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广的艾滋病村系列照片,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也遏制了河南农村的非法采供血现象,参与了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改造。在摄影史上,类似通过一幅或一组作品改变一个时代、扭转历史走向的个案,并不鲜见。尤金•史密斯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水俣》系列,促使了日本环境保护部门对污染企业排污设施的彻底整治;黄功吾的《逃避汽油弹的孩子》等触目惊心的越战照片,通过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导致了越战的终结。
也是因为摄影在历史进程中不可比拟的作用,特别是在重大的政治性事件、激烈而险恶的战争环境下,它所扮演的类似武器甚至甚似武器的角色,使得国家、政治集团的领导人、权力的掌控者,不惜将摄影功能实行异化而获取有益于自身利益的改造——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历史真实。只不过,这样的真实影像,在抵达历史真相时,必须经由一次严肃的“二度解读”。日本侵华期间,日本国内所有关于战事的图片报道都必须经过军部的严格审查,血腥和残害中国百姓的图片被严格禁绝,为显示它那所谓的正义之战,甚至不惜以侵略者和中国小孩亲密无间、友善共处的虚假景象来迷惑国内民众,误导国际舆论。这是表象虚假的另一种真实;还有一种是修改既有图片以达到篡改历史的目的,如前苏联的特洛茨基在国内政治运动中下台后,所有他与列宁在一起的照片中,他的形象都被彻底干净地清除了。
在历史面前,摄影的地位长期遭到正统史家的忽略和歧视,而在野心家和政客那里却常常处于被贬损和极度私欲化的利用状态。随着二战以来数十年间摄影对人类事物介入面的日渐扩大、参与社会改造程度的加深,史家对摄影在史学上的正面意义渐趋重视,而政治家的既有观念却日渐加剧,利用摄影的目的依然是为自身和本集团谋取利益最大化寻求支持。他们贬损摄影的理由依然是重谈经年的老调:影像见证世事的真实,是有限的真实。
确实,在面对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尤其是不可预料的、突发性的事件时,摄影师常常无法迅速到达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即便能够进入现场,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使得他的判断、选择和影像截取,都是处于有限范围之中的较短时间内,他只能最大程度地凭借既有的经验以及身处现场的瞬间反应能力,获得相对接近于事实本质的瞬间。也正是这样的原因,无数的摄影师都经历过“历史性的时刻”,然而,堪称历史事件缩影和事件的标志性的影像瞬间,总是少之又少,更多的只是历史边缘的人与物,事件旁侧的相关性记录,是关于一个点的、局部的、个别和细节的见证。
这迫使我们必须对影像在学术层面的史学价值作出公允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从事摄影、身在摄影界或者因为投入于摄影之中的情感与思想远甚于其他人而赋予摄影以更高的价值,也不能将期望当作事实而无视他人的正确评价或者不恰当评价的社会现实。摄影的历史价值,依然必须从历史眼光中的摄影这一角度获得反馈和印证。事实是:无论是忠实的记录、客观的见证,还是有意无意的歪曲、基于各种利益追逐下的篡改,照片中的历史,在严肃的史学意义上,都只是历史的补充、点缀,而不能作为严格意义上的完整历史和单一事实,独立地存在。
的确,一帧影像在表达某一事件、历史时,可以具备无数的文字和其他任何媒介都无法具备的“眼见为实”、“一图胜千言”之功,但这样的说法,显然是站在了摄影的立场而不是严肃史学的角度。在根本上,影像之于历史的记录,是表象和可见层面的标识性的符号。因为作为历史影像的瞬间,它是一个漫长的、曲折复杂的连续过程中的一个切片;之前,有繁琐、丰富的铺垫过程,之后,又有或悲伤或欣喜,或凄凉或感人的延续。而在大众的层面上,它始终只是这一个社会、这一个时代的人们全部生存状态中的其中一个历史瞬间的反映,它可以作为整体历史的阐述中有规则、有尺度的联想、伸展的起点,或者依据,也可以通过文字辅之以历史背景的解读与阐释,以期抵达到一定的面和完整历史的广阔领域之中,令观看者获得更为完善和全面、深切的历史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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