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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文章：周永康后中国还有“三大战役” 早在2013年底，周案已经近乎盖棺定论，只是实操中步步为营罢了。以反腐败为抓手、以周永康为重心，新一届政府打了一场大仗，就像复刻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查办石油系如同打下锦州，剩下的都是瓮中捉鳖；此后对四川官场的彻查、政法系统的清理可以看作是血战四平、围猎长春。 但是，辽沈战役只是一个开端，重要的是后续怎么办，下一步在哪里？ 第一大战役：四中全会与法治社会 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主题已经提前确定：依法治国。对此，需要为习大大和本届政府的“超前动作”点赞。一般而言，一中二中定人事，三中搞经济，四中抓党建和落实，这次四中全会抓法治，可谓特例。 首先，原本以为依法治国这样的议题会在下一届任期、至少是下一年才会大动作，但是让人看到了本届政府“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精神。以庸俗的政治观来看，目前还处于打老虎、拍苍蝇的进行时，还处于王岐山所说的“治标”阶段，是运动反腐。这时候强调依法治国，有些人难免会以为这是一种“收官”的信号。但是，想一想，徐才厚案还未定夺，新一批的巡视组还在地方扎根，应该不是反腐运动的终结，更可能是把制度建设和治标运动同步进行——倘如此，幸甚。 其次，现在主流的反腐运动究其实是治党、治军之策，但是，中国社会的腐败根深蒂固、范围极广，需要运动反腐、制度反腐、群众反腐的结合。法由人而定，法依人而行，谈何容易！比如，严法之下，不少地方政府出现了不作为、但求无过的“看官”，等等，挑战众多。 近期，众多国企内部的腐败被查办，不少外企也因行贿、垄断等诉诸司法，吴英案、唐慧案等民间民粹对司法的干涉也屡见不鲜……这些不同层面的变相违法案例，只靠中央决心，断然无法解决，严肃法纪、公开透明还是根本所在。但是，中国并不缺法律条文，而是执行不力，有法不依。这种情况下，提出依法治国的重心，恐怕不是立法、守法，而是关注预防、执法、及违法之后的惩戒。对此，还需要很多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这也应该是此次四中全会的着力点。 综合看，反腐运动与法治，仍然可以视作是辽沈战役。 第二大战役：高效市场经济与优化分配 首先，要完善高效公平的市场经济机制，但不能掉入陷阱。比如，某知名经济学家曾经强调市场的万能性，最近也不得不承认市场也分为好的市场、坏的市场。殊不知，这也是另一种思想上的混沌，好、坏本身就是道德法则，与立场有关。强人如刘汉者，自然认为官商就是对他最好的机制；得暴利如地产商者，也可以满口正义成为创业导师，认为他们的资本是应得的…… 市场优劣，第一要看它是否促进了生产力，有很高的资源配置效率；第二就是它是否相对公平。比如，垄断国企自然必须改，特别是要建立董事会、经理人和监管人结合的公司治理机制，需要优化经济增加值考核，需要向社保分红，需要引入国企间竞争，逐步打开私企牌照准入等市场化举措，也需要反腐——但是，这与崽卖爷田、变相管理层收购毫不相关。在中国最牛的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招行等，管理层所持股权反倒不多。 而且，中国的市场建设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政府僭越与缺位并存。比如，本周李克强总理提到的政府过多的审批有寻租嫌疑，比如，对土地出让的过多干预是裁判员参与比赛的问题；反过来，现在市场中还有很多政府该干而没有干好的，需要去补足，比如，食品药品监管、国资贱卖、地产商各种逃税避税……这种情况下的自由化只能是一切权利归资本。 其次，市场不是万能的，必须通过制度优化财富分配。在全球30多个发达国家里，日本、韩国、德国、法国、北欧五国的贫富差距都不算大；而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法系则要大得多，几个并不发达的金砖国家反倒基尼系数很高，这都与它们的经济制度休戚相关，特别与它们的经济分配制度相关。不如，更低的资本税必然导致贫富差距过大，而对促进经济增长几无帮助。对该问题，在欧美炙手可热的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的《21世纪资本论》所述颇多。 中国有太多人致富是靠着“封建资本主义”的裙带关系（比如，很多私营矿山来自低价非法获取国家资源），“野蛮资本主义”的资本增值（比如很多房地产商囤地待涨）。这些问题导致了社会的极大不公平，是贫富差距里不能容忍的部分，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里那些最阴暗的部分。所以，需要建设现在还千疮百孔的市场，但是又不能让政府僭越或缺位；要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能放过裙带资本、野蛮资本，但是又要鼓励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动物精神。这个战役几乎攸关所有官僚资本和野蛮资本家的利益，比之反腐，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顺利解决市场化问题、显著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就要坚定不移完善市场制度，兼顾保护优秀合法企业家利益，需要和日本一样与资本一方“春斗”，需要和解……可以视为平津战役。 第三大战役：和平崛起与生存空间 与内政相比，关注外交的人要少得多。但是，在地球村当中，中国的未来与全球的未来密不可分，中国必须要在全球寻找资源、寻找市场，直面竞争又要广泛合作——所以，某种程度上，国际关系的成败也关系到国内的很多事务的成败。 本届政府在外交方面应该说积极进取、刚中带柔，延续了中国在外交上的成熟思路并有明显推进。其中，政治上依靠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金砖四国峰会、中非峰会、上合组织四大互相交叉的不结盟合作；经济上借助77国集团、金砖银行、中欧多国货币互换、东盟10+3等关系让中国的外交基线变得非常稳健。同时，中国与欧洲多国实现了经贸上的紧密合作，在政治上与英、法、德等距离外交，与“老欧洲”的关系大体无虞；在复杂的中东关系上，中国没有过早受到诱惑卷入，堪称明智。 如是，主要矛盾落在了南海、东海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日本、菲律宾、越南背后都是中美角力，这也是最难处理的一对矛盾。中国数年内的实力都不足以挑战美国，但是，又必须现在就直面站在门口的巨人，如何和平崛起又保障自身的生存空间，相当不易。 这种竞争，最好的格局就是：军事上威慑但不破局，政治上合作为主竞争为辅，而在经济战场上暗中角力。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格局：八一建军节之前，中国举行了备受瞩目、近年来最具实战性的朱日和军事演习，低调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东风41战略导弹，威慑之意明显；政治上，在东乌克兰、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两方都相当谨慎，宁可置身事外、选取弃子战术，生怕陷入泥潭影响主战场；而在双方利益最攸关的地区，无论是中日关系、中菲关系上，又互不相让……这种格局肯定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最终，战场可能在企业和经济战场展开。偏偏在经济领域，特别是企业市场上，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并不是很多，更多要靠企业自身，政府更多是顺势而为。 比如，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府都在积极去IOE（去IOE是对去“IBM、Oracle、EMC”的简称，三者均为海外IT巨头），针对高通、微软等反垄断，还查办了葛兰素史克等外企腐败案。去IOE可以给华为、浪潮等IT企业一些空间，但是，在大多数领域，如专利药、操作系统和芯片等领域，中国厂商相距甚远，未必就能给国内企业带来很大的市场机会。这些主要市场说了算的领域，也不可能砸下四万亿就能起到效果。反倒是一些领域的国企更为适合，比如，中石油已经超过埃克森美孚成为全球石油储量第一的公司，比如中国的高铁已经成为经济外交的一个重要手段……这其实与国企的身份关系不大，是因为这些领域恰恰不仅仅市场说了算。 可见，中国争夺国际生存空间的路还有很远，对国家来说风险重重又不得不为，对企业和市场来说，还有赖于中国未来的企业家和90后、00后新生代们，是一场需要高层指挥大兵团作战、但是又需求全民参与的“淮海战役”。 正是因为有了前期反腐体现出强大力度，人们当然对本届政府有更高的期望。政治上的反腐与制度化、经济上的市场化与再分配、外交领域的发展空间与和平崛起，可以视为本届政府需要后续挑战的三大战役——抑或需要多届政府延续下去的命题。（作者为飞笛资讯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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