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梅州贤达 东瀛发轫的爱国侨商潘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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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2-22 14:34:1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无星无杠 于 2021-12-22 14:36 编辑

东亚文化梅州贤达
东瀛发轫的爱国侨商潘植我

来源:梅州日报

□周云水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近代,日本率先打开门户,中国借助日本这个渠道,学习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文学艺术。清末,梅县客家人前往日本,或留学,或经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梅县南口镇侨乡村的潘植我(Pung Chick Ngo)。

   潘植我生于光绪十五年(1885)5月28日,在家的小名为“潘贵生”。6岁启蒙读书,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毕业于嘉属官立中学。潘贵生21岁时与丘茂荣等6人遇着同宗立斋叔祖派人往东求学之机会,赴日本大阪东成郡吉田工厂学习。当时,潘贵生感觉到“祖国官方不肃,工商事业不兴,金融流出外国,民生日见困难,于是弃学投商。”民国二年(1912)冬,潘贵生返回香港,得到宗亲潘君勉、潘荫庭的支持,集资10万元,于1913年4月在日本神户市荣町通叁丁目九十五番开设“得人和”公司,“输出入各埠货物,以利便各处华侨。”由于经营有方,生意迅速扩展至雅加达、棉兰、上海和香港等地,号称旅日华商第一家。其后,潘贵生受侨领美德感染,自己更名为潘植我,并“富有新学识,深得内外人士信仰。虽经营年期无多,声誉实为日本侨胞冠。日本实业界特认君为优秀分子。日本极东出版会略记其事实。平日对于祖国教育及居留地侨校,无不注意提倡捐资助学”。其后,潘植我被录入全日本工商名人册中,并被推举为神户中华总商会会长、广东商业会所议长,且受聘为北京商会顾问。20世纪20年代初,他当选为华侨代表赴北京开会,被选为国会议员。先后荣获总统奖匾两块、二等嘉禾章及教育部颁发的嘉祥章。1936年,潘植我被神户华侨推选为旅日华侨开办的华侨同文学校总理。在他任职十多年间,曾捐助学校经费数十万元,并将神户3间华侨学校并在一起,学生达千人。1953年,潘植我病逝于香港,终年68岁。

   受侨领人格熏陶重新取名

   潘植我入神户永安祥商店做工,永安祥副总理吴植垣系广府南海人,在横滨开一家永安和商店,专做南北美洲生意。永安和之生意不甚大,当时在横滨约莫居二等地位,其私人入息至多不过七八千元,仅仅够其做应酬费。但吴植垣“极好交游,曾入保皇党,同康有为、梁启超常常来往,对中国清政府派往日本特使、大员、公使、领事以及日本政党朝野要人常有往来,如大畏犬养毅、柏原文大郎等。同乡梁辉到去日本,植垣托大畏犬养毅带其游二重桥皇城宫殿,此非寻常华侨所能做到的事情”。

   潘植我在永安祥虽然做一个学徒,但蒙吴植垣特别看许,无论请酒、游地方都邀潘植我参加,平日极肯讲说教人,因此潘植我领略到不少做人的教益。吴植垣为人文字清正,相貌端正,身材高大,有些胸襟气概,性情刚正,凡事不合道理不肯随便附和。其在横滨做华侨公益,每每全横滨人对付其一个人,反之其一个人对付全横滨人。但若碰到有关国际间重大事情,大家又爱推举其出来担任。

   潘贵生心里非常敬重其为人,认为将来自己年纪长大有本事亦都要同其一样,所以其别号“植我”的“植”字即因崇拜永安祥副总理吴植垣而起名,而“我”字的写法先写一撇,次写“才”字,又次写“戈”字,查考古人做“我”字的意义,“才”字顶上一撇表示发挥才能,侧片“戈”字表示用戈矛保护才能,即书上所谓“君子自强”之意,此后他就开始用“潘植我”这个名号做事处世。

   践行中华传统美德获日商认可

   潘植我自幼喜欢书法,每早晚必勤于研究,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在日本发达后他趁回国之际,恭请近代著名书法家、清末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书写《朱柏庐治家格言》全文,携往日本精印成册,分赠亲友共赏。不但推崇朱子家训,他还自己贯彻落实客家传统优良家风家训,因而获得意料之外的收获。得人和商号初开办时,因须放账与人争取生意,每逢结账期,金融短绌,导致日本商人怨言百出,联合会议拒绝往来为要挟,并声言要向银行由诉,停止给其汇票。但潘植我以诚信为本,把实情告知日本商人,并邀其到店查看簿书。日商经此一看,知其办事勤奋,勇于事业,大加谅解,答应继续来往。甚至还有一位从事金银物具的日本富商,借给他3万元周转。

   与日本妇女通婚融合东瀛文化

   潘贵生25岁(1910)那年回梅县老家过节。当他重返日本神户后,娶日本女子六浦松为妻,并向店中支借200元寄回家,让二哥潘增生得以续弦。民国十年(1921),潘植我“与日妇离缘”,迫不得已而带日本妻子所生的两个儿子根元、叶元兄弟回国。

   潘植我自23岁出门,东至日本,北至张家口,南至南洋群岛,足迹所至,体察各地人情道德。他“觉得旅日华侨对待国人,对待朋友,其心情比较优厚。兼之该地文化发达,国际消息灵通。论华侨财富则不及南洋;论知识水准则日侨为胜。即潘植我数十年来对于国人事情或初入日境者,语言不通,无论识与不识,出钱出力解决各人困难。虽有时碰到欲办事情稍感棘手,但在心目中所祈求者,凡亲友到来访,问能有三五百元应酬费,于愿斯足;又凡亲友到来投余者,余必保护安全,无使丝毫不快,倘有伤损吾亲友情事,余必设法应付,无论如何,牺牲在所不惜”。

   在原乡修建大屋不忘日本渊源

   潘植我在家乡寺前村建造两座著名的客家围龙屋,分别叫“东华庐”和“东华又庐”,至今仍吸引着国内外民俗学者和建筑专家前往参观研究和采风。民国八年(1919),“三堂四横一围龙”的东华庐开始建造,至1923年春完工。潘植我自拟上堂联曰:瀛海远归来,承上命堂构新成,聊为家庭谋幸福;神州初改造,愿后辈人才蔚起,共扶祖国争光辉。中堂联曰:祖德芳传,满室芝兰欣茂盛;邻邦远讬,永怀桑梓著敬恭。大门联曰:东南叶吉,华萼联辉。

   2018年4月17日,东华庐举办100周年纪念活动。笔者看到大门的左右对联已经修改为“东瀛发轫,华夏同春”。这是潘植我后裔对辉煌事业发迹于日本的概括,将客家人饮水思源的情怀植入到门联中。

   乐善好施饱含家国情怀

   辛亥革命前后,在日华侨多为商人,为生计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他们既了解外面的世界又熟悉中国的弊端,痛感清朝政府的所作所为逆时代潮流,国家要富强就必须革命。旅日华侨华人推崇与怀念中山先生“同心同德、努力为国”的教诲。1914年1月14日,神户华侨商业研究会成立,潘植我出任评议员。潘植我是同盟会神户支部的重要成员,将3年的薪金积蓄全部捐献给革命活动作经费,其后又捐巨款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营造墓地。

   日本神户华侨同文学校,初为小学,嗣改中学。民国十三四年学生骤增,经费支绌,不能维持。困难之时,侨众推举潘植我接手整理,一连做总理十余年,共支出补助费数十万元,极得埠上侨胞协助。对此,潘植我极感快意,自认为比其他公益、省港工商业更有兴趣。

   潘植我身居国外,特别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兴办。20世纪30年代中期,南口安仁学校建筑校舍时,他首先捐巨资以购买地皮。后再捐巨资建校舍后为安仁学校捐赠无线电收音机和大型寒暑表等物,使师生能收听国内外时事新闻,增长知识。南口建安仁学校,他首先出资购地,另外捐助图书馆、平民医院等慈善事业,潘植我却自认为不足称道。1934年,当梅江桥工程筑至一半,而钱已经用尽,适潘植我回乡探亲,慷慨捐资1.5万元资助。梅江桥建成时碑亭上悬有他的玉照,下书“利济功高”四字。20世纪30年代,潘植我捐资在其家乡南口寺前村修建的“东华桥”,经历近百年风雨屹立不倒,至今仍横跨三星河,为村民往来提供交通便利。

   (主要资料来源:潘干元《植我回忆录》、东游生《日本华侨潘植我先生事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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