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抑郁症男人的18年，阳光下的你不会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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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严重时，杨思明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两半。“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你们在阳光下有希望的人是理解不了的。”
杨思明站在4米高的屋顶上，猛得嘬了口烟，望着西南方向。那是山西运城的空港经济开发区，能隐约看到霓虹灯照耀下的高楼。
那是他向往的“城里的世界”。

杨思明患抑郁症18年，他因此退学，数度走出村庄到城里打工，却一次次因犯病而被禁锢回黄土地。“要是有那么一天，我病好了，还是想感受城里的世界。”
此时，距山西运城800多公里外的北京，34岁的石浩盘算着再去一趟安定医院。未出春节，他已经在一周内往返了四次，求医生减少些药量。
药物的副作用让他双目呆滞、行动迟缓。停薪半年，他急切地想要在节后开始工作，像个正常人一样。
抑郁的开始各式各样，但过程就像一座相同的围城。困在里面的人，对所有事都不再有兴趣。在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不论老幼、贫富，平均15人中就有1人患病。

被抑郁症打回村庄

18年，磨尽了杨思明的盼头。
中学时代的他，成绩稳居班里前十，杨思明想着有一天能去城市里生活，不再像父辈一样困在几亩土地上。
可到了高二，成绩一次次下滑，他读了两年。“越来越自卑，看到镇上孩子学得轻快还考得好，那我咋这差。”
那是1998年，杨思明一直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伴随着失眠、头痛。
他愈发沉默，一天说几句话一只手都能数得出。晚上回到宿舍，杨思明想和室友说话，但就是不敢讲。
他在上铺憋得难受，只能跳下床，跑到学校的公共厕所，一个人喘着长气低吼。
没有人注意到杨思明的痛苦，大家只觉得他内向少言。直到高三退学时，班主任也只是捶着他的胸口说“你这小子就不好好学。”

2016年1月29日，北京安定医院。饭厅里，两名郁友正在跳舞，边上一名抑郁患者一直默默落泪。 新京报记者尹亚飞摄

回到村里，杨思明的状态仍不见好转。他找了周边十几家诊所看病开药，甚至从几十公里外的侯马背回大包大包的草药。看到电视里播的广告，他就买回健脑片吃。
直到2003年，他到北京挂了专家号：抑郁症。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
抑郁症被称为精神科的感冒，一个原因是，感冒人人会得，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
数字令人惊心：两年前，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疾病，预计在2020年跃升至第二位。超越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仅次于冠心病。
公开报道显示，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达9000万，不论老幼、贫富，平均15位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患病。
公开资料中，有关症状的描述为“一种精神疾患”、“食欲睡眠紊乱”、“丧失兴趣”、“持续的心境低落”、“身体功能差，影响劳动力”。
抑郁症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在同样的压力下，为什么一些人会被抑郁症困扰，另一些人能逃过劫难？答案都是“不知道”。
杨思明仍想挣脱农民的身份，他4次去运城打工，做过水泥工、搬砖，“到干活时就没劲儿，做不了。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快憋疯了。”他和剥洋葱说。
最终，他还是被抑郁症打回了村庄。2005年，杨思明在村里结婚生子，认了农民的身份。

“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

抑郁严重时，杨思明觉得自己要被掰成两半。“那种痛苦我说不出来，绝望，就是想死。你们在阳光下有希望的人是理解不了的。”
抑郁的痛苦难言而无法体会，这是挣扎在其中的人最常说的一句话。而自杀，是最可怕的症状。
杨思明琢磨着在屋后上吊自杀，也曾数次站上屋顶，但又怕高度不够死不了反成残疾，既拖累家人还要继续忍受抑郁的痛苦。
“我真的想死一万次，”他和剥洋葱说。可上有父母、下有儿女，杨思明说自己剩下的只有一个字——熬。
小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孩，23岁，家境优越，在北京一所知名理工大学读书。
2012年的冬天，大一第一个学期结束，她被确诊为重度抑郁症。她大学休学2次，前后出入北医六院不下40次。
她买回了大量的安眠药，甚至想过用围巾勒死自己。
小颖的父亲慌了手脚，每天不止看一位医生。做心理测试、看中医号脉、做脑部针灸，甚至领着小颖去河北农村找大妈看手相、请风水师到家里测风水，将所有家具摆设全换了，重新粉刷了墙壁。
小颖一天吃数十粒西药，再喝30多包药草混成的中药。家人甚至让她去香港、新加坡游学，却不见好转。“就是想吐，一吃东西就吐。”
她买回了大量的安眠药，甚至想过用围巾勒死自己。

极端案例比比皆是。2007年，还在湖北襄樊做义务兵的石浩被查出患有躁狂抑郁症。
去年9月，躁郁症复发，石浩砸了两个手机，和警察对峙，在医院里闹跳楼，他被父亲送进了安定医院，双手双脚用绷带紧紧捆绑着，嘴上还不闲着，想找人对峙开骂。
出院后，他服用大量药物抑制躁狂，药物的副作用让他肌肉僵硬、行动迟缓、目光呆滞。餐桌上，他提起茶壶倒水，手抖得拿不稳，水洒出了杯子。
他觉得自己是家里的累赘，在物业做电工的父亲不会主动和他聊天，也不会探讨他抑郁后的心情。夜晚，家里常常是一潭死水，只有电视机发出声音。
9年间，石浩换了多份工作，每一次都因躁郁症发作而中断。他不再是那个从北大附中一路升至中国农大的骄傲。
那时，他参加大大小小的数学竞赛，获了不少奖项。他怀念学生时期，智商是144+的时候。

可是，他已经戒不掉了

晒在地上的柿子黑烂了，杨思明的母亲一点点捡起，残汁沾到手上。
“抑郁症”、“心理治疗”两个词，从这个一辈子还未去过省城的母亲口中说出，并不相衬。
直至今日，说起儿子的病，她主要回忆的仍是1998年时“好好的学就不上了”。
即使去年杨思明在运城市精神病医院住院20天，她也没有去一次医院，“家里的地得有人种。”
关于抑郁症，她知道那是种必须花钱去治的病，会和老年痴呆混起来说。
“是药三分毒，我就怕他吃上瘾喽。”相比和儿子说贴己话，母亲更多做的是在杨思明状态不好没法儿干活时，多在地里犁几排地。
她不断念叨着这几年生菜一簇能卖到将近5块钱了，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好。
“我不知道这是个啥病。花钱就花钱吧，能看好就行。”杨思明的妻子和剥洋葱说。
她能做的，只是陪他去太原看病，在运城参加心理治疗，“我想着盖起新房病就好了，结果房子盖起了还没好。生个儿子就好了？现在娃快2岁了病还没好。”
事实上，医生并不惧怕抑郁症，虽然还不能确认它的发病机制，但医学上已经发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疗法——有改变大脑化学失衡的抗抑郁药，有解决情绪剧变和创伤的认知疗法，还有能快速缓解重症病人症状的电痉挛疗法。
遗憾的是，中国的数据触目惊心：根据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2001-2005年间的调研，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达到9000万。有多少人得到了治疗呢？被广为引用的两个数字是5%和10%。

为了治疗抑郁症，杨思明借了700块钱坐一天硬座到北京看病，钱仅够回家的路费，他拿着北京开出的药单在运城买，却没有买到。
他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长达8年。直到2012年才被运城市中心医院告知不该大剂量服用，可他已经戒不掉了。

“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掩藏，是大多数抑郁症病人选择与外界接触的方式。
作为精神疾病的一种，抑郁症被一些人视为精神病——在中国的语境中，这是负面意味极强的词语，和“疯子”没什么区别。
杨思明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中条山山脚下。举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规模经营，不少人家年入十几万，开着私家车；本不闭塞的村庄，对精神类疾病却讳莫如深、谈之色变。
杨思明走在田间的土路上，向迎面而来的村民介绍同行的记者是“网上认识的朋友，来拍温室大棚里做农活儿的”。
杨思明最羡慕的是别人能顺畅打牌，这是村里最常见的消遣方式。
得病后，他明显感觉到思维迟钝，村里人叫他斗地主、打麻将，他不敢去，怕别人知道他脑子不好使。
“就这么点儿快乐消遣，我都获得不了。这回不玩儿，下次也不玩儿，你就没有朋友了。”杨思明强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顶好的牌，他差点儿打输，牌没出完他就扔在桌上，“我不干了”。
打麻将输了钱，他算不出该给赢家多少，嘴快的伙计脱口而出“你脑子被驴踢了吧！”
村里人隐约觉着杨思明不对劲儿，有点儿傻、又有些不合群。局里三缺一，杨思明硬生生站在一旁，没有一个人叫他一起玩儿。发小从街上迎面而过，他的话都憋到了嘴边，却打不出一声简短的招呼。

“太孤独了，我就一个人傻，一个人挺着。”杨思明习惯右手捂着眉心蹙眉，经年累月，眼尾有着他36岁的年级不该有的深深褶皱。
2016年春节，石浩被催婚了。81岁的奶奶盼着孙子能赶快结婚，毕竟已经30出头。
3年前，他养了一只折耳猫，成为他最亲密的陪伴。更多时候，他会一个人坐在家里，对着猫说话。一度，他一天在床上躺20个小时，即使毫无睡意，也会慢慢捱过。

小颖仍记得她幼年时的愿望，躺在床上，天花板凑巧砸下，然后生命结束。到现在，她依然希望自己死亡的方式是自杀，“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想死于死亡本身。”她和剥洋葱说。
杨思明喜欢把摩托车油加满，加足马力，在去运城的柏油马路上，漫无目的地疾驰。风吹打着头发，他有一瞬觉得，所有烦恼都被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