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开放国门中的作用 蓝裕攀

人境庐人

简析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开放国门中的作用

                                                   蓝裕攀
　　〔摘要〕19世纪80年代前后，恰逢中朝关系从传统的东亚宗藩秩序向近代条约体制转型的关键期。围绕着如何推动朝鲜对外开放问题，清政府的驻日外交官何如璋、黄遵宪等人积极建言献策，有力地影响了清政府对朝政策的改变，推动了朝鲜对外开放的进程。作为转型时期的外交官，他们对近代国际关系的认识和研究还不够透彻，其对朝政策的矛盾、甚至是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但是他们的积极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何如璋（1838—1891年），字子峨，广东大埔人，1861年乡试中举，1869年中进士，供职翰林院，三年后任编修，继为侍讲。黄遵宪（1848—1905年），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东海公、观日道人、岭东故将军、法时尚任斋主人、水苍雁红馆主人等名号，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1876年乡试才中举。1877年，清政府任命何如璋为首任驻日公使，黄遵宪因有“时务”之才，被任命为参赞。他们抱着“非留心外交，恐难安内”的思想，踏上赴日征程，开始了他们的外交生涯。临行前何如璋专程拜见李鸿章，李要他赴日后留心朝鲜问题，如有必要，应居于日、朝之间进行调解。何如璋、黄遵宪等人不辱使命，竭诚尽智，提出诸多建议和意见，有力地影响了清政府对朝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推动中朝关系从传统的宗藩体制向近代的条约体制迈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19世纪末叶中朝两国所面临的国际社会挑战
　　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为了达到占有并垄断东方市场的目的，他们公然以武力强制手段，将东方国家变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印度、缅甸、暹罗、越南，包括中国、日本先后遭到英、法、俄、美等国的侵略和掠夺，被称为“隐士之国”的朝鲜也没有幸免于难。当时的朝鲜来自三方面的威胁：南面英、法、美等西方殖民者多次向朝鲜要求通商，并试图以武力打开朝鲜国门，均被坚拒；东面日本明治维新后，开始实施鲸吞东亚的大陆政策，目标直指朝鲜；北面俄国的扩张目标也在向东南方向移动，直接威胁到朝鲜半岛的安全。朝鲜屏藩着清朝的“龙兴之地”，在清朝的藩属国中，朝鲜历来以“素孝恭顺”受到清政府的重视，待之如内服。对于朝鲜所受到的侵扰，清政府密切关注。然而最先打开朝鲜门户的并非西方列强，而是来自紧步西方后尘的朝鲜邻国日本。1876年，日本炮轰江华岛，迫使朝鲜签订《朝日修好条规》，公开申明朝鲜系自主之邦，率先向中朝宗藩关系提出挑战，其真正目的并非为朝鲜获得独立的国际地位，而是为日本单独占领朝鲜，避免清政府的干预做舆论准备。日本忙于侵朝的同时，又蓄意制造事端，于1879年侵吞了中国南部属国琉球，试探清政府对藩属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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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强对朝鲜“环视而起”的情形下，清政府的有识之士纷纷发表对朝政策新主张。1879年6月，丁日昌在给总理衙门的海防事宜奏折内声称“：朝鲜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不如统与泰西各国立约，日本有吞噬朝鲜之心，泰西无灭绝人国之例。”8月，清政府批准丁日昌的建议，命李鸿章以私人名义劝告朝鲜与西洋各国立约通商，以制日本。至此，清政府开始改变传统的“从不与闻”的对朝政策，参与推动朝鲜对外开放的步伐。但是，清政府确定的对朝新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婉为开导”，不希望公开出面以朝廷旨意明确表态，故令李鸿章致书朝鲜太师李裕元，透露清政府赞同朝鲜与西洋通商之意。李鸿章奉旨于8月26日给李裕元的信中，阐发了他对朝鲜形势的认识。认为日本“桀骜贪狡”，“行事乖谬，居心叵测，亟应早为之防”，否则难保其将来对中、朝两国“不伺隙以逞”。俄国“与贵国接壤，形势相逼。”为此朝鲜采取的策略当是“以毒攻毒，以敌制敌。”这样“，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然而，生活在一个长期封闭社会状态下的李裕元，还看不到开放国门的重要意义，尽管他最初有过主张朝鲜对外交往的意向，但在朝鲜朝野的一片反对声中也很快改变了立场，回绝了李鸿章的劝导。当时，泰西之学对于绝大多数朝鲜民众来说无异于“烈火”“、毒矢”“、鬼神”，被敬而远之。
　　李鸿章书面劝导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何如璋、黄遵宪赴日后，展开了积极的活动，向清政府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建议，对朝鲜的国门开放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何如璋及其《主持朝鲜外交议》
　　在何如璋出任驻日公使期间，日本加快了在朝鲜培植亲日势力的步伐，多次邀请朝鲜代表团访日，加之朝鲜与日本地缘相近，往来便利，何如璋设在东京芝山月界僧院的公使馆，便成了沟通中朝关系的枢纽和桥梁。朝鲜政府经常派遣使者到达使馆，向何如璋汇报国内的政治动态以及他们的困惑和请求。何如璋不仅及时准确的向清政府转达朝鲜的情报和讯息，而且积极建言献策，阐述自己对朝鲜问题的认识和主张。在他任驻日公使4年多的时间（1877.11—1882.2年）里，先后给清政府发回数十件奏折，比较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对朝外交新策略，主要观点如下：1.朝鲜开放对中朝两国利多弊少。在各国“环视而起”的形势下，朝鲜已没有可能继续保持闭关自守的状态，不如主动与外国建立联系。主动外交的优势对朝鲜而言，可以“熟思妥议”，“稍立自主之权”；朝鲜风气一开，自能讲修武备，固圉国防；还可借泰西诸国势力牵制俄国。对中国而言，朝鲜自强的本身便可“壮我屏藩”；若能牵制俄国，也可使我国“乘时以自强”；由清朝遣使劝朝鲜“与万国结好，则属国之义益明”，便于以后交涉；中国还可以遣使之名，向朝鲜调拨兵船，既杜俄人窥视之志，复绝日本觊觎之心，创造东亚诸国“籍联纵横之局”。2.清政府亲自主持朝鲜外交。何如璋在他著名的《主持朝鲜外交议》一文中认为，若“听令朝鲜自行与人结约，则他国皆认其自主，而中国之属国，忽去其名，救急在一时，遗患在他日。”这里何如璋显然接受了日本与朝鲜订约时的教训，为了避免如《朝日修好条规》中宣称朝鲜乃“自主之邦”的条文重现，他为清政府提供了两种中朝关系新模式，一是在朝鲜设立驻扎办事大臣，其内政外交均由中国为之主持，使外人不敢觊觎，但他自己也认为此模式难以通行，于是又设计第二种模式，即“与天下万国互均而维持之”，令朝鲜与西方国家订约通商，并在如何订约的问题上，提出两点办法：一是派遣干练明白之人前往朝鲜，代为主持订约事宜；二是由清政府饬令朝鲜国王，在与西方国家签约的开头声明：“兹朝鲜国奉中国政府命，愿与某某国结约云云。”他进一步阐述该做法的可行性：“朝鲜之于中国，戴高履厚，素称恭顺……由朝廷饬谕，彼自当唯命是听。而泰西诸国正当求成请盟未可必得之时，由我主持，彼自欣感……外国亦无辞可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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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如璋的对朝外交新策略，从中朝两国的共同利益出发，一方面建议清政府“稍变旧章”，强化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力，一方面设法把朝鲜推向国际舞台，以近代外交的“条约体制”为武器，遏制俄国的扩张势头，使列强在东亚达到均衡之势，便于中朝两国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既为朝鲜计，也为中国计，而为朝鲜计的根本目的仍然落实在为中国计上。
为了加大清政府对朝鲜问题的重视程度，何如璋多次向清政府通报朝鲜国情的变化，敦促清政府采取适当措施。1880年末，何如璋的公使馆里接待了一位朝鲜秘密使者——李东仁。李东仁云，朝鲜的朝议已经发生变化，国王令金宏集致书何公使，劝美国前来结好。何如璋在给总署的信函中，不无兴奋的肯定说：“朝鲜国是果将一变矣”，然后，向清政府进言道“：为防俄之吞噬，惮泰西诸国之要挟，不得不择一较为公平之美国，早与结约，以图结援，以图舒祸。”1881年初，朝鲜又派卓挺植秘密拜访何如璋，称“国主与领相二三大臣决意外交，以惮李裕元之故，未能遽发，若得中国劝谕之力，事必有成。”何如璋也很赞同中国出面劝谕，在向总理衙门转达上述消息的同时，反复请总署“寄书朝鲜，劝令外交”“，解其疑而坚其信”。
　　由于何如璋坚持不懈的努力，加之英国公使也有此意，使总理衙门进一步认识到“朝鲜安则东三省屏蔽益固”之理。1881年2月23日，奕訢上奏清廷，认为过去由礼部办理的朝鲜公牍往来事宜，不但旷费时日，而且不利保密，提议此后凡涉洋务者，均由李鸿章与出使日本大臣直接与朝鲜通递文函，相机开导，并将办理情形随时报告总理衙门。奕訢的提议得到朝廷的采纳。把朝鲜事务从礼部分离出来，指定专人负责，这说明清政府在变通旧制，对待朝鲜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加大，机密程度也在提高。李鸿章与何如璋有“令箭”在手，更便于名正言顺地处理朝鲜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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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黄遵宪及其《朝鲜策略》
　　1880年8、9月间，朝鲜派修信使金宏集等访日，何如璋与参赞黄遵宪商定，利用朝鲜使团到访之机，鼓励朝鲜对外开放。为了让朝鲜明确开放国门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何如璋让黄遵宪作《朝鲜策略》一文，令金宏集带回国内。《朝鲜策略》虽然是何与黄商议之作，但因出自黄的手笔，因而更主要的是体现了黄遵宪的看法。
　　文中认为朝鲜对外关系的总体策略应该是：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拒俄国。《朝鲜策略》的开篇则称“：地球之上，有莫大之国焉，曰俄罗斯……自先世彼得王以来，新拓疆土既逾十倍，至于今王，更有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当俄国西向发展受阻后，转而东指，“俄欲略地，必自朝鲜始矣！”所以，朝鲜的当务之急是防俄，而要防俄，就必须“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因为“朝鲜有事，则中国必糜天下之饷，竭天下之力以争之”；对日本，朝鲜“自当捐小嫌而图大计，修旧好而结外援。苟使他日两国之轮舶铁船纵横于日本海中，外侮自无由而入”；美国“常能扶助弱小，维持公义”，朝鲜当“引之为友邦之国，可以结援，可以纾祸”。文章以“设为问答”的形式，针对“结日本，联美国”这样令朝鲜顾虑重重的问题，详加分析，指点迷津。何如璋、黄遵宪没有把目光仅仅锁定在靠外交手段制约俄国，还希望朝鲜加强内部实力，学习西法，训练新军，巩固国防，广开利源，发展商品经济，走民族资本主义道路等。
　　这本小册子在朝鲜上下引起强烈震撼。国王李熙和领议政李罡应等个别廷臣对《朝鲜策略》持赞同态度，批评国人的泥古之风，希望同西方建立外交关系。尤其是李熙的态度比较明确，他表示若有洋船入境，他绝不会“以邪学为藉口”，加以阻挡，更不会与之“生隙”，欲开国门之愿望溢于言表。
　　但在朝鲜多数人的眼里，《朝鲜策略》犹如洪水猛兽一般，给以程朱理学为立国之本的朝鲜思想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许多饱学之士纷纷上书，严厉抨击《朝鲜策略》，以李晚孙为首的岭南万人疏，把儒生上书运动推向高潮。他们不仅指责这本小册子的言论是“何等诬圣，何等辱国”，而且指责金宏集等是“赉奉辱国之书，……张皇寇贼之势，恐动君心，凭藉匀衡之威，钳制众口者，果皆何如人哉！”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国王李熙，责问他“何以仰报于先王，而有辞于后世？”
　　李熙开国意志已决，对李晚孙等人的万人疏十分震怒，批示将他流配远地。但各地儒生的上书运动仍然不绝如缕，李熙也采取了更加严酷的镇压手段，其中江原道儒生洪在鹤被凌迟处死，同时也处分了一批反对开国的朝中要员。为了得到清政府的支持，李熙还秘密遣使至何如璋处，汇报国内情形，呼吁清廷明发旨意。可以说金宏集此次访日，是朝鲜走向开放的重要转折点，《朝鲜策略》一文鼓舞和坚定了以国王李熙为首的开放派的信心。同时，何如璋、黄遵宪利用他们频繁接触朝鲜使者的机会，积极向他们宣传国际形势和朝鲜对外开放的必要性，给朝鲜以国王为首的开放派巨大支持，加速了朝鲜对外实施开放政策的进程。1882年1月，朝鲜国王密谕金允植请李鸿章代为主持与美议约，于是李鸿章由保定到天津，于3月25日，主持议约全过程。从此，朝鲜进入开国的实质性操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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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何如璋、黄遵宪推动朝鲜对外开放的主张和行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正向亚洲全面推进，人类历史正从区域性的合作走向全球性的合作阶段，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东亚格局不可避免地要打破宗藩体制的固有形态走向条约体制，朝鲜也必将从封闭走向开放，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何如璋、黄遵宪利用自己驻日外交官的特殊地位，对中朝两国同时提出积极建议，大力倡导朝鲜走对外开放之路，表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
　　但是也应该看到，他们的对朝策略有明显的矛盾性。何如璋在《主持朝鲜外交议》中，强调“主持”的重要性，希望按照西方外交关系模式修正传统的宗藩关系；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也同样希望朝鲜能依赖于清政府，和清政府更加紧密地维护传统的宗藩关系，加强两国密切合作，共同对付外来之敌。但同时他们也看到，近代外交中能够掌握主动权的一个重要原则——实力外交。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是外交上能否立于不败之地的可靠依托。而清政府保护属国的实力有限，所以，他们又反对朝鲜有依赖上国的思想，希望朝鲜能打破封闭的藩篱，有能力和实力走上国际舞台，与清政府共同面对殖民者的侵略。
　　何如璋、黄遵宪对朝政策中存在的矛盾，是清政府对朝政策矛盾的集中体现。宗藩关系是中国古代在东亚行之近两千年的国际秩序，而朝鲜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藩属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尤其是在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最为稳固，成为其他藩属国的楷模。及至近代，当东方的宗藩秩序必将要被纳入西方条约体制之中时，清政府在固守传统与进入近代之间的犹疑是必不可少的过程，因此，对朝政策的矛盾性也不可避免。何如璋、黄遵宪尽管在当时清政府的官僚中，算是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较多者，但他们对近代外交的理解还是肤浅的、表层化的，对近代意义的国家、民族、世界观念缺乏深刻的认识，没有看到近代国际关系形成的内在条件和要素，对东亚新型政治关系发展态势的预见和把握就会出现矛盾。同时他们为朝鲜外交指出的“结日拒俄”之策，透露出一定的理想化成分。虽然何如璋、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不够成熟，甚至是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但是他们在朝鲜开放国门中所起的作用应该予以充分认识。
[参考文献]  [1]Key-Hiuk Kim.The Last Phase of the East Asian WorldOrder:Korea,Japan,and the Chinese Empire,1860—1882[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2]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何如璋.再上李伯相论朝鲜通商书[M].茶阳三家文钞，92-

羊咩咩

好长篇的介绍，何医师辛苦了！

人境庐人

羊咩咩 发表于 2013-3-2 19:27
好长篇的介绍，何医师辛苦了！

多谢版主的支持和鼓励。祝你工作顺利。

客家女子

李鸿章与何如璋有“令箭”在手，更便于名正言顺地处理朝鲜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