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过春天》： 以青春为外壳的社会学文本

无星无杠

电影《过春天》： 以青春为外壳的社会学文本

  电影《过春天》是导演白雪的处女作，也是一部无流量、无名导、无明星的“三无”小众文艺片。但上映之前，《过春天》曾辗转参与世界各地多个不同的影展，大有斩获，口碑甚好，尤其是去年在平遥国际影展上一举拿下“费穆荣誉最佳影片”与“最佳女演员”双项大奖——这让影迷们对《过春天》充满期待。      

  《过春天》讲述的是16岁少女佩佩（黄尧 饰）充当“水客”的故事。佩佩有香港户口，居住在深圳，在香港上学，每天往返两地。她虽然有父母，却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为了凑足钱和闺蜜陈颂儿（汤加文 饰）去北海道赏雪游玩，佩佩成为了一名走私手机的水客。“过春天”是水客顺利过关、报平安的黑话，这个充满诗意的片名，也是少女过了青春这一关口的隐喻。      

  从青春电影的视域来看，《过春天》与去年备受关注的《狗十三》一道开拓了国产青春的想象空间，不是局限于堕胎、车祸、分手等因素堆积的“青春已死”的狗血叙事，而是聚焦于青春内部，探讨期间的龃龉、裂变、疼痛与成长。不过，《过春天》是一部优秀的青春电影，但它的思考并不止于这一题材的限定。      

  导演白雪对电影被划分为青春片如此回应：《过春天》不只是一个讲青春成长的电影，它背后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性，是一个“以青春为外壳的社会学文本电影”。《过春天》更近于一个意蕴深厚的社会学文本，只是这个文本的主角刚好是一个青春少女。      

  而这一社会学文本探讨的主题是：身份。文化学者朱大可指出，在社会学的范畴中，身份大致可以分为“制度身份”和“出生身份”等类别。而更宽泛的身份概念更趋近于哲学范畴，它指涉的是一种自我身份认同。      

  自我身份是中国人身份的主体，“它是一种奇怪的精神镜像，映照出‘我’在他人眼中所呈现的社会图景，它暗示着一种我置身其中的隐匿的关系网络，并据此决定了‘我’的本质”。换句话说，身份指涉的是，不仅仅是出身和身份证上的我是谁我来自哪里，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中我的位置，它更是一种自我认知和自我认同：我是否因为我的身份而困惑、羞耻与迷茫？      

  《过春天》中的少女佩佩是一名“单非儿童”。单非儿童是有一方是无香港居留权的中国内地居民，在港生产、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孩子。单非儿童如果留在内地就得上昂贵的私立中学，要在香港上学就得两地奔波，成为跨境学童。对于像佩佩这样的跨境学童来说，双城身份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困惑：我似乎属于两地，但我又似乎都不属于。这是制度身份和出生身份的双重失落。

  但对佩佩而言，更大的精神挑战在于自我认同的迷失。家庭的破碎、母亲的自甘沉沦等，导致她的心理状态自卑、孤独、没有自我。她亟须进行身份的重建，这就为她之后当水客埋下了伏笔。

  佩佩很快适应了水客这一新的身份，电影的配乐也随之明快起来。当水客之于她的意义，不仅仅是赚更多钱，而是身份的获得——不断带货给予她强烈的成就感，小团队“其乐融融”的氛围让她觉得安全，“佩佩姐”的称呼更是让她觉得自己被需要、有价值。只是，这一身份认同获取的方式是错误的。

  电影除了佩佩之外，其他人的身份也都是迷失的。闺蜜陈颂儿全家移居到国外，父亲把一切都给了弟弟；佩佩的母亲因为被抛弃，把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却从未了解女儿；阿豪高喊着“香港之王”，实际上他只是大排档的帮工……他们不约而同地被某种失败情绪裹挟，抑或走上错误道路。

  唯一幸运的是，佩佩很快察觉到“佩佩姐”这一身份的虚妄，当花姐露出狰狞的面容，阿豪出卖了她，闺蜜陈颂儿因误会而离开……虚假的身份坍塌，她迎来了真正的成人礼。

  电影给了佩佩一个温情明朗的结局。鲨鱼最终被放回大海，佩佩带母亲登山俯瞰香港……她实现了与自我的和解。青春这一道关口，她过了。

  可如果作为一个社会学文本，《过春天》的结局是仓促又无力的。倘若无法过身份这一道关口，那么就会是一生的沉沦。花姐曾夸佩佩漂亮、聪明、机灵，跟年轻的她很像，假若佩佩没有越过这道关口，她或许就是日后的另一个花姐。佩佩的和解侥幸又偶然，《过春天》无力给其他迷失者提供出口，它只能留给电影之外的我们去深思。

  （曾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