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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在文革中有没有遭到破坏?
在龙门带团的时候经常会有游客认为龙门石窟是在文革期间破坏的,虽然我们知道龙门在文革期间并没有遭到破坏,但是我想却大多数同行都不了解当年发生了什么情况,使得龙门—这座世界石刻的宝库得以保留下来...... 1966年8月,红卫兵运动和“破四旧”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国陷入大动乱之中。
8月18日晚,北京数千红卫兵聚集在故宫神武门前,企图进入故宫进行大规模“破四旧”行动。幸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下令关闭故宫,因此,故宫得以幸免于难。但是,8月19日开始,“破四旧”运动横扫北京全城
8月22日,北京市文化局迫于形势,向文化部提交《关于彻底清除旧物质文化的紧急报告》,提出红卫兵“要求拆除全市所有佛像问题,我们意见,除少量有特殊价值的采取封闭、迁移的办法把它们保存下来外,原则上都可以拆除”;“北海团城的玉佛、碧云寺五百罗汉、卧佛寺的卧像、法海寺的壁画,文物价值较大的艺术品,能转移的转移,不能转移的就地封闭。但如果群众坚持清除,解释无效,我们也将支持群众的要求”
8月22日、23日,广播电台、报纸都宣传报道了北京红卫兵的行动,随即,全国各地普遍发生打砸文物的狂潮。这股狂潮,迅速波及洛阳,并且于8月下旬达到高峰。 8月26日,白马寺村的大批村民,在村干部率领下,以破四旧的名义,气势汹汹地闯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东方佛教“释源”、“祖庭”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采取大规模打砸佛像和焚烧经书的“革命行动”。位于郊区关林的洛阳市第八中学、位于龙门的洛阳市第十四中学的大批红卫兵,也以破四旧的名义,闯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三大石窟艺术宝库之一——龙门石窟,准备采取“革命行动”。这些十几岁的中学生,跑遍整个龙门石窟,辨认他们认为是反动封建遗毒的一尊尊佛像。他们用粉笔在许多佛像上写了“砸”字,准备采取大规模的砸毁行动;并且在当时保存经书的宾阳洞前库房的门口,写上了“烧”字;然后向龙门石窟保管所的同志强行要走了库房钥匙,返回学校去取砸烧工具。
大规模破坏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瑰宝——龙门石窟的激烈行动,即将开始。洛阳市文化遗产损毁历史上,最惊世骇俗的一幕,眼看就要发生了。 在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下,白马寺和龙门石窟保管所的同志们,成为严重弱势的一方。他们面对大群激动昂奋、热血沸腾的年轻人,面对这些响应号召、以最革命的名义来造反的中学生,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忧心如焚,却不能、也不敢进行制止,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些狂热的人们肆意妄为,自己却束手无策。他们最后只好用电话向市文化局、向洛阳市委报告。在这危急万分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洛阳市委员会表现出保卫祖国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接到告急电话后,他们立即设法采取紧急措施。由于当时洛阳市政府机关在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冲击下,已经陷于瘫痪状态;洛阳市委又无权调动军队;万般无奈之中,中共洛阳市委书记吕英急中生智,决定采取“以红制红”的方法,联系洛阳市的最高学府——洛阳农机学院(即现在的河南科技大学)的红卫兵出面制止。事后证明,这在当时是非常聪明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8月27日上午8时许,洛阳农机学院接到中共洛阳市委办公室的电话,传达了市委书记吕英要求洛阳农机学院师生出面保卫龙门石窟和白马寺的紧急通知。当时洛阳农机学院与全国的高校一样,早已在6月份就停课,专门进行“文化大革命”,搞“阶级斗争”;学校党委和学校行政部门都已经被运动冲击而瘫痪,许多领导、教师已经被批斗和游街示众;中共洛阳市委6月份派来的工作组,也于8月初被打倒,在接受批斗。学校当时成立了高年级学生为主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有二系热处理专业1961级学生和冠中,毕业后曾任河南省浚县国营农场党委书记、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成员有二系热处理专业1964级学生高增伏,毕业后曾任洛阳工学院院长助理、湘潭机电专科学校党委书记等),负责运动的进行。因此,这一场保卫洛阳龙门石窟的重大行动,完全是由学生们组织、完成的。
他们接受了中共洛阳市委的这个不寻常的电话通知,作出了惊人地迅速的反应。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冠中与副主席李治林(学生,毕业后曾任洛阳工学院处长)、秘书陈玺(原校党委秘书)等人迅速交换了意见。他们没有片刻犹豫,立即承担起责任,决定采取行动。他们打开学校广播系统,向全校师生员工紧急通报。大喇叭的广播声,迅速传遍学校的每一个角落。 这时,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员工刚刚吃完早饭。听到这震撼人心的广播,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几个月来,他们也都响应号召,投入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了许多领导和老师。他们前两天也曾经到洛阳市老城“破四旧”,抄了一些“反动资本家”的家,砸毁了不少旧牌匾,和许多中学红卫兵一起,在街头焚毁了新华书店里的大批书籍和国营商店里成捆成箱的香烟,砸了一箱箱的白酒。老城街头,以及洛阳市许多商店的店门前,烟雾弥漫,酒味冲天。学生们都兴高采烈,以为扫荡了污泥浊水,从此亲手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许多人还没有从兴奋劲儿里缓过神来。但在这时,他们突然听到广播,得知著名的龙门和白马寺也面临被砸毁的威胁,即将毁于一旦,他们不禁纷纷骇然。他们昂奋狂热的革命劲头,立即在这震撼人心的广播声中,在这中共洛阳市委书记充满殷切期望而又无比焦灼的话语里,纷纷转化为成熟冷静的负责任的思考。他们深感责任重大,终于从遍地狂热的旋涡里站立起来,表现出保卫祖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自觉性,承担起历史所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 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员工,团结一致,在以学生和冠中等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下,立即动员起来。学校车队司机班班长葛培山师傅接受了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通知,司机班的师傅们全体动员,打开了车库大门,学校当时的全部交通工具,几辆大卡车和大轿车,全部发动,都从车库里开出。以学生为主,有附属工厂工人和个别老师自发参加的数百人紧急集合,校园内人头攒动,一片大战将临的紧张气氛。有几位正在生病的学生,也跑下楼来,加入出发的行列。许多学生胳臂都戴上了印着“红卫兵”字样的红色袖标,表情紧张严肃。大家在学校门口(1号教学楼前的老校门)、在车库前纷纷上车。一场保卫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大行动,终于打响了。
1966年8月27日,上午9:00整。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日子,这个时刻。洛阳农机学院的数百名师生员工,从学校所在的洛阳市涧西区西南角,乘坐多辆大卡车,紧急出动。根据当事人回忆,这是一个阴霾满天、铅云密布的沉重的早晨。满载大学生的车队,狂飙般疾驶过著名的洛阳“拖拉机城”,驶过传单遍地、口号震天、人群沸腾,正在进行“革命”的、动乱中的洛阳市区;驶上烟尘滚滚的洛龙公路,去执行一项并不“革命”,而且本来不属于他们职责范围的任务,一项注定要将他们的名字载入史册的重大历史行动。他们分成两路,一路赶赴30公里外洛阳市南郊的龙门石窟,其中两辆车直接去关林洛阳市第八中学,另一路乘两辆大卡车,沿着中州路,穿过灰烬遍地、伤痕累累的洛阳老城,赶往30公里外洛阳市东郊的白马寺。 这时,还有许多没有挤上车的学生。他们飞跑到学校北面的景华路上,紧急拦截公共汽车。在许多乘客和司机的理解、支持下,满载学生们的多辆公共汽车,一路不停,风驰电掣,直接开往龙门石窟。 8月27日上午10时许,洛阳农机学院的数辆大卡车,狂风骤雨般穿过龙门街,浩浩荡荡,抵达龙门石窟的北口。荣耀千载的龙门石窟,迎来了它显赫历史上最特殊、最值得隆重欢迎的一群客人。
上百名大学生纷纷跳下车来,潮水般涌入石窟。他们首先排成人墙,封锁了石窟南北两头的路口(当时龙门石窟没有大门,景区是一条自由通行的道路),严禁任何人进入。然后搜索整个龙门石窟,将仍然在石窟里活动的少数中学生清理出去。在龙门石窟禹王台前的空地上,一度忧心如焚的龙门文物保管所党支部书记扈捷同志,激动万分。惊喜的双目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他站在台阶上,向洛阳农机学院的大学生们介绍了情况。当时的形势,非常危急。洛阳八中的红卫兵已经回校寻取砸烧工具,如果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晚到一步,或者洛阳八中的红卫兵早上直接带来了工具,曾经光耀千载的龙门石窟,就很可能已经被毁灭了。 听了龙门石窟保管所领导介绍的情况后,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们,立即又分出一部分人,赶往洛阳八中,与早上直接赶到八中的同学们一起,堵住八中的学校大门,禁止八中学生出校。然后派出代表,以洛阳农机学院“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和冠中同学为首(根据洛阳农机学院附属工厂工人景献阁等人的回忆),与八中学生代表谈判。其他大学生也分成多个小组,在校园里与八中红卫兵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洛阳市第八中学,创建于民国初年,是洛阳市历史最悠久的中学之一。它的校园旁边,就是著名的关林庙,里面埋葬着三国名将、史称“武圣”的关云长的首级。关公的墓冢上,芳草青青。古老的关林,巍巍庙宇,森森古柏,见证了1966年8月27日,发生在洛阳市第八中学里的这一场有关洛阳龙门石窟生死存亡的激烈辩论。这是一场奇特的辩论:一方是一群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大学生,另一方是一群十六、七岁的中学生,他们辩论的题目,与学校、与学习、与他们自身似乎 毫无关联,但却与中国最重要的世界级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生死犹关。比他们年长的父辈们:老师、校长,甚至洛阳市的领导,此时此刻,都无权决定如此著名的龙门石窟的命运,只能远远地站在一边,等待他们——这些年轻的半大孩子们,来讨论如此重大的严肃的话题,来决定中国古老石窟艺术宝库的生死存亡。这是一段多么奇特的、怪异的历史啊。满天浓重的阴云,黑压压含雨欲落。古老的龙门,伊水无波,千佛止笑;郁郁葱葱的关林,似乎屏住了呼吸。历史的脚步,好象凝固在这一时刻了。 这是一场非常艰难的谈判。中学的红卫兵们,拥有“最革命、最时髦的真理”,他们依持着时代的鼓噪和狂飙,手里拿着新出的报纸,念着上面充满煽动性的话语,一个个振振有辞,理直气壮,声称“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是封建余毒”,那些佛像,“都是地主阶级、封建王朝、反动势力的象征”;他们坚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要“革那些封建的残渣余孽的命”,“造那些封建迷信的反”。
大学的红卫兵们,似乎反对他们去“革命”,要他们规规矩矩地呆在他们自己的校园里。大学生们此时没有多少理论,但是在朦朦胧胧的潜意识里,却拥有不辜负洛阳市委领导信任与重托的顽强信念,拥有保卫祖国文化遗产的坚定意志,拥有大学生对中学生潜在的心理优势。这是一场奇怪的理论“优劣”“悬殊”的辩论,也是一场性格、意志、资格的较量。这时,我们看到,大学生们年龄、资格的优势起了重要作用。特别“革命”、有持无恐、无法无天的中学红卫兵们,在年龄上、资格上,到底不是大学生们的对手,他们的意志和理念,终于被一个个态度坚定、来势汹汹的“不革命”的大学红卫兵压倒了,说服了。 到下午四点,洛阳八中的红卫兵们终于回心转意,表示要服从尊敬的洛阳农机学院的大学生们的意见。谈判胜利结束。大学生们要回了藏经的宾阳洞库房的钥匙,他们一个个筋疲力尽,带着沙哑的喉咙,迈着疲惫的脚步,离开洛阳八中,回到了龙门石窟。在狭窄的龙门石窟保管所的办公用房,在潮湿的洞窟里,纷纷倒下休息。他们谁也没有去想,自己刚刚写完了一页多么辉煌的历史,完成了一件多么艰难、重要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就在这些潮湿的洞窟里,他们横七竖八地躺着,终于可以喘一口气了。
与此同时,另一路赶往白马寺的洛阳农机学院学生(根据当事人、洛阳农机学院1965级学生、河南科技大学教授赵喜荣的回忆,有一辆解放牌卡车,一辆南京牌卡车,共计七八十位大学生,其中十几位女生),却晚了一步,白马寺破坏事件已经结束。根据赵喜荣回忆,他们赶到白马寺时,寺院门口的台阶前,被焚毁的经书残灰、残卷有一米多高,直径五、六米;余烟袅袅,未燃尽的许多经书还在冒着暗红色火光。门口蹲着四个哭泣的僧人,寺院里,到处是被砸毁的佛像,稀稀落落的僧人们,呆若木鸡。面对着一堆堆残灰余烬,一座座断首折臂、不堪入目的缺损佛像,和惊心丧胆的僧人;在痛心疾首之余,十几位女同学掉下了眼泪,男同学们怒火满腔。他们走出寺院,立即掉转车头,离开白马寺,赶往龙门。(根据《洛阳市志·文物志》、《洛阳市志·白马寺志》中的记载,白马寺村村民共计焚毁白马寺藏经55884卷,砸毁元、明、清历代佛像91尊<包括来自印度的一尊白玉佛>,连30余片缅甸赠送的珍贵的贝叶经也未能幸免,被投入大火,化成灰烬。“文化革命”后,白马寺破坏事件的领头者被开除党籍,撤消职务)。下午2:00,去白马寺的学生,乘坐两辆大卡车赶到龙门,与在龙门的同学们会合。这时,根据多位当事人的回忆,到达龙门石窟的洛阳农机学院学生已经有300余人,在石窟南北两头布置了警戒线(人墙),并且占领了龙门石窟的各个角落,已经将全部闲杂人员清理出龙门石窟。 数百名大学生,有的在龙门街上买到了一点吃的,大部分学生忍着饥饿,坚守在石窟。直到晚上,洛阳农机学院派卡车给同学们送来了晚饭(馒头和稀饭)。同学们一群群蹲在石窟门口,吃完了这顿简单而又特殊的晚餐。 当天晚上,洛阳农机学院的部分学生随送饭的卡车返回学校。留下了部分学生,在龙门石窟里,坚守通宵。他们分布在石窟的各个角落,绷紧了神经,枕戈待旦。
根据洛阳农机学院1965级学生、河南科技大学教授郝扬满回忆,在宾阳洞前的学生,就有四、五十人。没有床铺和被褥,他们就在地上铺上稻草,和衣而眠。夏末秋初时节,气温大起大落。白天暑热蒸腾,夜晚寒气袭人。许多同学衣衫单薄,久久无法入睡。他们坐在冰凉的石阶上,互相依偎着,静静地等待黎明。他们知道,不仅仅是他们,全校的老师和同学,今夜都无法入眠。半夜里,渐渐刮起了秋风,乌云开始消散。龙门山上,松涛阵阵。山腰里的无数洞窟,黑乎乎的,像一个个巨大的眼睛,在凝视着他们。月亮出来了,月光照耀着天地万物。他们遥望着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望着苍茫的龙门山在夜色里黑黢黢的剪影,望着在月光下闪耀着粼粼微波的伊河水。他们陪伴着成千上万尊已经屹立千载的精美绝伦的佛像,直到曙光降临,旭日东升;古老的龙门石窟,终于送走了这个动荡、喧嚣的日子,迎来了平静的阳光灿烂的新的一天。
这天上午,大约八、九点钟,中共洛阳市委副书记朱轮来到龙门石窟,看望并慰问坚守在龙门石窟的洛阳农机学院的同学们。他走上一个个洞窟,与同学们一一紧紧地握手。他仔细凝视这些疲惫的大学生,他们年轻的面容,沐浴在早晨金色的阳光里,显得更加英俊。根据1965级学生郝扬满回忆,朱轮同志抑制住内心的激动,用当时流行的语言,向同学们表达了他的感情:向农机学院的革命小将学习!向农机学院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致敬!一场洛阳市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危机,终于在中共洛阳市委和洛阳农机学院学生们的共同努力下,被遏制、消解了。
从8月27日起,洛阳农机学院的学生们,克服食宿困难,轮流在龙门石窟驻守了整整一个星期。直到“破四旧”的风潮彻底平息,洛阳农机学院的学生才全部撤回学校。这件事在洛阳农机学院(今河南科技大学校本部,前洛阳工学院)引起巨大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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