父赖里查斯，在其1901年著的《客法词典》自序中对当地祠塾有过详细的描述：“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也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因为客家人的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那就是他们祭祀祖先的所在地，而那个祠堂就是学校。” 　　

　　客家人素以“衣冠南迁，书香门第”自诩。因此，在客家人看来，崇文重教，读书做官，不仅是秉承中原遗风，更是改变家族命运的重要途径。客家谚语云“有子不读书，不如养条猪”“不读诗书，有目无珠”。据介绍，在民国以前，客家宗族男性子弟一般都要在祠塾接受启蒙教育。民国时期，祠塾改制为小学，但大部分客家乡村仍然利用祠堂来办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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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几乎所有的客家祠堂都有祠产，拥有一定数量的田地，叫公堂田。公堂田所得叫公偿，公偿除用于祭祖支出外，相当一部分用来助学奖学。许多客家大宗族还专门设置学田，学田所得用于聘请塾师，资助宗族幼童入学开蒙，并资助宗族才俊求取功名。“旧时，某姓人需要进城办事或者考试，可以到目的地的同姓宗祠居住，相当于现在的‘招待所’。”朱迪光说。

　　正因为客家人始终秉承崇文重教的优秀文化传统，故明清以来，大山深处的客家乡村一直人才辈出，素有“文化之乡”之称。“慎终追远、勤于耕读、诗书起家、忠厚传家”，这一副副客家祠堂楹联、一座座功名旗杆、一块块功德牌匾以及一次次仪式活动，生动地表达并阐释了客家文化的精神品质，也表达了子孙的自豪感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