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与客家祠堂

无星无杠

客家与客家祠堂

来源：大潮湾视点

        客家民系是中国广东、福建、江西、台湾等省本地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南迁汉族移民群体中的一类，是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影响最深远的汉族民系之一。

       古代客家先民的历史开始于秦征岭南融百越时期 ，历经西晋永嘉之乱、东晋五胡乱华，唐末黄巢之乱，宋室南渡，中原汉族大举南迁，陆续迁入南方各省，经过千年演化，最迟在南宋已逐渐形成一支具有独特方言、风俗习惯及文化形态的汉族民系。

       客家人以粤赣闽（惠州、梅州、深圳、赣州、汀州、河源、韶关等）为基地，大量外迁到中国各地（含港澳台）以及南洋（今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分布在广东（2009年约2300万，约占广东人口的27.5%）、江西、福建、广西、四川、湖南、海南、浙江、香港、澳门、台湾（台胞约500万）等省区的180多个县（市/区），总人口达7000万以上，约占中国汉族人口的5%；约1000万分布于除中国外的80余个国家，尤其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地，客家语是当地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客家族群是自秦朝至今在南方地区已有两千多年居住历史的重要群体，是广东、福建和江西等省份本地主要族群。以广东为例，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相对于广东其他汉族民系要晚（这里的晚说的是客家民系这一称谓形成的时间较晚），事实上客家民系是存在于广东有上千年历史的本地族群。同时客家人并不比其他汉族民系晚来于广东，在广东的梅州、河源、惠州等地最早的居民就是同化了部分原当地土著的客家先民。岭南几大民系对岭南土著的融合早已有之，而较大规模的融合则始于秦征岭南，经过两晋、唐宋、明末三次移民高潮（来自中原地区，还包括楚、吴越、闽等岭北地区），最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汉族各民系。

        客家人之根源，传统的观点认为是在河洛。“根在河洛”的依据有三：①家谱记载，很多客家族谱都记载先祖居住于河洛。②泰山石敢当的传说。③客家文言；是一种官话，很像中州的河南话。根在河洛指的是客家的方言底层源出河洛，而不一定是指大部分客家人来自河洛；事实上客家人姓氏繁多，各姓氏有其具体来源的所在。

       客家人的迁移包括客家先民的南迁和客家人的中国国内迁移与国际迁移。 有史可考的记载显示，客家人的第一次南迁是在秦始皇时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派兵60万人“南征百越”。南下的秦军，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150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再派50万兵丁“南戍五岭”（今两广地区）。这些兵丁长期“戍五岭，与越杂处”。秦亡后，两批南下的秦兵都留在当地，成为首批客家人。

       第二次大规模南迁是在西晋末期“永嘉之乱”、东晋“五胡乱华”时期。当时，为了避难，一部分中原居民辗转迁入闽粤赣边区。稍后，由于南北对峙，又有大约96万中原人民南迁至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人口流入赣南，一部分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地区。其迁移远者自今日山西长治起，近者由今日河南灵宝、国都洛阳等地，沿颍、汝、淮诸水流域，向南行动，到达湖北、河南南部及皖赣沿长江北岸，闽粤先民（包括潮闽、广粤）大部分就在此时的迁徙。

        第三次大规模南迁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期。先是唐朝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迫使大量中原汉人南迁。唐末黄巢起义，又有大批中原汉人南下迁入闽粤赣区。如宗室李孟，由长安迁汴梁，继迁福建宁化石壁乡。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五千下江西，致使闽赣边一带人口激增。南迁者远者多由今河南光山、固始，安徽寿县、阜阳等地渡江入赣，更徙至闽南；近者则从赣北或赣中迁至赣南或闽西，或粤北、粤东边界，而此时客家语开始萌芽。客家语的发音，继承了较多五代两宋时的中原语腔调，也说明了这些。

       第四次大规模南迁是宋室南渡及宋末时期。金人入侵中原，攻破汴京（东京，今河南开封）。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士民或南渡大庚岭，入南雄、始兴、韶州；或沿走洪、吉、虔州，而后由虔州入汀州；或滞留赣南各县。南宋末年，客家人参加文天祥领导的抗元失败，元军大举南下，又有大量江浙及江西宋民，从蒲田逃亡广东沿海潮汕至海南岛。 元末明初的战乱，又触动了客家人的迁移。迁出地多为福建，迁入地则集中在岭东循衡各地。这一期的迁徙路线是：主要由闽粤岭山地域，分迁至广东中部及沿海地区，及四川、广西、贵州、云南和台湾等地，还有小部分回迁至江西赣南及赣中赣北西部罗霄山脉两侧，使江西的客家有新客和老客之分。

       第五次南迁是在明末清初时期。其时，生活在赣南、粤东、粤北的客家人因人口繁衍，另一方面是关外满族满人入侵中原的影响。而居处又山多地少，遂向川、湘、桂、台诸地以及粤中和粤西一带迁徙。如明嘉靖年间从程乡、长乐迁海丰、归善、新安等沿海地区，从汀州迁至福州等地。这次大规模的迁徙，在客家移民史上被称作“西进运动”。四川的客家基本上来源于这次“西进运动”。当时四川人口因战乱、瘟疫及自然灾害锐减，清政府特别鼓励移民由“湖广填四川”。 清初康熙年间从嘉应、韶州各属迁至以广州为核心的增城、花县、新安、东莞、鹤山等地。“复界”迁至今天的宝安、深圳、香港、中山、台山等地，“湖广填四川”迁往四川、广西等地。明末清初客家人举兵勤王失败后，为避株连，多隐姓埋名，或逃亡各地，很多人随郑成功迁到台湾。

       第六次南迁是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时期。由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而引起的部分客家人的迁徙。广东西路事件后当地大部分客家人在官府资助下向南迁入高、雷、钦、廉各州，尤以高州的信宜、雷州的徐闻最多，远者渡海至海南岛崖县及定安等地。当时为避战乱，有一部分客家人迁徙到南亚，有的被诱为契约劳工，被押往马来西亚、美国、巴拿马、巴西等地。

        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统治者要把一切姓洪的及其他参加起义的男女老少都加以屠杀，因此很多客家人或改名换姓，或逃亡外地。大批客家人逃到香港、澳门、汕头、厦门和海口一带，象契约华工一样，被迫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南北美洲等地从事苦役劳动。这一时期主要由广东中部、东部迁至西部、南部及海南与东南亚等世界各地。

       除以上6次大规模的南迁外，中原汉人也有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迁者，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的，但并不是所有南迁的汉人都成为客家人。

        在赣南乡村，有村庄就有祠堂。祠堂，是赣南古建筑的标志物，也是耀眼于赣南大地的一道亮丽风景。在乡村，一般是一个姓一个屋场，一个屋场至少有一栋祠堂。子孙多了分“房”，“房”离开原居住地另择地建房，形成新的屋场，如此延续拓展，便有了一个个结构相似的屋场和祠堂。也有几姓同建一个村庄的。祠堂的建造缘于村人聚会、议事，完全是一个公共场所，功能类似于现如今的会议室。

       建祠堂很讲究，事先要请人择地，选好位置、定好朝向，动土时，全村的人都聚在一起，祠堂做好后，大摆酒席庆贺。祠堂的造型和结构非常讲究，多为二进或三进，两扇大门，祠堂内用木柱或石柱顶住横梁，顶端雕梁画栋，飞禽走兽栩栩如生；祠堂前小后大，层次分明；祠堂外形飞檐峭壁，气势雄伟壮观；祠堂门口大多蹲着一公一母两只狮子，像两个威武严肃的卫兵，令人心生敬畏。祠堂的宽大、堂皇是富裕显赫的标志。

       在文明程度比较落 后的年代，人们崇尚的是家族精神。村里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家庭或几个人解决不了，族长便召集村民大会，大家商议，最后由族长定夺。村里人娶妻嫁女在祠堂里大摆酒席，老人去世了，棺材停在祠堂的后厅，晚上亲人和村民绕着棺材烧香磕头，举行拜路灯仪式。俗话说：落叶归根。村民最怕在村外死去，在村外死的人，棺材不能停放在祠堂里，只能停放在村外搭建的棚子里，这样死人就成了孤魂野鬼。

       祠堂里最热闹的时候要数大年初一，不管是晴天雨天，不管是上午下午，祠堂里的人都是满满的。早饭后，各家各户的大人带上米酒和腊味来到祠堂里，男人在后厅，女人在前厅，八个人围坐一张八仙桌，边喝酒边议事，晚辈敬长辈，小的敬大的，祝福声不断，敬过酒后便开始划拳。划拳声此起彼伏，犹如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整个厅堂里热闹非凡，激情高涨。酒和腊味不够了，女人负责回家拿。这一天，没有人会心痛酒和腊味。如果平时闹了矛盾、怄着气的两个男人，在你来我往的碰杯声中，会把怨气抛到九霄云外，并且此后和好如初。这一习俗，现在不少村庄仍沿袭着，不过喝酒的文明程度比以前好了许多。

       除此以外，有的祠堂是为了纪念某一个人而建的，出自一种报恩行为。龙南县渡江镇象塘村的 “荷恩堂”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相传，500多年前，象塘村的钟万禄一生行善积德，做了许多好事，资助了不少贫困人。一天，钟万禄见一外地小贩拖儿带女十分艰辛，几乎到了难以生存的地步。已有10个孩子的他心生恻隐之心，便收养了小贩的幼子，并取名康进。钟康进乖巧聪明，好学上进，钟万禄十分喜爱他，对他呵护有加，不惜家财供其读书。钟康进不负养父期望考取了功名，被朝廷委任为地方官，还在赣州做过官。钟万禄死后，钟康进为报答养父的养育之恩，倾其一生积蓄，于明正德辛末年开始兴建占地2000多平方米、结构为四进的 “荷恩堂”。“荷恩”，承受恩惠也，此举乃是我中华民族知恩图报千古美德的充分体现。这个感人的故事至今在龙南城乡广为传颂，是一个活生生的德育教材。

      今天，乡村祠堂多被修缮一新，被人们赋予了新的意义：把家族中的一些有积极教育意义的故事书写悬挂在墙上，让子孙阅读，而且村里的红白理事会、修路筑桥理事会、新农村建设理事会等都在祠堂里开会，共商建设和谐美丽家园的大计，把古祠演绎得更加魅力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