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文物相聚河南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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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文物相聚河南郑州

图为展出的古埃及文物冥府书的局部

图为观众参观“大河文明展”

图为观众拍摄古埃及文物木棺

图为展出的古埃及文物猫木乃伊

图为展出的古代两河流域文物楔形文字泥板

图为观众拍摄古埃及文物石灰岩墓碑

图为观众参观“大河文明展”

图为观众参观古埃及文物木棺

图为观众参观“大河文明展”。

   3月3日，“大河文明展”在郑州博物馆开展，14家中国文博收藏单位和意大利的4家博物馆收藏的共计203件（套）精品文物集中亮相。展览集中展出两河流域（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中国黄河、长江流域的精美文物，讲述了古代先民依靠大河流域发展农耕文明的精彩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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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发现古墓近近4000座 最早距今4000多年

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地下5000年看陕西。陕西就是我国的一个资源大省，毕竟陕西西安也是13朝古都，在整个2020年，陕西挖掘出来的古墓数量一共有着3956座。这些墓穴从隋唐时期到了更远的秦朝以及更加遥远的龙山时代都有，几乎都是今千年以外。

陕西考古

从2011年，我国陕西有着不少的考古工作者从秦始皇陵向外开始发掘古墓，一共发现了古代墓葬有着30多个。累积考察的果木数量大概是在609平方km，这已经算是比较大的考察数字，可以看得出来陕西这一片区域当中有着非常多的原始人类生存，而且在这里衍生了很多的朝代，并且把更加久远的龙山时代的复杂形态给重新展示了出来。

保存完好

在2020年发现的1号墓当中出现了很多的玉器，并且保存十分完好通过相关部门的调查确认这个墓葬的主人应该是在秦朝时期的一个贵族。最近两年陕西的考古工作一一直都还没有停歇，最近两年有着新的发现。除此之外，在陕西周边地区有着很多的古墓发掘。证明在古代秦朝时期附近应该都是秦朝的领地，有着非常多精美文物留存。

古代发现

现在在西安挖出古墓已经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大家都比较注意的是在西安什么时候能把秦始皇陵给挖掘出来，以及武则天的陵墓，这才是大家关注的重点，不过现在挖掘很有可能对这两座地方的墓穴造成损坏。估计在考古工作以及考古的设备进行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尝试开始挖掘，到时候会把更多的古墓呈现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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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甲骨文发现地-殷墟博物院

来源﹕吃喝玩乐爱旅行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是中国商代晚期的都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距今已有3300年的历史。

   1899年，清代学者王懿荣从中药材“龙骨”上偶然发现了甲骨文，甲骨文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目前，殷墟已出土甲骨16万片，共发现不重复的甲骨文单字4500个左右，已识读约三分之一，甲骨文成为殷商文明宏大的信息史料宝库。由于还有很多甲骨文没有破解，为了吸引更多的能人志士参与进来，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布，如果破解一个甲骨文字，奖励十万的悬赏，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推荐游览路线：检票进入景区后，可以先参观左手边的妇好墓，然后沿着甲骨碑廊，走到中心的商史皇宫，继续参观北面的甲骨窖穴、地基遗址、殉葬坑遗址、车马坑，再参观甲骨碑林和殷墟博物馆。

景区导览图

   殷墟出土了数不胜数的珍贵文物。殷墟车马坑是中国古代最早的车马实物和道路遗迹；甲骨窖穴是最早的“档案库”；后母戊大鼎（司母戊大鼎）是至今世界上发现最大的铜器鼎；它的真身收藏在国家博物馆，是国博镇馆之宝，也是中国第一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中国最早的女将军之墓，妇好是位了不起的奇女子、深受商王武丁钟爱。

甲骨窖穴

   景区门票70元，包含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遗址交通游览车辆费用。上面讲的是宫殿宗庙遗址而王陵遗址距离这里还有一段距离，景区有专门的车辆接送。

妇好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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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重磅发现！苏州元和塘古窑遗址为南宋“平江官窑”

扬子晚报

   3月2日，来自北京、浙江、江苏、上海等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来到苏州元和塘古窑遗址现场进行实地考察，观摩出土器物。专家们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物的分析研究，进行咨询论证，确认元和塘古窑址群为南宋平江官窑所在地。专家认定，元和塘古窑遗址是目前苏州已发现的古窑遗存中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面积最广、保存最完整、等级最高的窑业遗存，具有极高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价值。

   元和塘两岸分布着大型窑址群

   2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苏州相城区元和街道的元和塘古窑遗址现场进行实地探访。在元和塘古窑遗址，记者看到，多个窑址分布在不同区域，蔚为壮观。元和塘古窑遗址出土遗物，以烧造变形或残破的器物为主，器形主要有盆、灯盏、扑满、钵、甑、铃铛、模具、瓷碗、建筑构件等。苏州市考古研究所项目领队刘芳芳告诉记者，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在对相关器物进行初步整理时，有了惊人地发现，其中一批早于明代的陶器，器身点缀的凤纹、夔龙纹、云雷纹等纹饰，呈现出明显的青铜器风格，另有若干件黑陶器，是高档的陶礼器，很可能是皇室祭祀所用。

   其实，早在前期考古发掘中，该地块已揭露出一座大型古窑群和水井、灰坑、水池等文化遗迹，出土各类遗物数百件（组）。

   记者了解到，2021年，苏州相城区元和街道准备开发建设陆慕老街商住项目，根据《苏州市地下文物保护办法》的相关规定，项目开发前通常需要进行考古前置工作。于是，苏州市考古研究所项目领队刘芳芳和工作人员一起来到该地块进行考古勘探。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考古时意外发现了元和塘古窑遗址并上报江苏省文物局。鉴于遗址的重要性，江苏省文物局发文要求对元和塘河道两侧的区域进行整体性原址保护。

   经过考古勘探发现，在元和塘陆慕境内，从京沪高速到元和塘与新开河的交汇点，在这长2.3 公里的范围内，元和塘两岸分布着大型窑址群。烧窑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唐末五代，一直延续至近代。元和塘古窑址群出土部分陶片上点缀的龙纹、凤纹、云雷纹、缠枝花卉纹、梅花乳丁纹等纹饰，具有明显的青铜器风格与宋代风格。另有若干件黑陶尊类器，上面疑似有漆层，是高档陶礼器，很可能是皇室祭祀所用。据介绍，古代“陶器”概念与今有别，实际包含现在的陶器和瓷器 ，有时候用“瓦”器专指陶器。

   “平江官窑”所在地终于尘埃落定

   “平江官窑”所在地之谜一直是陶瓷考古领域悬而未决的难题。《中兴礼书》中有一段关于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的记载，“四月二十九日礼部太常寺言：‘……今看祥，欲乞先次将圆坛上正、配位四位合用陶器并今来所添从祀爵、坫，并依新成礼器仿《博古图》，内陶器下平江府烧变……’诏依。”说明了“平江官窑”的存在，也点明了其所烧制的祭器为陶器。由此，学界开始寻找承担此次烧造的“平江官窑”所在地，然而多年来一直未果。

   “目前初步认定元和塘古窑遗址就是‘平江官窑’。根据文献证据，元和塘古窑址出土陶器符合《中兴礼书》关于‘平江官窑’的论述，对照官方烧造礼器的图册——《宣和博古图》及《三礼图》，能找到对应的器物，比如《三礼图》里的礼器‘丰’，就能和元和塘古窑遗址出土的陶器对上。另外，这些陶器烧造的精细程度，以及仿青铜器纹饰，都应当是皇室祭祀所用。除此之外，我们也从考古的证据上发现了明清时期金砖烧造技术是由南宋时期传承、流变而来。”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光尧说，“从古窑遗址可以观察到窑炉反复砌造，地层关系复杂，让我感到很震惊，它存在的历史很长，大概有几百年的时间。”

   “实地观摩了元和塘古窑遗址之后，我们可以判定是一个南宋时期的窑址，从它的窑炉结构，包括窑炉前面的工作面，窑炉砌筑工艺条砖铺的那些道路等，都是非常精细考究的，呈现出官府背景的做法的一些典型特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励告诉记者，综合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来判断，苏州相城区陆慕元和塘一带就是承担南宋宫廷烧造任务的“平江官窑”所在地。

   今后将让古窑遗址更好地“活”起来

   元和塘古窑址群经过专家论证为南宋平江官窑所在地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是苏州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对推进苏州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具有重要意义。苏州市文物局副局长陈瑞近表示，苏州将对元和塘古窑遗址进行重点发掘，形成一批考古研究成果。

  

   苏州市相城区副区长朱向

   峰告诉记者，相城区将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发展，按照“大遗址”的思路保护以古窑遗址为文化核的整个片区，维护遗址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同时，科学编制文物保护规划，有效保护古窑遗址及其周边的重要遗迹和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另外，还将制定遗址公园规划。遵循整体保护与合理利用相统一的原则，通过文物保护、生态修复、景观打造等，让古窑遗址更好地“活”起来，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苏州市文物局副局长陈瑞近表示，南宋平江官窑的发掘是苏州江南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重要成果，接下来将持续阐述平江官窑的文化内涵并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

   实习生 陈晨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毕荣

   校对 盛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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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文物保护两线齐飞 地下大发现地上大动作

来源﹕爱济南客户端

   春节以来，济南这座网红城市一再“出圈”。2月底，济南的一个考古新发现，让大家的目光再次聚焦在泉城这个古老而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城市上，这就是元代张荣家族墓地的考古发掘项目。不仅如此，近年来济南注重博物馆事业发展，推进“博物馆之城”建设，地下地上双线“齐飞”，助力提升济南城市软实力。

　　2月底，济南文博界频传好消息，元代张荣家族墓地的考古发掘项目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入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2年六项考古新发现；被评为“2022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

　　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壁画最丰富的元代墓葬

　　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对章灵丘北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并清理西汉至清代墓葬102座，其中就包括元代济南王张荣家族墓地。

　　张荣墓墓室

　　张荣家族墓地至少有32座墓葬，形制有3种：5座砖雕墓、9座石室墓、18座土洞墓。这些墓葬排列有序，自北向南成排分布。发掘中发现了石碑4件、龙纹碑首2件、赑屃碑座1件、石翁仲4件、石羊3件及其他与陵园神道相关的100余件石刻文物。其中最被考古人员看重的是济南王（张荣）神道碑、济南王（张荣）子孙谱碑等几通石刻，因为这些石刻上面的文字有近4000字，记录较为详细，是研究这处家族墓最重要、最直接的文物。

　　张荣墓出土的“神道碑”“子孙谱碑”

　　济南王神道碑，记载了张荣的生平事迹、济南王子孙谱碑记载了张荣及其子孙共计六代的谱系官职情况。对照着墓地的墓葬情况，经过目前研究，基本可确定墓地北起第一排的M83为张荣墓；往南第二排为张荣子辈的墓葬，是他的一至六子的墓葬：张邦杰（M82）、张邦直（M68）、张邦彦（M81）、张邦允（M79）、张邦孚（M77）、张邦昌（M74）；再往南有十多座墓葬，是张荣的孙子辈的墓葬。

　　通过这些考古发掘的成果，再和史料相结合进行综合研究，能基本理清张荣家族的历史。

　　张荣墓墓室内壁画

　　市考古研究院负责人郭俊峰告诉记者，张荣墓由墓道、前门楼、前室、后门楼、中室、后室及5个侧室组成，通长34.2米、最宽15.1米、深6.3米。这是全国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壁画最丰富的元代墓葬，更是山东地区内发现的级别最高、陵园附属物最多、一次性出土文字资料最丰富的元代墓地。前后双门楼、八墓室的结构也是国内元代墓葬首次发现。其中，牡丹纹藻井、仪仗出行图、持戟武士图等壁画是山东地区元代墓葬中首次发现，后门楼和M79门楼设置墨书“堂号”斗形匾的形式亦极为罕见。

　　济南首次发掘出土元青花瓷器

　　“这次发现的石刻文物中，‘大元故济南公张氏神道碑铭’碑首、‘神道碑’‘子孙谱碑’是最为重要的石刻文物，碑刻铭文可与《元史》等历史文献进行相互勘证，可以补充、改正很多史料的缺、误。记录的内容为我们研究元代时期汉人任用制度、职官制度等提供了第一手材料。还有出土的石翁仲、石羊、望柱等石刻文物，也都非常重要，对研究元代陵园制度提供了重要的文物资料。”郭俊峰表示，这次发现的石刻文物上的碑文对研究这处家族墓地和张荣这位“济南王”的历史提供了最直接的文物，价值不只体现在文物本身，其文献价值更为可观。

　　另外，郭俊峰告诉记者，张荣墓中的壁画也让考古人员兴奋，考古价值巨大，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元代砖雕壁画墓：“张荣墓中壁画的题材非常丰富，门楼上绘制的主要是缠枝花卉；前室有莲花藻井、祥云仙鹤、斗拱立柱、侍女图、各类水果花卉等；中室绘制的题材为牡丹藻井、花鸟图、缠枝牡丹、仪仗出行图等；后室有莲花藻井、祥云仙鹤、花鸟图、盆栽花卉、婴戏图、宴享图、备宴图、晾衣图等。另外，在后室南过道东西两壁上各绘有一名执戟武士。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牡丹纹藻井、仪仗出行图、持戟武士图这三种内容的壁画在山东地区是首次发现。”

　　张荣墓出土的元青花瓷器

　　很多人对于这样的古墓葬的考古发掘，最关心的还是出土文物。这次出土的文物确实让人感到震撼。从数量上看，共有500余件（组）；从品种上看，除了上面说的石刻文物外，还有瓷碗、瓷盘、瓷瓶、瓷罐、香炉、铜镜、镇墓石、陶俑等，非常丰富。这些文物和丰富的壁画内容，形象展示了民族融合的情景，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形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拿瓷器来说，出土的多个种类，包含了钧窑、龙泉、磁州、景德镇等多个窑系，不只是对南宋和元代的瓷器生产研究有重要价值，对于研究元代时期济南地区对外贸易、运输、社会风俗等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研究元代丧葬用瓷和葬俗提供了新材料。其中最珍贵的官窑和青花瓷器就有40余件，而元青花瓷器更是济南首次发掘出土。元青花瓷器的价值可以说是最高的，因为在近些年的有关元青花瓷器的拍卖，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天价拍出，所以说这次出土的元青花瓷器不管从文物价值还是收藏价值上都非常巨大。”郭俊峰说，此次出土的瓷器种类多、工艺精、价值高，尤其是这些元青花的制作、输入济南的情况和价值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他还提到，在M49墓葬中的壁龛内发现了殉葬的人骨，这也是山东地区第一次发现。这处元代墓葬不仅在济南、山东，就是放到全国也是非常罕见的。

　　连续获得考古评选殊荣是实至名归

　　通过研究史料可知，张荣，字世辉，生于1180年、卒于1263年，济南历城人。他从一位金朝士卒，后来成为济南地区一股武装势力的首领，降蒙古后在作战中屡立奇功，成为元朝名臣。不管是经历还是品级，在当时的汉军将领中都十分罕见。他官职最高时为济南路万户，封济南公。张荣任职济南时，是元代济南的实际最高领导者。去世后追赠推忠宣力正义佐命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济南王，谥忠襄。所以，后人都称张荣为“济南王”。其子孙张邦杰、张宏、张邦宪、张宓分别被追封为齐郡侯、齐郡公、济南郡公等高级爵位。张荣共有七子、四十孙。从张荣开始，其长子张邦杰、长孙张宏，一门蝉联三代“济南王”，势力一直延续到元世祖后期。

　　“张荣家族墓地布局规整，明显经过了规划，这种高规格的元代墓葬对研究元代汉人，尤其是王侯家族的墓地选择及布局、墓葬形制选择、随葬器物、墓上设施等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研究以张荣为代表的汉人世侯家族的兴衰演变提供了重要材料。”郭俊峰表示，张荣家族墓地的考古发掘成果刚刚公布，就能进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终评名单，并连续获得多项殊荣，绝对是实至名归。

　　记者在采访时获悉，市考古研究院将对出土的骨骼进行DNA检测，以便进一步确认有关的亲属关系。也将对壁画的内容、碑文的内容和瓷器、陶俑等出土文物做进一步分析、研究，以获得元代时期济南地区更多的信息。另外，也会挑选合适的出土文物，在适当的时候举办展览，让公众能亲眼看到这些珍贵、罕见的文物。

　　相信有非常多的济南人，在盼望着能早日亲眼见到这些珍贵的文物，能更多了解“济南王”张荣，能对济南的元代历史、文化、风貌有更多的认识，从而对济南的历史文化产生更多的自豪感。

　　黄河岸边、齐长城故地，两座博物馆“蓄势待发”

　　除了“地下大发现”，济南文博的“地上大动作”也在积极推进。

　　2月初，2023年全省文化和旅游工作会议在济南召开，在“实施博物馆优化提升工程”中提出，实施百家中小博物馆质量提升行动、“博物馆之城”建设试点推进计划、“一县一馆”建设工程、齐鲁文物精品展览推介。加快重点博物馆项目建设，支持山东考古博物馆、济南黄河文化博物馆等新馆建设。

　　早在去年5月，济南市印发《关于“提升城市软实力创建文明典范城”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要全面梳理黄河文化文物资源，加快推动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济南段)、黄河文化博物馆等重点项目建设。

　　根据《济南市“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十四五”期间，济南市将以天桥区和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为依托，规划建设泺口古镇、黄河文化博物馆、百里黄河风景带、鹊华秋色园等重点项目，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打造济南黄河文化主地标。

　　据悉，黄河文化博物馆拟在起步区的都市阳台片区建设。

　　都市阳台片区位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东南端，紧邻黄河生态景观带，用地规模约350公顷，定位于济南文化战略功能区和齐鲁文化客厅，承担文化展示、国际交往、城市庆典等多元功能。起步区正在推进重点片区规划全面提升细化工作，在项目实施层面，围绕黄河博物馆和黄河明珠塔2个重点项目，分别开展建筑方案编制和选址研究工作，确保高展示度落地。

　　不过，济南的这座黄河文化博物馆的整体设计、外观和内部展陈等情况，都还没有公开的信息，济南市民还需要耐心等待。

　　说完黄河边上的博物馆，再来看看将要建设的山区里的博物馆。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近日发布了齐长城（锦阳关段）保护利用项目（齐长城遗址博物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批前公示。该项目用地位置位于济南市莱芜区雪野街道大厂村及娘娘庙村，依托齐长城锦阳关遗址建设，用地面积为7187平方米。据了解，齐长城（锦阳关段）保护利用项目是国家长城文化公园重点建设项目。而在2023年济南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到加快城子崖、大辛庄等考古遗址公园和齐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齐长城锦阳关

　　齐长城（锦阳关段）保护利用项目最核心的是锦阳关齐长城遗址博物馆，另外还有齐长城步道、绿道工程、齐鲁古道文化街区、运粮河景观提升、娘娘庙古村落周边环境提升。

　　说到锦阳关，这可是齐长城沿线一座重中之重的关隘，是齐长城三大关隘之一，因地处锦屏山之阳而得名。锦阳关西段齐长城遗址，全长756米，是齐长城全线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段遗址。自古以来，锦阳关既是交通要道，也是军事要塞，故在周围险峻山峰上修筑了城堡、烽燧，居高临下，扼其咽喉。

　　黄河文化博物馆、齐长城遗址博物馆，一北一南，一临水，一靠山。建成后，双馆遥望，必将成为济南历史文化最新、最具吸引力的展示基地，也将成为济南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典范！（济南日报 记者：赵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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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澧县发现明代夫妻合葬壁画墓

新华社客户端

   记者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日前，考古工作者确认在澧县王家厂镇南河村发现一座明代浇浆合葬壁画墓，这是湘西北澧水流域发现的首座明代壁画墓。

   “去年，我们在开展澧县西北部山区文物调查工作时，从村民口中了解到这座墓葬的存在，随即对其进行保护并上报相关情况。今年2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派遣专家，与我们一起对古墓葬进行了发掘。”澧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考古研究室主任周华说。

   考古发掘现场

   据考古专家介绍，该墓葬为浇浆墓，有两个墓室，墓室顶部呈拱形。在相邻墓室墓壁之间，发现有连通小洞，是古人表达期待来世再续美好姻缘的“过仙桥”，由此说明该墓葬为夫妻合葬墓。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谭远辉介绍，墓中发现了以花卉为主题的壁画，并在古墓北室的龛中发现文字，经红外摄影技术辅助，“金玉满堂、长命富贵、子孙昌盛、爵禄封侯”十六字吉语清晰可见。

   经红外摄影技术辅助，十六字吉语清晰可见。

   由于历代盗墓扰乱，发掘现场未发现棺椁和随葬品。“但从墓葬形制、规模和发现有壁画来看，墓主应是有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人。”周华介绍，壁画墓在中国北方发现较多，南方并不多见。此次明代壁画墓的发现，填补了澧水流域壁画墓的空白，为澧县西北部山区的下一步考古调查提供了重要线索和有益经验，也为研究明代澧水流域的民俗、葬俗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

   图为此次发现的明代壁画墓

   据悉，目前考古专家已完成壁画墓三维扫描资料采集和原地保护。

   记者：张格、周勉

   澧县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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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县城”存在了将近四百年

江南时报

   “六朝城市和文明研究”是正在推进中的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的一个课题，其中明确提到，通过对南京建康城、镇江铁瓮城、溧阳古县等城址的考古发掘，将有助于揭示六朝时期的文化面貌和社会特征，阐释六朝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地位。

   从2020年开始，南京博物院联合溧阳市博物馆等单位对位于溧阳市天目湖镇古县村的古县遗址持续开展了多次考古发掘工作，明确了遗址文化内涵，确认古县遗址即为六朝时期“永平”“永世”县治所在。两年多来，古县遗址考古取得哪些进展，沉睡千年的城址、道路、建筑将以怎样的面貌重现世间？日前，记者对古县遗址考古发掘工地进行了探访。一系列考古发现，正逐步揭开这个六朝古县城的神秘面纱。

   古县遗址城墙遗址航拍

   古县，从一座城到一个村庄

   溧阳之名，一说因位于溧水（沟通长江与太湖的重要水道古中江）之北，另说地处溧山之阳，古人以“山南水北为阳”，故名。溧水，即“濑水”，吴语“濑”“溧”音近，“溧水”即为“濑水”之音讹。

   两千多年来，古城溧阳经历了沧桑变迁。溧阳的名称、建置、县治所处的位置，发生过多次变迁。春秋时期，溧阳处在吴、楚、越三国交界之地。史载，“至秦一统，仍置溧阳县，县治未详，属鄣郡郡治。”两汉时期，仍置溧阳县。东汉时，溧阳县治在固城（今南京市高淳区固城街道），江苏省现存最早的古碑——“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校官之碑”）即发现于此。三国时期，孙吴将溧阳县一部分地区辟为屯田，设屯田都尉，另一部分分置永平县，县治即今溧阳城南十五里的古县。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司马炎灭吴，改永平为永世，复置溧阳县。

城墙遗址剖面

   此后，除了隋文帝短暂废永世（589年—592年），永世县一直存在，直至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废置，只是不同时代的县辖范围有所变化，但县治一直在古县。换言之，古县作为“永平”“永世”县治历经三国至隋唐，前后延续近400年。后期，随着县治的废置，“县城”逐渐湮没，成为普通的村庄，“古县”化作了历史的记忆。

   四面城墙都已找到，周长约五百米

   古县遗址北倚燕山和屏峰山，地势高亢，南邻茶亭河、溧戴河，河道纵横，现存面积约25万平方米。“古县城址的规模并不算大，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拥有一系列城市空间布局。”南博考古人员告诉记者，古县遗址上，考古发掘工作依然在进行，“六朝县城”已初步揭开神秘面纱。古县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介绍，通过发掘和局部解剖工作，目前可以确定永平县城四面城墙的分布走向，初步围合了城址四至范围。

   古县城址平面大致呈方形，南北城墙略长，东西城墙略窄。北城墙长约140米，东城墙长约110米，南城墙长约140米，西城墙约120米，城址周长约510米，相当于古制的“一里”，这与《景定建康志》中永平县“周三百步，遗址高一二尺”的记载基本一致。

   记者在现场看到，揭示出来的城墙以细腻黄土层层夯筑，下方夯层为夹杂少量碎石的细密黄土，其上为填充砖瓦碎块和蚬壳的细密土层，局部还可见有碎铁块和木块，城墙底部两侧均以包砖加固，可明显看出多次加固堆砌的迹象。据了解，采用这样的筑城模式，显然与江南的气候环境密切相关。南方多水，易发生水土流失，城墙内夹杂碎石子、碎砖块等物，有利于城墙稳固，而蚬壳、朽木等水生动植物的填充更是就地取材，后期不断包砖增补也是延续城墙使用寿命的关键。

古县遗址出土的生活器具

   从永平县城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分析，城墙最上层年代至晚为唐，最下层年代至晚为三国时期。发掘揭示的信息显示，城墙使用年代集中于三国至南朝时期，与史料记载的“永平”“永世”县治高度一致；城墙经历过多次修筑，也符合《景定建康志》“晋宋齐梁陈隋永世县并治之所在”的记载。

   “天圆地方”建筑谜团待解

   在古县遗址内外，一系列建筑遗存陆续被发现。在城墙西北的高地处，考古工作者发掘出一处以细黄土夯砌的圆形台地，台地居中堆筑有单砖砌壁的方形建筑，所用青砖以素面为主，部分有钱纹和梳纹，其上地层出土了板瓦、筒瓦和瓦当等建筑构件，瓦当有莲瓣纹和人面纹等纹饰。台地东侧有一处南北向砖铺路面，所用青砖部分有“建武元年八月”“咸康四年”“兴宁”等铭文字样，系东晋时期晋元帝、晋成帝等时期的年号。

   南博考古专家介绍， 这片遗存居于高地，布局方圆，体现了“天圆地方”的礼制观念，诸多建筑遗存、路面的集中出现，反映出高地很可能是一处和祭祀有关的礼制建筑遗存。另有学者认为这处建筑也可能是一处储备粮秣的大型粮仓，或者用于军事防守的坞堡。要确认这个建筑的真实身份，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佐证。

古县遗址出土的瓦当

   在城外东北部，一处六朝院落建筑遗存也被发现，揭露出房址基槽、柱洞、砖铺路面等遗迹，出土较多的套菱纹、钱纹青砖和少量兽面纹、莲瓣纹瓦当。记者在现场看到，房址各单元间以砖铺路面联结，青砖黛瓦，构件考究，布局规整，显示了不一般的建筑等级。据介绍，这处房址建筑继续向西、南方向分布，与古县遗址的城址区、礼制建筑区通过道路相连接，显示了三处遗存区的密切关联。

   此外，在古县遗址上，考古专家还揭露出道路、水井、窑址、灰坑、灰沟、墓葬等诸多重要遗迹，出土大量瓷器，包括各种罐、碗、钵、盘、壶、盂、砚台、灯盏等，另有丰富的陶器、铁器、铜钱等物发现。建筑构件中，以砖瓦常见，砖侧面多饰有钱纹、疏纹、鱼纹等，或模印有“建武”“咸康”等纪年铭文。瓦当有人面纹、兽面纹和莲瓣纹三种纹饰。

古县遗址出土的带有铭文的筒瓦

   目前，古县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为配合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六朝城市和文明研究”课题计划，古县遗址考古队在前期发掘的基础上拟定了考古工作计划，力图整体揭示古县城址四至及城内遗存布局，探索六朝县城与运河水系的关系，从而充分诠释六朝县城遗存的重要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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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遗址，缩影化展示夏代社会生活

芊忆文史

   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为了解夏代社会生活提供了最为直观的材料。夏代的社会经济中，农业是最主要的部门。农业生产中所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由木、石、骨、蚌构成。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大量的石斧、石镰、石刀、石铲、蚌镰、蚌刀、蚌铲以及骨铲等。木制生产工具虽然在考古发掘中还没有被发现，但这极有可能是由于木器易于腐朽所致。

   根据文献的记载，木制工具的使用在夏代应是相当普遍的。《韩非子·五蠹》所描述的大禹的形象就是“身执耒面，以为民先”，其中的耒和面都是用以启土的木制工具。

   夏代的水利灌溉事业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大禹完成治水大业后，十分注意沟渠的修筑与建设。据说与大禹一起治水的伯益还发明了凿井，《世本·作篇》：“伯益作井”。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井就曾在洛阳的矬李被发现，深达6米之多。说明古文献的记载是可靠的。凿井技术的发明，为北方地区灌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井的出现，也为人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从此，人类就可以在远离江河湖泊的平原地区及山区发展聚落村社。

   夏代历法的进步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夏代的历法比较合乎天时与自然物象的变化。春秋时代的鲁国天文学家梓慎就称赞夏代的历法，认为“夏数得天”。孔子谈治理国家，首先也是强调要“行夏之时”。

  夏代的历法，不仅记录天象的变化，而且还包含安排生产活动的内容。《国语·周语》记载：“夏令日：‘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表明夏历对不同季节的生产活动都作了明确的安排。这显然是对上古时期“观象授时”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现存《夏小正》一书，虽然成书很晚，但其中保存了夏代的一些天文历法知识以及当时对于生产活动的安排。

   夏代工业的主要部门是制陶业。陶器是夏人的主要生活用品，二里头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的器物中以陶器数量最多，种类也相当复杂。

   从陶系上分，主要是夹砂灰黑陶和泥质灰黑陶，兼有少量的泥质红陶和白陶；从成型工艺上说，主要是轮制；从陶器的功用上说，主要有生活用品和礼仪用品；从器类上说，主要有炊器、饮器、食器、盛储器和礼仪用器等。昆吾（今河南许昌东）是夏代著名的制陶中心。《世本·作篇》记载：“昆吾作陶。”

   夏代的玉器制作也比较发达，其种类有钺、铲、戈、圭、刀、琮、板、柄形器等，其共同特点是形体较大，均为礼器。《左传·定公四年》载子鱼语曰：“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哀公十四年》：“向魋出于卫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

   此外，《淮南子》一书中，也多有关于夏后氏之璜的记载，可知璜是夏代最为重要的礼器。夏代除了可以制作精美的陶器、玉器之外，骨器、蚌器制作也有比较大的规模。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由骨、蚌制作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如镞、铲、锥、匕、笄、镰、刀等，说明骨器及蚌器在夏代日常生活中被普遍使用。

   夏代已经出现了制车业，《世本·作篇》记载：“奚仲作车。”奚仲就是夏的车正，即专门负责制作车辆的官员。《尚书·甘誓》载启即位的第二年，大举对有扈氏动武，大战于甘。启在临阵之前说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其非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从《甘誓》所载分析，夏朝初年的这场战争，是一次大规模的车战。

   酿酒业在夏代也有了较大的进步，有文献记载说，是夏代人杜康发明了酒。根据考古发掘的实物，龙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诸如盉、鬶等酒器，因此酒的发明，要远在夏代以前。

   不过，杜康造酒说还是表明，夏代的酿酒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盛酒的器皿，有的还中华文明的起源是觚、爵、盉等结合在一起成组地出现，可见夏代的酿酒、饮酒之风十分盛行。

   夏代的纺织业也有了较大的进步。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一些铜器及玉器的表面上，就能看到附有纺织品的痕迹。当然，夏代的丝织品，主要是贵族才能享用的奢侈品，普通百姓的穿着，主要还是由麻制品构成。

   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不少铜器表面都附有残存的麻布或麻布的印痕，说明当时麻制品的使用十分广泛。

   漆器业也是夏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据《韩非子·十过篇》记载，尧舜分广时期，中国就已经有了漆器。禹之时，曾使用一种外黑内红的漆器作祭祀时的礼器。考古发掘也证明了夏代漆器的存在。在二里头遗址的基葬中，就出土了漆盒、漆豆、漆钵、漆觚、漆鼓以及漆棺等漆器。所漆主要为红色。从所出土的漆器种类看来，漆器已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到较为普遍的使用。

   青铜制造业在夏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还不占特别重要的地位，：但也有较大的发展。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具，种类已经十分复杂。其中生产工具有刀、钻、锛、凿、鱼钩、锥等，兵器有戈、钺、镞等，礼器则有爵和铃等。

   文献中有夏王铸九鼎，图像远方之物的记载，现在还没有考古实物予以证实。夏代的青铜冶俦中心也在昆吾。《墨子·耕柱》云：“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昆吾本是一个以制造陶器而著称的部落，由于烧窑制陶技术与人们冶铜技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昆吾也发展成为夏王朝的青铜铸造中心。

   夏代已经出现了货币。《盐铁论·错币》记载：“夏后以玄贝。”就是说，夏代把贝作为货币来使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除曾发现海贝以外，还发现了不少模仿海贝而制作的骨贝与石贝，这些实物都说明贝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已经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夏代的文字虽然目前还没有被发现，但我国文字的出现，最早可以上溯到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另外，商代文字也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因此，夏代已经产生文字，是完全有可能的。

   二里头夏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很多刻划符号。刻划符号是一个个独立发挥记事作用的符号，它与相互连贯起来才能表达一定意义的文字有所不同，但与早期文字的发展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有的记事符号，经过长时期的使用，已约定俗成为早期的文字。

   夏人信奉的神灵包括上帝及其他鬼神，但在夏人的观念中，对人与神还不做严格的区分。夏人传说中的古帝王及先王，都带有一定的神性。据说夏后启就曾三宾于天，即三次上天，与天神交通。帝孔甲也被上帝准许驾龙以登天。这样一种认为人神可以直接沟通的信仰，是典型的巫教信仰。

   二里头文化的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用猪、牛、羊的肩胛骨制成的卜骨，骨上保留着烧灼过的痕迹，说明夏代盛行占卜。占卜是原始交感巫术的一种，但在其后来的发展中，由于加人了若干神灵观念，而开始具备早期宗教的一些特征。二里头文化遗址中的卜骨，多数未经钻凿修治，这说明夏代的占卜还比较简单原始。至于这一时期的占卜意识中是否出现了神灵观念，则还无从得以证明。

   夏代的音乐与舞蹈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水平。我国古代的所谓“乐”，包括歌、舞以及音乐伴奏在内，既可歌，亦可舞。夏代最重要的“乐”，是“韶乐”。相传夏后启就曾“舞九韶”，即举行大规模的歌舞活动。

   “韶乐”的音调很美，春秋时期仍然还能听到。据《论语》记载，孔子曾在齐国听过“韶乐”，认为它尽善尽美，为之三月不知肉味，还为之感叹：“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乎！”

   夏代诸王中，有很多是精于“乐”的专家。禹的“乐”是《大夏》，启不仅曾舞“九韶”，并喜欢欣赏“九歌”与“九辩”。太康也喜欢以“九歌”与“九辩”娱以自纵。夏桀还曾作“烂漫之乐”。

   夏王好乐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爱好音乐的艺术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纯粹是为了追求享乐。由于“乐”在中国古代有着沟通天人的独特功能，因此这一现象可以看作是对夏王垄断了天人交通权力的描述。正是凭借着这种垄断，夏王才取得并维持了其在人间的至上权力。这一点既是中国古代巫教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早期政治形态的重要特征。

   目前已公布的二里头文化的宫殿遗址共有二处，从中可以看见夏代宫殿建筑的规模和体系。一号宫殿遗址是一座大型的夯土台基，整体略呈正方形，东西长约108米，南北宽约100米，总面积约10000平方米，方向为北偏西8度，基本上是坐北朝南。夯土台基高出当时地面约0.8米，四周边缘为缓坡，斜面上有质地坚硬的料薑面和路土层。夯土台基上建有成体系的建筑群，包括堂、庑、门、庭等建筑单体。前建筑群的主体是一座殿堂，北距台基边缘约20米，东西距台基边缘约30米，南距台基边缘有70米。

   从整体上看，这座殿堂位于台基的中央偏北。殿堂的基座要略高出周围的台基面，并且在底部铺垫有三层鹅卵石，显然是用以加固基址的。殿堂位于基座之上，东西30.4米，南北宽11.4米。根据残留的檐柱洞和柱础石判断，这座殿堂是面阔八间，进深三间双开间的建筑，并且是四坡出檐式的屋顶。殿墙外出檐约为0.6~0.7米左右。当时还没有瓦，因此屋顶应是用茅草加以覆盖。

   大门在殿堂的正南，是一座面阔八间的牌坊式建筑。从殿堂到南大门是平整宽阔的空地，应是一片庭院。殿堂与庭院被一组完整的廊庑建筑所包围。其中西面廊庑是外面起墙，里面立柱，为一面坡的形式；南北两面的廊庑是中间起墙，两面立柱，是两面坡的形式。

   二号宫殿主要也是由中心殿堂、庭院、大门以及廊庑组成，所不同的是，二号基址在殿堂与北墙之间，还建有一座大墓。二号宫殿的基址小于一号宫殿的基址，其东西约为58米，南北约为2米。

   二号宫殿的建筑格局与样式，根据现存的墙基、檐柱洞和柱础石来看，与一号宫殿基本相同。所不同的地方，一是二号基址多一个大墓；二是二号宫殿建筑的南大门是由一庑式建筑构成。即由二座东西一排三间房屋及前后皆突出于左右复廊的廊子组成。

   东西二室略呈正方形，中间一屋东西稍宽，南北有缺口，大门的通道应该就在这里。一号宫殿与二号宫殿遗址同属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遗存。两座宫殿相距不远，二号宫殿基址在一号宫殿基址的东北方仅约150米左右，此外，在一号宫殿东北部的廊庑建筑中还开有后门，显然，这两座宫殿并非孤立存在的两个单体，应该共同构成为一组宫殿建筑群。如此庞大的宫殿群的存在，表明二里头文化遗址应是夏王朝某一时期的王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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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须弥山石窟修复工程过半

这是宁夏须弥山石窟局部外景（2月28日摄，无人机照片）

这是宁夏须弥山石窟正在修复中的大佛（2月28日摄，无人机照片）

这是宁夏须弥山石窟圆光寺48号窟内完成修复的壁画（2月28日摄）

这是宁夏须弥山石窟圆光寺48号窟内完成修复的佛像（2月28日摄）

这是宁夏须弥山石窟圆光寺48号窟内完成修复的佛像（2月28日摄）

这是宁夏须弥山石窟圆光寺48号窟内完成修复的壁画（2月28日摄）。

　　2020年4月开始，宁夏固原市原州区须弥山石窟文物管理所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现存壁画以及石窟水害进行系统修复、治理，这也是自清代以来首次对须弥山石窟壁画进行修复工程。据须弥山石窟文物管理所相关人员介绍，目前修复工程进度已过半。

　　须弥山石窟始凿于北魏晚期，距今有1500多年历史，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也是中国十大石窟之一。因多年自然风化和人为损坏，石窟壁画出现脱落、裂隙、颜料层粉化脱落、空鼓等病害，部分洞窟还出现渗水严重等病害。新华社记者 王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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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安阳发现距今约7800年裴李岗时期遗址

图为河南安阳八里庄遗址出土的夹砂侈口深腹罐残片

图为河南安阳八里庄遗址出土的石磨盘

图为河南安阳八里庄遗址东探沟

图为河南安阳八里庄遗址西探沟古河道段

图为河南安阳八里庄遗址出土的红烧土墙体。

3月8日，记者从2022河南考古新发现论坛获悉，河南安阳八里庄新发现并确认一处以裴李岗文化为主体兼具磁山文化因素的新石器中期聚落遗址，距今约7800年至7400年，是目前所知裴李岗文化分布的最北界。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