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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葛红兵说,批评有三个层面:喜欢与不喜欢;好与坏;本体研究。“可惜,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界似乎仍执迷于喜欢和不喜欢,好或者坏,这是批评最常讲的问题。但是,仅仅执迷于此,批评就没有出路。”
批评的出路在哪里?文学批评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葛红兵认为,批评真正要面对的是,“个人偏好与政治偏向之外”的文学共识平台上的本体研究。
我基本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坐下来仔细想一想,觉得其中的复杂性好像超出了我们的判断。
拿文学批评言说的对象——作品来说,作品可分为“老人老作”和“新人新作”。“新人新作”如刚出炉的面包,颜色鲜亮,蓬松芳香。面对这块面包,文学批评此刻要扮演的是“美食裁判”的角色,要对作者和读者表达明确的判断:好还是坏,以及好在哪里,坏在何处。这是文学批评要面对的问题。我有时看《纽约时报》上的书评,对一些新作品,评论者大多直叙胸臆,好、坏还是一般,明确表达自己的赞美或者批评。而所谓“老人老作”,已是经过时间淘洗、形成基本共识的经典作品。对这类作品,文学批评要面对的,当然不是好或者坏的判断,而是葛红兵说的“本体研究”的批评了。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一篇谈海明威小说中的时间和空间的文章,对海明威小说的分析,已经达到一种深刻的创造性的发现了,堪称“小说本体研究”的范例。那篇文章叫《 关于时间和风格——海明威论 》,作者是美国评论家厄尔·罗维特和格里·布伦纳。
再拿文学批评言说的另一个对象——作家来说,作家也可分为名家和新人。名家新作和新人新作一样,文学批评面对的首要问题,仍然是要判断其好与坏,这好与坏的判断,又来自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的比较。纵向是与自身的比较,与名家之前的作品比较——好与坏?得与失?横向比较,则是将名家新作置于中国文学史或者世界文学史的坐标中,做出分析——这其中的批评既涉及好与坏的判断,又涉及文学共识上的本体研究。
所以说,在论作家作品时,文学批评有时要面对的是“好与坏”的判断,有时要面对的是“本体研究”的分析。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有些声名狼藉了,不仅失去了读者的信任,也失去了作家的信任,人们心中,文学批评堕落了——吹捧、虚假、平庸、乏味、圈子、自说自话、唯利是图……这些词儿,成为读者诟病文学批评和不再相信文学批评的理由。我倒是觉得,文学批评现在首要的任务,是重新建立起文学批评与读者(包括与作家)之间的“信”——相信、信任,读者信任批评家和他的批评,相信批评家的艺术判断和批评品质,以及被他优雅的表达征服。要完成这一任务,文学批评应该先回到最基本的问题上来,即对一部作品做出“好与坏”的真诚且负责任的判断上来,如鲁迅先生告诉我们的朴素道理:“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不仅于作者有益,而且于读者也有益,于整个文学批评生态也有益。
文学批评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里的“真正”二字,对批评家来说,其实是在拷问批评家的批评价值观:一方面,“批评家”这顶帽子带给人优越感,仿佛真理在握的样子,在这种有些虚幻的优越感下,批评家是否会以一个知识优越或者思想优越者的身份,来推崇或者棒杀一部作品呢?还是会以一个谦卑的普通读者的身份,表达自己的喜欢或者不喜欢,判断好还是不好呢?另一方面,“批评家”这顶帽子有时也是灰暗的,与那些光芒四射的作家作品相比,批评家会自问,一篇批评文章的生命力有多久?一个出色批评家的声名能穿越多少时空?更不用说对那些很快便会销声匿迹的作品的批评了。一个批评家总会在“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纠缠之间摇摆着前行。
无论怎样,如果从三国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算起,文学批评这门古老的事业已经存在将近1800年了,它还会继续下去。文学批评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呢?我以为,从本源上来说,是建立并维护一种健康的文学秩序。无论批评是面对喜欢与不喜欢、好与坏,还是本体研究,都是在为一种健康的文学秩序而努力,这文学秩序是在“个人偏好与政治偏向之外”回答文学是什么?文学为什么存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等问题。
有时候,我还愿意相信,文学批评是另一种人生哲学,它是批评者的生活感悟、生命体验与作家作品敏感地碰撞之后,所生发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关于文学作品的判断,更是一种关于人关于世界的认识的表达。或者这样讲有一些玄妙,但是作为一个批评者,回答“文学批评真正要面对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是不容回避的。
2013年05月13日 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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