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彬:“刺丁案”中的客家抗日英烈（转载）

善松斋

  

陈彬:修复“刺丁案”中一段被抹掉的的真相

                                                 迟到的正义:为抗日英烈正名归位
                                           施建伟

内容提要:在《色戒》引发的还原热中，打捞出一段被抹杀的记忆:七十二年前，刺丁事件指挥者陈彬将军走出历史的尘封，一个个谜团逐次解密……
                                       一、忠魂不灭:寻回被遗忘的名字

借力于《色戒》掀起的“还原”热，陈彬终于跨出了历史的盲区。但对公众来说，陈彬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

     必须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不停地变换不同的面具，在极隐蔽的生存环境里活动，这是潜伏者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所决定。所以，一方面他们在第一线冲锋陷阵、壮烈牺牲;另一方面，作为无名英雄、幕后英雄，在庆祝胜利的日子里，他们又无奈地成为被遗忘、或被抹掉的记忆。七十二年前，上海媒体在对刺丁案的报道中，只出现丁默村、郑苹如等活跃于前台的人物，从未提到过陈彬，那么锄奸行动的指挥者和实施者是谁呢?一片空白。但空白对有些人来说正好是机会，于是什么军统陈恭澍等等就进入填补空白的角色。

    45年抗战胜利，国府在沦陷区的潜伏战士纷纷抛头露面、领功讨赏、弹冠相庆，但刺丁锄奸组的指挥者始终没有发声。

        1946年--1947年间，在审判丁默村的法庭上，公众才第一次听说1939年12月21日刺丁案的指挥者不是别人，而是中统上海站长陈彬将军。不幸，陈彬已在1945年4月25日被日寇在澳门杀害。知情者，莫不痛惜他没有等到胜利的这一天，却已为国捐躯(注1)。但不知是由于口误还是现场书记员的笔误，在审判记录中，陈彬的名字时而被误记为“刘彬”，时而又被误记为“郑彬”(注2)，然而在九泉之下的先烈已无法亲自出面请法庭纠正笔误。

       1964年，台湾中央调查统计局局史档案的《郑烈士苹如》一文中，明确记载:锄奸组“指挥人陈彬同志领导行动小组同志连发数枪……”(注3)。上世纪90年代，陈彬在隐蔽战线上的战友，温启民先生的《记抗日烈士陈彬》(注4)一文，不但把陈彬还原于刺丁案的现场实景之内，而且还简介了这位英年早逝的先烈的行状。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来自海外的资讯，当年都无法进入大陆集体记忆的公共空间。

        1997年前后，在大陆的内部资料上，第一次出现了陈彬的名字，那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县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名义编印的《梅县文史资料29辑.梅县将帅录(第一卷)》第134页上，刊出陈彬的简介中，提到陈彬“曾组织暗杀汪伪社会部长兼特工部长丁默村的行动”，这是陈彬在大陆的首次破冰，但由于所刊文本属于地方性的内刊，没有进入到主流的传播渠道，故传播的场域极为有限。

      因此，“军统”“陈恭澍”“刘彬”“郑彬”之类的传说，依然以讹传讹堂而皇之地垄断着话语权。
整整七十年过去了，直到2009年四月，作为此次还原热的成果《一个女间谍》(注5)出版。书中所录的“中央调查统计局档案”终于打捞出沉没了七十年之久的幕后英雄，该书还把1946-1947年法庭对丁逆的审判记录中，“明显的讹脱”的重大笔误纠正过来。不过，那些有声有色地冒名顶替了七十年之久的说谎者，也并没有在一个早上销声匿迹。甚至在2011年出版的主流文化的文本中，仍可以发现子虚乌有的“郑彬”“刘彬”之类的名字(注6)。但既然已经雨过天晴，那么阳光灿烂的时刻迟早都会降临。
        鉴于陈彬生前所从事的隐蔽工作的特殊性。有关陈彬指挥刺丁行动的细节，先烈个人的事迹，尚有不少空白和谜团。也许，只有当两岸体制内秘档彻底解密之日，方是先烈在民族记忆里正名归位之时。
另外，必须辩正的是:在汉奸文人金雄白之流的文本中(注7)，也有过若干同名同姓的陈彬(其中之一是新闻界的“民主斗士”，与金雄白来往密切)，还有“陈彬和”等等。但此陈非彼陈，切莫鱼目混珠。我们讲述的是中统上海站长的陈彬将军。

                                 二、临危受命:中统从香港调来的新站长
       陈彬(1912--1945)，广东梅县松源镇案背村人。1934年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物理系。“原有志于发展科技，惟其时日本军阀已侵占东三省，继又在上海制造128事变，全国同胞救亡图存，风起云涌，陈氏激于爱国热情，即于广州参加救国运动。毕业后赴南京中央党部服务。”(注8)“1936年奉派到香港任少将组长负责侦查日本特务汉奸浪人的活动情况……1939年冬，陈彬奉命由香港调回上海(沦陷区)，任中将级站长。”(注9)陈彬的前任是中统苏沪区区长徐兆麟。1939年9月在李士群夫妇的拉拢下，徐兆麟的助手，副区长苏成德叛变，供出中统苏沪区的全部组织，苏又主动再去策反另一副区长胡均鹤。结果，除区长徐兆麟、情报组外勤嵇希宗和会计蔡均千侥幸脱险外，中统在苏沪一带的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仅在上海附近，就有四十余人被捕。

在组织解体的危境中履职的陈彬，可以说是临危受命，“陈氏到沪后即深入敌伪组织，搜集情报资料，供中央有关机关之参考运用。并积极发动民众锄奸，以吓阻汉奸活动”(注10)

    上海是中统敌后地下战线的重中之重。作为远东国际大都市的上海，从开埠以来就一直是国内外秘密战线上的重镇。而1937年813事变后，日军已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而租界就成了被沦陷区所包围的一个孤岛。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上海，实际上是由沦陷区和孤岛两部分组成。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云集了秘密战线上的各路英雄。1939年的上海滩，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冒险家的乐园，可谓谍影重重、高手如云。此时此刻，中统把在香港任少将组长的陈彬调到秘密战线上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上海，并任中将级站长，可见上级对陈彬寄予厚望。而对陈彬来说，要挑起上海地下站的这副重担，实在并不轻松，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遭受了日伪特工毁灭性打击的残局。而他的对手又是汪伪特工系统第一和第二号魔头--丁默村、李士群。丁、李都曾是CC系的成员，丁默村则更是曾与徐恩曾、戴笠并列为中国特工的三巨头。丁李深谙中统内部情况及地下活动的规律，识途老马、轻车熟路，对重庆的地下潜伏组织构成极大威胁
陈彬上任伊始，百业待举，首先着手重建中统在上海的地下组织。1939年12月，“日汪密约”即将签订，重庆中统总部给刚接任上海站工作的陈彬下达了制裁丁默村的命令。意在借刺杀丁逆来恐吓汪精卫集团。实际上，整个抗战时期，军统、中统都把锄奸行动当作地下战线的重头戏，1939年以来，仅上海一地，就有十多个有知名度的汪伪成员被重庆方面暗杀:如季云卿、傅筱庵(时任伪上海市长)、陈箓(时任伪外交部长)、屠振鹄(时任上海伪法院院长)、高鸿藻等。却仍无法阻止汪精卫集团投敌卖国的逆流。为了惩罚汪伪的卖国投敌行为，重庆当局剑指汪伪最高层人士，打算杀一儆百，而血债累累的七十六号第一号魔头丁默村自然成了密杀令的首选对象。



     1939年夏秋之际，中统就给当时的上海站下达过针对丁逆的制裁令，但由于同年9月中统上海组织惨遭破坏，未及实施。12月，重庆当局得到汪精卫集团内部高宗武、陶希圣等人的密报，获悉汪精卫孤注一掷，决定正式举行日汪密约签字仪式。此时，重庆再次下达的密杀令，正好与陈彬上任后要重整旗鼓、报仇雪耻的思路不谋而合。陈彬、郑苹如以及情报组外勤嵇希宗等随即组成了锄奸行动小组，由陈彬直接指挥。有文本说，行动组里有陈宝骅和军统陈恭澍，五花八门，皆不正确(注11)。锄奸组里还有一位王应铮先生(注12)，广东梅县人，陈彬调任中统上海站长时，王是陈的主要助手之一，相随左右，亲同手足，这位参与者在修复历史的“还原”工程中，是不应被遗忘的。但现有的两岸所有文本中都未出现过他的名字。

    早在陈彬来沪之前，郑苹如已奉命打入76号特工总部，成为丁默村的秘书，密切掌握丁的行踪，有关丁郑之交的资料已大量涌现“还原”平台，史料性的也好，戏说的也好，俯拾皆是，在此不赘。必须强调的是，郑苹如冒死潜伏魔窟，显现了一位优秀的隐蔽战士，舍生取义的高尚品质，任何想入非非都是对九泉下英烈的伤害。
       陈彬领导的锄奸小组，曾策划过两次锄奸行动，轰动上海滩的西比利亚皮货店门口的枪声是第二次。在此之前，12月10日，曾有过一次未遂的行动，那是陈彬他们根据丁逆的活动规律，准备在丁逆送郑苹如回家时，在郑家后门处阻击。车到郑家，郑很自然的说了一句客套话:“上楼坐坐。”但生性多疑的丁逆硬是坐在防弹汽车里不肯跨出车厢一步。伏击人员只好无功而返。事后，陈彬、郑苹如等反复地核查每一个细节，并无发现破绽，锄奸组分析，可能丁逆自知作恶多端为防寻仇报复，防卫森严，他在76号的住房中，虽有床铺，平时却睡在浴室内，并在浴室四周装有防弹钢板;睡前在浴缸上安放一张棕棚，早上起床后，再把棕棚拿掉，白天浴室照常使用，真犹如惊弓之鸟。而且他熟悉当年中统特工的行动规律，在接报后半个小时内即能完成一次暗杀任务的设伏准备。而丁逆经常送郑回家，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对这种信息透明的日常活动，他自然格外保持警惕。因为送郑回家本已属于颇有风险之举，所以届时死赖在防弹车里不敢越过雷池一步，既符合丁逆多疑的个性，也符合一个老奸巨猾的职业特工的专业嗅觉。因此，陈彬他们在策划第二次行动方案时，充分考虑到对手作为职业特工的专业知识，为麻痹丁逆的警惕，等上车后，再临时提议要丁去买大衣作为圣诞礼物。同时，郑又不自己指定去哪一家皮货店买--这是因为当年，高档的皮货店集中于静安寺路、戈登路一带，而俄国人弗柳斯和索斯金先后经营的西比利亚皮草店以选料优良、制作精细、款式新颖，而誉满沪上，享有上海第一皮草行的口碑，是上海富人的最爱。按逻辑推理，只要确定具体时间，设伏在“西比利亚”附近，就极有胜算。选择在“西比利亚”设伏，还有一个所有文本都没有提及的因素:据陈彬女儿陈维莉女士介绍，陈彬由香港调到上海履职后，在上海的秘密落脚点就在西比利亚皮草店附近的静安别墅(即现在南京西路1025弄)，距离西比利亚皮草店(现南京西路1135-1137号)只有二三十米。而“西比利亚”位于戈登路与西摩路之间，离现在的南汇路也很近。静安别墅已被上海市政府于1994年列为上海优秀建筑，这座1932年落成的典型的新式里弄，行列式布局，总弄和支弄垂直交叉，穿越弄堂的另一个出口即到威海路(现威海路652弄)。这种四通八达的地形，既便于事先埋伏，又便于事后撤退疏散(注13)。陈彬给郑苹如的任务是化解丁逆的警惕，诱使其自然地进入“西比利亚”，如能做到这一点，成败就取决于枪手们的现场发挥了。经过推演，万事俱全、只欠东风。作为陈彬与郑苹如之间的“交通”嵇希宗，每天都在他从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内等待郑苹如用暗语传递的信息。前后两次设伏，时间相隔十一天。这短短的十一天，上海地下战线却经历了不平常的波折。而且这波折又关系到对丁默村的制裁行动。旋涡的中心就是陈彬名义上的助手、中统上海区副区长张瑞京。在叙述张瑞京之前还得追述到军统特工熊剑东、唐逸君夫妇，熊剑东被76号抓获后，熊妻唐逸君病急乱投医，托郑苹如向丁默村说情。而丁看在郑苹如的面子上，也确向周佛海提议招降熊剑东，因为1939年3月7日，熊被捕时的身份是军委会别动军淞沪特遣分队队长、兼忠义救国军太昆松青常嘉六县游击司令，是军统的一员大将。周佛海同意采用软化的办法进行招降，意在为其所用，以弥补汪伪集团缺乏军事人才的不足。这边，熊妻也花费了大量钱财，企图买通关节。金条用去一大包，但八九个月过去了，还不见放人，疑心被人耍弄，又托人与李士群搭上关系，并将她通过郑苹如找丁默村救熊的原委和盘托出。在李士群的设计下，唐约中统张瑞京赴宴，张瑞京不知这是李士群设下的圈套，12月12日，张如约来到今锦江饭店北楼内的一家酒店，李士群诱捕成功(注14)。被捕后的张瑞京不仅供出郑苹如是中统卧底的真实身份，而且还供出陈彬的锄奸计划。正在与丁逆争夺汪伪特工组织第一把交椅的李士群喜出望外。一方面封锁张瑞京已招供的消息，给中统造成张在狱中坚守组织机密的假象，另一方面则调兵遣将，严密监视丁默村和郑苹如的活动，企图借刀杀人，让中统为他清除竞争对手丁默村，然后他再收拾中统的锄奸小组，向日汪报功。对李士群来说，一石二鸟、坐收渔翁之利，何乐而不为。李士群借刀杀人和熊妻的恩将仇报，在诡异的间谍文化中并不罕见。表面上看似忠奸对峙、善恶抗争，实际上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倾轧，甚至卖友求荣，也在所不惜。类似李士群对付丁默村的诡计，在潜伏文化的语境里早已见怪不怪。然而，不论李士群出自什么样的动机，他的按兵不动却为陈彬提供了又一次锄奸的机会。
        张瑞京被捕后，陈彬、郑苹如他们确实紧张了几天，不见76号有进一步动作，误以为张经住了考验，于是锄奸小组按原计划继续运作。正巧，21日，丁默村约郑苹如中午去潘三省家聚餐。在潘家，郑听说丁默村晚上在虹口还有重要聚会。而那几家皮草店刚好坐落在从潘家到虹口的必经之路，岂不天赐良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的嵇希宗，接到郑苹如电话里传来的暗语，立即通知陈彬，于是一直在距西比利亚皮货店只有二三十米的落脚点待命的锄奸小组，按预案分头行动。接着就出现了“还原热”中必定要回放的那一幕:“西比利亚”门口的枪声。
       一次看似天衣无缝的暗杀行动，竟功败垂成，按说，行动由中统上海站长亲临现场指挥，并由数名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上阵，枪响人亡，原在意料之中。然而事与愿违，马路上枪声不断，被锁定的目标竟躲进防弹汽车毫发无损。对于一场由最高层直接关注的谋划周密的刺杀行动来说，实属意外。因此，案发后曾反复检讨、众说纷纭。时至今日，仍是“还原”热中的聚焦点。
       检讨失手原因的主流叙述出自中统局的档案资料，可信度最高。资料记载:丁默村和郑苹如进入“西比利亚”后，丁以其职业警觉发现情况有异，取出百元钞票，交给柜台。告诉店员，大衣做好后即送潘三省宅，交代完毕，丁随即“匆匆窜入停于门前之保险汽车。”中统预先埋伏在附近的指挥者陈彬，发觉丁迅速从皮草店走出，马上“领导行动同志连发数枪，均击中车厢玻璃，未能将丁逆狙杀，是诚可惜。”(注15)该资料认为，因环境背景过于单纯，过往行人车辆不多，容易觉察四周有异样人物隐藏等。当年，刺丁案前后，曾在中统上海站与陈彬并肩战斗的温启民先生，有关现场的回忆，与上述中统局档案基本一致，详情可参见温启民先生的《记抗日烈士陈彬》一文。其他文本有关失手原因的分析，由于不是出自第一手资料，又多是孤证，故在此不赘。倒是郑苹如妹妹的最新说法值得一记，她说，“那天汽车停在了皮衣店门口，时间很短，人根本还没进去，小说上说的给钱什么的根本没有，人要是进去了，就不容易打了，一定要在外面。人要进去的时候就开枪，当时不知道除了什么情况，负责开枪的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枪坏掉了，打不出子弹;另一个全打在了汽车上，没打到人，失败了。”(注16)按她的说法，丁根本未进皮草店，因此，接下来的所有情节都不存在。此说与其他所有版本皆有不同。由于她本人不是现场目击者，口述时也未提供信息来源，属于第二手资料，而且是孤证。因此，中统局档案的保险汽车救命一说仍是当下最权威的文本。
        案发后，陈彬、嵇希宗曾多次与郑苹如共议善后对策，郑苹如在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案中，最后为完成制裁令的任务，而选择了冒死再找丁逆拼命，不幸落入日伪圈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未遂的刺丁案，使日汪集团极为恐慌，为防止重庆再次出手，日汪特务加大打击力度。汪记特工总部的特务们绝大部分都是丁李从原来的“两统”组织中拉出来的变节者，他们投靠新主子后对昔日的同事故友毫不手软，老熟人变成新对头。以体制内各种资源为后援的汪伪方面，在这场秘密战线上的打打杀杀中略占上风。仅刺丁案发后，短短二三天内，中统又有八十多人被捕。而锄奸组的指挥者陈彬更是汪伪重点搜捕的对象。正是由于郑苹如烈士在狱中严守组织秘密，保护了陈彬及行动组同志的安全。


       陈彬隐匿于租界内，在日汪行政管辖权之外，与日汪魔掌直接统治的上海沦陷区相比，算是相对安全的。对于陈彬等地下军来说，上海的潜伏背景有其特别不利的因素，即对手们都是掌握自己底细的老熟人，如原中统上海区副区长苏成德，投靠76号后成为汪记特工总部第四厅厅长，原中共团中央书记胡均鹤叛共后任中统上海区副区长兼情报科长，投靠76号后即被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不久又调到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专门对付中统和共产党。原中统派在伪财政部任税务警察的马啸天投靠76号后，任日伪政治部保卫部政治警察署署长，又如原中统上海站副站长张瑞京、原中统上海调统室主任邓达谧以及一批他们的下属旧部都被76号收罗为日伪的鹰犬，出没于敌占的第一线，给陈彬刚接手的中统上海站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以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原则而言，被对手掌握了大量资讯的中统上海站新任站长陈彬，一出师就陷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境地。正如亲历当年秘密战争的温启民先生回忆:“汪伪政府成立时，在沦陷区吸收变节分子颇多，其不乏与陈氏(按，指陈彬)曾经同事或者素识者，故陈氏至沪工作后不久，即被汪伪特工发现，追踪监视。”(注17)


      在险象环生的恶劣环境中，陈彬凭自己的机智和战友的掩护，多次化险为夷。不幸，灾难已悄悄走近陈彬及其家人。那是1941年春夏之交，也就是锄奸案发后18个月左右，美日恶交，战争的阴影笼罩在孤岛上空，日伪气焰嚣张，不把租界文化所沿袭的游戏规则放在眼里，而租界里的执法者也预感到大祸将至，所以在日汪胡作非为面前也常常临阵退却。于是，日伪越界到租界去抓捕或暗杀抗日分子的事件时有所闻。就在这样的背景下，1941年4月30日深夜，汪伪特工会同上海日本宪兵队潜入公共租界内的静安别墅，将陈彬和夫人温斐女士，以及两个幼女全家四口秘密逮捕。随即拘禁于76号汪伪特工总部。“其时伪社会部长丁默村，及伪特工总部长兼伪江苏省省长李士群，与陈氏(按，即陈彬)均素识，并极欣赏陈氏才华，争相延揽。”(注18)但陈彬坚持民族大义，不为所动，受尽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折磨。夫人温斐及二女也同陷牢狱之灾，特别苦了那六个月的幼婴正在哺乳期内，因母亲奶水不足、饿得她整日在牢里哭闹不停。后被静安别墅的好心邻居任玉瑛女士从狱中救出(注19)。

善松斋

       一方面，陈彬在牢里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另一方面，却是“为了能够保存中统在上海的实力，在徐恩曾的授意下”指示上海区的一些特工设法打进汪伪内部充当潜伏者(注20)。重庆高层认为，此时已身陷牢狱的陈彬正可以将计就计隐蔽在汪伪内部执行潜伏任务。据知情者回忆:“陈氏(按，即陈彬)被汪伪拘捕时年方三十，正值有为之年。中央为爱惜热血青年才俊，即透过有关管道向伪府设法营救，并命陈氏……潜伏伪方，以求后效。(注21)”
        于是，在组织指令下，陈彬潜伏于李士群身边，被任命为伪江苏省保安处保安团长，驻防苏州附近。据知情者回忆，这位潜伏将军念念“不忘抗日救国宗旨。”“到职后对沦陷区反动分子均强烈镇压，对善良百姓则时加抚辑。”(注22)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陈彬，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将日伪的核心机密源源不断送往重庆当局，为抗日事业建立了特殊功勋。
       1943年秋，日寇侵华战争已深陷泥淖。太平洋战场又节节败退，不详的预感使日汪陷入末日的恐慌。把丁默村排挤出局的李士群，愈加暴露出他的贪欲和野心，最后这个罪大恶极的民族败类，在各方合力共同运作下，重庆方面成功地借日本人之手毒死了李士群。李中毒身亡后，直接下毒的日方唯恐李士群的部下生变，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电令苏浙皖三省凡有汪伪特工组织的城镇，实行戒严。连正在“清乡”前沿南通城也紧逼城门一天，禁止行人出入。据说是为了防止李士群的部属暴动。而潜伏在李士群身边的陈彬，自然成了日军防范措施的目标对象之一。剥夺了陈彬的军权，免去伪保安团长一职。“所部缴械整编”(注23)。
        陈彬免职后，家里整天传出夫妇吵架的声音。夫人也不怕家丑外扬，跑到太太们的交际圈里宣扬，陈彬纳有小妾，在外金屋藏娇。而陈彬则以“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为由离家出走。外人眼里，这是一场喜新厌旧的婚变剧，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注24)。知情者则赞赏这出夫唱妇随的双簧戏，演得惟妙惟肖。原来这是为麻痹监控者而设计的障眼法。在家庭矛盾的掩护下，合乎逻辑的离家出走回到广东。其实，陈彬夫妇是一对恩爱伉俪，平时相敬如宾，为了把假戏做得逼真，陈彬只好孤身远行。而夫人温斐女士虽然与丈夫难舍难分，但为把这出假戏演得善始善终，只好独自带着四个幼儿暂留苏州，忍受离别之苦。
       陈彬在广东期间，以策反伪军为工作目标。当时，二战的结局已十分明朗，中国战场上日伪败局已定，汪伪政权的高官们都急于为自己寻找退路。而国共两党的地下人员乘机而入，招降策反是重庆延安秘密工作的重点。而双方又互揭对方与日伪勾结。1945年春，这场宣传舆论战愈演愈烈，其中陈彬在三年前提供的一份情报，三年后竟意想不到地成为这场舆论战里的一颗重磅炸弹(详述请见下节)，但这时陈彬已在广东执行新的任务了。

善松斋

                                          三、奉命潜伏: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上海锄奸时期和苏州潜伏时期，是陈彬特战生涯的重要一页，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年的亲历者、见证人已屈指可数，而温启民先生则是陈彬这段经历的重要的见证人之一。对于陈彬的功过得失，作为仅有的几位幸存者，他是有发言权的。温先生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珍藏着这段宝贵的记忆，他曾为海外媒体撰写了《记抗日烈士陈彬》一文。1997年春，温先生得知陈彬之女陈维莉女士正在得州达拉斯探亲，就特邀陈女士到洛杉矶家中小住数日。陈女士深知:对于打捞历史，修复父亲的本来面目，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可多得。而温先生则抱着为抗日战史留下真实记忆的使命感，讲述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往事。临别时，温先生语重心长地对陈女士说，“你应该为自己有这样一位为国捐躯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温先生的讲述，打捞出不少被沉没的历史:陈彬受命潜伏敌营，监视李士群一伙的活动，为重庆搜集情报，利用职务之便暗中向抗日军民运送军火弹药粮食等等，营救被日伪抓捕的抗日军民。其中不乏共产党新四军方面的干部。据可靠信息，其中一位被营救的共产党人，1949年后任职中共山东军区头头。陈彬忍辱负重地完成了上级交付的使命。据悉，李士群就是通过陈彬，暗中与重庆保持联系。温先生说，由于秘密工作的纪律，陈彬的工作保密性极强，有的他也不知情，有的他即使知情也无权对国家机密任意解密。但仅从他耳闻目睹的蛛丝马迹中，就可一叶知秋。
         说到国家机密和所谓保密纪律。温先生回放了1945年春，重庆主流媒体披露“潘汉年密会汪精卫、李士群”的爆炸新闻。不久毛泽东亲令延安媒体驳斥国民党的“造谣污蔑”。1955年，潘汉年在北京承认，当年报上所说的“密会”确有其事，毛泽东大怒，潘汉年下狱，株连无数。1982年，潘案彻底平反。“密会”的存在虽已作为真实的史料进入主流文化的叙述系统，但有关“密会”的细节，依然是各执一词的一团乱麻。而1997年春，知情人温先生在向陈女士讲述往事时，劲爆内幕，原来是中统安插在李士群身边的潜伏将军在第一时间把汪潘密会的情报上报重庆。
       “从国民党的立场讲，陈彬立了大功”温先生严肃地讲述着往事，“1982年，潘汉年看似彻底平反了，但在汪潘密会、李潘密会等议题上，大陆传媒遣辞谨慎、而且前后矛盾。有的说，是李士群挟持潘汉年去见汪精卫，有的说是李设计诱骗潘去见汪，潘事先并不知情。更有说潘汉年是误见汪精卫等等等等，可能吗?象潘汉年这样老谋深算的中共谍战第一高手，若如此轻易被诱骗，岂不是侮辱潘汉年的智商?要说挟持，李士群有这个胆量吗?汪潘会、李潘会的成局为什么这么顺利?就潘汉年这边说，没有延安的密令，他可没有吃豹子胆。当年，斯大林和东条英机秘订日苏和平条约出卖盟国，为的是把战火引向英美，减轻苏联的压力。共产国际根据斯大林的授意指示延安与侵华日军卵翼下的汪伪政府联系，必要时联汪反蒋，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汪潘会、李潘会是汪李的需要、也是延安的需要。因为双方都需要，不谋而合、水到渠成。所以才象有瘾似的，一次不够，再来两次三次，双方各有所获、互不欠账。其实，整个抗战期间，重庆与南京、延安与南京，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种联系通道的存在，早不是什么秘密，问题是有的只能做不能说。要揭露对方，就要抓住证据，这就要看钻到铁扇公主肚子里的那些孙悟空的本事了。汪潘会、李潘会当然属于最高级的机密，正是各路谍报英杰要捕捉的情报，而陈彬在这件事上所以能露一手，也算他的运气，因为他是陪同潘汉年、李士群去见汪精卫的那四五个人中的一个，直击密会现场，而且第一时间上报，这一招干得漂亮。”
       温先生又说，“重庆接报后，不动声色。潘汉年那边还以为保密工作到位，平安无事。谁知，三年后，报章揭秘，弄得惊天动地，潘汉年受害不浅，说起来也怪他自己。那时潘汉年派出的卧底已卧到周佛海的府上，通过任庵搞到了蒋介石‘特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司令’的密电，还命令周佛海收编、整编京沪各地伪军，以备后用。延安得到这个密电内容后，中共中央即在报上公开揭露蒋汪勾结，证据就是潘汉年的卧底所窃取的密电。老蒋大为震惊，重庆决定还以颜色，随即把三年前已截获的汪潘会、李潘会等等公开披露。延安同样大为震惊，毛泽东亲自过问，分别在内部通报和新华日报上公开辟谣，怒斥这是造谣污蔑。姑且不论汪潘会的功罪得失，就事论事而言，毛泽东所怒斥的造谣污蔑正是陈彬见证的铁的事实。对于饱受‘渝宁勾结’指责之苦的老蒋，有关汪潘会的情况无疑是给了他一颗还击的炮弹。令潘汉年意外的倒不是重庆所披露的内容，而是老毛过后的翻脸不认账，让所有的既成事实叫潘一个人去承担。(注25)”
       温先生还说，后来大陆的抗战叙事中已坦承潘汉年是按照延安的指示选派关露打入76号内部，并由关露、胡均鹤等多次安排李士群、潘汉年密会。至于大陆媒体极力渲染“汪潘会”是潘被骗与会，温先生认为，无论哪方主动，潘李会和潘汪会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
       据陈维莉女士回忆，1997年春，与温启民先生相叙的日子里，温曾多次展示大陆出版的文史资料和回忆录，他指着一本书，不满地说:“有人以为死无对证就可以信口开河，这本书在写到潘汪会时讲，‘了解这件事经过的共有五个人，汪精卫、汪精卫的秘书长陈春圃、李士群、胡均鹤和潘汉年。’错!至少还要加上陈彬，这是你父亲亲口告诉我的--当然按保密纪律我不该知道--潘汉年见汪精卫的那一次，你父亲说他全程陪同。(注26)”

善松斋

                                        四、刺杀敌酋:求仁得仁的抗日英烈
       抗战时期，交通不便，信息传递十分困难，陈彬到广东后，虽然定期给苏州家眷寄送生活费用，但由于潜伏环境的特殊性和秘密工作的纪律所限，对于陈彬在江防司令任上的工作情况所知甚少。直到抗战胜利，陈彬仍杳无音信，夫人温斐女士乃携四位幼女千里寻夫，从上海登船到汕头，历尽艰辛，回到广东老家。温女士在温仲琦(注27)、温启民等家乡亲友的协助下，多方奔走，直至电告南京中央查询。“由中央电致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将军调查(注28)”
       当调查结果传来，犹如晴天霹雳。原来，1945年4月，在华南沿海地区发生了一件使抗日军民大快人心的重要事件:日本高级将佐、华南派遣军特务机关长柴山醇(前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遇刺身亡，这是自1932年白川大将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抗日志士暗杀以来，丧命于地下军枪下的最高级别日军将领，使东京大本营极为惊慌，而这次暗杀行动的组织策划者陈彬却不幸以身殉国。
       柴山醇是死心塌地的军国主义分子，在华南不分昼夜地捕杀抗日军民和无辜同胞，双手沾满国人的鲜血。奉命回广东执行策反任务的陈彬，抵广州后，受命潜入敌营内部，出任“伪广东省海防司令……乃积极联络抗日志士及伪军，俾充实自己力量，准备策应国军反攻(注29)。”不久，组织即命令陈彬设谋暗杀柴山醇。对于颇有制裁经验的陈彬来说，直击日军首脑，自然具有擒贼先擒王的威慑效应，但同时，操作的难度也相应提高。当年刺丁案时，有中统上海区的组织资源作为后援，虽然陈彬接手的中统上海站是一个几乎解体的烂摊子，但上海站毕竟是中统当时实力最强的外勤组织，兵强马壮。在惨遭打击的缝隙里，还有留下外勤嵇希宗，安插在丁逆身边的郑苹如也没有暴露;与此次孤身只影来到广东相比，那时还有温启民、王应铮等忠诚同志相伴相助。因此，这次面临的是比刺丁行动更为险恶的不利环境。
        然而，陈彬临危不惧，机智果断地策反了“和平救国军”广东省海防军司令宋卓愈将军。宋卓愈(1004--1945)，翁源县石示头宋屋人。陈彬发挥专业特长，以宋曾参加淞沪抗战的往事，激发其爱国热情，成功策反了这位宋司令。宋不仅答应届时率领所辖舰艇和一支步兵部队起义，报效祖国;而且不愿坐等胜利的到来而要再立新功，决心以刺杀柴山醇为国除害的实际行动，来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广东省海防军司令部设在澳门海域对面一个名叫马骝州的小岛上，岛上驻有海防军一个营的兵力，并配备有两艘小型战舰:海防一号及海防二号，另有一艘装有飞机马达的快艇，供执行海上特殊任务之用。副官处长许仲恩、副官甘英善、军需处长江普芳、军需官宋茂贞等宋的同乡，都分任司令部的要职。而暗杀行动组也有上述四位同乡加亲信组成。行动组建立后，四位成员一致表示，不成功便成仁的视死如归的决心。在群魔乱舞的敌营之内，陈彬与宋卓愈巧妙地策划着制裁计划。
        但是要刺杀柴山醇这个恶魔，绝非轻而易举。因为柴山醇的戒备森严，每逢外出，身边总带有一批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陈、宋等决定不可硬拼，只有智取。行动组紧紧跟随数日寻找下手机会。1945年3、4月间，宋亲自带行动组每天从马骝州岛乘着快艇，高速前往澳门侦查敌酋的行踪。这艘日军拨给海防军用于搜捕抗日军民的先进快艇，反而成了暗杀日酋的专用工具，也颇具讽刺意义。老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早上，行动组的快艇抵达澳门七号码头时，突然发现柴山醇只带一名日兵站在码头后面的石堂上，正用望远镜嘹望海面上往来的船只。行动组抓住日酋专注海面前方的机会，乘其不备，快艇及时从柴山醇身后靠岸，副官处长许仲恩、副官甘英善迅速从敌人背后跳上岸去，许瞄准柴山醇，甘则对准日兵，两人在距目标仅数尺的近距离内，同时用左轮手枪连续射击，敌酋和他的卫兵双双中弹倒地，杀人魔王终于受到正义的惩罚。行动组则毫发无损地乘快艇安全返航。
        这次堪称经典之作的暗杀行动，使日本侵略当局非常恼火，当即向澳门葡萄牙当局提出强硬交涉:要澳门当局限期破案，捉拿凶手。否则，日本政府就要来接管澳门的警政权。案发第六天，日方从高速快艇作案的线索中，追查到陈彬、宋卓愈等人身上，日军指挥官吉富英雄、澳门警察厅长布英沙亲率日葡双方的军警宪从澳门中央酒店七楼、宋司令长期包租的房间里把宋抓获。而在这同时，日本军舰进驻马骝州岛，日军冲进岛内的海防军营地，围攻海防军司令部。海防军在陈彬策反下，本来早就准备适时起义，在这大敌当前的危机关头，便在陈彬率领下奋勇反击，司令部的大部分弟兄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陈彬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日军抓获。陈彬、宋卓愈被捕后，在日军的严刑逼供下，宁死不屈，保持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侵略军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为报复“制裁行动”，在1945年4月25日，残酷地集体枪杀了海防军抗日义士(整个行动中仅副官处长许仲恩和军需处长江晋芳两人脱险)。孟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在这黎明前的黑夜里，马骝州岛上洒满了烈士的鲜血，但其浩然正气、凛凛高节、光照千秋、永垂丹青!
          为告慰马骝州岛上被日军虐杀的抗日志士，广州行营特向审判日本战犯的军事法庭对日本华南派遣军特务机关长肥厚提起公诉，经军事法庭审判，核定肥厚“残杀战俘罪”成立，依法判处死刑，以慰抗日烈士在天之灵。广州行营“电复中央，由中央转请国民政府，颁发陈氏(按，即陈彬)遗属抚恤金十年，子女就学读书免费，并入祀抗日烈士纪念堂。以慰忠魂(注30)。”

善松斋

                   五、正名归位:沉默的家属有话要说
      日前，笔者有幸独家采访陈彬遗属--女儿陈维莉女士，在红旗下长大的她，对父亲的往事曾长期保持沉默，现在她终于盼来了民族大义高于党派偏见的新时期，从各处打捞出来的残缺碎片正在修复那被抹掉的记忆。当一张拼图初现轮廓时，她为自己有这样以身许国、杀身成仁的父亲感到自豪。
      她说，1943年父亲离开苏州之后，父女就再也没有相聚过。因此对父亲的印像只有童年的零星片段，而与之相依为命二十多年的母亲(温斐女士)的行状却记忆犹新。1949年后，因父亲的关系，母亲成为历次运动的对象，记得1955年前后，时任惠民路小学教员的母亲，不断地写材料，上级要她回忆交代父亲及其同僚的情况，1957年以后，更是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写材料。陈女士还记得她也曾为母亲誊写过那些材料，发现其中充斥着蒋汪时代的知名人物、高层人士的名字。家中有关父亲的一切资料、与父亲有任何一点联系的东西，都被迫上交。甚至连父亲所有照片都被搜走。1997年初，收到父亲老家《梅县将帅录》组稿人的来信，内附一张具名梅县政协九届文史委员会的征稿启事，在征稿启事的空白处，有一位叫王心灵的组稿人，写下了一段简短的附言，“陈彬:梅县松源镇案背村迪光楼人，是已入忠烈祠的将领，请其家属认真提供生平和职位，及有关上述史料，如能供出书，是吾松源梅县一大幸也。”可惜由于上述原因，父亲的资料大概全在公安局档案封存了，我们无法提供任何可供佐证的片言只语，只能令征稿人失望。1997年下半年，收到一册由政协梅县九届文史委员会编印的《梅县将帅录》，在134页上陈彬的条目里，终于看到了父亲的遗像，面对阔别半个多世纪的父亲，不禁热泪盈眶。当年，为接受新任务，父亲与家人匆匆离别，想不到一别五十余年，再见遗容，却已天人永隔。
        陈彬当年在隐蔽战线上的战友温启民先生，原先与陈彬夫妇过从甚密。1949年后，温先生携全家经香港到台湾，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温从境外给陈彬遗属邮寄食品物品，后来温移居美国，定居洛杉矶。1997年初，陈维莉女士赴美探亲时，在温家小住数日，共叙别后沧桑。在洛杉矶期间，陈女士记录了温先生口述的许多资料。
        温启民先生对陈女士谈起，他在美国读到大陆出版的一些前战犯、前国府特工的回忆录，窜乱事实、曲意谄媚的文本比比皆是，最不能容忍的是还有不少颠倒黑白、弄虚作假。有关陈彬的部分，制假售假、张冠李戴、冒功顶替的现象十分严重。他说，“制裁丁默村事件明明是陈彬调到上海后中统上海站实施的第一大案，可是却有好几本书都说是军统陈恭澍领导的，而且把巾帼英雄郑苹如糟蹋得不堪入目。说郑为取悦上司陈恭澍才参加刺丁行动小组。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把中统的行动说成是军统所为，把陈彬指挥的行动说成是陈恭澍的功劳。不说他冒功顶替，至少也是张冠李戴。烈士虽逝去久矣，然其英名又岂容宵小如此践踏。”
      “陈恭澍如果是条汉子，就应该主动澄清事实，辟谣，否则就成了默认。”温先生痛感:“国民党不争气，内部不团结，中统军统斗得你死我活，斗来斗去把大陆也斗丢了。再斗吧，在共产党眼里，什么军统中统特务汉奸，统统是反革命，统统镇压，没有例外。有的人才当了几天中统或军统，被共产党关起来，放出来就大写回忆录，反正目击证人不是已经亡故，死无对证，就是在台湾香港美国，不会有人来当面对质。而不知情的读者，却认为这是人家国民党内部自己人讲的，哪有不信之理?唉，历史就是这样被玩弄。”
       温先生愤怒地说:“我劝那些冒牌的知情人、目击者别忙着写回忆录，先把良心放正再动笔吧。有些人就是借着写回忆录美化自己。(注31)”
       陈维莉女士在教育第一线辛勤耕耘多年，曾获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称号，最后在上海某中学校长任上退休。那次见面时，她正在为小孙子写一幅“天地君亲师”的墨宝，那苍劲有力的字迹，叫人很难相信出自一位温柔敦厚的女性之手。也许，这得益于父亲陈彬“书法遒劲”(注32)的遗传因子吧。提起父亲，她感概万千地说，父亲殉国那年，她不到五岁，与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加起来也不满一两年。但父亲的身份、职业在那特殊的年代里，几乎是一个灾难性的符号，给人以无法承受的重。然而，她却坦然以一种哀而不伤的文化精神回顾历史。她说，中日战争事关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终于置于死地而后生，中国活过来了。在民族矛盾和国共党争的交织下，先父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荡气回肠的生命乐章。六十年风云变幻，风水轮回，眼下，国际上在中日友好，海峡两岸更是破冰和寻根，你死我活的铁血碰撞虽已成为历史，但对每个受损的家庭、受害的个人来说，往事绝不会如烟般的轻松。这是一段忘不了、也不该忘的记忆。
      促使她打破沉默的导火线，是最近读到郑苹如妹妹郑天如女士2009年9月口述、杨莹整理的访谈录。她指着用红笔作记号的那段文字，念出原文:“我(按，指郑天如女士)始终怀疑这个陈彬已经叛变了，他手下一个人的枪子弹卡住了，不能打，一个子弹全打在汽车上，这不可能嘛。一定会有一枪会打到人身上。”
     “这是郑天如的原话。”陈女士接着说:“郑天如怀疑陈彬叛变的唯一根据就是枪手的武器发生故障，射击时子弹卡住了不能打，以及另一位枪手的子弹没有击中丁默村本人等等。前者是武器常见的故障;至于后者，很多文本中都已反复提到丁迅速躲入汽车后，子弹全被防弹玻璃挡住，自然无法击中丁的身体。就连郑天如本人在2007年9月11日记者会上的声明中，也提到:‘丁默村坐上装有防弹玻璃的汽车等等’，但两年之后，到2009年9月，她对杨莹的谈话里完全忘记了自己两年前说过的话。谁都清楚，叛变这顶帽子的分量，在任何时候都是致命的。而在郑天如女士的嘴里，竟这样不负责任地脱口而出，面对她指名道姓地乱泼脏水污水，如果还保持沉默，岂不愧对先辈?”
       陈女士对笔者说，如果你有机会采访郑天如女士，我要送她一件礼物，就是先圣孔子的一句名言:“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郑天如在批评许洪新的《一个女间谍》时，怒斥别人“胡说”、“瞎编”、“乱写”、“太气愤”、“太过份”、“太冤枉”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说了不下十多次。可见，她对自己认定的不实之词，深恶痛绝，并召开记者会当场抗议。对于一位如此重视名誉权的人，理应象维护姐姐的名誉那样维护其他爱国志士的名誉。现在她把个人的主观臆测在公共空间里脱口而出，这不仅是对被伤害者的不公，也是对曾与陈彬并肩战斗过的郑苹如的不敬。作为后人，我们为有这样舍生报国的父亲而自豪;作为后人，我们不仅是先辈生命的延续，更应是先烈留下的精神财富的直接传承者。所以，维护先烈的名誉权，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做不到，再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去做。
      在最近一次谈话中，对于维护先烈名誉权的议题，陈维莉女士似乎言犹未尽。她说，维护先烈的名誉权事关民族大义，非一家一姓之私事，而是全民族共同的集体责任。无论在美国还是上海，也无论各自的身份、地位、财产、文化有多大的落差，在讨回公道、还先烈清白的普世公义面前，我们与郑天如女士有平等的话语权，享有同样的维权自由。但如果那种毫无根据的“主观怀疑”也算“还原”，那么，这已超出为亲人讨回清白的内涵，同时构成了对另一位先烈的亵渎。

善松斋

                                                                 结语
当下，因《色戒》热而打捞出来的真相或“真相”，鱼龙混杂地涌入了公众的视线，以身许国的巾帼英雄被丑化为人皆可夫的荡妇淫女，专以色情猎取情报;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隐蔽战士的功勋，或被张冠李戴，或被冒功顶替，或被一笔抹杀。也许，对于那个曾经覆盖了整整几代人的特殊语境，这是一种另类的惩罚。因为，在抗战叙事的话语权被某种颜色所垄断的岁月里，两统人员的抗日事迹，几乎是民族记忆里的一片空白。而这空白，为金雄白之流的假货赝品提供了趁虚而入的机遇。总的来说，还原热的主流是健康的，但也发生了一些不该发生的憾事，对此笔者感受良深:迟至今日，才为郑苹如、陈彬这样的英烈历史定位，本来已属迟到的正义，不应再让忠魂遭受新的不公与伤害。因此，在盘点已打捞上来的真相或“真相”时，当务之急，还是辑轶钩沉、去伪存真、去芜存菁，不要再为新生一代的金雄白之流提供浑水摸鱼的机会。


注释:
(1)
详见温启民《记抗日烈士陈彬》，刊于《广东文献季刊》第20卷第1期。
(2)
详见许洪新《一个女间谍·附录2》，上海辞海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125页第134页
(3)
转引自许洪新《一个女间谍·附录1》，上海辞海出版社2009年4月版第122页
(4)
同(1)
(5)
同(2)
(6)
详见王晓华苏华:《76号魔窟》台海出版社2011年2月版，第117页118页第119页123页等处。
(7)
金雄白，曾任南京《中央日报》采访主任。1939年投靠汪精卫，任汪记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委，日本投降后，金被江苏省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名，判处两年半徒刑。刑满后到香港，1954年开始煮字疗饥，1957年《春秋》杂志创刊之初，又用朱子家笔名撰写长篇回忆录《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近八十万字，由于是最早叙说汪伪政权故事的人，吸引了不少读者，一再加印，共印了八版。香港著名传记作家寒山碧曾痛斥金的著作“自吹自擂，隐己之恶扬己之善”“除了厚颜无耻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到其他客气一点的形容辞。”金在上述著作中，对郑萍如烈士恶意丑化。坊间一些歪曲郑萍如烈士的文本，毒源大多来自于这个金雄白(朱子家)。
(8)同(1)
(9)详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梅县委员会编:《梅县文史资料29辑·梅县将帅录(第一卷)》1997年5月出版，第134-135页。
(10)同(1)
(11)陈宝骅，系陈立夫堂侄，郑苹如由他经手“签报吸收”加入中统组织;陈恭澍，河北宁河县人，军统四大杀手之一，1941年11月被捕后，公开发表声明，“绝然自新，跃出残酷罪恶的组合，迈进于和平建设之营垒，深愿追随先进，拥护汪主席的和平救国之主张，以达成共存共荣之领域。”，1944年任汪伪特工总指挥部第二处(情报)处长，暗中又与重庆军统恢复联系，抗战胜利后，被委任为军统上海站第三站站长，1946年以汉奸罪被捕，判刑12年。一年半后被释放，后任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1939年8月，陈恭澍接任军统上海区长，与陈彬调任中统上海站站长几乎在同一时间。由于陈彬、陈恭澍、陈宝骅三人皆姓陈，又有文本沿用“陈氏”的称谓，受众极易张冠李戴，如《汪伪76号特工总部》(黄美真著，团结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第107页就有陈宝骅、嵇希宗、郑苹如等组成行动组的提法，不确。
(12)王应铮，广东梅县人，陈彬调任中统上海站长时，是陈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锄奸组行动。1949年到台湾后，任公职，退休后定居台北。1996年春，阔别47年后，王应铮携夫人任玉瑛女士回上海，曾在陈彬女儿陈维莉家中逗留一周左右。期间，多次讲述当年在陈彬领导下的地下活动经历。陈维莉女士做了谈话记录。
(13)来源于笔者与陈维莉女士的谈话记录。据陈女士介绍，静安别墅就是她的出生地。
(14)据《76号魔窟》(王晓华等著)所述:李士群拿了麻醉药给唐，并派丁金海、刘振才两个便衣特务跟着唐逸君。唐乘趁张不备，将张瑞京麻倒，然后由丁刘两人将张架进汽车，带到76号关押。在李士群的劝说下，张表示愿意参加“76号”，并交代了陈彬的锄奸计划。
(15)同(3)
(16)来源于《再印:郑苹如妹妹的述说》(郑天如口述，杨莹整理)
(17)同(1)
(18)同(1)
(19)有关陈彬一家被捕前后的生活情况的资讯，来源于陈彬的旧部王应铮先生1996年春在上海对陈维莉女士的讲述。那时，未婚的任玉瑛女士家住静安别墅，是陈彬家的邻居。这里是王、任相识相爱的故地。47年后，他们旧地重游，专门去故居怀旧。任玉瑛女士在回忆当年情景时，对陈维莉女士说，“我把你从76号领出来时，你瘦得可怜，营养不良，整天哭闹，你后来身体虚弱、偏头痛等……都是当年76号造的孽。”
(20)参见陈风《中统完全档案》九州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124页
(21)同(1)
(22)同(1)
(23)同(1)
(24)笔者幼居苏州，曾目睹李士群的参谋长×××私下觅一当地女子为小老婆，另筑爱巢，半个月后，东窗事发，妻子打上门来，大闹一场……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怪象，也算当年的另类时尚。陈彬夫妇由此开拓思路，演出一场假戏。
(25)来源于1997年春温启民先生在洛杉矶寓所中与陈女士的谈话记录。
(26)姜颂平在《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中写道:“1942年春，苏州地区开始‘清乡’前，潘果然由徐汉光陪同，经镇江到苏州与李见面。随后，李士群又偕胡均鹤、陈彬(时任伪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副区长)、徐汉光等陪同潘汉年去会见了汪精卫”(上述资料来源于《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姜颂平的说法与温启民的说法一致，故温说可信。

姜颂平，1939年底76号机构调整后任第二处副处长。(有关姜颂平的资料摘自张殿兴编著《日伪76号内幕》，东方出版社，2009年八月第四十页)
(27)温仲琦(1901-1981)广东蕉岭县人，早年师从朱家骅，1930年任国民党广西党部宣传处长、梧州《民国日报》社长;1949年秋任广州特别市财政局长，后随国府迁台后，定居苗栗县。
(28)(29)同(1)
(30)同(1)
(31)同(25)
(32)同(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