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梦谁觉：探秘祝圣大觉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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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梦谁觉：探秘祝圣大觉寺

祝圣大觉寺中殿正面外观（邓惠嫦　摄）

祝圣大觉寺后殿（李锦让　摄）

祝圣大觉寺中殿大门辟廊斗拱（冯杨晏 摄）

祝圣大觉寺后殿抬梁斗拱（邓惠嫦 摄）

祝圣大觉寺中殿内部瓜棱柱础（邓惠嫦 摄）

祝圣大觉寺中殿侧面外观 （李锦让　摄）

         ●李锦让

   一、缘起 未有古梅州 先有大觉寺

   在首都北京，有“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之说。在梅州坊间，亦有“先有大觉寺，后有古梅州”的类似说法。这说明大觉寺历史之悠久，也说明欲究梅州之古，必先言大觉寺。从时间概念而言，大觉寺不啻为梅州或嘉应古城的一座“历史文化坐标”。此大觉寺，即是位于梅江区西郊街道的祝圣大觉寺（今梅州师范附小校园内）。

   据康熙《程乡县志》所载，祝圣大觉寺始建于南朝梁普通三年（522），是目前有据可考的梅州创建最早的寺庙，亦是历经1502年而被部分保存下来的唯一古建筑。虽然目前的大觉寺只剩下中殿、后殿以及附属建筑，但其位置一直没有更改迁移，实属难能可贵。可以说是佛教最早传入梅州的一个“活化石”，也是嘉应古城千年兴衰的“见证者”。

   在梅州坊间还有另一说法：未有潮州开元寺，先有梅州大觉寺。据查考，这座千年古刹“祝圣大觉寺”，与广州光孝寺、韶关南华寺和潮州开元寺齐名。原寺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毁于兵火，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及永乐十四年（1416）曾先后两次重建。清康熙九年（1670）由于庙宇破旧不堪，程乡知县王仕云捐俸银倡议重建，僧性从法师募款建祝圣殿及三宝殿。清光绪三十年（1904），寺庙改为城西学校，仍有寺僧，校寺并存。新中国成立后，设城西学校于寺内，已无寺僧（后城西学校改称梅州师范附属小学）。

   如果说文有“文眼”，诗有“诗眼”，那么一座古城亦有其“城眼”。笔者以为，可以称得上嘉应古城“城眼”的有两处：其一必是无法绕开的嘉应古城城隍庙。在中国古代社会，任何一座城市必有城隍庙，一座城市如何？看看城隍庙便知一二。在传统民间信仰中，城隍是一座城池的“守护神”。城隍信仰在南北朝时期兴起，明清时期渐由“守护神”演变成与人间政府所选任“阳官”相对应的“阴官”，除了庇护一方百姓，城隍还是“司法神”，专管人间福禄寿夭或善恶判罚，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实为“城脉”之象征。可惜的是，现今梅城的城隍庙只剩残破不堪的“寝殿”，而且长期有人租住。其二可称为“城眼”的是祝圣大觉寺，她像极了“上帝之眼”，默默矗立古城的西南角上，见证了古城从无到有，从泥夯至砖砌，从一次次战火侵扰至历朝历代地方统治者的建扩修拆……从历史悠久程度看，祝圣大觉寺建于程乡设县之后38年（注：程乡为南齐永明元年即公元483年设立），比梅州设立早了450年（注：梅州为北宋开宝四年即公元971年设立），比起嘉应古城筑城肇始时间更是早了530年（注：北宋皇祐四年即公元1052年为梅州筑城之始），比嘉应直隶州的设立则早了足足1211年（注：嘉应直隶州为清雍正十一年即公元1733年设立）。

   从笔者目前所能查阅的地方史志来看，关于祝圣大觉寺的记述均是寥寥数语，信息量有限。正因如此，笔者深以为，钩沉探幽，对今天尚有几分神秘的祝圣大觉寺而言，亦有“撩开面纱”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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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析名 祝圣何所指 大觉谁先觉

   考究祝圣大觉寺，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然而不妨先从其命名含义上作浅析。先说“祝圣”是什么意思？大概有两种含义：一是封建帝王祈祷祝寿，另一就是在佛诞日举行相关的佛教礼仪。而大觉寺中的“大觉”亦是佛教用语。在佛教或佛学文化中，“大觉”就是正觉的意思，也就是佛陀的觉悟。此等觉悟非一般境界，只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彻大悟之境，才能称之为“大觉”，即便是“菩萨”的境界仍是有限度的“自觉”，所以“大觉”就是修行达到了至高的境界。甚为可惜的是，原来的前殿正是祝圣殿，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被拆除了，里面“供奉”的是释迦牟尼抑或其他圣像？遍查资料而不得，那么祝圣大觉寺的“祝圣”究竟是何含义，只能作一种逻辑推理，笔者以为两种含义兼而有之。

   值得注意是，祝圣大觉寺始建于南朝萧梁普通三年（522），这里有“两个历史背景”是不可忽视：一是当时的君主梁武帝萧衍正是一位自以为笃信佛法，却常常行事颟顸的皇帝。譬如他曾多次舍身出家再由群臣捐钱赎回，以此来“资助”佛寺。上有所好，下则甚然，彼时全国佛教盛行，兴建佛寺成风，故有后来晚唐诗人杜牧笔下“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慨叹。那么在此背景下兴建的寺庙，自然少不了为当朝皇帝祈求长生功德之意。二是祝圣大觉寺始建于梁普通三年（522），其时正是禅宗史料记载达摩祖师东渡中国（梁大通元年即公元520年）的后两年。达摩祖师从印度大陆的海滨，由海路启程来到中国，在公元520年到达广州一带。那时的广州从3世纪30年代起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更成为中国第一大港。达摩祖师乘船从海路到中国是没有太多困难的。其有无从广州乘水路到达过古程乡邑境内亦未可知。不可否认的是，作为释迦牟尼佛的禅宗第二十八代弟子、中国禅宗始祖，达摩把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上拈花示笑而创立的“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禅宗思想带到了中国，受此禅宗教派影响而后有了祝圣大觉寺在梅州之“生根开花”，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三、遗存 寻她千百度 却在阑珊处

   从历史遗存看，除建筑之外，祝圣大觉寺残留下来的诗文碑刻，可谓吉光片羽，少之又少。中殿及后殿内的石柱上亦有部分楹联石刻，但有的被覆盖，有的因岁月侵蚀风化而字迹难辨，除非请专人拓印下来才能看清。目前保存下来的中殿大门石柱楹联相对完好可辨。上联是“佛焕轮光，说法衣传真觉地”，下联是“堂开寿域，祝厘经诵早朝时”。这是鹤顶格对联，即上联第一个字是“佛”，下联第一个字是“堂”，以前这个地方就叫“佛堂”也就是中殿。落款是“道光辛丑春月毂旦 翰林院编修载广西道监察御史黄仲容敬题并书”，这里“毂旦”就是“吉旦”之意。

   此处需多提一笔的是，佛堂大门石刻楹联撰写者黄仲容，为望杏坊上市黄泥墩人，字纫兰，号雪蕉，清道光三年（1823）癸未科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任广西道监察御史。工书法，尤擅小楷，有“黄小楷”之称，著有诗文集。他一生不阿附权贵，淡泊自守，书法独步一时。黄仲容故居都察院至今尚在，面积约1000平方米，还有醉经居，与都察院并列一体，其中“都察院”给四个儿子居住，“醉经居”则给四个弟弟居住。两座屋间隔不足一米，远看似一座四杠楼。

   笔者在查考民国时期王漱薇所著《梅联最话》时发现，在辑录祝圣大觉寺楹联时，除上述提到佛堂的黄仲容这副对联外，亦录入其他四副楹联，其中两副无款识，另两副则有，内容均旨在阐发禅宗佛法，开示世人不必“着相”，宜破除“我执”与“法执”，应尽早明了“空性”而得到“大自在”，其意旨与佛陀所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阐述的禅宗思想相呼应，内容精彩，兹录如下：

   梅城西大觉寺，建于前五代萧梁普通间，古刹也，殿檐楹云：试敲木鱼声。声只说觉觉觉；日搫金钟口，口都道空空空。又慈凤翻贝叶，法雨润菩提。均无欵识。黄雪蕉侍御仲容云：佛焕轮光，说法衣传真觉地；堂开寿域，祝厘经诵早朝时。清康熙初程令王仕云建祝圣殿于头门内，故对句云然，萧廖洲大令斯铭殿楹云：觉世无多，屏却妄缘，便得六根清净，法门不二，静参真谛，从看十行圆通。后殿署曹溪别院，萧敬齐茂才缉熙云：清静身，清静心，合掌躬敬阿弥陀，离空空一切非相，一切非法：优婆夷，优婆塞，稽首皈依观自在，愿世世与佛有因，与佛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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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变迁 梵音不再闻 尘磨历劫存

   祝圣大觉寺历经1500年还能保存下来算是一个“奇迹”了。唐武宗时，曾经大举“灭佛”，史称“会昌法难”，时间从会昌二年至六年（842至826），那时全国很多寺庙被毁，僧尼还俗，经书四散，史料记载“天下所拆寺庙达四千六百余所”，笔者以为，此为第一劫。宋末时期元军攻陷梅州，烧杀抢掠，蔡蒙吉、文天祥等先后在梅州组织抗元保卫战，不少古建筑也是毁于战火，此为第二劫。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军队两次攻陷嘉应州，后又兵败撤走，间中亦是战火频扰，此为第三劫。祝圣大觉寺竟然一一躲过上述劫数，实属不易。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还有两场大火令祝圣大觉寺损毁严重：一是元至正十三年（1353）被兵火毁坏。这场大火志书上的记载是“兵火废”。二是清康熙九年（160）重建之后又曾再遭火灾，以致该寺仅存前、中、后殿，但“两次火灾”，具体年月和原因无史料可考。后来又历经有据可考的三次重修：一是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二是明永乐十四年（1416），三是清康熙九年（1670），才得以保存下来。

   直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西学东渐”之风日盛，在维新变法背景之下，全国兴办新学掀起高潮。据《城西学校校史》载：由绅士蓝耿光、黄志伊发起，邀集城西绅商杨瑛、梁国琛、黄应均、黄逢龙等10多人筹议，“将大觉寺后院及毗连之痘神厅、地藏厅、药王厅等处为基本校舍”而建校，将该寺改为学校，办起“城西两等（高等和初等）小学堂”。其时尚存前殿、正殿和后殿以及“两廊”，进入“校寺并存”的阶段。

   1945年3月，国立中山大学校本部迁到梅城。1945年4月初，理学院院长任国荣在《中山日报》刊登通告，通知学生院址选定在大觉寺。此后半年，大觉寺作为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的临时教学点，为师生的教学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教学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设城西学校（今梅师附小）于寺内，再无僧人居住。这间中经历了十年浩劫，千年梵音香火不再，虽山门、两廊、前殿均被陆续拆毁，但这座寺庙的主体仍在，这也非常难能可贵。

   查考祝圣大觉寺的历史变迁，权威资料莫过于地方州志，目前我们能够查阅到的三种版本的州志是康熙《程乡县志》、乾隆《嘉应州志》、光绪《嘉应州志》，内容大致相同，一般是后来者辑录前者的内容，兹一并录下，以供同好参研：

   康熙《程乡县志》卷四秩祀志之祠院之祭（附郭寺庙）

   祝圣大觉寺安奉龙亭于寺内。凡庆吉祝圣，皆于此迎请龙亭。在城西二里。梁普通三年创。元至正十三年，兵火废。洪武二十七年，僧会法庆募众建造殿宇。永乐十四年，僧光庆重建。岁久颓圯已甚。康熙九年，知县王仕云捐俸首倡，僧性从募众鼎建祝圣殿，三宝殿，两廊大门，焕然一新。

   顺治八年，知县葛三阳用价一十二两买黄门陈氏同孙黄砥黄楚田租一石，坐落土名，城外大巷口。五月初三日，给贴交僧性从掌管。

   乾隆《嘉应州志卷八·杂记部·寺庙》

   大觉寺于西街上市，梁普通三年创建。元至正十三年，兵火废。明洪武二十七年，僧法庆。永乐十四年，僧光庆俱重建。本朝康熙九年，知县王仕云建祝圣殿于头门内，并修三宝殿及两廊头门。其寺地基原狭窄，明古务本施出前后左右，扩开建造并铺地五间。

   光绪《嘉应州志（卷十二·古迹）》

   大觉寺在程乡县西三里，五代梁建（黄通志），在西街上市，梁普通三年创建，元至正十三年，兵火废。明洪武二十七年，僧法庆。永乐十四年，僧光庆俱重建。本朝康熙九年，知县王仕云建祝圣殿于头门内，并修三宝殿及两廊头门。其寺地基原狭窄，明古务本施出前后左右，扩开建造并铺地五间（王志）。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程乡县志卷七艺文志》还辑录了王吉人（清康熙年间程乡知县）的《清复大觉寺香灯田记》一文，亦是为数不多的有关大觉寺的传世文献，有相当的历史价值，笔者亦将其录下：

   供佛斋僧，虽惑于祸福之说，然亦一念慈悲心，不可泯没。未闻有施田与应付僧官，为答应具者。黎孝廉讳伟亮，乃祖先年施出罗衣大密二处田租一十七石七斗于大觉寺，实为佛座香灯计。缘时移世久，残碣不存，遂有蠹胥奸僧，相依诈冒。以致丁已冬，绅士指陈遗事，公揭到县，断还南宗楼主僧性从，收租永供佛前香灯。于理始当，自后有复蹈前辙，混冒侵租，许主僧刷碑上呈，当事以凭法惩。庶几不失黎氏施田初心，与本县清复至意也。此记。

   当然，除查考地方史志之外，民间的谱牒资料亦是有益之补充，其中民国15年（1926）梅县《古氏族谱》就有相关大觉寺的记载：（革公）又施出程乡县大觉寺场一所周围地基，一并崇祀坛越牌。也就是说，大觉寺的广场一带，原系宋朝潮典郡古凤仪的宅院故址。凤仪公长子、潮州知府古革在48岁时（宣和四年，即公元1122年）新建宅院于梅州老城北门的“马石下”（见丘逢甲《古大夫宅下马石歌并序》），古革后来把旧宅院及周边土地捐出，作为大觉寺产业。古革逝世后，大觉寺住持为追念古革善举，在祭坛设立神位牌，上书“宋进士知潮州府事中宪大夫坛越仲通古公神位”，以永留奉祀。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祝圣大觉寺能够躲过历史上的历次浩劫，与其属于岭南地区最早传播禅宗思想的名寺历史地位有关，亦与其清末至今并入学校共存，或临时作为国立中山大学校本部和理学院临时教学点的际遇有关，也就是说寺庙在学校里面，或有学校这样一个名头来作为保护“外衣”，从而未遭到过多干扰或破坏。但校寺并存的另一个可能，就是随着学校各项基础设施的扩建，大觉寺原有建筑也会被不断“蚕食”，事实也是如此，这或许也是一种历史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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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建筑 千年无可替 法式古韵长

   笔者以为，欲破译千年古寺祝圣大觉寺，从其建筑风格上作一番考察，亦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维度”。其整体布局前低后高，宽敞大气，风格古朴，对研究客家宗教信仰及古建筑风格均具有重要意义。

   据史料记载，亦如前文概括，祝圣大觉寺历经三次重建，原寺为“三进”式，头门为“祝圣殿”，又称“前殿”；中间为“正殿”，又称“佛堂”；后为“后殿”，又称“后院”；左右两边为“廊”，分设“地藏厅”“痘神厅”“药王厅”等。正殿及前、后殿，自清末民国尚基本保留。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前殿才被拆掉，两廊各厅被陆续拆改为教室，今仅存正殿（佛堂）和后殿，亦已经多次维修，但原貌仍依稀可辨。

   笔者从民间走访中亦得到相关印证，据知情人士告诉笔者，山门和前殿为新中国成立后拆掉，廊殿则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拆掉的。以前的山门位置应是现今梅师附小的正校门之内，也就是说校门作为后来建筑是在寺庙山门拆除之后往外扩展了。而原有连接中殿和后殿的两边对称性的廊殿，则是在几十年前为改建学校操场或教职工大楼时而拆除的，廊殿的风格与梅州旧孔庙的东庑西庑风格相似，前廊后房，曾作教职工宿舍之用。至于现在保存下来的中殿也叫佛堂，相当于今天的寺庙正殿大雄宝殿，以供奉“西方三圣”为主，后殿一楼有客堂有供佛，二楼应该是藏经阁为主。

   从现场考察来看，正殿及后殿至今仍保持着古香古色的寺庙特色，坐北向南，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中殿为重檐歇山顶、灰瓦面、穿堂式布局；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殿四周辟廊，20根方形明柱支撑檐部；殿门正立面石柱刻楹联，上有卷棚；殿内方形、圆形石柱支撑梁架。中后殿用廊相连，后殿设两堂；下堂牌坊式大门悬山顶；上堂为单檐歇山顶，为二层高阁楼式布局。2000年8月被公布为第一批梅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7月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现场查考的情况，笔者以为，有几点值得研究古建筑的专业人士注意，在此“抛砖引玉”，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加以关注：一是目前现存建筑中殿和后殿大多数的斗拱体积较大，数量不多且不繁复，而且屋檐进深较多，能够有效地防止风吹雨淋，当然中殿正大门屋檐上的斗拱又是另一风格，雕刻有狮子，由于狮子以平面雕手法为主，加之用的是矿物五彩而非描金装饰，故而有明末或清早期之风。二是建筑屋顶的屋脊是比较平缓，没有那么陡峭，飞檐亦不夸张明显。三是歇山的山花面积小，没有过多描绘装饰。四是正殿和后殿内部的石柱多是圆柱，两头略细，中间略鼓。柱础有两层，底层是八角形，上层是瓜棱形，石柱上面衔接木构造。五是中殿内的天花板基本保留了原有风格，跟梅州已拆除前的旧孔庙天花类似，均为木棚构造。六是从后殿屋顶瓦面的排水沟是单沟而非双沟，这是明代的典型做法，双沟排水多为清乾隆之后的做法。七是从整个中殿后殿现存的建筑来看，原来的大殿屏风栏廊多数已被拆除并筑砌为实体墙并连接原有墙柱，有的地方还被开了窗户，明显是后来者为分隔空间或改建成房间而采取的相应举措，今天看来当然是一种破坏古建筑的“冒失之举”了。八是由于历次维修改建的缘故，中、后殿现存不少柱子有方有圆，有石有木，风格不一，有些地方的石柱是近十几年来修复所采用的全新麻石材料。

   由此可见，祝圣大觉寺从整体布局到建筑外观，再到营造构件，总体风格仍有明显的隋唐风格，但从修缮工艺和部分材料的运用看，留存了明代或清早期更多的信息。毕竟历史上经历了有史可载的明代两次重修以及清代一次大修，间中还修修补补或改建移作教学之用，破坏难免有之，风格混杂亦难免有之，但总体仍有隋唐遗风，至少是保留了明中后期至清早期的典型风格。祝圣大觉寺历经1500年的洗礼，虽梵音已绝，却依然在原有地理位置上屹立不倒，已是“景福天申”之奇观了！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作为嘉应古城最古老的建筑，如果从保护性开发的战略高度而言，在条件自然成熟后，“校寺分开”无疑是将来的不二选择。到那时候，这座最古老建筑可活化利用为嘉应古城古建筑专题博物馆，周边配套建设文化休闲公园，从而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在此，我们默默祈祷，这座见证嘉应古城千年兴衰历史的建筑奇观，能始终保持她独有的古韵，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好的归宿或出路……

   （注：冯杨晏、邓惠嫦、侯钢、侯永泰、侯名扬等同仁对此文有不可或缺之贡献。）

   来源：梅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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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古城 慢煮光阴
——嘉应古城旧时印象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老梅城全貌

“纶音宠锡”牌坊石刻，在城内东南戏院前街口，为明万历年间北城兵马司指挥杨侯立

嘉应古城城门下，行人负重前行

清道光十九年官绅重修城砖

梅城主街道，摄于1948年

墟市入口“人之有恩，可念不可忘。人之有仇，可忘不可念。”摄于1905-19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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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城龙舟赛（图中可见1933年兴建中的梅江桥）

宋代铁汉楼旧貌

行人行走于桥上，背后是老南门凌风楼

老城城隍庙“见心堂”匾款“康熙十年岁次辛亥”，匾那时已存在264年了，摄于1935年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油箩街码头（现在金利来大街）

梅城上南门和下南门全景，摄于1919年11月4日

义化路，尽头为钟楼，摄于一九五四年

●撰文/李锦让 冯杨晏

供图/梅城百年青春照相馆

   这是一座可以上溯至北宋皇祐四年（1052）筑城肇始的千年古城，这是一座被广东清代督学吴鸿誉为“人文为岭南之冠”的人文秀区，这是一座被现当代大文豪郭沫若题赞“文物由来第一流”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千百年来，这座享有“世界客都、文化之乡”美誉的嘉应古城就默默屹立在川流不息的梅江河畔。

   “休征嘉应，颂声并作。”嘉应古城的得名与历史上的两位皇帝有关。时光穿梭回八百多年前的南宋，宋高宗赵构为躲避金兵追杀，四处逃亡，苦不堪言。忽闻梅州孔庙生长灵芝，他甚是感动，于是便叫史官将此事记录下来。至宋淳熙年间，州人为纪念此事，便将城东所建小桥命名为“嘉应”。由于程乡古邑考取功名的文人士子众多，到了雍正十一年（1733），鄂弥达代理广东总督申请升程乡县为直隶州，雍正皇帝喜“嘉应”之美好寓意，亲自钦定州名为“嘉应”，嘉应古城之得名由此而来。

   静坐古城一隅，慢煮光阴故事。眼前的老街古巷，以及充满沧桑感的古砖旧瓦，无不写满了世界客都的岁月悠长。瞧这块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修的城砖，距今已有170多年了。据专家考证，目前能追溯到的更古老城砖有北宋神宗元丰甲子城砖和明洪武年间叶文保捐筑城砖。

   如同一本沉淀着智慧和情感的古老书卷，嘉应古城承载着丰富的人文底蕴。走在古城的街巷间，仿佛能穿越时光与古人对话，在宁静中感受着独有的厚重，你会看到无数的历史背影汇聚于此，好似旧时光从来不曾逝去，让人心生敬畏和向往。愿这份恬静与平和永存于这片悠久而璀璨的古城，愿这份独属于古城的魅力文化在传承中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来源：梅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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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五华“上山”“下山” 两次县治迁移之争

五华县民国初期各区区域平面图

一九一二年八月十四日，广东都督胡汉民批参谋部长张我权呈明长乐县治应迁河口案的公文

民国初年，主迁派公开发表《筹迁长乐县治于河口地方之原议案》一文

五华县城航拍图（曾桂辉　摄）

   ●江连辉

   提 要

   五华史称长乐，自北宋熙宁四年（1071）置县，县治初设在长乐镇（今华城），宋绍兴十九年（1149）迁治于七都九龙冈，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复县治于华城。民国三年（1914）长乐易名五华。1954年县治从华城迁至水寨。据政协五华县文史研究委员会编的《五华文史》和台北五华同乡会五华文献委员会编的《五华乡土述林》《五华县事编年稿》等有关历史文献资料，自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五华“上山”“下山”地区有过鲜为人知的两次县治迁移纷争。

   一、“上山”“下山”的地域划分

   五华是旧时嘉应州西出至粤省会的陆路主要通道，地居潭、岐、琴河流域，地理位置重要，地形复杂，疆域广袤，历为兵家必争战略要地。县境南北向有“上山”“下山”之分，民间素以贯穿县境南北的琴江河为中轴线，于安流鲤江与横陂锡坑交界之夹子顶为南北分界线，夹子顶以上的琴江河上游流域，即县境南部，称为“上山”地区；夹子顶以下的琴江河下游流域，即县境北部，称为“下山”地区。

   长乐初建，封建王朝为加强和巩固统治，基层建置分为厢都。附城为厢，其外为都。厢都再分为图，图以统乡。明初时，全县设1厢3都9图52乡24个约（其中“上山”“下山”各12个约），当时县境地域比现有宽阔。明嘉靖元年（1522），金鱼、丫髻两乡置兴乐都，不久划归龙川县。明隆庆三年（1569），设永安县（今紫金），割琴江三都图（即秋溪约、龙窝约）13个乡划归永安。至清末，全县分2厢（南厢、北厢）3都（清化、洑溪、琴江）4楼（东、南、西、北楼）22约，下辖496个村。此时，“上山”地区辖安流、大都、洑溪、棉洋、磂砂、周潭、梅林、阳坪、龙村、南洞等10约。“下山”地区，辖北楼、东楼、西楼、南楼、双头、大田、长布、黄龙、七都、太平、泉砂、横陂等12约。至清朝时，长乐县署设在“下山”的华城紫金山下，长乐学宫左侧，下设有教谕署、训导署、典史署、城守千总署、校场、库房、监狱等机构，总揽全县的行政、司法、钱赋、教育等大权。“上山”则设有文官十二都司衙门一座，设在安流圩大河背对面，主管受理人民投诉，称为司爷，往往带勇入乡办案，开锣发道，作威作福。同时设有武官汛弁两所，其中成功汛设在安流青江潭圩，罗坪汛分设在棉洋罗经坝和龙村葵头嶂坪营，各有武弁驻守，负责当地的军事防务和治安察奸、缉私缉捕、解送钱粮、承催税款等任务。

   进入民国后，五华县级政权机关仍称县署（或县公署），民国四年（1915），县署为强化基层行政，全县新划分为八个警察区，分区设署。“下山”有：第一区，署设附城（华城，下同）；第二区，署设岐岭；第三区，署设潭下；第四区，署设水寨；第五区，署设河口；第六区，署设横陂。“上山”有：第七区，署设安流；第八区，署设龙村。民国十七年（1928），设立县区乡治安委员会，区治安委员会与县会同按警察区分为8个区。民国二十一年（1932）3月，全县重划行政区，将8个区改划为3个区。原“下山”的第一、二、三区合并为第一区，区署设附城；原“下山”的第四、五、六区合并为第二区，区署设水寨；原“上山”的第七、八区合并为第三区，区署设安流。此种行政区域划分，直至抗日和解放战争期间，没有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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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五华的行政区划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至2023年末，全县设置16个镇，415个村、34个居民委员会，疆域总面积3237.8平方千米，户籍总人口152万多人，为梅州市区划设置和人口最多的县。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民性。五华民性强悍，《长乐县志》（康熙二十六年）载：“文丞相（文天祥）过长乐，一呼而从者数百。”明有一制府调兵曰：“吾思用长乐人。”可见五华自古忘生轻死、坚毅果敢，忠勇之士辈出，为粤省之冠。

   “五华阿哥硬打硬”民性在客家地区可谓是家喻户晓。但“上山”“下山”地区五华人的性格也略有不同。

   据乾隆《嘉应州志》云：“上山”的洑溪一里“俗虽侈，而子弟亦多读书者”；洑溪二里“俗夸张任气”；琴江三里“处山谷之间，民俗刚愎”；琴江四里“人民倔强，邑有变则起而为奸”。

   “下山”的南厢、北厢“民性淳朴”；清化一里“民性巧，多蓄藏，尚气喜斗讼”；清化二里“俗淳杂各半”；清化三里“俗质朴，唯图衣食，他无所事”。

   二、“上山”“下山”地区两次县治迁移纷争

   第一次县治迁移纷争

   清宣统三年（1911）10月10日，革命党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独立，推翻满清政府。同年11月9日，广州光复，不日，嘉应州光复。

   11月13日，五华同盟会联络组织武装队伍三四百人，进入华城宣布光复，在劝学所组织军政府，接管县署，主持县政，布告安民。

   14日，军政府迁入旧县衙办公，随即召集全县各乡士绅，在长乐学宫明伦堂开会，商讨县政革新建设诸端及迁治问题。

   “上山”士绅提议：县治太偏又极残破，若要革新去旧，振兴建设，宜择比较适中而有发展地点为新县治。

   时南楼有一巨绅即谓：提议迁县治者为盲人骑瞎马，因而引起“争嘈”。

   出席人士分为两派激烈争论，无法“收拾”，遂告散会。计“上山”十约及“下山”七约皆赞成迁治，县城（华城）四楼及“下山”其他五约，则主张维持旧县治，又因军政府布告措辞，提及纳税派款，乡民不得违抗，如违究办等语，更引起各乡士绅反感。主张迁治士绅，乃积极采取行动，复在魏家祠集合，继续开会决议。

   （一）一致决议迁治河口；

   （二）设立安民局于水寨大坝里；

   （三）推选局长、副局长人选，布告并通电呈请省宪准予迁治；

   （四）出席人员分配工作并分途下乡募款；

   （五）择定河口背山上建筑洋楼数幢，作为公署及监狱等，即日购料开工，势在必行，以达目的。

   主迁派公开发表《筹迁长乐县治于河口地方之原议案》一文，从历史、地理、政治、风俗、民刑、商务、教育、实业、弭乱、城建、防疫、治贪、革新、民意、规划、人权、风水、风气等十八个方面，阐明县治应从长乐（华城）迁至河口之种种理由，洋洋洒洒2000多字。

   反对迁治者，亦发出通电，反驳迁治之非，引起当时全县最大风潮。

   民国元年（1912）元旦，中华民国诞生。3月，省派五华光复后首任县知事到县视事，临时组织之军政府结束，安民局随后亦撤销，惟迁治之争，仍然继续。

   时广东省临时省议会已成立，该案乃送省议会通过，报中央裁示，迁延未决，几达三四年之久。嗣在河口所建造之楼房，为创办河口高等学校之用，后再改办为县立第二中学（今河口中学）。

   第二次县治迁移纷争

   民国三十六年（1947），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由战略防御阶段正式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全面加快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也敲响了国民党政府的覆灭丧钟。

   此时，中共五华地方组织领导的五华武工队也逐步由隐蔽转向公开，活跃在国统区频繁进行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活动和破仓分粮、惩办敌顽的斗争。

   同年3月，国民党五华县府奉令缩编乡镇，经五华县参议会第四次大会决议通过，奉令撤销县以下区署复设区公所，将全县分为3个区、26个乡、2个镇，其中第一区辖“下山”的8个乡：东楼、南楼、西楼、北楼、双头、潭锡、长布、大田及华城镇；第二区辖“下山”的9个乡：龙岭、平西、平东、七都、梓皋、油田、泉砂、横陂、夏阜；第三区辖“上山”的9个乡：大都、福河、棉洋、磂砂、周潭、梅林、阳坪、龙玉湖、南洞及安流镇。

   此时，再次掀起县治迁移争议的风潮。

    当时争议分成三派：

   一为主迁河口派，

   二为主迁安流派，

   三为反对迁治派。

   同年4月，三派人士分别在五华县旅穗同学会主办的进步刊物《自由华》（第二期）刊发各自的主张，三足鼎立，形成对峙。“下山”的横陂、水寨、河口等地人士主迁河口，他们发布《迁治私议》，认为“拟议中之新治（指设在河口），地当两河之汇，水陆辐辏，脉络贯通，县际贸易之所必由，向外进取之所必经。

   以此发号施令，当必群山响应。”“上山”人士则主迁安流，他们发布《迁治刍议》，提出：“安流乃紫五省道与河安公路之交点，东达兴梅蕉平，南通河揭潮汕，朝发而夕至惠省，交通之发达非邑中其他各地可比。且安流位于全县中央，为五华经济中心，商业冠于全县，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同时，成立迁治促进会，筹集迁治经费谷一百余担，并择定安流圩东灵寺兵房一带和青公潭的空房为新治县府临时办公地。

   促进会还写报告呈请国民政府内政部备案，邀请五华县长魏育怀到安流视察。一时，迁治安流之议，“耸人听闻”。

   “下山”的华城、岐岭、长布、转水等地官僚反对派则发布《致五华旅省同乡论迁县治函》，阐明“深维地方利害得失，熟察当前社会环境，实无迁治必要。”

   提出“现治虽稍偏于北，然踞韩江上游，屏蔽兴梅，防堵东来匪寇”“以县治果迁，则地方治安，殊堪顾虑”等诸论。并作出结论“县治纵属要迁，亦迁非其时，迁非其地。”并狂妄地说：当此“妖气四起之秋（解放战争大好形势）”侈谈迁治，不外是“快一时之更张，滋社会之不宁，铸地方之大错。”

   其实，反对迁治者，无非是企图继续把持县政，遂达其不可告人之目的。

   1949年5月，五华全境各乡次第解放，争论不休的五华县治迁移风潮，顿告停息。

   来源：梅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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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应古城

   嘉应古城，位于广东省梅州市，历史可上溯至程乡县筑城肇始，历经971年，接近千年的建城历史。

   历史上梅州的建置沿革分分合合，名称亦反复变更，曾经出现的古称不少，如程乡、敬州、恭州、梅阳、梅州、嘉应等等，其中为大家所熟知的主要是三个：程乡、梅州、嘉应。

清末进士杨所藏（程乡胜迹图）

清代嘉应古城图

   从历史长河的角度审视，嘉应是梅州市一众古称中相对“年轻”的一个，建置时间距今时间亦不足300年。

   今天梅州的核心区域，在秦汉时为揭阳县境，晋宋时为海阳县境（注：东晋为南朝第一个政权宋所灭，两朝相连，故称晋宋，此宋为刘宋，非后来之赵宋），南齐始分海阳县地立为程乡县，梁陈时县废，隋复置程乡县，唐仍之，五代南汉改为敬州，宋改梅州（注：宋立之后，未改称梅州之前，民间非官方说法为避赵敬讳，有称“恭州”一说），元因之，明复为程乡县，清初仍之。雍正十一年（1733）改程乡县为嘉应直隶州，至民国元年（1912）废清府州之制，改为梅县。据此，可作如下归纳：

   “程乡”起源南齐永明元年（483），建置时间长达1428年，距今时间也有1540年，所以说“千年程乡”完全可以成立，且历史底气是绰绰有余的。另据《乾隆嘉应州志》所载：“乾隆十五年（1750），知州王之正……建人文秀区、古程乡邑二坊于署前大街”，其中的“古程乡邑”牌坊是程乡县升格为嘉应直隶州之后人们为表示对程乡县的怀念而设立的。

   “梅州”为北宋开宝四年（971）设立，距今时间亦有1052年，“千年梅州”的说法也是实至名归。另据《嘉靖潮州府志》记载：“嘉靖二十五年（1546），知县黄进修又建古梅州郡坊于仪门外”。为什么要建“古梅州郡”坊呢？那是因为梅州自北宋初年始设，后废置反复，至明洪武二年（1369）撤州降为程乡县，明代人们为了怀念梅州之名，特地兴建了该坊，由此也可窥见时人对“梅州”二字情结之深厚。

   “嘉应”则是清雍正十一年（1733）设立的，建置时间178年，距今时间不足300年，所以说，“千年嘉应”提法显然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就“程乡、梅州、嘉应”三者而言，最为久远的无疑是“程乡古邑”，其次是“梅州古郡”，此二者更具历史底气，但因“梅州”一名今仍沿用，老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古”。此外，由于牵涉到古城开发主体或行政区划概念的介入，目前最为大众所接受的却是距今不足300年的“嘉应”一名。

   行文至此，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嘉应古城”这一概念虽有历史和地域局限性，但字义吉祥，应合“休征嘉应”成语，又有“南方赤龙神”之谓，而且梅州地区的客家先民大多数是清嘉应直隶州建置成立前后下南洋和开枝散叶到海外的，因而“嘉应”一词已成为海外客家华人华侨及其后裔最深的“原乡记忆”。综上所述，“嘉应古城”的说法并无不妥，且能凝聚各方共识，古人所谓“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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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嘉应古城的时间计算，大致比较公认的有两种计算方法：

民国乡地理教材所载嘉应古城周边分布图

   一是北宋筑城说。据《康熙程乡县志》所载，北宋皇祐四年（1052）开始，程乡县在今梅州江北“筑土城为捍卫，周围长四百五十丈三尺”，从而结束了“有县治却无县城”的局面。由此可见，嘉应古城历史可上溯至程乡县筑城肇始，历经971年，接近千年的建城历史。

   二是嘉应设州说。据《光绪嘉应州志》所载，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皇帝亲自批准设立嘉应直隶州（至1911年撤嘉应州为梅州）。嘉应古城存在的历史大概在290年左右。

   关于嘉应古城的地理位置，据查证，亦有如下两种记述：

   一是江北更楼下古程乡县署遗址。据地方史志记载，在宋代没有筑城墙之前，隋代程乡县的县署在更楼下叶屋侧、朱屋背，仍存一墙，厚二尺余。北宋皇祐四年（1052）开始在今江北“筑土城为捍卫”，此后城池历有修缮拓展，但城址没有变更，县治州署则有移徙，有“半部嘉应州志”之称的《梅县风土二百咏》（民国梁伯聪著）有诗《县衙旧址》为证：

   程乡官署迹寻求，曾井东隅旧址留。

   隋代筑城明徙位，土名犹自号更楼。

   据梁注：“梅县在昔为程乡县，南齐始置后废，隋复置，五代南汉改敬州，宋改梅州，明复为程乡县，清改嘉应直隶州，民国改梅县。梅州署城中；程乡县署旧在西城外曾井之东，有隋始置。明洪武二年撤梅州为程乡县，隶潮州府。十月知县樊思明乃自旧县治迁于州治，今更楼下叶屋侧、朱屋背，仍存一墙，厚二尺余，乡人谓旧程乡县之废址云。由此可见，明洪武二年（1369）程乡县署迁至州城署（即今江北老城）办公。

   二是清代嘉应直隶州州署遗址。据《光绪嘉应州志》所载，程乡县升为嘉应直隶州后，于雍正十三年（1735）建成东西南北四敌楼（即哨楼），16窝铺，女墙985丈，挖外围壕沟，自东抵北又转而西，共五百七十八丈，深一丈余，阔三丈。

   另据有关城史资料，光绪二年（1876）曾作普查，城内有寺庙、坛场、馆舍等85处，店宇则多建在城外，城内有纵横街3条，路3条，巷11条，面积0.75平方公里。另据《嘉应乡土地理教科书》载：“城内，祠宇达百所，户口稀少，东、西、北三面傍城多为民居，中央及南部多祠宇、官廨。商务以州署前大街为最盛，西面多工作店，东门只有小贩而已”。又据张翼珍编《梅县地理·区域沿革》载：“梅城镇城内户口稠密，祠堂、机关、神庙最多。城外多店宇，合计约有一千五百余间”。此处的“梅城镇”应是指民国26年（1937）梅县整编区乡，县城称“梅城镇”。

   在调研中了解到，直至彭精一任县长期间（1931年10月至1936年秋）拆城改造之前，嘉应古城虽历经战火、天灾、匪盗破坏，但总体仍保存原有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