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历史－－五次大迁徙

兰心蝶影

忽视了元末明初的人口迁移，可以调查一下，梅州人不少都是在那个时期来梅的，屋夏五六百年左右的祖公屋不少，再远点的就不多了http://bbs.mzsky.cc/?mod=viewthread&tid=1747435，客家的真正成熟比较公认的在明末清初，之前所谓‘逺者达’的最多只能算是客家先民

manvin

如果说潮汕人是东方犹太的话，那毫无疑问，我们客家人就是真正的东方吉普赛，我觉的客家真正的精神跟吉普赛是很相似的，四处迁移，以客为家，现在虽然身居客家之乡，但是大部分的客家精神以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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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历史

　客家人的形成是个历史过程。其时间由五代至宋元之间共经四百余年（公元907—1368）。据移民史家和方言专家研究，认为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应在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公元775年），许多客家先民渡江南下到了赣州地区。民系的形成和民族的形成大致相同，即须有共同的区域；形成共同的语言（方言），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为表征）和互相认同的族群意识（即共同心理素质）。


       赣江平原和盆地地区一年可三熟，是重要的农业区，这个区域为客家先民提供了生息繁衍的条件。然而，由于黄巢起义（公元875）江西动乱的挤压，使大批客家先民被迫越过赣闽、赣粤间隘口向闽西、粤东、粤北转移。

       不久，唐亡（907），时代进入五代时期。五代十国时期，在闽、粤、赣边，尤其是汀江流域、梅江流域和东江流域部分地区，形成某种政治上的“真空”地带，即所谓三不管的地区。这给大批客家先民在这一地区停留、集结和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对客家人在这一带形成和繁衍是很有利的。这也是宋代汀州繁荣起来和梅州开始设州的重要因素之一。

      历史上赣南、闽西南、粤东北即所谓赣、汀、梅三江地区，可说是客家人关键的形成腹区，客家先民在这里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以自己先进的汉文化融合（自然同化）了当地的少数民族（瑶畲及越遗裔），在民系成员的结构上完成了向客家人的转变。吸收、同化少数民族，集中表现在客家的族谱祖先名字上。据李默引梅州地方志办编《客家姓氏渊源》（两辑）共收梅属客家68姓的族谱统计，其中有52姓的客家人祖先名字曾出现过郎名或法名。

     关于这个问题，罗香林先生曾有“畲阀得到客人的贽礼以后，乃依其入境次序给予几郎几郎的名号”一说，我看不妥，因为第一，如上所述，客家人有郎名、法名的姓氏占总姓氏的76%；第二，是郎名、法名存在于三至五代人。如果是某种封赐式的，不可能给予那么多姓氏和那么多代数之人。

        郎名、法名是畲族和瑶族命名的习俗，所以李默先生说：“客家人的先祖与畲族、瑶族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言而喻，这反映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待到明初，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力量都再度显现出极大的优势，于是不仅客家人而且受他们同化的畲族等都改用了汉名，成了客家人。这些被同化了的畲族等也作为客家先民的另一支，最后变成了客家人。二是客家方言的形成。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后大都集中在闽粤赣边的广大山区，住地闭塞，长期以来与外界交往相对较少，受其他方言影响也相对少，所以他们保留较多的古代汉语特色。

        客家方言以梅县话为代表，所以空间上可定位于梅江流域和韩江上游一带。另一方面，因与畲族和百越族后裔的交往，所以有些词汇等也受到苗、瑶语族和侗泰语族的词语影响，即接受了一些借词。这样客家人完成了语音、词汇、词序等等的吸收和转变，又使之适合于古汉语留传下来的语法结构，形成客家方言，即客家话。三是客家风俗习惯和民系族群自我意识的形成，客家先民定居三江地区以后，除保留传统的儒家文化外，还吸收其他南方土著民族风俗习惯，形成自己独特的民俗和文化。

　客家概况

      关于“客家”，史学界一般认为：客家是从中原南迁的汉人，由于受到边疆部族的侵扰，客家先民从中原辗转迁到南方。以后，继而再往南、往各地分散迁徙，形成客家散布许多地区的局面。

　　中原人民第一次大迁移，是由五胡乱华侵扰割据所引起。为避难，自晋代永嘉以后，中原汉族开始南迁，当时被称为“流人”。逐渐形成了三大支流，最后，远的到达了江西中部南部、福建等地，近的，则仍徘徊于颍水淮水汝水汉水一带。
　　第二次南迁，由唐末黄巢起义引起。十几年动乱，中国各地人民都分头迁徙。这次迁徙，远者，少数已达惠、嘉、韶等地，而多数则留居闽汀州，还有赣州东部各地。

　　宋时，由于金人元人的入侵，客家人之一部分，再度迁徙。这次由于文天祥等组织人马在闽粤赣山区力抗入侵外族，三省交界处成为双方攻守的重地。于是，先至闽赣的中原氏族再分迁至粤东粤北。而与此同时，流入汀州者也为数日多。

　　明末清初，一方面客家内部人口已不断膨胀，另一方面，满洲部族入主中国。在抵抗清的入驻无力之后，民众再次分头迁徙，被迫散居各地。相当一部分人，迁入四川等遭兵火毁灭之地，重新开辟垦殖。是即第四次迁徙，“移湖广，填四川”。
　　第五次迁徙，当在清后期。这可以说是一次世界范围的迁徙。人口日多，山区条件差，不足养口。于是，客家人分迁往南至雷州、钦州广州潮汕等地，渡海则出至香港澳门台湾南洋群岛，甚至远至欧美等地。
　　
　　经过多次的辗转迁徙，客家人始得在各地安身立命，世代繁殖，终至今日成为中华民族一支重要的特殊的民系。　
　　到现在，有人估计，海内外客家人约有一亿二千万左右，其中在香港有三分之一的华人是客家人；在台湾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客家人。在内地，除闽、赣、粤三省外，湖南、广西、四川等省都有相当数量的客家人。在海外，东南亚各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也都有很多客家人。
　
　
　　“天下水皆东，唯汀独南”，汀江是闽西最大河流，也是连接客家人南迁的两个中转站----福建闽西宁化和广东梅州的唯一河流。客家人入闽后，沿着汀江两岸定居，汀江流域成为客家人的大本营。汀江孕育了客家人，逐步发展壮大了客家民系。汀江流域，成了海内外客家人心中的“麦加圣地”！

来源-------华夏董氏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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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客家” （之一）

　　“客家”是汉族民系其中一支的名称。这支称为“客家”的民系，是南迁汉人，在唐末至明中叶聚集于闽、粤、赣连结地区，经过与当地畲瑶等土著居民融合而成的，具有有别于汉族其他民系的独特的方言、文化和特性的一个汉族民系。它以汉人为主体，同时包合经融合有“客化”的畲瑶等少数民族。
客家民系是以汉人为主体的，其文化的主要特征及表现出继承中原汉族文化，所以应肯定为汉族的一个支系。但是这支民系不是纯汉族血统，其文化也不是纯中原汉文化，所以作为一个群体，其成员就应该包含相互融合，享有共同文化特征的不同民族的成员。因此，“客家”是一个汉族民系的称谓，但并非种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

何谓客家先民（之二）

　　客家先民，是在客家民系形成之前，生活在民系形成地区的客家人的祖先。
　　客家先民，概言之，本应该就是客家人的祖先，但情况比较复杂。客家人的祖先除当地“客化”的少数民族之外，都是南迁汉民，但南迁汉人中，不少在辗转大江南北数百年之久，数代之后才迁入闽粤赣客家民系形成的地区，进入客家形成区的南迁汉人有的已经不是离开中原的第一代，甚至不是第二代、第三代……，他们有的定居于别的民系形成区，成为其他民系的成员。所以如果把客家人的祖先统称为客家先民，那么“客家先民”这一称谓就没有特殊内含，或说概念杂乱，因此必须用时空加以限制。时间就是民系形成之前，空间是在客家民系的形成区。也就是直接产生客家的祖先，方称客家先民。

何谓客家人（之三）

　　客家人，是客家民系的成员。凡是有客家血统、客家文化素质和客家认同意识三项条件中的任何两项条件的人，便是客家人。
　　客家血统，不要误认为就是汉族血统。因为客家民系虽然是汉族的一支，但它是以汉族为主体，同时包容了“客化”的畲瑶等少数民族。也就是说，客家民系是汉族客家先民（主体）与非汉族客家先民（即客家民系孕育时期居住孕育区的畲瑶等少数民族）共同孕育的。所以，客家血统是形成客家民系的各族成员血统的总称。文化素质主要表现在语言和生活习惯方面。客家认同意识，即是自我承认是不是客家人。鉴别是否客家人的三要素中，更重要的是客家文化素质和自我认同意识，而不是血统。

何谓客家后裔（之四）

　　客家后裔可以解释为客家后辈，但如果其后辈仍然是客家人，就没有必要冠以“客家后裔”，因为客家人的前辈是客家先民，之所以称其“先民”，是因为他还不具备客家人的素质。如此推论，客家后辈，应是具有客家血统而无客家文化素质和客家认同意识的人。比如迁离客家社区时间较长，而已不会讲客家话，自己也不认为是客家人的原客家人或客家人的儿孙。客家后裔应是现已不是客家人的客家后辈。若不这样区分，何谓客家人、何谓客家后裔？总不能说，父亲是客家人，儿子就是后裔，如果儿子仍然是客家人，那又为什么称“后裔”？因为客家民系至今并未终止，如果有一天客家民系消失了，那么到达其消失之后，客家人的后辈则可称为客家后裔。此说是否合适。请专家指教。

客家名称的由来（之五）

　　 “客家”的字面概念是外来的住户。作为民系的称谓，“家”的含义应是“人”，而不是“户”，如“店家”、“船家”。“客家”是客家民系、客家人的简称。但是，“客”不是简单的相对“主”而言的外来者，如广府系、福佬系，他们也都是中原南迁的汉人，也是“外来者”，为何又不称客家？其中缘由还在学界讨论之中。从历史的现象看，汉族南方各民系的形成时间都比客家民系早，基本都在同一个行政区域之内（有的也只有部分外延），而客家民系形成时间较迟，而且不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是在三省的连结地区。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是这方连结地区，原本的土著或称主人，除了极少数的古越族之外，有“山客”、“木客”、“畲客”。他们大多也是“外来人”。这些“客”和后来的“汉客”混居一地，长期融合，孕育出一种独具个性的语言、文化特征，（可以认为此时民系初步形成，但没有正式的名称）然而这些独具特征的人外迁他乡，如迁至福佬系、广府系的聚居区，被当地主人称为客人、客户、客家。而且这一称呼是在福建沿海和广东沿海不同民系中“叫”出来的，这在文化内含上，应该可以认为是对同一文化特征（即后来确定的客家）人群的一种“共鸣”。这是否同闽粤赣三省连结区原住民的“客”有关，或者说这些地方的居民已有“客”的说法（虽然未见文字记载），现尚难定论。
　　 客家名称的来由，现在比较共识的观点是由“他称”到“自称”。“他称”的时间是在明末清初。自称的时间起始于清中叶。但这绝不等于客家民系这时候才形成。“他称”首先是在福建沿海福佬人和广东沿海广府人，“称”出的。“自称”便是自我认同。因客家在民系形成之前的历史一直是作客他乡的迁移史。人家对自己的称谓并无贬意，同时符合自己的历史；也就认同了。

何谓客家精神（之六）

　　 “客家精神”一词，有的学者认为不确切，提出用民性、品格、民风、特性、风尚、品德、品质，气质等词的见解。见智见仁，何词恰切，姑且不论，权以“精神”解说。
　　 客家精神是由客家历史打造出来的。客家历史是客家先民、客家人的流浪史、拼搏史、创业史。为了生存、发展，长期的迁徙、流浪，颠沛流离，逐步地摆脱了中原“安土重迁”和“父母在不远游”的传统保守观念的束缚，树立起“四海为家”的新思想。
也就是长期的颠沛流离，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而必须奋力与自然、与社会抗争，努力拼搏，胜利者，就是这些敢于拼搏、敢于冒险进取的强者，他们终于到了彼岸，获得新生和发达。
　　 客家先民在中原老家受到儒学的传统教育，宗族、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离开中原背井离乡，长期的流浪生活，更体会到宗族、家族合力的重要性，更加巩固和加强了宗族家族观念，于是敬祖睦宗的思想观念显得十分突出，扌背父骸，聚族而后，修族谱，修宗祠十分突出。
　　 客家先民在饱尝长期离乡背井痛苦之后，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家不知娘辛苦，出外方知慈母情”，“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于是更加戚恋家乡，并深刻体会到家、乡、国命运一体，荣辱与共的关系，使爱国爱乡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在各个方面，显得尤为突出。
　　 客家精神的表述有繁有简，有长有短，可以函益意识和行为的各个方面，但最为突出，最为本质的可以归纳为“四海为家，冒险进取，敬祖睦宗，爱国爱乡”十六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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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形成，主要跟宋朝相关，特别是宋元交替的年代，中原人因为战乱而向南迁徙。为什么向南迁徙呢？这是地理因素和民族因素造成的。中国的东面是海洋，西面是雪山高原，北面是具有征服性的少数民族，可以说是三面受阻，向南迁徙是唯一的选择；进一步而言，可以说是祸起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些地带缺水，农业文明无法向草原蔓延，游牧部落先后几次形成征服性很强的少数民族，然后就屡屡侵犯中原。为了抵御这种入侵，在南北对抗中取得优势，汉民族就要强调增加人口和保持江山一统。然而，总是有昏庸的皇帝导致国力衰退，造成军事不振，领土被侵占，甚至是江山易手。宋王朝的实力不济，举国尚文不尚武，皇帝被掳为人质，中原人不堪异族的欺凌和折磨，不得不开始了南迁的高潮，借助水运从河南和淮河流域跨越长江，继而沿赣江南下，与故土渐行渐远……

       中原人从东晋时期就开始了这种群体迁徙，世上很少有哪一个民族是这么群体被迫迁徙的（实际上成了不能回归家乡故土的难民），这是一番如何的景象？背后总是战火轰隆，哀鸿遍野，原有的宗族社会变得七零八散，人们在混乱中拖家带口到一个陌生的荒蛮土地，寻找一生或者几代人的安宁。走入赣州地带，可以了解到东南部山区是一个天然的屏障；而湖南容易受到水路攻击，西南是云贵高原山区，不能发展农业文明。相比之下，赣州以南属于丘陵山区，水系发达，可以把沿河两岸的荒蛮之地开发出少量耕地。这样，中原人相继在战乱期间涌入赣州。赣州新的迁徙地，分两条水路走，一条水路是章江，翻过大庾岭进入广东的是“广府人”；一条水路是贡江，翻过石壁进入福建的是“客家人”；后来客家人从福建延汀江和韩江南下进入广东。从此，这些迁徙者在荒蛮的他乡为客，他们很难预测未来的凶吉祸福，魂牵梦绕故土的一景一物，远离了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向北回望氏族曾拥有的辉煌，保留着传统的中原文化，形成“耕读相传”的习惯，希望能通过科举再度逐鹿中原……

     到赣州城，赣州的“赣”字就是由章江的“章”和贡江的“贡”字组合而成，江西也俗称为“赣”。赣州有很多客家人，包括相邻的吉安。但是赣州市内讲“官话” 为主，出了市区，农民多数是讲客家话。有人说客家人保留着东晋时期的文化，客家话也带着东晋时期的语音。客家人的生存和命运，迁徙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也是痛苦的过程，在迁徙的痛苦中创造了一线生机。一方面，按照姓氏重新凝聚起来、集合力量，要与占据南岭的蛮寮（估计是瑶族、畲族为主，过去称为百越）互相搏杀，求得一个立足之地；另一方面，要开垦土地，为了养活一家大小。而且，山区上“人多地少”，还要自觉地继续迁徙。随着斗转星移，客家人走出了一条典型的迁徙路线——起源于赣州、发展于汀州（福建）、繁荣于梅州（广东）、出洋于潮州（广东），这是一条何等漫长的迁徙线路，凝集了迁徙者的多少艰辛，顽强地探索客家人的出路……此外，有一支系从福建（或广东）向西迁往四川和广西，也有一部分客家人回迁到赣州，在赣州形成了“新、老客家人”等两个群体；

         赣州城在宋代达到辉煌的顶端，可能跟中原人迁徙带来的农业文明和文化思想有关，还有，当时这个地方远离了中原的战乱；所以，赣州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宋城”。赣州的老街道“灶儿巷”，还有规模很大的文庙，以及老城墙等。这些景观都可以说明赣州的人文历史深厚，让人流连忘返。还有，唐代时期李世民的皇族子孙李渤担任过赣州刺史，在“郁孤台”留下名句：郁结古今事，孤悬天地心。登上郁孤台，可以瞭望到章江和贡江交汇成赣江，自南向北流去。郁孤台还有一位宋代名人辛弃疾的雕像，当年，因为怀才不遇而被流放到赣州，他的境遇完全像是郁孤台这副对联的现实写照。

      一个叫李老山的村子，这里有一个渤公祠，相传李渤在赣州做刺史时，留下的一支后裔在这里居住；李渤晚年迁往九江的庐山，创办了白鹿书院，成为天下第一书院；据了解，这种重视读书的风气在江西一直很浓厚，大大小小的书院在荒蛮山区中遍地开花，真是很难得，那些众多科考无名的读书人传承了中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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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发展地——汀州（福建 龙岩）

      客家人来到这些荒蛮之地(福建龙岩0，应对的最大挑战不是土地，而是抢占土地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以姓氏和宗祠为凝聚力，通过“多生育和姓氏认同”快速积聚人口，形成一个宗亲社会团体，才能形成对外抗争的力量；他们不仅要对付蛮寮（或者叫原著民）的袭击，对付匪患的袭击，也有客家人不同姓氏团体之间对土地和水源的互相争夺。也就是说，没有人游离在宗亲团体之外能在异乡生存下来。因此，南迁的客家人实际上保持了中原宗族社会的特征，内部有宗法管理，也有团结互助。但是，这种宗族社会不同于东晋时期的士族社会，而是庶民社会。为了迎合加官进爵世袭制的封建社会传统，他们在修族谱的时候经常把自己的姓氏根源往早期同姓氏的朝廷大官上靠，自我说明是士族出身.

      围屋、农耕文明和宗族社会是客家人顽强扎下根来的根本，而向往士族社会和科考中举是他们养成读书风气的原因，读书、科考和做官属于提升家族地位的中原文化。可以说，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客家人自我觉悟地完成了一系列的文化融合，锤炼成为能文能武、耕读相传、农商结合的优秀族群——“一个自强不息的族群”。这样，客家人依靠这种文化融合，有了自己的文化内核，才有了后续的繁荣发展。后来，沿着汀江、韩江和东江顺流而下，客家人开辟出一条生存地带，把赣州、汀州、梅州和潮州（包括惠州）连成一片客家居住区，进入繁荣时期，继而扩散代内地和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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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繁荣地——梅州（广东）
       梅州，全市都是客家人，名闻海内外，所以，梅州又叫“世界客都”。这里是我真正的故乡，虽然是上溯近十代人以前的故乡，到处是说客家话的人。

        客家人在福建汀州立稳根基之后，顺着汀江和韩江而下，占据了大片丘陵山区，在共同的区域内，各种姓氏迁徙而来的中原人实现了对客家文化的认同。于是，在广东形成了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州）人等三大族群的三足鼎立之势。梅州还后来居上，列入广东的四大文化名城，梅州的读书人多如过江之鲫，以致广东的很多大学都是满嘴客家话口音的教授，高中老师也是遍布省内外。为什么读书的风气如此之盛，究其原因，也许饱尝过在荒蛮之地生存的艰难，希望向上抬升自己的生活地位；也许客家人度过了迁徙时期的艰难，生活安稳下来了，家庭有了人才投资的能力。而且，宗族社会有一些公产，建设起地方乡村书院，梅州人还有不惜卖掉耕牛培育读书人的习惯。


      生活的安定也表现在饮食上，形成了客家菜。到了梅州，一定要好好品尝一下客家菜，比如“盐掬鸡、梅菜扣肉、鱼片豆腐”，很多菜都是偏咸，我想，是不是源于中原人口味一样重，还有一种说法是在炎热的山区劳动出汗很多，需要补充盐份。这些菜不是什么宫廷菜，而是就地取材的庶民菜，渐渐形成了客家菜系列，也叫东江菜（广东的东江，客家人居住区）。同样的变化也体现在建筑上，房屋建造也从夯土墙转向砖木式，梅州这边的围屋（土楼）比较少，房子的样式很多，围龙屋是一大特色，多数是砖木结构的“殿堂式”房子，也有一些华侨建造的中西合璧房子，反映出梅州侨乡的特色。


     近代，客家人的社会地位提升也出现了，大埔县是一个将军县，国民党时期出过108位将军，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时候，客家人的物产丰富，出现了特色产业，顺着韩江而下到潮州出海口岸，大量向南洋出口；这种出口贸易带来了走向世界的机遇，由于人多地少的矛盾严重，大批客家人乘船到南洋去，开启了他们的海上迁徙道路。在大埔县，有一个李光耀祖居地，是李光耀的曾祖父在南洋发迹之后回来兴建的，房子不算很大，正门上有一个“中翰第”的名字。李光耀父子先后担任新加坡总理。客家人崇尚读书也结下硕果累累，在近代人才辈出的现象是很显著的，如孙中山、李光耀、叶剑英等都是读书成才的，文官武官都有，还有很多科学家。民国时期全国著名大学的大学生多数是广东人和江苏人，其中广东客家人可以说是一支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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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台灣人的血緣

      最早來台之客家人可能是海盜林道乾、林鳳的部下
，明朝時(十六世紀末)就有人留下來開懇‧大量的客家人
移民來台，是一六九六施琅死後，禁止客家人來台之政令
漸弛。客家人來台首先於台南東門外闢菜園以維生計。
以後客家人漸移住高屏下淡水溪，當一七二一年朱一貴起
義時，就有「粵東種地傭工客民」數萬人響應，由杜君英
率領。這些響應傭工來自今台南縣之草潭，高雄之下埤頭
，屏東之新園鄉以及琉球鄉。後來杜君英與朱一貴不合北
走虎尾鄉駐兵於今北港、雲林各地‧以後解散其隊伍。這
地區如今並非客家區，可見很多客家人早以散入嘉南地帶
以及其他非 客家區的高屏地帶。

今嘉義之大埔鄉，原本是客家莊，藍鼎元之東征集
即有記載，入墾的客人（可能多是廣東大埔縣人，所以有
大埔莊之稱）是被僱來開墾的佃農，土地原是原住民所有
，因業戶代其納餉而取得‧在康熙末期，客家人大量湧入
，類似大埔莊之客庄在嘉南一定不少‧像一七一六年的諸
羅縣志雜俗條云﹕「各莊佃丁、山客十居七八，糜有室家
、漳泉人稱之日客仔」，一七二０年之台灣縣志亦有記載
「客莊潮人所居之庄也‧北路自諸羅山北上南路自淡水溪
而下‧類皆潮人聚集以耕，名曰客人‧故庄亦稱客庄，每
庄數百人，少者亦百餘。」　
　這種客庄不少，諸羅縣志記載有「自下加冬（今台
南後壁鄉嘉冬村）至斗六門、客莊、漳泉人相半‧斗六門
以北。客莊愈多」。這些客子皆無妻子，婦女渡台之禁又
非常嚴。許多人年終賣榖返鄉，置產瞻家，春秋又復來台
歲以為常的也不少。客家人一多，客家人崇拜的三山國王
廟也在雲林及台南出現。嘉義市中心的三山戲院就在三山
國王廟旁，台南市的三山國王廟在小北門內鎮北坊水仔尾
（又叫大鏡街，日據時代稱寶町二丁目，一篇一九四八文
章稱此廟那時埤人當為肥料倉庫，及製香燭木工之場地，
如今不知如何。）
　　　　彰化地區早在一七一五年就有客人入墾今北斗鎮，
當朱一貴事件發生時，隨南澳總兵藍廷珍來台之客家鄉親
在此建一北莊，以後更多客家人來此，客庄更普遍。像埤
頭鄉新庄村是一七三三年由客家人羅泉與漳人廖玉合墾的
。劉峰松發表於台灣文化第七期的《半線掠影》，稱他們
為「福佬客」，已經福佬化連自己都不知道是客家人，他
說全彰化縣有二五座三山國王廟，另有七座「廣」子的寺
廟，目前仍有地名如大埔厝、饒平厝、海豐等都本是客家
莊（若找清代所修彰化縣志，用客家源頭命名的莊更多）
，彰化市茄冬里的十八義民之墓，亦是紀念十八位客家人
在一七三二年救清朝官員與原住民相戰而死的。據劉文一
九二八年日本政府的資料有百分之七‧五的彰化縣民是祖
籍廣東，但一九五六之調查，祖籍廣東只剩下百分之三
‧六。可見不到三十年，半數以上祖籍客家的彰化縣人已
不知其客家根了。　　　　

台中地區之客家人大多是彰化員林向北移者，由各
種資料看來，今台中縣之豐原、潭子、神岡、東勢、石岡
、新社等鄉鎮地區，開始客家人入墾較多，其他今大甲鎮
，外埔鄉，霧峰鄉，及沙鹿鎮的一些村莊也有記錄是客家
人開始入墾的。台北地區之開墾，客家人開始是以今新莊
鎮附近的興直堡地區為主，大約在康熙末及雍正初年開始
。客家人有自大陸直接到淡水、三芝、石門之芝蘭三堡地
區，以及土城、三峽、樹林、鶯歌的海山堡地區都有客家
人移住開墾，其他台北縣台北市各地都有客家莊。台北附
近客家人很多因為後來的福客械鬥，被迫轉往桃園新竹一
帶居住。目前很多在桃園新竹客家人祭祖仍要到新莊附近
，新莊仍存有三山國王廟，聽說雖歷經重修，尚保留舊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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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广东客家移民探讨

一、　晚清广东客家人的分布
　　　
　　　关于历史上客家人的源流和分布，前人已做过大量的工作，2尽管在某些方面至今还有较大的争议，但自明朝以来，“客家人的主要集中地在广东”是取得共识的。3然而，与成绩斐然的客家源流和分布之宏观研究相比，以广东为代表的区域性客家研究却显得有些滞后。研究成果的多寡，则多少反映出问题探讨深入的程度。有关广东客家人的研究成果屈指可数，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近年以来，较早关注广东客家人情况的是日本人。由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于1932年撰写的《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4开创了以广东作为区域性客家人研究的先河。但应指出的是：该文是当年日本情报部为侵华之需要，试图通过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以寻求征服和奴役中华民族的良方。故此文虽然谓之为广东客家民族的研究，但不过是带有鲜明政治目的和偏见的调查报告。因之，此文不属于严肃的学术论著。且该文重点在民国成立之后，亦对我们所关注的晚清时期的客家人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反映。此文之后，对广东客家人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休眠之状态。直至20世纪80年代，侯国隆先生在广东各地县志办公室人员的帮助下，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调查，写出《关于广东客家人分布情况的调查》一文，5方又引起学术界对广东客家人之研究有所重视。尽管该文属于现实情况的调查报告，但所提供的客家人现实的居地分布情况、人数以及占各县的比重等，仍对研究清末广东客家人的分布很有裨益。
　　　
　　　由于客家人在晚清的活动，与广东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戚戚相关，因此不解决当时广东客家人的居地分布、人数及其状况这一问题，不仅无益于客家历史的研究，甚至可以说无法深入探讨近代中国历史。从目前笔者所见到的资料来看，记载晚清广东客家人的分布情况，以清光绪《嘉应州志》较为翔实可信。该书卷七《方言》篇称：“仲和案：嘉应州及所属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并潮州府属之大埔、丰顺二县，惠州府属之永安、龙川、河源、连平、长宁、和平、归善、博罗一州七县，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异，声音高下亦随之而变，其间称谓亦多所异同焉。广州之人谓以上各州县人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由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两广为最多。土著皆以客称之，以其皆客话也。”6写此段案语的仲和氏，即《嘉应州志》的编纂者温仲和。他属本州人，据《兴宁温氏族谱》记载，嘉应温氏是从山西、河南经浙江、福建，辗转迁徙到粤东的。7他既是客家人，又生活在清光绪年间，对当地客家人的情况十分熟悉。因此，温仲和所记载嘉应州及左近客家人情况比较可靠。通过光绪《嘉应州志》记载，我们得知当时广东地区客家人的大致情况：
　　　
　　　一是其居地分布区域。当时，广东地区的客家人主要集中在二府、二州、十三县之地。二府是潮州府和惠州府；二州是嘉应州和连平州，十三县是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大埔、丰顺、永安、龙川、河源、长宁、和平、归善、博罗等地。以上地区是客家人主要集中地区，亦即通常所谓的纯客家人居地。而客、土杂居地区，其范围则很广，几乎遍及广东各地。正如《嘉应州志》所说：“以上各州县人迁移他州县者所在多有。”广东客家人居地分布区域，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变化也不太大。如著名客家史专家罗香林教授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统计，当时广东的纯客住县有：“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大埔、连平、和平、龙川、紫金、仁化、赤溪、始兴、英德、河源。”8嘉应州后改称梅县，来安后易为紫金，镇平即后来之蕉岭。兴宁、五华、平远、龙川，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不仅地名称谓未变化，而且纯客家居地亦同。罗氏的考证，除新增仁化、赤溪、始兴等地之外，把丰顺、博罗、河源划人非纯客住县。9尽管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客家人居地有些变化，但是其主要集中在广东的东部和中部地区这一范围。日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客家人的调查也大体如此。10
　　　
　　　二是客家人是有自己语言体系的群体。当时，不但“其土音大致相通，而且被广州本地人称之为‘客家’，谓其话为‘客话’”。可见，客家人是一个有着共同语言体系的群体。温仲和在《嘉应州志》用整整一卷的篇幅叙述客话源流及在当地流行的情况。最后，他在卷末说：“旧书志无方言，此篇为特创，前无所因。…·为述所以编之意，俾览之者，知客话源流之所自焉。”11后世学者对客家语言的研究，已有多项成果面世，兹不赘述。12总之，客家有自己语言体系，是毋庸质疑的事实。
　　　
　　　从当时人的记载来看，我们对清光绪年间广东客家人居地、方言等情况大体有所了解。
　　　

对酒听歌

二、　晚清广东客家人数---------------略
　　　
三、　晚清广东客家人的特性---------------------------略

四、　晚清广东客家人的革命活动-------------------------------略

五、　结 语　　
　
　　　晚清是广东客家人发展的重要时期。从人数来说，客家已有大约800多万人，主要分布在广东的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嘉应州、惠州、潮州等地最为集中。此时客家人的原来的低层次、宗族性的组织，已发展为目的明确的团体组织。而且，这一时期的广东客家人与境外客属侨胞的联系更加密切。这一时期，广东地方政府的官方文件中屡屡出现“惠州会匪猖獗”，62“惠州各属本多匪乡，散则为民，聚则为匪”，63“广东会匪名目最多”，64
　　　
“广东盗风日炽”，65

　　　“今日广东，贼密布如棋局，遍地皆贼”66等文字，所指的其中就有许多客家人的组织和客家人。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广东民众的反抗斗争孕育了广东革命高潮的到来，正如时人所说：“即无孙文，广东亦不久安矣。”67时势造英雄。具有远见卓识的孙中山先生顺应历史的潮流，创建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兴中会、同盟会，推动了广东乃至全国革命向前发展。在孙中山有意识地吸收和培育之下，大批广东客家人加人兴中会和同盟会的组织，在广东革命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说，没有客家人的参与就没有广东革命的成功。同样也可以说，客家的革命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居住於闽粤赣边地区的客家先民，系来自中原。

居住於闽粤赣边地区的客家先民，系来自中原。是历代因战乱从中原大规模直接迁徙而至，或辗转迁入，或官宦、贬谪、经商等原因而落居。其先民迁徙有以下几个时期：
　　（一）秦汉统一中国，中原移民开始南下。
　　　1、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军六十万灭楚“南征　百越之君”，集结余干之水的秦军，于公元前221年置闽中郡后，即分兵南下，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一百五十里，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
　　　2、秦始皇三十三年，五十万人守五岭，即赵佗“将卒以戍越”。由是观之，闽粤赣边有两支秦军屯戍，一戊南野之界，一戍揭岭。
　　　3、秦始皇三十四年，赵佗又在隔河二里筑城以控武水，筑万人城于中宿浈山。赵佗又在龙川筑城居之。这批筑城者人数不详，但同期徙往北方边郡筑城可考者，少者三万户，多者五万户。
　　　4、秦始皇三十六年，估计秦驻闽粤赣边之戍徙民约占当地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5、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5年），又大批中原士卒南戍　岭南，分驻于郡县及军事要冲。
　　　6、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闽中及揭阳（潮、梅古为闽越地）的闽越人都搬走了，是地只留下秦中县徙民的后裔。这说明自此起，闽粤赣边居民是以中原移民为主体。
　　（二）汉末建安至东晋永嘉之际，中原人民避难，有一部分人迁入闽粤赣边区。
　　　东汉末年，中原人民避难入交州，曾掀起一次高潮，南迁主要由海道而来。
　　　南北朝时，南北对峙，中原人民又一次大规模南迁，迁移人口约96万，大部分稳定在长江中游两岸，其中一部分入江西赣南，部分又经宁都、石城进入闽粤边州县。
　　　永嘉之际，中原士族流入福建者众。
　　（三）唐代安史之乱，战祸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原人民大量南逃。
　　（四）唐末黄巢起义，中原人民避难者又大批逃入闽粤赣区。如宗室李孟，由长安迁汴梁，继迁福建宁化古壁乡。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五千下江西。唐末至宋、闽赣边人口激增。
　　（五）宋南渡与宋末再有大批中原人民逃难至粤中与闽粤赣边地区。
　　　建炎南渡，一部分官吏士民流移杭、秀、苏、常、湖、即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而且是大部分随隆　皇太沿走洪、吉、虔州，皇太回临安。这些士民没有随太后的条件，又势不能北返，因而一部分南渡大庚岭，入南雄、始兴、韶州。一部分由虔州入汀州。一部分滞留赣南各县。
　　　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南下，江浙及江西大量宋民，一路从蒲田逃亡广东沿海潮汕至海南岛。
　　（六）除以上所述因战乱大规模南迁外，中原人民因旱灾水患逃荒而南来，亦有历代官宦、贬谪、经商、游学而定居闽粤赣边地区者。
　　从以上史料看，客家先民主要来自中原汉族。而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中，又不断融化吸收畲、瑶、蛋、木客等南方少数族群壮大了客家队伍。
　　“一枝散五叶”——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与客家腹地的确认
客家人的第四次大迁徙，则是在梅州已形成聚居地或集散地之际发生的，这给日后梅州作为“文化中心”的认同，乃至作为“客都”的认同，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因此，务必阐述清楚方可服人。
　　　
　一般认为，元亡明兴，在梅州算是“和平过渡”，没有什么战事，驻守梅州的元朝命官本就是汉人，所以，梅州的人丁便没受什么影响，发展迅速，包括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中也这么写道：“……盖客家的大部分于宋末明初徙至广东内部后，经过宋明一代的生息，系裔日繁，资力日充，而所居地域则属山多田少，耕植所获，不足供用，于乃思为向外扩张……”这便成为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的一重大历史动因。
　　　
　我们沿袭罗香林“五次大迁徙”一说，是因为他对中国移民史的研究是有相当造诣的，五次大迁徙的说法，也基本合乎历史事实，具有科学性、系统性，但这并不等于它就十全十美，无须补充与完善了。例如关于“第二次大迁徙”的历史动因，他归结为黄巢之乱，可从史书及族谱上考证，黄巢之乱之前的安史之乱，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史书称其更甚于引发“第一次大迁徙”的永嘉之乱。所以，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第四次迁徙，无论是历史背景，还是诱发动因，都还有值得讨论的地方，需要有更深入的探究。
　　　
　首先，早在南宋，梅州的人口就比北宋要少——注意，这正是客家民系形成之际。其间，主要是当地一直动荡不安，连年战乱，及至《温志·丛读》中称：“南宋后，迭遭兵变，土著逃亡者仅存一二，历元而明，中原衣冠，始稍迁至。”可见，当地的少数民族一经迁出，便没有再回来，梅州方成为以汉民族为主体即客籍属地。我们也知道，当年追随文天祥抗元而辗转南粤者，梅州更去了大部分，而蔡蒙吉在梅州率众抗元，孤城喋血，被杀者更不计其数，全城十室九空……为此，梅州在宋、元交替之际，人口锐减，即便在元中、后期，也没多少返迁，为此，当朱元璋建立汉人的明王朝时，这已是1369年了，仍只能把梅州降格为程乡县。
　　　
　也就是同一年，位处粤北的英州，也被明太祖朱元璋降格为英德县。这英州由来已久，早在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粤之际，在当今英德境内设浈阳、浛洭两个县，后来，先后归属于桂阳郡、始兴郡、广兴郡、衡阳、南海郡及广州。五代时，浈阳属英州，浛洭属广州。宋太祖赵匡胤开宝五年（972 年），因洭犯讳，改为浛洸。第二年，改属英州，后属英德府，即二县同属英德府，元代改为英德路，后又降为英德州，属广东道。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降为英德县，属韶州府。
　　　
　之所以详述英德县建制沿革，是想说明，英德自汉代始，人文历史渊源不可小看，尤其是张九龄凿通大庾岭之后，韶关一带，更成了中原移民南下第一站，其人口一度远超广州。所以，英德历史上含2个县，且作为府、路、州等建制，可见人口不少，为何到了明初，竟降为一个县呢？
　　　
　据史料记载，陈友谅南方称帝，为朱元璋所灭，原来支持陈的地方，大都被朱的军队扫灭。偌大一个英州，历此浩劫，州城竟只余百十号人丁，其余大多被杀。没有人，别说“州”了，连县也难以支撑。罗香林的著作中，曾提到客家人在这之前亦到达粤北，与经珠玑巷入粤的广府人一样，其实有误。粤北包括英德被杀的人丁，当是广府人与土著人，而非客家人。客家人是在这次劫难之后，才填补进粤北的，这有粤北大量的族谱为证。
　　　
　如作为英德的大姓郭家，其开基祖郭文一即郭进生，原籍为福建上杭，明宣德年间已在兴宁县十三都罗经水居住。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移居广东韶州府翁源县。成仕年间（1473年左右）再移居英德潭坑——这一脉，记载得相当清晰。韶关其他客家姓氏，也大抵是宣德正统至成仕年间（1426—1487 年）迁入的。
　　　
　迁入韶关之际，客家人进入粤东梅州的也就更多了。有关方志均记载，这一段时间内，有大批的客家人，因人口拥挤以及粮荒，由闽西南的宁化等地迁入梅州、韶关，其中，迁入大埔为多——可参见邹鲁序的《大埔县志》。正因为这样，才有“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是来自宁化之石壁村者”一说。
　　　
　因此，称宋末明初大批客家人迁入，当为不确，真正大规模迁入，则应是明中叶前后。根据梅州有关的人口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出来。明初洪武二十四年，程乡县人口仅1686户6989人，作为一个县的规模都几乎不足，最早建县（东晋年间）的兴宁，在这一年仅2626人，五华也仅3202人，可是人口锐减—— 宋熙宁八年，程乡为12372户。熙宁八年为1075年，洪武二十四年为1391年，间距为300年。
　　　
　但到嘉靖十一年（1532年），程乡人口便达到了38366人，增长约4.5倍，平均为12%强，兴宁与五华，也分别达到4181人及9000多人；大埔则有近4万人。各县统计不一，资料不全，但可看出梅县（程乡）、大埔人口的剧增，正应了前述郭氏族谱及相关族谱的记载。史载：“明成仕年间，江西、福建均有人满为患，迁入韶州、嘉应州入户者不少。”
　　　
　成仕年间，当是梅州人文初兴之际，长乐知县黄瑜，建有长乐学宫；兴宁知县秦君，奏准重建县城，改土垣为砖墙；又析海阳八都之地，置饶平县，大埔划归饶平。继任兴宁知县侯爵，更主修《兴宁县志》，为该县志有刊本之始。程乡县令刘彬，亦设东社学、西社学、南社学于城外。兴宁更改兴宁至程乡的驿道。成仕之后弘治年间，长乐至油田的灌溉工程——周瑄圳完成，可灌溉3000余亩良田。程乡又设北社学，名濂溪书院，为大学者陈白沙所称道，并作诗及撰写社学记……
　　　
　可以说，这半个世纪中，是梅州于明代之际相对稳定、繁荣的历史时期，也是梅州客家人人口剧增的重要阶段，但很快，到明中末叶，动乱又起，于是，便酿成了明末清初的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
　　　
　没有明代中叶的聚居，业已形成的客家民系对梅州作为聚居地的认同，那么，作为第四次大迁徙的“一枝散五叶”出去的不同区域的客家人，就不可能视梅州为他们出发前的祖居地——这里务必有几个条件：
　　　
　一是祖上在梅州有相对稳定的且有较长时间的居住与停留。一般来说，至少有一代或几代人以上，也就是超过半个世纪方可，明中叶的稳定，提供了这一先决条件。
　　　
　二是祖居地留下的深刻的历史地理记忆。这一条，梅州同样是具备的，在群山环抱下，它拥有面积达320平方公里的兴宁盆地，110平方公里的梅江区盆地，以及均为100平方公里蕉岭谷地、汤坑盆地，还有若干小的盆地平原，它们为移居适时的休养生息，提供了相对良好的环境。
　　　
　三是方言的整合、规范。众所周知，如今全国乃至全球的客家人，都认同梅县松口的客方言为标准音，尽管同在梅州范围内，如五华的客方言就有较大的差别。但是，共同的乡音，所牵引起的乡情则是最浓郁也是最稳固的，非别的内容可比。
　　　
　上述三条，相对稳定的时间、深刻的历史地理记忆，以及在此地整合、规范了的乡音，使梅州在逐渐形成的“客家大本营”中，有了日益突出的历史地位，成为客家人最后一个大范围的集散地。
　　　
　其实，在明中叶后期，梅州人口又呈下降趋势。如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程乡人口为38366人，至崇祯八年（1635年），百年间，人口只余下一半，为19647人。弘治十六年起，瑶民、农民起义连绵不绝；嘉靖年间，又遇大旱与蝗灾，继而地震，倭寇入侵，农民起义规模日益壮大，震动了闽粤赣三省，一起延续到崇祯年间。
　　　
　直到民族危亡之际，这些民变才逐渐平息，同仇敌忾，投身于抗清斗争之中。
　　　
　可以说，自明末至清初，这上百年间，引发的客家第四次大迁徙，在客家文化史上，有着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
　　　
　如果说，前面三次大迁徙，是客家先民聚落、凝结及至客家民系形成，呈现的是一种内聚的形态，那么，这一次，则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由内聚演变为向外的辐射，让中国及世界开始认识客家人，并且感受到了客家人的历史力量。
　　　
　而客家人，则不再仅仅株守在闽粤赣大本营中，乃是扩散到了整个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了。
　　　
　我们把这次扩散与拓展为主题的第四次大迁徙，称之为“一枝散五叶”。
　　　
　也就是归结为五条迁徙的线路。
　　这五条线路分别是：--------------------------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