帅府上新展，带领观众寻觅“常州三杰”在广州的革命足迹

无星无杠

为了“吃”这件事，“最早的广东人”有多努力？

   6月7日，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羊城晚报记者实地探访反映了广东最早人类活动史的磨刀山遗址，领略出土器物，追寻距今60-80万年前“广东先民”的生活足迹。

磨刀山遗址所在处为网纹红土地貌

　　从广州出发，到达位于云浮市郁南县河口镇的磨刀山。葱茏的山林间，伴随着蝉鸣阵阵，一大片裸露的红色山坡出现在半山腰处，这里就是磨刀山遗址的位置了。

　　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助理馆员代雨彤介绍，这样裸露的红色地貌又叫网纹红土地貌。10年前，考古工作者就是从这里发掘出土了近400件石制品，从而将广东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至距今60-80万年前。

遗址处保留的土柱用于标注石器出土位置

　　记者看到，现场虽然早已不见考古工作者发掘的身影，但遗址还留下了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土柱。代雨彤解释：“这是发掘出土石器后，对石器下面的土柱进行的保留，同时起到标记石器出土位置的作用。”

　　10年来，广东考古工作者持续在磨刀山遗址周边南江流域开展考古调查。代雨彤从2021年开始参与到这项工作中。

磨刀山遗址出土手镐

　　在磨刀山遗址现场，代雨彤向大家展示了几件新近发现的打制石器。

　　其中，手镐由硬锤单面打击制成，古人类利用其尖部，可挖掘地下的根茎和果实，当作食物；手斧由硬锤双面打击制成，具备和手镐同样的功能；锋利的刮削器则用于屠宰、肢解动物，削刮动物的皮毛等。

磨刀山遗址一景

　　代雨彤表示，2023年至2024年广东考古工作者连续两年在南江流域开展调查工作。2023年的调查新发现了30处遗址，其中大多数为与磨刀山遗址一样的旷野类型遗址，也有少数洞穴类型遗址。目前，2024年的调查工作刚刚启动。

　　另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秦考古所所长刘锁强介绍，相较于旷野类型遗址，洞穴类型遗址为保存有机质的遗存提供了一个更加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我们接下来寻找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等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线索。”

　　来源：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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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叶的“粤东第一大港”

       很多人以为，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开始推行的“一口通商”政策，是规定所有外国人只能在广州通商，实际上并非如此。

　　当时，中国沿海有粤、江、浙、闽四大海关，总领着四省各个港口。所谓广州“一口通商”，只是针对西洋各国，来自南洋、东洋的外国商人，仍然可以在其他港口进行贸易，而中国商人也可以远赴东洋、南洋各国贸易。

　　但由于西洋各国正好走在全球发展前沿，清政府的政策终究阻碍了中国跟上世界潮流的步伐，抑制了海洋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不利局面下，还是有一些沿海港口实现了逆境突围。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那时的粤东第一大港——樟林古港。

　　01毁于迁海令

　　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北部，有片约2平方公里的区域，唐代时是个海滨渔村，因“遍地樟木，丛灌成林”而得名“樟林村”。宋代盐业鼎盛，著名的小江盐场使司便设在这里，专管沿海各地渔盐业课税。

　　明洪武三年（1370年），樟林村遭贼洗劫。明军在当地建石城、设水寨、练水军、守边防，作为扼守闽粤水陆交通要冲的海防重地。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置澄海县，樟林由原属饶平县划归澄海县。那时，韩江支流北溪上达潮州府城，下通南海。正好处在北溪入海口的樟林，已是渔鲜盈市的热闹埠头。

　　明代为防倭乱，曾一度海禁，但自隆庆元年（1567年）解除海禁，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出现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促进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初，抗清主力在大陆遭削弱后，其余部集中于台湾和沿海各地，以郑成功部为主力。

　　为防止内地人民与沿海抗清军联系，清政府于顺治八年(1651年）开始实行海禁，并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四年（1665年）先后颁布三次“迁海令”，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50里。

　　“迁海令”的实施，导致沿海良田和盐场遭到废弃，数百年航海成就毁于一旦，也给沿海百姓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当时，澄海被撤县，樟林港埠几成废墟，一向“耕海为生”的樟林人被迫流离失所。

　　02兴于展海令

　　清康熙八年（1669年），海禁略有松弛，澄海复县。人民重返家园，重修石城，海关税馆、右营守备署等机构相继设立，樟林的渔业、盐业、航运业渐渐恢复。

　　及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统一台湾，朝廷正式解除海禁，废除延续了23年之久的“迁海令”，次年发布“展海令”，允许人民出海经商。

　　开禁通商后，樟林商人纷纷造船出海，樟林航运业全面恢复。

　　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为应对潮汕地区的水灾和饥荒，朝廷允许外商来华售米，还鼓励本国商人前往暹罗（今泰国）采购大米。

　　樟林商民群起响应，当地官府很快发展起一支远洋帆船队，远洋航海事业应运而生。从樟林古港出发的航线，由早期的“上溯津门、下通台夏”，逐渐辐射到东南亚诸国。

　　樟林的商船或北上苏州天津，贩回棉布、色布、干果、药材，或南下暹罗、印尼、马来西亚等南洋诸国，运回大米、木材等。

　　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为便于管理船只，政府要求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四省沿海商船和渔船，必须用不同颜色的油漆涂饰船头、桅杆，以示区别；海船两侧还要刊刻字号，写明某省某州县某字某号船。船头涂成红色的广东商船、渔船，被称作“红头船”。

　　红头船可容数百人，载货几百吨，每年9月、10月间，乘东北信风出发，遇上好风，四帆如飞，顺风一个半月即可抵达暹逻。

　　樟林古港作为红头船始发地，无数潮人先辈在此登上红头船，下南洋、闯世界。有的常年往返于故乡与海外，有的在陌生的国度繁衍生息，艰苦创业，在东南亚形成了举足轻重的潮商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到海外谋生的先侨，60%以上是从樟林古港出发。又有史料记载，从清道光二年（1822年）至咸丰八年（1858年）年间，旅居暹罗的华人从4万多人增至150多万人，其中88万多人，是从樟林古港乘红头船漂洋过海的潮人。

　　因坐拥通江达海之便，樟林古港也吸引着各地商船纷至沓来。

　　鼎盛时期，樟林古港的商船“往来如梭”“巨帆高桅如蚁集”，蔚为壮观，其港埠一度形成“八街六社”（后增建三街）的格局，号称粤东“通洋之总汇”，“河海交会之墟”。

　　根据清嘉庆《澄海县志》的记载，当时广东每年收取税银43700多两，澄海一县就上缴11600两，占全省税收总额1/4有余。

　　在广州“一口通商”年代，樟林古港通过对口南洋贸易，成为当时举世闻名的粤东第一大港。

　　在1875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除了标注有天津、南京、厦门等口岸，“樟林”的字样清晰可见。

　　19世纪初，因河道淤塞，樟林古港每况愈下。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汕头港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同治年间，直面大海、可停靠洋轮的汕头港，逐渐取代偏于内陆、只能停泊木船的樟林古港。

　　辉煌了百余年的樟林古港，最终变成了一个去海十余里的普通乡镇。

　　在历史的选择下，樟林古港不可避免地成为过去，但其留下的遗产，可瞥见古代航海事业最后的风采。

　　在今天的樟林，有粤东最大的天后宫——新围天后宫，长202米的新兴街，占地近6公顷的华侨豪宅——南盛里，每一处都印证着古港的昔日繁荣，生生不息的“红头船精神”，在樟林古港世代传承。

　　出品单位：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