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这部藏地电影让人眼前一亮

无星无杠

《气球》：这部藏地电影让人眼前一亮

    关于气球的故事，电影史上并不少见。爱德华·克莱因与巴斯特·基顿的喜剧短片《气球》，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奇幻类型《红气球》和冒险电影《气球漫游记》，贾法·帕纳西的儿童片《白气球》，还有侯孝贤关注家庭的《红气球之旅》。

    但这回，导演万玛才旦用他的镜头，阐释了一个颠覆以往的“气球”故事，此中气球关乎生命传承。万玛才旦的新片《气球》聚焦藏地女性生育权和家庭话题，目前已受邀参加全球六十多个电影节，收获11项大奖，豆瓣评分达7.9分。

    《气球》的故事，是一个由白色避孕套、红色气球引发的黑色幽默，还有诸多如计划生育、种羊、知识分子等一系列有话题性和时代性的元素。《气球》既是万玛才旦离大众最近的作品，也是导演个人风格的继续强化与突破。

   探讨信仰与现实的对峙困境

   万玛才旦，集电影导演、编剧、作家、文学翻译者的身份于一身。从1991年开始发表和出版小说，多部藏、汉文小说集，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11月20日，《气球》在电影院上映。在此之前，它已经参加过全球60多个电影节，获得2019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影片提名，被影评人、电影史学家让·米歇尔·付东评为“威尼斯电影节最美的电影”。

    在电影圈内，万玛才旦早已成名，被公认是开启“藏地新浪潮”的代表人物。而即使抛开民族性的身份标签，细数近年来的华语影坛，他也算是极少能提供普世性主题探讨、风格化美学表达的作者型导演之一。

    《气球》无关奇观性的“藏地风情”，细腻地展现出一个小家庭的世俗日常。世俗就意味着数不清的尴尬、烦恼、争吵。而生活矛盾背后的根本症结，则关乎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信仰与现实的矛盾。

    气球意象听起来轻盈美妙，但故事却是沉重而纠结的。不仅有红气球，还有白气球，也就是吹胀的避孕套——20世纪90年代，达杰的两个小儿子淘气，把卫生所发放的避孕套当做气球玩儿，使得妻子卓嘎再度怀孕。卓嘎想去堕胎，但却身不由己——因为从上师到丈夫、大儿子，甚至卓嘎自己，都认为这个未出生的孩子是爷爷的转世。面对现实的各种问题和压力，他们原本宁静的日常生活被彻底打破，夫妻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气球》尖锐而直接，展现出妻子对于“生育权”的失控，因此也可以说是话题噱头十足。在万玛才旦的作品之中，《气球》的确是第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不过高明的是，我们在影片中看不到对于女性意识的刻意迎合。这个故事没有试图替女性去做声嘶力竭的控诉，最终也给出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无意逼妻子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

    《气球》是万玛才旦近年导演作品中首部真正意义上全国院线放映的作品，对于该片成为自己最受好评的一部，万玛才旦说：“可能是比较普世，也就是所谓的接地气。”

    导演镜头里的哲学思考

    《气球》一些画面在青海湖边取景，大部分家庭场景则拍摄于万玛才旦的老家——他1969年出生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那曾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村庄。

    为了“走出大山”，万玛才旦折腾了很多年：先当了多年小学老师、公务员，直到33岁才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艺术硕士——从那之后就留在北京，一待十几年。

    住在大城市，一开始是为了电影，后来更多是为了儿子上学。不过2014年，他硬是把儿子送回青海的一所寺院学校，在那儿学了一年藏语藏文。“要不然你藏语不会，很多东西你不懂，你只是个藏族人，身份意义上的，符号意义上的。”

    如今，儿子念到大学，万玛才旦决定搬回青海西宁居住，离长大的村庄只有三四个小时路程。

    故乡已经完全变了样，修了水电站，全国各地的工人来了又离开，渐渐有女孩远嫁内地，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想象的。

    他自然而然地想回去，能感受到状态变得更加平和：“在家里，身体的适应感更强一些。很简单，我希望有更简单的生活。”

    没有大咖，甚至没有深刻的社会性话题，《气球》影片看起来没有院线电影的商业体质。然而从影片面世开始，就引起业界讨论。或者说，从制作影片的时候，话题已经开始了。

    影片陈述的话题虽然切口小，但并不缺乏深刻，比如女性意识觉醒的议题，又比如“藏地”的文学意向，一直以来在文学和艺术上都被赋予“隐秘”“神秘”的路数。而万玛才旦直陈这是一种误解，一种来自于想象中的对于藏人的神话式美化。

    “当某一天发现现实中的藏人和你一样具有七情六欲，一样现实地活着的时候，你心里就不愿意了、失落了，说他们不该是这样的呀，他们怎么就变成这样的了。其实他们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的，只是你不了解罢了。”

    万玛的叙事虽然克制、平实，但在跳出电影之后，你可以在他的镜头里看到更多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