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自己“打造”的能力也过分自信，我们打碎的往往是经过历史淘洗沉淀下来的核心价值和价值核心，造出来的常常是暴风骤雨过后的满目疮痍。

　　本书只想作“窄而深”的狭义研究，只想研究“客家”这个说法、这个词汇、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

　　少主观推断，重史实确认和论据结实。

　　客家人写客家，未免陷于自我优越。

　　今笔者写客家，就事论事，不偏不党。

　　□司雁人

　　那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先人，至今鲜活而生动。人们聚族而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拜山拜水拜自然，敬天敬地敬祖宗。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可以选择居于集市，也可以选择住在农村。而我们现在散处于城市各个角落，散得连一部族谱都续不起来，亲族视同路人。　　

　　陶醉在城市化浪潮中的人们，是否想到农村的消解。消解了中国农村，就消解了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消解了，我们的心就被掏空了，我们的根就被拔起来了——这种显而易见就在眼前的后果，让我们惊恐万分不寒而栗。

　　河源位于东江上游山文化、下游三角洲冲积平原文化及粤东潮汕文化结合的三位一体的中游惠府文化圈。“客家”之称产生于河源这个客家地区与广府地区结合部，包含了土客冲突（或称先主与后客冲突）的涵义。

　　罗香林的研究用了客家姓氏28种，陈支平的研究用了56种，本书则用了109姓237支（未含后补《紫金冼氏》），且基本集中在河源一县范围内，并尽可能地穷尽了这个古县现存所有客家姓氏宗支（据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河源县姓氏82个，其中单姓81个，复姓1个）。

　　对一个始建于齐永明三年（483）的古县的所有居民——厚实证，薄传闻，逐姓逐支一一进行实地调查。然后提取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冀得“麻雀”功效，以期一县而至于两县三县，两三县而至于各县之普遍性意义。

　　调查发现，生命个体进入深山老林，生存肯定是第一原因。客家迁徙首先是政治原因——反抗官府，逃避税役——甚至杀死杀伤税吏，被迫逃亡。朝代更替，相当多是农民起义推动的，而农民起义大多与当时税负沉重有关。两千多年来，一批又一批起义军高喊着抗捐抗税的口号唤起民众以赢得百姓拥护。王朝强权统治下，能够“逋赋避役”的人总是个案的、少数的、分散的，向来不入官方记载的，而成功“逋赋避役”的客家人在官府管理相对薄弱的粤闽赣山区发展迅速，逐渐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族群。　　

　　“逋赋避役说”把客家南迁粤闽赣山区，与“闯关东”“走西口”等为获得更多耕地资源或“淘金”机会的迁徙区别开来。

　　本书着重于建构自己的理论，而非解构已有成说。不否定“战乱南迁说”，但另提“逋赋避役说”。

　　战乱过后，政府都是号召流亡者回归本土。明初，朱元璋恢复发展生产措施之一，就是号召以往离家出走的人员回家，各归田里，不论其过去出走出于何种原因，一律不予追究。如果回家后，无地或少地者，政府按其人丁多少，拨给附近荒地。民众中“田园将芜胡不归”也是主流思想，“他乡拓殖”则是末流意识。前途未卜、当地人欺生是常态，没有哪个地方会张开双臂欢迎外来者，大批外来者进入，定会引发当地人莫名的恐惧甚至抵御。

　　对于客家人的大迁徙，以往只注重由异族入侵导致战乱的外在力量迫使的研究，而较少甚至根本没有从王朝体制内部寻找原因的分析。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运动和变化，是由它本身固有的内部矛盾引起的。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客家研究之所以到现在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是因为我们以往只是一味简单地从“客家大迁徙”这一事物外部去寻找原因，所以无法说明同样是移民何以有性质上的千差万别及相互转化，无法确认事物运动和发展的必然结果。

　　——“客家”之称发源于客家文化与广府文化交汇的冲要之地——河源。找到了“客家”之称发源地这个历史基点，就找到了整个客家研究的逻辑支点，有关客家的研究就能避免一些笼统的、没有针对性的、不够客观的叙说，客家文化系列研究就可以有序地列队，客家学就能够建立起缜密的学科理论。

　　——跳出“战乱南迁说”的窠臼，走进大山中的历史现场，深入了解大山中民众的生存状况，从历史上官民关系对立的一面分析原因，提出更切实际的“逋赋避役说”。认为若没有“逋赋避役”的原因，哪里的百姓也不会进入瘴气肆虐、人迹罕至的粤闽赣边区深山老林。

　　——厘清“创造客家话的客家人”与“接受客家话的客家人”之区分，从而清除了客家叙事中的所有障碍。

　　——以徐旭曾“视察河工”为出发点，结合实地考察，确定客家初民来自中原腹地大运河冀鲁苏段附近地域。——北方汉人教导畲民主妇说汉语，从而形成了客家话（阿姆话）。

　　笔者采用历史学注重文献资料钩稽分析的方法，结合人类学注重田野调查的方法，部分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长期从事河源客家研究，本书主要讨论如下问题：

　　一、发现并证明“客家”之称发源地及其历史地位和逻辑地位。

　　二、提出并证明客家“逋赋避役说”。

　　三、区分并证明“创话客”与“受话客”。

　　四、论证徐旭曾考察之中原即京杭大运河冀鲁苏段附近地域，并进一步论证客家初民来自中原腹地大运河附近冀鲁苏豫皖交界地域。五、论证客家语言以粤闽赣山区畲族妇女为母体，以冀鲁苏豫皖交界地域北方汉人为父本，并给出客家方言创生境况的具体描述。

　　有学者担心，由于本身没有很扎实的论据，不少论者仅仅依据一时一地的材料而作以偏概全式的研究，或者从自己生活的地域出发对其它地区进行种种臆测推想，故而得出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结论，而这些结论在目前的客家学研究中又被当作“一家之说”不时征引，以致越来越玄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