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话平远五位明清进士

无星无杠

梅江区城北五峰庵今昔

●李欣祥

《五峰庵记》碑（局部）

《五峰庵田碑》（局部）

五峰庵外观

   导 读

   五峰庵是具有500年历史仍保留下来的佛寺，但历史上有关它的文字记载却很少。近几十年来曾有不少本地文化界人士探访过五峰庵，也曾发现几块古碑，可惜大都仅以碑上片言只字为凭据加以演绎想象，并未对其深入进行研究。笔者采用科学手段将碑文识读，后人可藉此分享明代学者对五峰庵地理位置、优美环境和人文历史的描述，也可对明代以来本地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变迁有所了解。

   五峰庵是一座始建于明代有五百年历史的佛寺，笔者近年在做《程乡县志》《嘉应州志增补考略》等地方志书校释时屡屡见到它的名字。为了求证志书上记载的一些事实，笔者于2022年7月16日对五峰庵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汽车离开梅州市区后沿着206国道由梅江区城北扎田村往平远方向行驶，十余公里后右拐进入横坑村道，村民古海峰依约在村口等候。跟在他的摩托车后穿过田畴和几座民居，顺着弯曲的村道直达村尾的丫髻嶂山脚。远远就看到密林深处一座红墙黛瓦的房舍若隐若现，停车后步行百十米走上一处陡坡，眼前就是五峰庵。

   五峰庵的规模比想象的要小，占地仅三百余平方米，建筑形制是一座客家民居式一堂两横的小院落，门前有一块宽丈余的门坪，前面有一口宽阔的池塘。正中大门进去是佛殿和佛事场所，两边横屋各有一扇大门，里面是数间僧房和储藏室。笔者站在外门坪察看，见正中的门坊立面有简单的三段式琉璃瓦屋脊和檐口装饰，门额是嵌在墙上的一块“五峰禅院”石匾，落款是雍正十二年。

   入门可见正殿供奉着泥塑佛像和几尊菩萨，面前有香案和供桌，两庑墙上还有从祀观音菩萨的神像。大门内两侧墙壁上镶嵌着四块较大的古碑，分别是“五峰庵记”“五峰庵田碑”“五峰庵韦陀圣诞会田碑记”和“地藏诞记”。另有几块小碑是当代竖立的捐款人名碑。据向导称，五峰庵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都还有一位僧人居住，1964年“四清运动”之后僧人还俗离去，庵舍成为横坑大队上山队基地，用来堆放肥料和杂物。80年代改革开放后又有僧人来庵里居住并恢复宗教活动，近几年僧人因难以维持而离去，庵舍闲置多年。

   笔者仔细察看寺庙墙上和四周，并未发现其他有价值的文字痕迹。在确认这几块有文物价值的古碑之后，笔者拿出工具和材料对古碑进行技术处理和拍照。由于年代久远和日晒雨淋的侵蚀，四块古碑都有较严重的破损，特别是正对天井见光最大的“五峰庵田碑”，有些字迹已模糊难辨。幸得靠墙角的几块碑因稍避直射阳光，文字尚可勉强辨识。笔者从不同角度拍照十余张，带回去后花费许多时日整理成文，避免了这几件数百年前的文物湮没。根据这四篇碑记并结合《程乡县志》和《嘉应州志增补考略》的记载，笔者对五峰庵的始建、历史和几块古碑的文化价值大致梳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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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四篇碑记并结合《程乡县志》和《嘉应州志增补考略》的记载，笔者对五峰庵的始建、历史和几块古碑的文化价值大致梳理如下：

   五峰庵的始建时间

  

   据查梅州历史上最早的志书——明代嘉靖二十年（1541）编纂的《程乡县志》，内有《程乡县舆地图》一页，图上在县城以北“韩莆都”已标注有“五峰庵”位置。又据上述旧碑《五峰庵记》中有“创立多年，庇佑阖乡。被乱毁灭，人失所居，神失所依。兹复安宁，重建庵像”的记载，再查阅上述志书，可知明代程乡县因寇变而毁城的事件发生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山贼廖宗学、李大亮袭陷程乡县，执官杀掠，势甚烈”，据此推算大致可以认为五峰庵始建于明代嘉靖初年（约1525）或稍早。又据碑文中记载的开庵基者之一为巫普恩，笔者调查得知本村巫姓大约于明初才迁入横坑，与上述推算基本吻合，即五峰庵始建至今大约500年。有人撰文称宋代定光古佛曾驻锡此地，把五峰庵的历史前推几百年，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说法。

   五峰庵的几个历史事件

   从这几块古碑的记载加以推算可知，五峰庵大约于明代嘉靖初年创立，之后逐渐在附近乡村发展信众。庵内供奉佛祖和诸菩萨塑像，教派很可能属于闽粤赣毗邻地区的香花佛教，住庵僧人为附近农民家庭提供精神教化和生老病死心理抚慰服务。创建后陆续有各地越主（檀越，也称施主）、善信和僧人捐钱、捐田作为庵产维持运作。嘉靖四十五年程乡本地山贼暴动，攻破县城，造成地方动乱，横坑村和五峰庵也遭受祸害。地方平定后乡人复建庵舍和神像，又有越主和善信捐钱、捐田扩大庵产，数年后五峰庵气象一新。万历十五年（1587）春天，五峰庵派出刘、杨二位善信不远万里来到南直隶省徽州府（今安徽省歙县），找到在府儒学任教授的本县人黄世龙，请他写了一篇《五峰庵记》。五峰庵住持请本地生员古绍参书写，另一位生员陈天秩刻石，把碑立在正殿左侧墙上（后来被移至大门内右侧），借助远在京畿的老学究文笔，以炫耀本庵的文化特色。

   此后五峰庵逐年发展，宗教活动逐渐增多，各地善信捐款买田，庵产不断增加，每年可收租谷二十余石。从另一块破损严重的“五峰庵田碑”模糊的碑文大致可以看出，五峰庵的田产有十几处之多，虽然无法确认其真实数据，但足以证明其田亩数量颇大，每年收租不少。天启年间，本地信善陈彩见捐银七两，购买沙径子（地名）水田八亩交给庵僧耕种，每年可收租谷五石，用于七月初一地藏菩萨诞辰庆典之费。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本地人朱海发动善信二十余人又凑捐银三两，再买水田三亩交给庵僧耕种，每年共可收租谷八石，作为地藏菩萨诞辰庆典之资，并刻石立于庵内。每年七月初一，五峰庵都举行地藏菩萨诞祝圣法会，远近越主和信善纷纷前来听庵里的僧人们诵经演法。是日大殿上香烟缭绕，经声和木鱼声和谐交响，堂下鼓乐喧天。中午庙门前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摆下十几桌斋菜和酒饭，众人熙熙攘攘热闹了一天。随着庵产增加和宗教活动的开展，五峰庵的实力进一步壮大。

   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五峰庵已走过百年岁月，尽管中原一带战火纷飞，庵中僧人照样晨钟暮鼓，诵经拜佛。就在当年，本乡人朱景孟兄弟三人捐出耙头嶂（地名，在石扇巴樟）山田五亩，房屋一所，交给五峰庵住持僧人收管。水田租给姓赖的佃人耕种，每年可增收租谷八石、租银一钱六分，作为每年六月初二韦陀菩萨诞辰庆典之费，五峰庵又多了一个弘扬佛法的节日。清初顺治至康熙年间，五峰庵住持僧宗体又动用历年积累的一百四十余两白银，购买了本地十二排（地名）的几处田产（包括著名松口乡绅李士淳之子李楩的田），庵产增加至每年收租谷四五十石。雍正十一年，程乡县升格为直隶嘉应州，韩莆都地名消失，横坑、桃畲附廓（隶西厢堡）。乾隆十年，知州王者辅莅任，对本州范围内的寺庙庵观采取抑制政策，要求重新申报和核定庵观田产，一律照章纳粮。次年因州衙主持修复窖溪口二桥，知州王者辅强行下令将五峰庵内田租七石一斗零交石壁宫僧人收管，为修桥及石壁宫烧茶之费。同年又因修复合溪坝二桥，王者辅下令拨五峰庵内田租四石零为修桥及桥侧茶亭烧茶之费，交烧茶人收管。不久又因修复相公亭三桥，王者辅又下令拨五峰庵内田租五石九斗零，为修桥及相公亭烧茶之费，交烧茶人收管。官府连续几次强抑暴征，造成五峰庵田产折损大半，每年少收租谷十七石零，实力大为削弱。此后五峰庵逐年衰微，住庵僧人仅剩一、两位，勉强维持运作多年，直至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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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之后社会风气转变，佛寺道观曾几度被政府取缔而又几度恢复。

   1952年土改后五峰庵田产被没收取缔，民间香花佛事也逐渐式微，僧人因生计无着而纷纷还俗离去。

   据调查，20世纪60年代五峰庵最后一位僧人俗姓刘，人称荣师，宗教活动被禁止后仍独自在庵中居住，1970年后返回原籍瑶上公社一个山村终老。1985年后政府又允许恢复民间宗教活动，一位来自石扇红南村姓李的村民入住五峰庵，重新修葺庵舍和佛像，恢复了香火和诵经、许愿、祈福和超度亡者的宗教活动。后又由扎田上村另一位李姓村民接手，主持五峰庵事务多年。但由于附近几个山村老一代善信逐年凋谢，民间信教风气渐渐式微，五峰庵因没有产业收益而难以维持运作，2018年也停止了宗教活动。

   僧人离开后五峰庵再度大门紧锁，佛殿蛛网纵横，庭院荒草萋萋。据向导称，听闻最近有梅州某著名寺庙将接管并斥资修葺五峰庵，期望不久庵所将重新开放云云。

   发现五峰庵古碑的文化意义

   前文所述碑记中的《五峰庵记》是一篇很好的散文，作者黄世龙是万历年间南直隶省徽州府教授，他把自己对故乡的一片深情寄托于这篇短文，借助五峰庵四周的山水草木之美，把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德的内涵融进其中，对故乡的社会文明进步和民众的精神教化不无裨益。

   令人奇怪的是这篇记述佛寺环境和历史的《五峰庵记》，竟然通篇不见一个“佛”字，也没有对佛家教义有任何褒扬之词。而贯穿全文的竟是儒家的道德观，笔者认为这是作者“崇儒排佛”观点的体现。笔者还发现作者黄世龙（字见泉）其人在《程乡县志》和《嘉应州志》等地方史料中都有记载，是明代嘉靖四十三年程乡县贡生，曾任福建同安教谕，后升任徽州府教授。至于另外几块记述五峰庵宗教活动的古碑，读者从碑文中对五峰庵的始建、发展、施主、僧人、庵产、民俗乃至明代乡村社会组织的记载，可以推知明代本地的政治、社会、经济、税赋、宗教活动等基本情况，同样也有其文化意义。

   据《地藏诞记》和《五峰庵韦陀圣诞会田碑记》中记载，庵内每年六月初二举行韦陀圣诞法会、七月初一举行地藏圣诞法会，可知当时五峰庵除了主祀佛祖释迦牟尼之外还从祀韦陀和地藏两位菩萨，而近代以来本地客家人普遍崇祀的观音菩萨似乎当时未列入从祀，直至康熙年间才有“观音会”出现。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碑文还有“每年六月初六日花公圣诞”的记载，可证明当时五峰庵已将并非佛教神祇的“花公”也列为从祀之神。

   据笔者所知“花公花母”崇拜主要是广西、台湾和广东潮州、揭阳一带的民间信仰，近年梅州邻近的福建龙岩、漳州等地也有民间崇祀“花公花婆”的报道。梅州客家人虽然也有婴儿降生后由“花神”庇护在“花园里”的传说，有些人家到孩子十五六岁时要举行“出花园”谢神仪式，但本地民间寺庙中正式立牌从祀“花公花婆”的风俗似乎未见。

   从上述五峰庵碑文可以证明，本地在明代就有崇祀“花公”的民间习俗，这些细节都值得学术界探究。至于有本地人撰文称“五峰禅院周围曾有五座寺庙，僧人最多时有上百人”的说法，笔者并不赞同。据现场考察，横坑及附近方圆数里内并无其他寺庙或庵观遗迹，以横坑、桃畲及附近几个村庄的人口及田地规模，养活一个寺庙和几个僧人尚且不易，更不可能支持五个寺庙和上百僧人存活所需的供养。笔者认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本地文史研究，凭主观猜想或根据民间传说随意演绎的做法并不可取。

   转自：梅州日报2014年1月11日第7版客家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