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西泠飘雪 于 2013-7-7 20:13 编辑
伴随着社会的进程,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越来越少人有雅兴去读诗文了,也越来越少有人去吟诗作对了。高雅的文学正日益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粗俗的文学,甚至是低俗的、恶俗的文字泛滥成灾。形成如此格局,不能说不是社会的一种怪现象。
在被恶俗趣味包围的社会里,垃圾诗派另辟蹊径,应运而生。说到垃圾诗派,自然要说到它的掌门人——徐乡愁,光听这个名字,给人的感觉便是幽默十足。垃圾派有“崇低、向下,非灵、非肉;离合、反常,无体、无用;粗糙、放浪,方死、方生”的原则性规定,徐乡愁做出解释说:“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诗歌长期沦为政治的附庸,沦为阶级斗争和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唯独不能说人话,说真话,更谈不上丁点艺术。但1976年后中国诗坛经过‘朦胧诗’和‘第三代’和‘民间写作’几代诗人的努力,经历过很多的风险(被谩骂,被批判,被通缉、检讨,自杀、流亡、甚至坐牢),中国诗歌终于挣脱了体制的束缚,走上了艺术发展的正常道路,让诗歌回到了诗歌本身。当今的‘垃圾派’‘下半身’‘梨花体’就是沿着先锋诗歌的精神继续向前探索。‘垃圾派’‘下半身’‘梨花体’表面上‘肮脏龌龊下流’,背后却藏有很干净的东西,这是那些只唱赞歌、唱红歌的体制诗人永远无法理解的。所以我们一直认为,只有低俗才能救诗歌。”徐乡愁的解释其实是把垃圾倾倒在了“只唱赞歌、唱红歌的体制诗人”的头上,垃圾派成为了清洁垃圾的环卫工人了。
垃圾诗派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徐乡愁的诗歌——《走,咱们坐牢去》:
我实在是活得不耐烦了 好想堂堂正正地坐一回牢 好想明明白白地被 人民法院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徐乡愁所说的“我实在是活得不耐烦了”就成为了一种对现实的揭露,不唱赞歌、不唱红歌的体制外诗人,为了他们不合作,爱批评,常揭露的坚持,在执政者眼里,口里,意识里,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还会是什么呢?徐乡愁与何敬平烈士的区别,大概仅在于前者把追求真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的高尚行为有意的崇低、向下“丑化”为垃圾,借以开拓自己的言论自由空间。而后者没有崇低、向下丑化自己高尚行为的必要,因为事实上,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言论自由的空间明显优于新中国后的60年。
对于部分人来说,徐乡愁的诗或许不能说是“诗”,也难登大雅之堂,然而它结构性强,又富于幽默,常常给人带来有益的启迪。下面介绍一下徐乡愁的部分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