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中国新诗史上的“盗火者”

无星无杠

李金发：中国新诗史上的“盗火者”

   《李金发诗全编》

    李金发 著

    陈厚诚 李伟江 陈晓霞 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0年12月

   ●陈厚诚

    编者按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难以忽略的诗人，广东籍诗人李金发（1900—1976，广东梅县人）将法国象征主义诗风引入中国，被公认为中国象征派诗歌的开创者。因其语言、意象和形式颇具怪诞之风，所以又有“诗怪”之称，对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40年代的“九叶诗派”以及新时期的“朦胧诗”创作都产生了重要、深远的影响。四川文艺出版社历时三年推出《李金发诗全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和中西比较文学研究著名学者陈厚诚是该书的编者之一，他为本书撰写的长序是解读李金发诗歌的重要钥匙。在这篇长序中，他回应了李金发诗歌研究中“晦涩难懂”和“文白夹杂”等几个问题。经出版社授权，本报独家发表该序，限于篇幅，本文仅摘录关乎如何读懂李金发诗歌的问题——“晦涩难懂”部分。

    被人“记起”并“重新评价”

    谢冕先生的《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一书，在论及李金发引进法国象征派诗的时候，对李金发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更为突出的贡献，却是公开、勇敢地把西方情调和异域的艺术方式引进到刚刚自立的中国新诗中来。他是促进东西方诗风交流的积极参与者，被记载在中国新诗史上，不会也不该被遗忘”。我完全赞同谢冕先生对李金发的评价，特别是赞同他将李金发与“五四”前后的那些“盗火者”相提并论。我甚至愿意更进一步，直接将李金发也称为“盗火者”，因为正是他从法兰西“盗”取了象征主义之“火”到中国，从而对中国新诗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我为什么在李金发有了“诗怪”“中国象征派诗开创者”等桂冠之后，还赞成给他加上“盗火者”的称号呢？这是因为盗火者为人间盗取生存所必需的东西，而他们的命运却常是悲剧性的。如果说“诗怪”显示的是诗人新奇怪丽的诗风，“象征派诗开创者”显示的是诗人在新诗史上的地位，那么“盗火者”这个称号则暗示了诗人颇带悲剧色彩的命运。

    李金发确实是一位带悲剧色彩的“盗火者”。他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从南粤客家走到了欧洲艺术中心的巴黎，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风的熏陶，并以象征主义先驱波德莱尔和法国象征派三杰之一的魏尔伦为“名誉老师”，于1920年开始写诗。1921年秋入巴黎美术学院后，他进入了诗歌创作的爆发期，短短三四年间，便有了三本诗集。1925年他的第一本诗集《微雨》在国内出版，将象征主义这匹“怪兽”从法兰西带进了中国，给平静的诗坛带来了“骚动”。

    为什么会引起“骚动”？这是因为李金发那些表现了怪诞美而又朦胧晦涩的诗歌，对于当时的中国诗坛来说，完全是一种陌生而古怪的东西，与中国古代“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和“五四”时期写实派、浪漫派的诗歌风格都大异其趣。面对这样的诗，读惯了表现美和善的诗歌、适应于直抒胸臆和如实描写艺术手法的当时的中国读者，几乎无不发出一声“怪”的惊呼，并引发长期的争论。

    在20世纪20—40年代，这一争论虽称是毁誉参半，而实际上质疑、责难之声似有盖过赞誉、肯定意见之势……所以在长达30年的时间内，李金发便消失于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出版社不出版他的诗集，刊物不发表研究他的文章，国内通行的高校现代文学史教材鲜有提及一个对自己国家的诗歌发展有贡献的诗人，遭际如此坎坷，这确实是令人感慨的。

    好在历史是一位公正的书记官。凡为国家、民族文化的继往开来付出过心血与才智的人，历史终究不会让他在自己的画卷里永远成为空白或变为负面的存在。改革开放以后，作为中国象征派诗的开创者，李金发终于被“记起”并成为“重新评价”的重要对象之一。

    李金发的诗晦涩难懂吗？

    “难懂”是诗坛对李金发诗歌最早也最为普遍的责难。有人责问他“为什么要做人家看不懂的东西”，“文学不是要取得读者同情的么？”苏雪林声称李诗“没有一首可以完全教人了解”，左翼诗人蒲风嘲讽李诗的“长处在使大众不能懂”，大名鼎鼎的胡适甚至把这类让人“看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斥之为“笨谜”。

    而“难懂”是由“晦涩”引起的，所以“晦涩”就常与“难懂”一起受到责难，并引发了诗歌领域关于“明了”与“晦涩”的长期争论。

    “晦涩”一词，本意是指诗、文等的隐晦、难懂，习惯上是当作贬义词来使用的。例如在“文学革命”初期，胡适提倡“明白清楚主义”，不但要求为文要“明白清楚”，而且作诗也要如此，否则就会被指责为“晦涩”“难懂”。但随着初期白话诗出现直白、浅露的缺陷，部分诗人意识到写诗与作文应有区别，而必须另辟蹊径。在这种情况下，李金发从法国引进象征派诗，别开生面地在他的创作中有意营造了一种晦涩难懂的诗风。那么此时的“晦涩”，就不再是贬义的了，而是与“明了”、与“明白清楚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艺术特色和美学倾向。孙玉石先生就曾指出，“新诗领域中‘明了’与‘晦涩’的讨论，实质是现代派诗歌与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诗歌美学原则的分歧和论争”，这表明他是将“晦涩”当作诗歌的一种新的美学特征来看待的。

    在诗歌领域，“晦涩”常与“朦胧”一词互通，甚至将“朦胧晦涩”合在一起，用来表示象征派诗含蓄、暗示、朦胧的艺术特点。孙玉石先生考证过，国外早就有人把象征派诗称为“朦胧诗”。法国象征派诗人魏尔伦在其著名的《诗艺》一诗中就表示：诗应“绞死雄辩”，应“朦胧与大气一体”，而这种朦胧就宛如“面纱后面美丽的眼睛”，极富含而不露的美感；马拉美甚至宣称“诗永远应当是个谜”。这说明，这个诗派反对直接呈现对象和直抒胸臆式的抒情，而主张用象征、暗示的手法将自己要表达的情绪、感悟等半遮半掩地隐藏起来，让读者一点一点地去猜。用一句中国成语来说，读这种诗就像“雾里看花”。花被雾笼罩着，当然不易看清，这就造成“难懂”的效应。而这种晦涩、朦胧、难懂，却正是象征派乃至西方现代诗所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因此，袁可嘉早就指出：“晦涩是现代西洋诗核心性质之一”，它的特点在‘半透明’或‘不透明’”，“我们不能把看不懂作为好的标准，但也不能以它为坏的证明”。具体到李金发，则有人肯定“晦涩是李金发带给20世纪中国诗坛的一份非常重要的礼物”，“晦涩、朦胧、难懂是李诗的一大特点，但难懂而又总有人爱读，这就极有意味，值得研究了”。

    确实，李诗的“晦涩难懂”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在明确了“晦涩”一词含义的演变以后，最为关键的是要探究李诗的“晦涩”究竟是怎样造成的，以及怎样读懂这些“晦涩”的诗的问题，解决如何透过诗人营造的那层“雾”去发现和欣赏那藏在雾中的“花”的问题。

    而最先关注这个问题的是朱自清先生。

    1935年，朱自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撰写的《导言》中指出，李金发“讲究用比喻”，“但不将那些比喻放在明白的间架里”，“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著瞧。这就是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一年以后，朱自清又写了《新诗的进步》一文，说明“象征诗派要表现的是些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们的生命”，但是“远取譬”而不是“近取譬”，而且将事物间一些联络的字句省掉，使这种诗初看“只觉得一盘散沙”，“但实在不是沙，是有机体”，要读懂这种诗，“得有相当的修养与训练”，需要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搭起桥来”。这就阐明了李金发诗的特点，指出“藏起那串儿”的手法正是造成“晦涩”的效果，从而让许多读者“看不懂”李诗的根本原因，而且也指明了找“串儿”和“搭桥”这种读懂李诗的途径与方法。

    朱自清在写了《新诗的进步》后，于同年（1936年）还写了《解诗》一文，按照他提出的解诗的方法，举两首新诗为例，示范如何对难懂的诗进行文本细读和赏析，开始了他对现代解诗学的倡导和实践。同时进行这种解诗实践的还有废名、袁可嘉、唐湜等学者和诗人。只可惜，这种实践一时还没轮到李金发身上。

    到了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即开始在朱自清初创的基础上，继续大力倡导现代解诗学，完善其理论内涵，建立起现代解诗学的公共原则。更重要的是，他还致力于将现代解诗学的理论、原则、方法运用于对具体作品的解读与欣赏的实践。他从1979年开始在北大开设“新诗导读”课程来进行这项工作，此事一做就近20年。他在一次访谈中曾说：“我的工作就是通过选择一批现代新诗史上的‘朦胧诗’，具体讲授它们独特的表现方法，如何掌握进入这类诗的读法，了解它们的深层内涵，让学生和社会上的读者知道很多所谓‘不好懂’的文本其实还是可以读懂的，并且是很美的。”作为这一实践的第一批成果，他在1990年出版了《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一书，其中李金发的象征派诗就是解读的重点对象之一。而解读象征派诗这一部分的题解性《解诗小议》，所用的标题就是《穿起那串散乱的珠子》，表明他正是运用朱自清提示的方法，致力于寻找那根能将散乱的珠子穿起来的“串儿”。就是运用这种方法，孙玉石和他指导的学生在书中示范性地解读了李金发的《弃妇》《有感》等18首有代表性的诗作，用事实证明了李金发的象征派诗“是可以读懂的，并且是很美的”。

    其实，孙玉石不仅在《中国现代诗导读（1917—1938）》中进行了这种解诗实践，而且在他所著《中国初期象征派诗歌研究》《新诗十讲》等著作中，都十分注重对这类“朦胧诗”的文本解读。就李金发研究而言，孙玉石的特殊贡献之一就在于，他将对李诗的象征派特色的总体把握推向了具体文本的细读阶段，将朱自清提出的“找串儿”“搭桥”等方法从理论层面转向了对李诗具体作品的解读实践，从而扎扎实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李诗是可以读懂的，让认为李诗“难懂”的责难再也难开其口。所以，孙玉石指出：“众口一声简单认为现代派诗（笔者按：当然也包括李金发象征派诗在内）‘晦涩朦胧’、‘不好懂’而加以否定的时代，由于现代解诗学的出现便告结束了。”

    孙玉石的这一判断是完全符合实际的。翻开近几年的有关报纸、杂志、高校学报或上网查阅，会发现解读、赏析李金发具体诗作的文章越来越多，说明现代解诗学的倡导已见成效，李金发诗歌“难懂”的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