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jiaren晒网（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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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的财富去了哪里？

英国BBC网站6月7日有篇报道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什么驱动中国追逐财富？

从前，富人遭到迫害，如今他们受到尊敬，而且富人数量不断增加。目前，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富翁家庭的财产在100万美元以上，他们的后面还有好几百万名希望赶超他们的人。

更多的富人在谋划移民。那些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了。这份调查由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咨询公司联合进行；调查结果还显示，那些拥有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有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祖国。

这一令人吃惊的结果与美国财政部的非法钱款流向监控报告相一致：自去年夏季以来，从中国向外秘密转移的现金大幅增加。另外，据非营利组织“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称，中国的非法资金转移在全世界首屈一指。2000年至2008年间，从中国流出的款项总额达到2.1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即使按照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平均计算，也可以达到人均1600美元。

文章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外国人纷纷涌入中国，中国的企业家们却揣着钱出国。你认为到底是谁比较了解当下的情况呢？

移民潮导致国外房产的抢购热。当然，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那么有钱。这一点，新加坡的中文报纸《联合早报》看得清楚。6月13日，该报刊载驻京记者韩咏红题为“涨薪千元的有限意义”的文章。文章说，高物价之下，加薪对于一些白领而言，意义有限。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生的一代，已完全解决了温饱，但下一步发展的空间在哪里？资源好像都被其他人先占了，物价贵、税费高，最可怕的还是买房。近期，北京房价走软，5月的签约均价还是高达19710元/平方米。1000元，不及1平方米房价的十分之一。（摘自中国青年报 作者：王冲）

财富集中了、转移了！

2、新塘之乱是未来危机预警

最近有两篇旧文，在互联网尤其围脖上被反复提到。一篇是独立学者莫之许2006年的旧文：《即将到来的城市内战》；一篇是我2007年的旧文：《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人们旧话重提，显然是因为刚刚发生的潮州之乱和新塘之乱。它们都带有族群冲突的特征，即外来民工与城市土著居民冲突的特征，似乎印证知识界如莫之许和我之类的乌鸦嘴，居然不幸言中。

     这其实不算什么。因为，这一切本不难预见。

在《我所恐惧的城乡战争》中，我曾如此断言：

1、中国农村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可能是城乡隔离问题。其恶果，将主要不是在农村本土呈现出来，而是已经并将继续在都市中呈现出来。这就是流民问题。

 2、过于不平衡，过于违背天理和人道的东西，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都是有报应的。城市砍手党只是这种报应的初级阶段。毕竟经济还在增长之中，现有就业空间还能维持。但经济有涨有落，不可能总是一路高歌。

3、这就是说，我关注的农村，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农村，而是农民工进城之后形成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农村，即城市中的农村。

新塘之乱的导火线，正就是治安队与外来摊贩的冲突。冲突真相，当地政府与公众各执一词。但这时真相如何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冲突之前，农民工的种种遭遇，已经足以完成愤懑情绪的升级。
    这才是所有中国问题中，最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情绪的干柴已经准备好，任何一点摩擦的火星都能引爆。而在社会排斥和基层维稳力量普遍黑恶化的传统体制之下，何愁没有摩擦的火星呢？ 

更堪忧的是，岂止新塘，当下整个经济形势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态势，越来越不乐观。。

在此意义上，新塘之乱毋宁说是再明显不过的一次预警。我们是像过去那样，把这预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摆平了事呢；还是正视它，认真解剖它，以期了然真问题的肌理，方便对症下药呢？这关系到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岂容马虎。（摘自《东方早报》）

     不是农民工与本地人的矛盾，是阶层对立！

3、我们为何走不出“维而不稳”的怪圈？

 原题：维稳不仅仅在于创新管理方式

　　不化解矛盾的维稳方式，无论方式有多新，短期效果有多好，改变不了地方政府疲于应付的被动处境

　　5月26日上午，江西抚州市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临川区行政中心东边区药监局旁边的马路先后发生三起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爆炸实施者钱明奇当场死亡。近些年来，我国进入社会矛盾凸发期，群体性事件、老百姓暴力维权事件频发，给当前政府维护社会稳定添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各级政府也都在深刻思考：如何才能创新管理方式?得以有效维护社会稳定。

　　实话说，近些年来，政府在管理方式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和提升，比如重视互联网的引导管理，优化政府部门的相关职能，出台政策禁止政府部门野蛮执法等等，当然，其中也不乏诸如“菜刀实名制”“加强危险品管制”“监管危险人群”等硬性措施。但显然，不时发生的社会群体性事件，以及暴力事件，都在提醒我们，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还任重道远，不仅仅是创新管理方式就能解决得了的，危害社会稳定的根子，还是在于老百姓关切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长期积累的社会民怨得不到释放。

　　有人因此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为何走不出“维而不稳”的怪圈?根子还是在于没有真正化解矛盾，老百姓的权益受损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阻止和纠正。比如，“拔钉子”(打压上访者)、“开口子”(给上访者特殊的政策优惠和经济补偿)、“摘帽子”(惩处有关官员)等方式，以及“开门大接访”，“领导包案限时办结”等管理方式。这些都不能说毫无作用，但很多确实只是“治标不治本”之举，反而会积压矛盾和民怨。

　　 因此，如此管理方式的“创新”，注定不会取得多大成效。维稳能对基层官员政绩考核进行一票否决。在一票否决的维稳考核压力下，基层官员对“按下葫芦起了瓢”的矛盾问题，几乎没有机会和耐心一一解决，为了保险起见，不影响仕途，最可靠的办法就是严防死守，有的干脆把矛盾捂起来，闷在罐子里。

　　 可见，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根本出路不仅仅在于管理方式的不断翻新，更在于满足群众的权益诉求。不化解矛盾的维稳方式，无论方式有多新，短期效果有多好，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天价维稳费”以及地方政府疲于应付的被动处境。

　　 近两个月的时间内，《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四篇评论：“‘心态培育’，执政者的一道考题”、“以包容心对待社会中‘异质思维’”、“用公平正义消解‘弱势心态’”、“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都为当前的官民关系、群体性事件等指出了病根，且开出了药方。

　　 其实，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是没有矛盾的，民众的权益诉求永远都会存在，因为社会是一个动态的平衡，不可能始终风平浪静，有权益的冲突是正常的，但问题的关键，是要让老百姓权益有申述的机会和渠道，并且具有有效解决问题且公平公正的机制。不管是官，还是民，都要回归到理性、协商、法治轨道上来，政府可以多创新“服务社会的方式”，少在“权力压制”上花心思，只有如此，矛盾问题才可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解决，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与和谐。(环球时报廖保平)

         维稳已经变异，以维稳之名制造最大的不稳定！
4、官员“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

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眼前或许会让一些地方一时难堪，但对于我们准确全面地体察民情，保持头脑清醒，大有益处。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正如一位省委书记所言，“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

面对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思想转变，无论是解说政策、疏导情绪，还是沟通思想、促成共识，都需要媒体来主动设置议题，求同存异、凝聚力量、推动工作。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中央领导强调媒体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手段，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跟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善用、善管。

被各种信息和媒介包围的领导干部，亟需养成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敏感和价值判断，学会“新闻执政”。否则，介入迟缓或干预不当，不仅可能“小事闹大，大事闹炸”，而且会消解改革发展共识，损耗政府“无形资产”。

对领导干部而言，媒介素养不仅是能力，更是一种心态。有平等的心态，才不会有“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傲慢官腔；有尊重的心态，才不会有“没时间跟你闲扯”的敷衍轻慢；有开放的心态，面对监督才能正视问题而不是列“记者黑名单”；有坦诚的心态，遭遇批评才会反躬自省而不是“诽谤定罪”……说到底，媒介是政府与公众交流沟通的平台，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就是对待公众的态度，这是执政水平和执政理念的一个具体体现和检验。（人民日报）

没有舆论监督，一定无法无天！

时空zijiaren，晒网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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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彤

　　你晒我看，好象越来越没人关注这栏目了，是不够精彩还是人们不喜欢天天看时势。

对酒听歌

精彩、深刻。不是大家不感兴趣，他们对政府失望，觉得自己小人物顾那么多没有用，让他们去做“快乐的猪”吧

对酒听歌

富人为何移民？在国内没保障？新一轮的革命正在酝酿？

贪官转移资产准备逃很正常，歌星影星都移民，我想不通，他们在国内养尊处优，移民影响国内粉丝的感情啊。

统彤

　　楼主不玩第十六啦！我们等待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