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别山古法铸铁锅

无星无杠

就是这么“绣”！

构图饱满、色彩浓艳、纹理清晰、辉煌夺目

潮绣，源于潮州，名扬天下

今天，广东印记带你走进潮州

欣赏潮绣工匠们针线间的艺术

李淑英《九龙宝鼎》（来源：潮州市文联）

　　【悠久的历史】

　　刺绣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之一，在中国至少有二、三千年历史。“朱幡影里绣屏好，绿盖香中画舫行。”潮州地区最早提及刺绣的文献就是这首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潮州知州陈炜《题湖平石壁》诗（诗刻今存潮州葫芦山中麓），赞美的就是精美的绣屏。

　　到了明清两代，刺绣已经是潮州妇女所熟稔的手工。明代潮州戏文嘉靖刻本有“五娘刺绣”一出；万历刻本也有“金花挑绣”一出。康熙《澄海县志》记“妇女之俗”说：“百金之家，妇女不昼出；千金之家，妇人不步行。勤于女工，帛虽盈箱，不弃其治麻。”乾隆《潮州府志》“术业”条说：“妇女多勤纺绩，凡女子十一二龄，其母即为预治嫁衣，故织纫刺绣之功，虽富家不废也。”

　　据潮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潮州市志》记载，乾隆时期潮州已有绣庄二十余家，分布在城外西门的天地坛、布梳街和开元寺附近，“绣品出口至南洋群岛等地。至咸丰年间，潮绣品年出口值在1000万元以上。”潮州的刺绣工艺开始进入商品化生产。而商品竞争又促使刺绣艺人用心钻研技艺，并学习吸收外地绣种的长处，不断推陈出新，潮州的刺绣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因其鲜明的特色而成一大刺绣流派。

潮绣《九龙屏风》

　　清宣统二年（1910年），“南洋第一次劝业会”在南京举办，潮州二十四名刺绣艺人绣制一批潮绣作品参展，其中“郭子仪拜寿”“狮子头”“海龙王头”及“鹌鹑鸟”等作品在赛会上获奖，一时引起轰动。及后，又有一批潮绣作品先后参加美国巴拿马国际博览会、英国伦敦赛会展出，在国际上获得较高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潮绣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成为潮州地区的大宗出口产品。期间，名师辈出，精品叠现。由中国工艺美术家林智成设计、潮州潮绣厂精品组绣制的“九龙屏风”就是其中的经典作品。

　　【独特的工艺】

　　潮绣经常运用的基本工艺针法有：像形针、锦纹针、花型针、竹编针、松子针等，还有辅助性针法：如旋针、勒针等共达200多种。在工艺处理上，强调表现象形、质感、勒线。针法变化多样，针脚匀称整齐，针针见针脚。形状层次分明，纹理清晰，使物象活灵活现。尤其是钉金垫锈的二针龙鳞和伍鳞技法，用金线作漩涡状绕成小于图钉盖圆片，片片相叠盖，鳞之下端可翻动，真如鱼鳞模样生动。这种立体针法是刺绣工艺中难度较高的技艺，在刺绣行业中，独树一帜。

　　潮绣绣艺程序，以获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的《九龙屏风》的龙头为例，分为四个步骤：一是用白描勾画出龙头的轮廓和结构；二是垫棉、垫各种形制的纸钉，突出骨骼鬃须；三是在垫料的上面铺绣金线，目、眉、舌则绣上绒线；四是用包上各色丝绒的纸钉勾勒出线条结构。

潮绣技艺——白描

　　在中国四大名绣中，苏、湘、蜀绣都以绒绣作平绣，如果说，它们像中国的彩墨画的话，那么，以金银绒绣作垫绣的粤绣特别是潮绣，就像是富丽堂皇的浮雕装饰画。

　　【重要的价值】

　　潮绣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潮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一方面，它烙下了千百年来潮州人审美情趣的印记；另一方面，它也记录了一代又一代潮绣艺人不断探索的艰辛和辉煌。

孙庆先《五福临门》（来源：潮州市文联）

　　潮绣从最初的实用绣，不断吸收各种艺术元素，使其不论在形象、色彩、构图等方面，由自然形态升华到艺术形态，发展出有适合家居布置的实用性很强的绣品，也有着神情逼真的人物肖像绣品，以及精心制作的花鸟鱼虫高档藏品等，被广泛应用于高档服饰、戏剧服饰、庙宇装饰、民俗活动用品，以及挂屏、屏风等室内装饰中。这很大的提升了潮绣作品的经济价值，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潮州经济的重要命脉。直至今天，潮绣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潮州的经济与文化发展。

　　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无星无杠

清代中叶的“粤东第一大港”

   

   很多人以为，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开始推行的“一口通商”政策，是规定所有外国人只能在广州通商，实际上并非如此。

　　当时，中国沿海有粤、江、浙、闽四大海关，总领着四省各个港口。所谓广州“一口通商”，只是针对西洋各国，来自南洋、东洋的外国商人，仍然可以在其他港口进行贸易，而中国商人也可以远赴东洋、南洋各国贸易。

　　但由于西洋各国正好走在全球发展前沿，清政府的政策终究阻碍了中国跟上世界潮流的步伐，抑制了海洋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不利局面下，还是有一些沿海港口实现了逆境突围。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那时的粤东第一大港——樟林古港。

樟林古港标志石碑

　　毁于迁海令

　　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北部，有片约2平方公里的区域，唐代时是个海滨渔村，因“遍地樟木，从灌成林”而得名“樟林村”。宋代盐业鼎盛，著名的小江盐场使司便设在这里，专管沿海各地渔盐业课税。

　　明洪武三年（1370年），樟林村遭贼洗劫。明军在当地建石城、设水寨、练水军、守边防，作为扼守闽粤水陆交通要冲的海防重地。

　　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置澄海县，樟林由原属饶平县划归澄海县。那时，韩江支流北溪上达潮州府城，下通南海。正好处在北溪入海口的樟林，已是渔鲜盈市的热闹埠头。

　　明代为防倭乱，曾一度海禁，但自隆庆元年（1567年）解除海禁，东南沿海各地的民间海外贸易，出现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开放局面，促进了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初，抗清主力在大陆遭削弱后，其余部集中于台湾和沿海各地，以郑成功部为主力。

　　为防止内地人民与沿海抗清军联系，清政府于顺治八年(1651年）开始实行海禁，并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四年（1665年）先后颁布三次“迁海令”，将东南沿海居民内迁50里。

　　“迁海令”的实施，导致沿海良田和盐场遭到废弃，数百年航海成就毁于一旦，也给沿海百姓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当时，澄海被撤县，樟林港埠几成废墟，一向“耕海为生”的樟林人被迫流离失所。

　　兴于展海令

　　清康熙八年（1669年），海禁略有松弛，澄海复县。人民重返家园，重修石城，海关税馆、右营守备署等机构相继设立，樟林的渔业、盐业、航运业渐渐恢复。

　　及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统一台湾，朝廷正式解除海禁，废除延续了23年之久的“迁海令”，次年发布“展海令”，允许人民出海经商。

　　开禁通商后，樟林商人纷纷造船出海，樟林航运业全面恢复。

   樟林与暹罗的大米贸易，开启了当地的远洋事业

　　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为应对潮汕地区的水灾和饥荒，朝廷允许外商来华售米，还鼓励本国商人前往暹罗（今泰国）采购大米。

　　樟林商民群起响应，当地官府很快发展起一支远洋帆船队，远洋航海事业应运而生。从樟林古港出发的航线，由早期的“上溯津门、下通台夏”，逐渐辐射到东南亚诸国。

　　樟林的商船或北上苏州天津，贩回棉布、色布、干果、药材，或南下暹罗、印尼、马来西亚等南洋诸国，运回大米、木材等。

　　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为便于管理船只，政府要求广东、江苏、浙江、福建四省沿海商船和渔船，必须用不同颜色的油漆涂饰船头、桅杆，以示区别；海船两侧还要刊刻字号，写明某省某州县某字某号船。船头涂成红色的广东商船、渔船，被称作“红头船”。

　　红头船可容数百人，载货几百吨，每年9月、10月间，乘东北信风出发，遇上好风，四帆如飞，顺风一个半月即可抵达暹逻。

　　樟林古港作为红头船始发地，无数潮人先辈在此登上红头船，下南洋、闯世界。有的常年往返于故乡与海外，有的在陌生的国度繁衍生息，艰苦创业，在东南亚形成了举足轻重的潮商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代到海外谋生的先侨，60%以上是从樟林古港出发。又有史料记载，从清道光二年（1822年）至咸丰八年（1858年）年间，旅居暹罗的华人从4万多人增至150多万人，其中88万多人，是从樟林古港乘红头船漂洋过海的潮人。

  

红头船

　　因坐拥通江达海之便，樟林古港也吸引着各地商船纷至沓来。

　　鼎盛时期，樟林古港的商船“往来如梭”“巨帆高桅如蚁集”，蔚为壮观，其港埠一度形成“八街六社”（后增建三街）的格局，号称粤东“通洋之总汇”，“河海交会之墟”。

　　根据清嘉庆《澄海县志》的记载，当时广东每年收取税银43700多两，澄海一县就上缴11600两，占全省税收总额1/4有余。

　　在广州“一口通商”年代，樟林古港通过对口南洋贸易，成为当时举世闻名的粤东第一大港。

　　在1875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上，除了标注有天津、南京、厦门等口岸，“樟林”的字样清晰可见。

樟林古港旧址如今是潮汕有名的风景区

　　19世纪初，因河道淤塞，樟林古港每况愈下。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汕头港被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同治年间，直面大海、可停靠洋轮的汕头港，逐渐取代偏于内陆、只能停泊木船的樟林古港。

　　辉煌了百余年的樟林古港，最终变成了一个去海十余里的普通乡镇。

　　在历史的选择下，樟林古港不可避免地成为过去，但其留下的遗产，可瞥见古代航海事业最后的风采。

　　在今天的樟林，有粤东最大的天后宫——新围天后宫，长202米的新兴街，占地近6公顷的华侨豪宅——南盛里，每一处都印证着古港的昔日繁荣，生生不息的“红头船精神”，在樟林古港世代传承。

　　来源：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