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世界的何如璋与黄遵宪 大埔人境庐 何维柱

人境庐人

放眼世界的何如璋与黄遵宪——客家人物事迹资料选辑

                 大埔人境庐  何维柱摘抄　　

何如璋和黄遵宪是晚清著名的外交家，在对外交涉中他们维护国家尊严，不辱使命。与此同时，他们亲身目睹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经济上的繁荣，文化上的先进，于是著书立说，呼吁自强变法，对晚清思想界产生了较大的震动。
　　何如璋（1838—1891年），字子峨，广东大埔县湖寮双坑村人。31岁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编修，后提为翰林院侍讲。他早年喜治桐城古文，后转而潜心时务，常往返天津、上海，向传教士学习西方知识。他曾拜访李鸿章，深得李鸿章的赞许，李鸿章曾对人评价道：“不图翰林馆中亦有通晓洋务者也。”由于得到李鸿章的青睐，何如璋不久便荐为使日大臣。
　　何如璋以和平友好使者的身份出使日本。但到任伊始，即碰到近代中日关系启衅之端——琉球之涉。清廷要他对琉球问题“相机妥筹办理”。于是，他开始研究日本和琉球的历史与现状，对日本企图吞并琉球的前因后果作了详细的调查。1878年5月，他在给李鸿章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提出：日本是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国家，兼与中国毗邻，如不趁其国势未定，兵力未强而克之，他日必将养虎坐大，势将不可遏止。为此，他对琉球问题主张以强硬手段，及时阻止日本的扩张企图。
　　何如璋试图以斗争求得和平，在外交上争取主动权，以便及时阻止日本侵略扩张计划的实施。但腐朽的清政府鼠目寸光，没有考虑到琉球在中日两国军事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琉球问题的解决对阻止日本南侵台湾的重要意义。结果晚清当局只是命何如璋与日本外务省交涉，以图敷衍了事。
　　尽管如此，何如璋还是根据《中日修好条规》的有关规定，向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递交了一份措词强硬的照会，力陈琉球与中国在历史上的朝贡关系，指责日本阻贡一事，有碍两国交谊。琉球交涉后虽不了了之，但何如璋作为一位弱国的外交官，在清廷内外交困、面临崩溃的形势下，能站在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的立场上与日本军国主义据理力争，这种敢于抗强权、申公理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作为清廷第一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可以说是不辱使命的。何如璋在日期间，深入社会，进行广泛地调查研究，从中了解到许多有关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民情风俗方面的情况，写成了《使东述略》和《使东杂咏》两书。这两本书反映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以及日本的民情风俗，为近代中国人了解日本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使东述略》首次以赞成维新变法的态度向中国人介绍了日本的制度改革。何如璋详细地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官制改革以及仿照西方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建立的明治新政权，介绍了明治维新中有关兵制改革、学制改革、经济改革和废藩置县的情况。在《使东述略》一书中，何如璋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应拘于成见，苟且偷安，而应养士储才，整饬军备，肃吏治，固人心，安海内，制四方。希望清政府借鉴日本的明治维新经验，实行改革。尽管他的改革方案还未摆脱洋务思想的樊篱，但较之墨守祖宗成法的封建顽固派，却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何如璋作为清廷的第一任驻日公使，在琉球问题上，维护国家尊严，不辱使命。他的《使东述略》、《使东杂咏》两书，在中日关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何如璋不愧为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出色外交家和维新思想的先驱。
　　曾随何如璋出使日本的黄遵宪，是又一位客家籍的外交家。黄遵宪（1847—1905年），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他于光绪二年（1876年）北上赴顺天乡试中举，次年即随何如璋出使日本任使馆参赞，开始了他那历时十四五年，足迹遍及日、英、美等国的使馆岁月。
　　任驻日参赞的四年间，是黄遵宪最富于朝气和事业心的时期。在这期间，他目睹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巨大变化，指出“其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于是，他在外交活动的同时，决心深入研究日本，精心采集、编纂、校勘，收集了200多种参考文献。对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政令沿革、典章制度与各项新政，进行了具体的考察和分析。评论其得失，比较其前后，推论其发展前景，于 1879年和1889年先后完成了反映日本历史和现状的两部著作《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系统地叙述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尤其着重指出了明治维新的改革措施和成效以及政令沿革、典章制度等，共四十卷50余万字。《日本杂事诗》则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形象地描绘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社会全貌。他借古论今，借日论中，结合我国实际，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提出改革意见。《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的问世，启发了国内维新派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图实行变法。康有为说《日本杂事诗》于日本“维新之昌图”，“用意尤深”。梁启超说《日本国志》使他“乃今知日本，知日本之所以强”，“乃知中国，知中国之所以弱”。这两本书，对中国维新变法的酝酿与发动有直接的影响。
    黄遵宪于1882年离日赴美任旧金山总领事，此后还做过英国使馆参赞、新加坡总领事。在任职期间，黄遵宪都能本着爱国主义立场，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做了不少保护华侨利益的工作。189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筹防需人”为由，奏调黄遵宪回国。不久，时代的浪潮便把他推向变法维新运动的前列。
　　甲午战争的丧师失地，《马关条约》的奇耻大辱，激起了广大爱国民众的同仇敌汽。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发动下，兴起了一场变法维新的爱国救亡运动。黄遵宪满腔热情地投身于这场爱国主义运动，用他那支才气横溢、豪迈深沉的笔，用诗歌的形式，抒发了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对腐朽清王朝的讽刺，热情地沤歌了近代史上爱国军民的正义斗争，反映了近代史上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如《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马关纪事》等。其中《悲平壤》等诗入木三分地刻画了在抗敌战争中清军残兵败将贪生怕死、丢盔弃甲的丑态：“一夕狂奔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一将囚拘一将诛，万五千人作降奴。”又如《台湾行》一诗，抒发了诗人对台湾领土被割后的极度悲愤的心情：“城头逢逢擂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天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杀蓬蒿来此上……”诗人尽情倾诉着中国人民与台湾的血肉之情，从历史源流说明了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人民很早就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建设家园。诗中还热情地歌颂了台湾人民组织义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事迹：“亡秦者唯三户楚，何况闽粤百万户……人人效死誓死拒，万众一心谁敢侮。”表现出中国人民不可轻侮的气概和敢于斗争的精神。这些诗如战鼓，似号角，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反帝爱国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