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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眼中的红线女的婚姻生活
2005年10月31日 文摘周报
凤凰卫视著名军事评论员，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马师曾之子马鼎盛出生在香港，却在北京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文革”后，这位“愤青”返回香港。在其成长自述《矇眬的年代》中，他披露了自己
对母亲再婚从反对到理解的内心转变———
有了后娘又添后爹
大概是我在北京念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有人告诉我：你妈妈要结婚了。我好像没听见一样，该干吗就干吗去了。晚上，却总也睡不着。后来干脆坐起身来，在宿舍靠着冷冰冰的墙壁，用被子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吗？有个后娘还不够，非得添个后爹！
记得之前一年的暑假，我回广州爸爸那儿去探望祖母。吃饭时，父亲介绍：“这是王同志。”王同志一张大脸很白很白，样子已记不清楚了。那年父亲刚60岁吧？那位王同志30出头，直到父亲去世，4年中我没有同她说过一句话。
跟着父亲住的哥哥，被妈妈接过来住，不用受后娘的白眼了。现在可好，又要有后爹进门了。这回我们哥儿俩往哪儿躲？不行，马上要写信表态！半夜三更的翻不出像样的信纸，草纸也凑合了。信上只写道：“妈妈请你不要结婚，你结了婚，我就像哥哥一样惨！”心算着飞机送信两三天到，两三天回，怎么十天不见回信？等足半个月，妈妈回信也是一张纸，循例问功课，问身体，根本没提我的草纸信。
事隔两年，我上了初二，妈妈到北京开会才旧事重提：“是谁教你这么写的？”百分之百的心声，谁人教得出？
有位高级领导干部对我说：“你妈妈还年轻嘛！”那一年，她该是三十五六岁吧？来我家的客人，上至七八十岁的老头，下至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我看着都可疑。帮我补习功课，嘘寒问暖的，送礼物献殷勤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好在我和妈妈见面的机会有限，彼此没有大麻烦。小麻烦嘛，就免不了。那年妈妈在北京疗养，住进颐和园。晚饭后做功课，我偏偏不在自己客房里做，要跑到大厅占张八仙桌。做完代数做生物，语文、历史的复习、预习颇费时间，转眼就是十一点。和妈妈一齐吃过宵夜，精神大振，熬到一两点不成问题。来访的客人再也熬我不过，一书在手，甭管是《斯巴达克思》还是《上海的早晨》，我有时就看个通宵。
我在北京读书，妈妈在广州工作，像这样给她站岗放哨的日子寥若晨星。我另一种本能的举动是自我放逐，我小学毕业后，妈说不如回广州读中学吧？我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作为名人之后，委实不容易。被人介绍一句是某某的儿子，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她是一个女艺人，又是离了婚独身的，三姑六婆的闲言碎语谁听得过来？当儿子的有什么法子？躲在遥远的北京，耳根多少清静一些。
母亲再婚让我尴尬
“文革”中，我回到广州，天天看大字报，从省粤剧院，看到省委大院，专挑有关我妈的看，赤裸裸的人身攻击，无所不用其极。“文革”促成了一件让我最无奈的事———娘要嫁人。对我来说，又是眼不见为净了。下农村插队四年之后，我被分到粤北山区一个机械厂当学徒工，还没出师那年，不到50岁的妈妈结婚了。
妈妈再婚，使25岁的我颇感尴尬。虽然工厂离广州不过200多公里，5块钱火车票，4小时车程，但是，我的探亲假宁愿到2000公里外的北京。北京看上去变化不大，每人每月一斤肉的配给，还是肥的多，瘦的少。不过，见得到的同学，都是一家大小亲亲热热的，那年头，没有几家离了婚又结婚的。
最模范的夫妻是周家叔叔，文革前的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他和王昆阿姨相濡以沫几十年，也一直关心我妈的家庭生活。这次我上京，虽然没向他们吐苦水，但他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周叔叔说我妈这一辈子不容易，王昆阿姨也说我妈是个很要强的人，做儿子，是不是得体谅她一点？
我想，该体谅的我也做了。因为哥哥调回城的事，我妈已经受到组织照顾，我再要求照顾，就作难了。所以，我也认命了，只能在韶关的机械厂“建设共产主义”。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全国大学公开招生，我凭着高二的底子，加上十年来没放下过书，总算考上了大学，户口也迁回广州。
谁来陪伴我的母亲
我妈认为她第一段婚姻并非自愿，因此，自主的第二春一定要全方位成功。但是，也不过十年光景，那位大作家就患绝症去世了。上个世纪80年代，妈妈不仅失去了第二段婚姻，还相继跑掉3个亲生子女：我还算是离得最近的，从香港去广州不过两小时车程，一年到头还能见上几面；姐姐定居台湾，哥哥在加拿大，一年未必能见一次面。
终于有一天，我们娘儿四个能重聚一堂，破天荒地打四圈麻将。可曲终人散后，我妈仍然独居华侨新村。
我妈也有过含饴弄孙之乐，姐姐、哥哥和我的儿女，分别同她一起住过六七年，那也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的往事。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连我也快要成为空巢一族的“老鸟”，才感到晚年的妈妈，确实应该有个老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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