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约谈”震慑，不如“约法”镇住

宋丞策

“对落实作风建设有关规定措施不力的，或在工作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要追究有关地区、部门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11月7日，福建省纪委监察厅正式印发《关于作风建设常态化监督检查暂行办法》，对作风建设监督检查的对象、内容、方式、责任追究和结果运用等作出具体规定。

　　《办法》规定，将党风廉政建设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纪检组）监督责任，领导干部遵守党的纪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执行廉洁从政有关规定，各地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对作风建设方面突出问题查处、整改情况，作为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

　　《办法》着力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要求对问题反映较多的地区或部门，上级纪委要对其党委（党组）和纪委（纪检组）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对压案不查、瞒案不报的，要追究有关地区、部门纪委（纪检组）的监督责任。（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穿越千年的时空，南宋朱熹治国理念依旧掷地有声。朱熹一生以著书立说、讲学传经、弘扬圣贤之道为本，他并不热衷于功名利禄，宦海浮沉，因此朝廷十数次诏命，令其出仕做官，朱熹都一再托辞不就。然而，就在朱熹为时不长的官职任内，却又能克尽职守，兢兢业业，兴利除害，替国家和人民办了不少令人难忘的好事。

以德治国是朱熹治国思想的核心，强调德治与法治结合，朱熹认为君主的修德示范是治理天下的前提，关键是提高官吏的道德修养，澄清吏治，革除弊政，清正廉明，安恤怃民，反贪祛欲。笔者以为，只有不断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依纪“约谈”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事实上只有依法“约束”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古人云：“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廉、国无德不强。”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时候最适合“约谈”的方式？应当说一名官员即将去某地赴任前的一种善意提醒，使人懂得自爱、自尊、自重、自律；然而，如果一个地方腐败频发，此时最起码证明这个地方的主要负责人依法履责不到位不尽职，如果再用简单“约谈”的方式就显得缺乏依法治吏的严肃性。

毫无疑问，遏制腐败首先要依法治吏，人民群众更多地期望通过反腐败制度的系统推进和重点突破，有效遏制腐败的频发势头。如果“约谈”制度本身设计出现缺失，就会出现执行时走样与监督时缺位的现象，反而会衍生出一系列新的问题，令人由此不得不反思当下“约谈”过后仍有腐败频发这一尴尬现象。朱熹说过：“以德道民者，必以礼齐民。以政道民者，必以刑齐民。”

笔者以为，为官者要谨记宋代青天包拯“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的警世呐喊，要学习海瑞“一身正气冲天地、两袖清风鉴古今”的廉政意志。为政的根本是依法治吏，为民的根本是执法惠民。与其频繁地软性“约谈”，倒不如进一步完善刚性“约法三章”，该下课的下课，该杖责的杖责，如此依法惩戒才能形成以法治吏的威慑力。否则，仅仅以“约谈”替代惩处，就不能震慑趋炎附势并且狐假虎威、为虎作伥的“苍蝇”，又怎么能镇住虎视眈眈的“老虎”？（文/宋丞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