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隔代“臭老九”父亲，一个农村文艺青年苦难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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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旧文。写于两年前的清明节前，我的父亲刚去世时。

两年来，我一直不愿去回忆他，那个遥远的老头儿，记忆中实在没有什么像样的画面，除了早年间的父子对立，就是一贫如洗的日子，最后是癌战的残阳岁月。就像一部旧中国的苦难史，时刻提醒我，那割裂、恍惚、又备感遥远的过去。

但是，我却越来越多的回到那块土地，撒上几碗酒，对着土黄的坟冢，时而低语唠叨，时而失声嚎啕，之后，是宁静，长久的宁静，这是近10年来，我从父亲那里感受到的最大力量，无论工作如何变故、人生有何等波折，都坦然面对，心静如水。

因为，我的父亲，他的一生全是苦难，即便在癌症晚期，他都丝毫没有畏惧，只有乐观和坚定。

2014年3月17日19时，父亲永远离开了他的老伴和孩子们，与癌症抗争了5年。当时，我和妻子正狂飙在荣乌高速，还是未能见他最后一面。

当夜守灵，用手机摁了一些父亲的片段，“落笔”之时，才意识到父爱之重，和文字之轻，才意识到父亲于我的影响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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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和几万元

2009年5月，父亲发现左肩已经长成拳头大的包开始剧痛，医院拍片显示为肿瘤，我让弟弟强行带他来了北京，接到他的那一刻，父亲哭了，他说并不怕死，但想到只剩母亲一人就控制不已。

在积水潭医院确诊肾癌晚期，己经骨转移，需要切除一肾一肩颊骨。父亲坚决不同意手术，他列举了村里多个例子，都是术后或者确诊半年就离开了，他说，不希望临死之前还要挨两刀。

这是一个复杂和煎熬的过程。一方面做着各项检查，一方面进行着思想斗争，住院一月还是无法说服他，甚至决定次日办手续回家，便请主治医生张清做最后努力。

张主任和父亲详谈了一下午。他告诉我，老人最担心的还是高昂的手术费会“拖垮”我们，以及面对不可测的未来是否花的有所值。张主任承诺将两台手术合并为一，至少能省几万块，父亲才首肯。

合一的结果是风险的加大和持续10余个小时的手术。三天ICU后父亲醒了过来。回到老家，每天，他都当最后一天过，他非常乐观，病重期间，还常下地干农活，至少保持了3年半的生活质量还不错。

2012年底，又转移到头部，两次突发脑溢血几度昏迷，经抢救都奇迹般活了过来，他说，他先不能走，走了只剩母亲一人，家就不是家了。

我以为，这一次，他依然会创造奇迹，虽然5年来，常常想到他的离去。早一天，我刚刚从老家返京，3天未进食的他突然吃了两个鸡蛋、半碗粥，并让我备感惊喜的是，他在卧床半年来，第一次认出了我。没想到，这一天竟成了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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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代父亲

而关于父亲可能会死的遐想在我童龄时就闪过，甚至一度成为影响我心理健康的严重问题。

我的父亲名叫刘连瑞，生于1938年，于我是一个遥远的年代，他长我39岁，从我记事起，他就是个“老头”了，只有从家中玻璃相框里那几张黑白一寸照片中，才能寻到父亲中青年的影子。

每每家长会，看到比父亲年轻近20岁的其他家长，那种随时有可能都要撑起一个家的恐惧和担当常使我心跳加快、血管膨胀数度。

有关父亲“知天命”以前的经历，我知之甚少，都是从父亲和村里老头断断续续的讲述中了解一二。

他原本是混公家事儿的，在岐口镇教书。后历经反右，又饿着肚子挺过三年自然灾害，以为好日子来了，谁知1963年开始的“清政治、清经济、 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又燃到了他的学校，戴着“黑五类”帽子走入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间，父亲辞去国办教师职务，回乡陪他的母亲走完最后一程。父亲兄弟三人，长兄大他18岁，二哥在天津，只有单身的他成为照顾母亲的最佳人选。送走他的母亲之后，一人窝在那三间半土房里过活，二大娘后来跟我讲，本是知识分子的父亲也不怎么会做饭，家徒四壁、又没有父母，说不上媳妇来，一个地地道道的“臭老九”，可怜得很。

而“臭老九”于他再合适不过。古时臣民有十等，官、吏、僧、道、医、工、匠、娼组成前八等，九等就是代表知识分子的儒，末等则是乞丐了。他在家族排行第九，人称九爷、九叔，他的哥哥们都喊他老九，又是一个懂二两知识的大龄青年少不得志游荡在村，颇显格格不入，自然有“臭”的道理。
是因为孝还是被批斗而弃教从农，父亲始终没给出一个确定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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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有一个插曲，2010年左右，河北给民办老师落实政策，无论工作多久都给相应补贴，但并无父亲名录，于是父亲拖着癌症之身踏上了“正名之旅”，我本想偷偷办张银行卡假说补贴安慰他算了，发现实际上父亲要的是为他曾经的人生正名，最后他找到了四十多年前的同事、退休多年的教育局长，也翻出了当年档案，属于国办教师，不在补贴之列，才作罢。

后来不知怎样的际遇，他终于告别了单身，但对方身体病恙，没多久就去了，也没留下子嗣。之后父亲在村里当起了大队会计，后又转入乡政府管农机、做秘书，接近不惑之年的他，借了一身条绒裤，才迎娶了小他8岁的媳妇、我的母亲。

我的出生对父亲来讲是怎样的心境，我丝毫不知，也未曾听他言表，但6年后，弟弟的到来和多年后我为人父，才慢慢体会出父亲对一个生命的期望和责任。那是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年，父亲交了200元“超生罚款”，由村里当年接生我的那位婆娘将弟弟拽到了这个世界上。

父亲给这个小他45岁的婴儿定名“铁婴”，钢铁般的孩子。作为家族“族长”，他未按字号给这个孩子取名，让弟弟成为唯一一个和同辈兄弟不同字者，也足见父亲老来再得子的喜悦和对这个生命的宠爱。

有了两个儿子的父亲，放弃乡政府公职，下海了。小平的二次南巡讲话改变了他的命运。办海鲜罐头厂，没赚到银子但让全家大大改善了生活，饱尝了各种鱼虾罐头。搞面粉厂，集体经济的“摘红帽子”运动让他赔到赤贫。
苦力、营生和文艺青年

父亲说，如果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农民是最下等，如果把农民再分成三六九等，那咱们家还是最下等。这段话从小就深深的烙在了我心里，他给出的出路是，当兵或者上学。我眼睛不好，求学似乎成为唯一跳龙门的可能。
记忆中，父亲为我求学奔波主要有两次。一是我八周岁那年，一篮子鸡蛋换了上小学的机会；二是，1994年从乡里初中毕业，在那个中专还比较火的年代，父亲卖了两袋子黄豆做盘缠去沧州一些学校游说，换回的消息是，先走委培生，如果后有学生退学、转学，可给我机会转公招。

我清楚记得他回来的那个下午，两鬓斑白的父亲并未责怪儿子分数不够，而是征询我的意见，对他来说，每年几千元的委培费用是难以承受之重，而于我，以此卑微方式踏入学校系所不能受，又不甘辍学，就这样，放弃中专上了黄骅中学。

临近花甲之年，他将我送入大学，彻底归田了。但他的担子依然紧绷，因为还有刚上初中的弟弟。记得刚高考完的那个暑假，在黄骅西的一个工地上，父亲和我成了最老和最小的苦工，用混凝土制成马路牙子，每人每天30元，父亲吃睡在工地，我则奔跑于黄骅市，晚上在夜市上和新疆人搭伙卖点小菜和啤酒，布来提（音）常常将客人剩下的肉串给我，我则分啤酒给他，那个夏天，我和那位与我年纪相仿的新疆小伙子混的不亦乐乎。

但身兼两职没有持续多日，实在吃不消，我就和父亲一样，专职在工地上做工，工友们都将最轻的活让给我们父子，大概50天左右，我拿着父亲和我用命换来的3000元钱踏入了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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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二十年的记忆除了上学就是省钱和挣钱、挣钱和省钱，和母亲挖过野菜卖过瓜，种过黄瓜卖过枣，挖过土方教过学，蒸过包子卖过鱼，这些耍嘴皮子的营生父亲是做不来的，他放不下架子和脸面，而年届六十出来做苦力也是逼上梁山。

父亲也有拿手的营生，并高雅的多。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逢春节便自己写春联卖，这也成为父亲年根儿底一笔让乡人十分艳羡的收入。我则一点没有继承他的基因，他对我的字尤不满，常常臭骂我“连个中国字都爬不好”。
父亲还是村里公认的“文艺青年”，琴棋书画，京戏、河北梆子、数来宝，样样通。以致多年后我连国歌的音都发不准，心里愤愤一定是父亲连上天该给我的才艺都被他剥夺去了。

不过，在他看来我也并非一无是处。每逢大学放假回来，我就直奔集市——他的“春联卖场”，在他旁边重新支个摊，结果人们蜂拥而至，可能他们误以为这些字是出自我这个戴眼镜的穷小子之手。

父亲也曾自嘲供我上学的意义，比如谁谁谁一年又挣了一辆拖拉机，而路子（我的小名）却花出去一辆拖拉机，一出一进就是两辆。曾经也会有村里人说，他考不上大学，考上了也供不起，供得起也找不到工作，面对此番议论，父亲常常淡然一笑。而在我少时的心里，却激发了一种邪恶的想法，等我将来有了汽车，一定加大油门掀起一堆土回报那些嘲笑我的村民，但多年后，真的有了车，无论是村口还是乡间公路，常常捎他们一程，更多的是感恩，正是当年的压力给了我不曾懈怠的动力。

父亲培养我带来的一大影响是，村民们看我这么苦逼兮兮的都在城市谋了份差事，全都砸锅卖铁供孩子上大学，我们村应该是附近外出上学比率最高的村庄。

翻过的历史

在这个差了一代人的家庭里，父亲一言九鼎。如何刷新我的脑子，都没有父亲刷碗的记忆；饭上桌，他总是第一个吃，母亲总是最后一名。

他试图打我有三次，皆因为我欺负弟弟，不知是他手太慢还是我跑太快，巴掌从未落到我身上。但言语的冲突至少持续了一二十年，直到工作后，我才重新变回一名倾听者，父亲的倾听者。

和以往不同的是，他彻底放权给了母亲。关于他的儿子，他也觉得越来越掌控不了，从最初想到县城谋个差事，后来欲望膨胀到沧州、石家庄，直到我将离职报告放到《河北日报》总编辑桌子上的时候，他似乎彻底失望了。

但我发现，他能数出我在广州、北京工作单位领导的详细信息，我知道，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儿子的更多细节。每次回家，都给他带我们的作品，尤其是政要方面，和中国多数的百姓一样，他喜欢谈论政治，他通晓每位领导人的生平。我从不敢和他说我干过揭黑报道，但他知道我和他一样耿直，一样眼睛里揉不得沙子，他从其他渠道知道我送很多贪官进了监狱，每每都叮嘱我“平安即福，步子不要迈太大”。

父亲的荣辱已经翻过，但坚持去给爷爷和爷爷的爷爷们上坟，只有从那里，才能找到他的历史。因为差了一代人，也把我和弟弟熬成了“祖宗”，我们还没出生时，有侄子、孙子就成人了。这让我从小就得端着，得端出一个长辈样儿来。记得结婚那年，我那面嫩的妻子一进村，有白发须臾者，喊她“婶子”，她着实hold不住了。

hold不住的还有妻子那双脚。7月份我们婚后回家省亲，她一双凉鞋，没穿袜子，露出了染红的脚趾甲，这简直是轰动全村的重大新闻，要知道，直到现在，在我们那村，婚后女子还保持着双脚不外露的习俗。对此，父亲没做评价。

但他对我关于审美的“毒害”一直到大学毕业，那之前，我认为所有戴耳环、项链，抹粉涂红的都有伤“风化”。
关于女子美的标准，他定义为胖、壮，好身板能下地。

您会问这是找媳妇还是劳动力？

在父亲眼中，媳妇也是劳动力。即使做了工人、市民，也要干活，不干就变质了。不知是不是受这个思想的影响，母亲成了村里最勤劳的人，除照顾三个男人起居，农活还干在乡亲前面。父亲觉得这很正常。

那是2013年元旦，我听到的唯一一次，躺在病床上的他，才松口对母亲说，“你受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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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油反腐”

在每个人眼中，父亲都是伟大的，即使是囧事也有正向的解读。

记得是1989年，一只四蹄动物掉到河堤沟里，卡死了。几天过后没人认领，父亲带着我，拿着刀子去那动物身上割了两斤肉，回来炖了，我只记得酱油放的很重，说是酱油可以“反腐”。那是头驴子，还是头骡子，抑或是匹马，现在记不清了。

“酱油反腐”，应该是我们家的独创吧，对于肉类，母亲舍不得吃，常常是放到快臭的时候，才拿出来，补救的措施就是多放酱油，称作“遮味”。我现在理解就是“以毒攻毒”，腐肉如浑水，搅得更浑了，谁还曾记之前的清？也有力度不够的时候，腥臭味依旧，父亲却连连赞誉“真香”。

当然，当年我也觉得“酱油反腐”是美味，毕竟是肉。后来成家后曾“重操旧业”，试验过几次，但怎么都体味不出当年的“香”。
现在，眼里最见不得剩食，一旦有，全扔，以致妻子常常怀疑，我是不是农民的儿子。于是，我忏悔，我是不是真的变了？

父亲努力改变膳食的方法还有一个——冬天钓兔子，从我记事时候他就钓，将铁丝制成的套放在野外的草垛旁，次日一早去收兔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记得他就捕获了两只，其中一只还是母亲不在家的时候，这次没等到“酱油反腐”，父亲亲自下厨了，讲实话，那应该是我平生以来吃过的最香的一次炖肉，以后再没机会。

不菲的遗产

如今，父亲离去已经两周了，他躺在生前最爱的那块枣树地里，已和我们阴阳两隔。家族哥哥们说，他走得很安祥，喘了一阵粗气戛然而止，带着他的爱永远离开了我们。

没有隆重的葬礼，没有气壮山河的唢呐，没有高耸的坟坈，只有简单而轻绵的告别。但母亲的嚎啕还是撕裂了我们的心。

妻子常常和我提起一个细节，在父亲病重输液和昏迷时，无论白天黑夜，母亲都一直攥着父亲的手，就这么一直攥着，“以前从没看他们拉过手”。

父亲给我们留了一些不菲的遗产。于我，那块他用了一生的砚台是最大财富，还有就是病痛中写的几幅字，包括一直挂在我们家给他孙子子墨的语出《论语》的题勉“知德者鲜矣，子墨当是之”。

亦有诸多遗憾，一是没有带他转转，他没有去过黄河以南，二是病重期间他写了一本子的诗，在他有生之年没能帮他变成铅字。

父亲的离开，我想我并不悲伤，一辈子的受苦和挣扎希望能在天堂获得如释重负的超脱。而他的乐观、坚强的生命力和意志力一直感染着我和弟弟。如果有来生，我们还愿做您的“隔代儿子”。 父亲，安息吧！

（初写于2014年3月18日晨、修改于2014年3月29日晨，定稿于2016年4月1日，是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