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极端饿怕了的饥饿

张长兴

昔日极端饿怕了的饥饿
-           张长兴

      大学者季羡林说：“为什么东西方宗教家都幻想地狱，而地狱中又必须忍受饥饿的折磨？他们大概都认为饥饿最难受。”读到这段话时，我不禁慨叹万千。
  不过，我先要对东西方宗教家的幻想作点质疑：地狱之有无，谁也拿不出“现货”来证明。既然不存在，恶人便不可能在那里受惩罚，恶人便大可放心在人间天堂里饱食终日而无忧；却又麻木了万万千千在人间地狱中的“善良饿鬼”……
  然而，饿罪最难受，这倒是公理与定律。首先，经亿万年生物进化，任何生物都有十分强烈的传宗接代意识。而对动物而言，则“食色性也”。没有其中的“食”，就如没汽油之机车，立即停止转动了。因此，老天爷便把饥饿之苦安排得特别厉害。其次，饿罪难熬，是因为其时间长。我孩提时听老祖宗说：“三十六罪，饿罪最难熬啊！”杀人不过头落地，不像饿罪，不知捱到什么时候才魂断尘缘！
  先说我家以前的饥罪。小时候，我弟妹多，父亲多病，且是旧知识分子归农，不太会农活。千难万苦，里里外外，是我母亲死捱。因是书香世家，父亲特别重“名节”，荒月也不好意思向亲友借（其实也没有什么人有粮可借），只好一年到晚拼命“节约”。我记得家里一个月只用四小两油（现在为二两半）煮菜。日日三餐是稀而又稀的菜粥，但劳动强度又是出奇大！那时，能有顿饱饭吃，是我们最大的奢望。虽然母亲想偷偷煮点饭应付我们“饿鬼”，但大家想到三荒四月没吃会饿死，便不敢“乱说乱动”了！而且，家里父亲最令人怕，他也时不时到厨房“偷袭”几下，怕我们有“不轨”行为……
  几十年来，我最难忘的是子夜时刻的一大碗盐水拌饭了。那时，我们夜里还苦力的干活，傍晚时吃下的稀粥早已无影无踪了。我先是头晕，然后是眼花，最后是脚软，直冒冷汗，在喘大气的。母亲慌了，赶忙“偷”了点家里的米出来，并叫我“放哨”，当心爸来“偷袭”！幸好，爸没出来。我这小“饿鬼”到底有了这次终生难忘的“口福”。
  几十年来，当人家问我年青时读书最大动力是什么时，我会马上答：“为了吃饱肚子！”1963年我考上华南师范大学时，入学后马上写信告诉家里：“我能吃上饱饭了！”
  在那漫长岁月里，人们碰在一起闲聊，总与肚饿、吃的话题难分难解。而且，总有几位旧时曾在广州、香港打过工的老贫农叔公、伯公，老是在歌颂“蒋委员长”治下的时代，说那时广府人的米粉、沙河粉、“油榨鬼”、红烧肉如何“好吃”，若得我们饥肠咕咕，恨不得时光倒流……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是困难时期，似乎是“众人皆偷”的时代。“大干部吃鱼吃肉，小干部偷米偷谷，社员偷把青菜拌粥。”这是过来人皆明白的“流行曲”。那时的乡村清晨，在绚丽的霞光中农妇们此起彼伏的震山动地声嘶力竭连带跺脚的谁偷了我的白菜不得好死谁偷了我的南瓜断子绝孙的上演的闹剧，天天如此。每当此时，也是我们的一大乐事也。
  因为1958年“反右”后高举的“三面红旗”，神州大地几千万老百姓饿死上天做了“神仙”。这死去的几千万炎黄子孙，比历史上任何的灾难为烈！我1961年在韶关马坝读广东矿冶学院预科时，亲眼见到倒在曲江中学门前水沟边的饿孚，一位中年妇女（大概是其妻吧？）凄烈的哭声伴着刺骨的寒风扑了过来……应该说，我受的饿刑与之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中共为什么能推翻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有了田地可吃饱肚子啊！说穿了，不就是靠这一件法宝中的法宝吗？我现在还记得农民土改分田地后的狂喜——“千年铁树开红花，土地还老家”呀！可是，为什么不让农民欢欢喜喜种地、高高兴兴吃饱饭，又搞什么“合作化”、“公社化”，把农民的“命根子”又夺走了呢？中国人长达二十多年的饥饿，死亡几千万，到底谁之罪？！邓小平为什么伟大？伟大在哪里？广大农民最没争议的响彻神州九百六十万公里每个角落的最强音是：“分田到户，让我们吃饱了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