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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前,梅州作为名闻遐迩足球之乡,可谓众望所归。她与辽宁大连,南北呼应,城乡结合,在绿茵场上联袂奉献了一幕幕令人荡气回肠精采片断,为今天惨不忍睹的中国足球,留下最后一片绿叶。
梅州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亦常被网民与广东其它山区戏称为“非洲”,意指非珠三角发达城市。不过翻开她的历史,却是星光灿烂,正如郭沫若先生所由衷赞叹,“文物由来第一流”。
梅州是叶剑英元帅家乡。叶帅从追随孙中山先生伊始,与同时代历史巨人总有因缘际会,但无论悲欢离合,一直走在社会进步方向。尤其令人肃然起敬是,他与华国锋同志一起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后,威望如日中天,更高瞻远瞩的是,全力支持邓小平同志复出治国安邦,同时举荐了胡耀帮同志任总书记拨乱反正,为共和国中兴伟业起到重大奠基作用。
梅州也是著名文化之乡。黄遵宪、丘逢甲先生声名如雷贯耳,既是让人热血澎湃的仁人志士,又是流芳百世的教育大家。罗香林先生则致力于客家源流考,不仅证明了“国父”孙中山身世,也为曾经饱受白眼的全球一亿多客家人正名。
梅州还是著名华侨之乡。有世界华商第一人之称的张弼士,在东南亚热带雨林披荆斩棘,从编歌自唱放牛娃跨进南洋首富,又因创建了张裕葡萄酒,被誉为中国葡萄酒之父。他慷慨救国,急公好义,还被推为牺牲金钱办学第一人。田家炳先生年幼丧父辍学,历尽艰辛终成香港人造革大王,却始终牢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古训,奉行“留财于子孙,不如积德于子孙”,卖掉豪宅捐资内地,月用三千助学十亿,高尚德行足令高山仰止。
这就是梅州华侨满山红叶,霜重色愈浓本质。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总有矢志不渝的“唐山”情结,饱含赤子之心爱国情怀。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客家将军抗战中威名远扬了。梅州的大埔县,涌现出了三位战区司令和四位省主席。为首的是投笔从戎的罗卓英将军。将军出自幼读之家,宝剑锋从磨砺始,后成为让日寇闻风丧胆的中国远征军司令。同样清贫出身的范汉杰将军,则在太行山地区浴血抗战,面对侵略者骗降封官许愿,报之以毫不留情地痛击。八路军朱总司令曾亲自看望慰问,赠送绣有“太行屏障”的锦旗。松沪会战,“八百壮士”死守上海四行仓库,那气壮山河的民族英雄谢晋元团长,也是我们梅州蕉岭县围龙屋走出的客家人。
也是在国难当头时,我家乡梅州兴宁盆地的人们,展开了仁慈和温厚的怀抱,收留了成千上万不愿作亡国奴的潮汕同胞,避免了日寇铁蹄蹂躏,书写了大爱无疆血浓于水不朽丰碑。
在民族生死存亡危难关头,梅州围龙屋的客家人,总与华夏儿女共进退,浩然正气于一身。
再回过头来说足球,外表简单黑白跃动,实则是一种高强度、高速度和高对抗的运动文化。它需要身体与思想同步,勇气和智慧并存,个人与团队交融,平面与体立体结合,进攻与防守转换。梅州历史上足球辉煌,就是悠久、先进优秀文化的厚积薄发。
梅州足球最有名人物自是李惠堂。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我打小就从归侨老祖父口中,听到这位亚洲球王大名。老围屋长者更是恣意打开想像空间,神秘地告诉我们后生,李球王如何力拔千钧,一脚劲射,正中日本仔守门员要害,致其当场断气不治身亡。球王老家在广东五华县,是客家民风最为硬朗的县域,展现在足球场上风格就是作风粗犷,勇于贴身紧逼和肉搏。
梅州足球成名最早于梅县。梅县素来文风鼎盛,出产的院士位居全国前十,从梅县围龙屋走出的客家人,不乏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无论在广东、全国甚至是海外,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梅县足球代表人物是曾雪粼教练,是著名爱国人士曾宪梓先生族叔,在执教北京队时创下“小快灵“”风格,为中国足球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虽因率队输给香港队,导致一场不小的风波。但时过境迁,无论是球迷爱国激情的义愤,还是教练智者千虑的一失,都被岁月的流水冲淡淡得干干净净,留下都是激情燃烧的历史定格。梅县球员意识好,技术细腻,擅长组织,不少是场上灵魂。
我老家兴宁足球则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为梅州足球辉煌增加了绚丽一笔。在中国足球队首次进入奥运会球场时,谢育新、郭亿军和张小文等三名场上主力,清一色来自我母校兴宁一中。亚州女足评出的第一位最佳球员吴伟英,也是我兴宁一中的校友。这是梅州足球永远的骄傲。
梅州足球三足鼎立。三大县常组织内部比赛,往往形成互克“怪圈”,没有谁能一花独放。这反倒让大家惺惺相惜,互敬互谅,取长补短,形成了公平竞争,水涨船高的良性竞争。后来梅州华侨为改善足球环境,也在这三地各建一座标准体育场,每次邀请国内强队比赛,总是在三地轮流进行。
那时与足球同时腾飞的是兴宁教育,农村中学考生照样可以考进清华。华侨捐款更偏爱雪中送炭。现任广东省副省长刘志庚当年是高考兴宁的状元,还是广东文科探花,就毕业于乡镇中学。
实践证明实行阳光下的PK,更能够团结人心,凝聚人气,广泛调动积极性。这应是当年梅州足球能够冲出大山,走向全国甚至世界的制度因素。
梅州足球的历史辉煌,也是客家人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最佳回报。兴宁足球业余体校教练操着各地口音,有广州下放知青,也有潮汕俊彦等。梅州走出的国脚和省脚,也有原籍潮汕等五湖四海精英。前述提到亚洲女足最佳运动员,其父原是南下大军。
梅州足球的历史辉煌,更是围龙屋客家人的理想信念,在文革的坚冰融化后,迎来思想解放时大合唱和交响乐。
结束了万马齐喑岁月,穷困土地到处争奇斗妍。
仅说我们兴宁县,它是令人叹服的广东教育一枝花,高考成绩超过许多省内大城市。它是广东工业十强县,“珍珠红”登上中国黄酒的最高峰。明珠球阀助推中国航天制造。它还拥有广东最大国有煤矿,不停燃烧自已,照亮南粤城乡。它又是中国南方最重要淡水鱼苗孵化基地,技术在国际上领先三十年。
兴宁足球班队员训练极为艰苦。他们同住一个大瓦房,十几二十人挤在二十多平米。训练回来一身臭汗,从井里提起一桶桶水,再举到头上,从上到下淋个遍。也没有什么营养补充,连疏菜也没有几粒油星,只要能管饱饭,已经实现很多队员最大梦想。他们一年两对球鞋,平常舍不得穿,得备着比赛时用。训练总裸着脚,球场坎坷不平。即使是兴宁县体育场,也只是沙土没有草皮。球门更没有球网,为练脚头通常只能找块土墙对射。
如此风吹日晒水淋,用身体爬滚摔打出来球员,球感更自然,技术更扎实,作风更顽强。如此恶劣环境下锻炼成长的球员,那知道娇骄二字,更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贫穷孩子的只有华山一条路。
所以无论兴宁足球、教育和经济上腾飞,都得归于改革开放,适逢盛世,内因则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这是一种共性。放眼全中国,中国著名足球教练徐根宝,就是这样踏浪前行。这位前国脚退役后,从繁华的上海滩来到荒凉的甘肃。不是为了掘金暴富,而是为了脚踏实地做事,终于迎来了十多年后重返黄浦江时事业绽放。解放后,新中国培养许多知识青年,也象徐根宝教练一样志愿到大西北支边,在黄土地上留下汗渍血染最坚实的脚印。
一九五八年,我的父亲正是怀揣着著名化学家杨石先校长颁发的南开大学毕业证,义无反顾从天津来到青海高原,很快成为又红又专典型,除了执教和科研,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踢足球。
如果没有十年文革祸害和流毒,今天我父亲应不时回到老围龙屋,后面跟着一群儿子儿媳和孙儿孙女,沿着故乡的小河堤走下田更,在风吹草低紫云英、油菜花和蚕豆枝花团锦簇下,再一起远远眺望大西北,吟诵着古老的诗句:莫道桑榆晚,红霞尚满天。
因为不是文革悲剧,在大学已有科研发明的我父亲必定是一流的化学家;又不是文革后遗症,他必定能迎来事业梅开二度,绝不会陷进人性扭曲的沼泽地,英年早世。
象我父亲这样的人生悲剧当然不是孤例。曾有报告文学沉重地记载,在我父亲那时代不少高才生和同龄人,也早已化成缤纷落叶,未能走出人生的雪山草地。同样扎根在大西北侯伯宇教授,据说本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是一生历尽坎坷,让人慨叹天妒英才。
我的乡长李善邦教授,从母校兴宁一中执教物理课起步,在北京八达岭的清风明月中,建起中国现代第一个地震观测台,后来还连带培育出两位院士。在战火纷飞年代,他碾转大西南,又在骆驼背上率队发现攀枝花铁矿。迎来科学的春天后,病重的李教授与死神赛跑,每天工作至凌晨赶写著作。可就是这样把毕业精力奉献给中国地震科学大学者,留给我们却是永远的伤痛。那还是因为国力贫弱,唐山市建设时,不得不降低了李教授抗震设计标准。
幸甚的是在这些鲜活生命和财产被牺牲后,我们终于痛定思痛,改革开放,高举科学发展旗帜.构建和谐社会。
这体现在中国足球,就是中央领导所重提的“志行”风格。当绿茵场被重重黑幕压得喘不过气来时,再次唤起了球迷心中亲切的记忆和美好的期待。
“志行风格”与“女排精神”都曾是中国体育之魂。
来自花城广州容志行是新中国的一代足球名将,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国最佳运动员。以技术意识好,尤其是人品球风佳,场上奋勇拚搏,从不报复对手,赢得场上场下的一片称颂,成为全国球迷心中的偶像。
容志行大器晚成,足球生涯历尽了曲折和坎坷,曾因少小营养不良导致身体瘦弱被淘汰,后来才被慧眼识珠的教练从工厂拣回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容志行终于成为国家队脚头最硬,组织能力最强的灵魂人物。与梅州足球走出围龙屋,铸就历史辉煌有异曲同工之妙。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功成名就容志行退役后,响应邓小平同志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号召,主动要求执教广东少年队。
他第一站就到兴梅地区选苗子.在体育场现场表演时,让数万观众欢呼雀跃。
当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首次公开亮相于北京足球场上,也让全场观众欢呼雀跃。
叶剑英元帅最后一次返回老家,专门到学校足球场观看家乡女足比赛,也让父老乡亲欢呼雀跃。
梅州足球拥有如此历史辉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让我有足够理由深信,故乡围龙屋龙年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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