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耿耿
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被热烈地围观,似乎这是在见证中国足球的一个历史性时刻。其实,能被这般观赏的只有历史剧,历史亲历者通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卷入历史的,就像纽约时报广场上的“胜利日之吻”,随性一吻,似乎二战苦难就此烟消云散。
而足协与体育总局的吻别,实在是一场会错意的传情,好好说话就是牛郎将深情的眼眸抛给了织女,却被牛接住了,而且牛很兴奋。足协脱离行政体制,不应该放在解放足球的框架里讲,而应放在简政放权的框架里讲。
“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即简政放权改革,响应这一新政气象,各部委的各个“中心”纷纷脱钩,就在足管中心脱钩之前一个多月,7月8日,中办、国办印发《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要求今年下半年选出100个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参加与行政机关脱钩的试点工作,未来我国近7万家行业协会商会将与其主办、主管、联系、挂靠的各级行政机关脱钩。体育总局局长刘鹏所说的总局主管的72个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早晚都要脱钩,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脱钩这件事的足球色彩,全在于被选中打头炮的是足协,这当然可以说明足球的受重视程度,而从实操层面来讲,足协领导的心理承受力更强,他们长年累月接受媒体和球迷们的口头炮轰,在中国没有其它的正局级单位可以像足协这样做到骂不删帖,没有官气,从这点讲,足协早就去行政化了。
足协还有一个“好”,就是其它行业协会商会都是借用行政资源乱摊派、乱收费的“红顶中介”,足协没这么多名堂,从脱钩中感受到的利益切割之痛较小。
但也不能低估体制化的惯性,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一个在监狱里呆了几十年的犯人说,体制化就像这个监狱一样。刚进来的时候,你特别不习惯,觉得四处都不舒服,到处都在压抑你。可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已经非常习惯这一切了。反倒是离开了它,你到活得非常别扭了。
去掉心里的体制化才是最难的,体制对中国人的驯化是不分体制内外的,哪怕是本来就不在体制内的企业,国企自不必说,从董事长到各部门总监,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对应于行政序列的职位对价,从副部级到处级,即使很草根的私企,也搞阅兵式的早操,对老板喊“首长好”。
那么,足协的去行政化并非摘掉一块牌子那么简单,就像革命不是减去鞭子那么简单,即便是脱离领导岗位很久的官员,权力仍是他们的“幻觉肢体”——在有血有肉的肢体被截掉以后,却仍然能感觉到这个肢体继续存在。
不能低估足协“脱编”的意义,毕竟对中国足球的绝大部分批判,都着眼于体制,具象地说,就是足协,这点我们都没低估,但是,更不可高估其意义,路还很长,铁道部改成了铁路总公司,更比足协彻底,你去乘坐高铁的体验有提升吗?也许当事人更关注的是这件中国足球史上的大事对于个人实利的损益,失去编制的损失可以从获得的财务自主中得到多少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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