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过去了一半，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碗碟已经洗干净，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碗盘架上，洗衣机里洗着衣服。我一直没让自己歇着。
现在我觉得空虚。彦基说的是真的，我没有记忆，一点儿也没有。这间房子里没有一件我记得起的东西。哪张照片也不能——不管是贴满镜子的那些，还是面前剪贴簿上的这些——让我想起是什么时候拍的；我想不起一点儿跟彦基共度的时光，除了今早相遇后发生的一切。我的脑子里完全是空荡荡的。
我闭上眼睛努力把精力集中到某样东西上。什么都可以。昨天？去年的圣诞节？任何一个圣诞节？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站起来在屋里走动，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走得很慢，像一个幽灵一样游荡，用手拂过一堵堵墙壁，一张张桌子，一件件家具的背面，却没有真正挨到其中任何一样。我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我想。我看着地毯、花纹小垫子、壁炉台上的中国人俑，还有餐厅里陈列架上精心布置的装饰板。我试着说服自己这些是我的。这些都是我的。我的家，我的丈夫，我的生活。可是这些东西不属于我。它们跟我并非息息相关。在卧室里我打开衣柜门见到一排毫无印象的衣服，摆得整齐有序，像一个我从未见过的、被抹去了面孔和身材的女人，只剩下空荡荡的衣架子。我在这个女人的家里到处游荡，用了她的香皂和香波，扔掉了她的晨袍，脚上穿着她的拖鞋。她像一个幽灵般藏在某处，渺无踪影。今天早晨挑内衣时我颇有负罪感，在内裤里翻了翻——内裤跟紧身裤、袜子团在一起——好像怕被人当场抓住。在抽屉深处发现既美观又实用的丝绸蕾丝内裤时，我屏住了气。我挑了一条淡蓝色的，将其余的内裤摆得跟原状一丝不差。那条小可爱似乎有件配套的胸罩，我把两件都穿上，再穿上一条厚厚的紧身裤，长裤和外套。
我坐到梳妆台旁，小心翼翼地向镜子挪过去，好看清镜子里自己的脸。我凝视着额头上的痘痘、往眼球里不断长的睫毛。我做出微笑的模样，看了看自己的牙齿。我注意到皮肤上有些斑点，额头上有块斑像一个还没有完全退掉的淤痕。我找到了一些化妆品，化了个淡妆，稍微上了粉，刷了一刷。我想起了一个女人——现在我意识到她是我的妈妈——在做同样事情的模样，她说这是“战斗妆备”，今天早上当我用纸巾擦掉多余的口红、刷上睫毛膏时，那个词似乎恰如其分。我感觉自己正踏进某个战场，或者战争已经降临到我的面前。
把我送到学校。化妆。我努力回想妈妈还做过些什么别的事情，不管什么事。结果依然一无所获。我只看见在微小零散的记忆之岛之间横亘着一道巨大的、空荡荡的鸿沟——那是多年的空白。
在厨房里我打开了柜子：里面有一包包意大利面，好几袋“Arborio”牌大米，几罐芸豆罐头。这些东西我一样也不熟。我记得吃过涂奶酪的面包，袋装加热鱼类，盐腌牛肉三明治。我拿出一个标记着“鹰嘴豆”的罐头，还有一小袋叫“古斯古斯面”的东西。我压根儿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更不用说怎么个煮法。那作为一个主妇，我怎么活下去呢？
我抬头望着彦基在离开之前给我看过的白板。白板呈现出某种脏兮兮的灰色，上面草草地涂过不少字，又被擦干净换上新字，改了又改，每次留下些淡淡的印记。我很好奇如果时间能够倒流，白板上曾经有过的字迹都能一层层重现的话，用这种办法深入我的过去，能够发现些什么？但我明白即使一切能够成真，结果也会是徒劳无功。我很确定找到的不过是些留言或者清单，不过写了些要买的东西、要干的活儿而已吧。
这真的就是我的生活吗？我想。这就是我的全部？我拿起记号笔在白板上加了一条。“为今晚出行收拾包裹？”算不上一条提示，不过是我自己写的。
我听见了一阵声音。一阵铃声，是从我的包里传来的。我打开包把里面的东西通通倒在沙发上。钱包、几包纸巾、一些笔、一支口红、一块粉饼、一张买了两杯咖啡的收据。一本小巧玲珑的日记，封面上有花朵装饰，书脊上附了一支铅笔。
我找到了彦基提过的那种电话——个头很小，塑料质地，上面有个键盘，看上去挺像玩具。它正在响铃，屏幕一闪一闪的。我按了一个按钮，希望没有按错。
“喂？”我说。答话的不是彦基的声音。
“嘿。”手机里说，“慕颜？请问是慕颜吗？”
我不想回答。我的名字听起来跟当初听到自己的名字时一样陌生。我感觉刚刚坚定起来的信念再次烟消云散，像一股流沙。
“慕颜？你在吗？”
会是谁呢？谁还会知道我在这儿、知道我是谁？我意识到对方可能是任何一个人。我感觉惊恐涌上了心头，手指在那个可以结束通话的按钮上游移。
“慕颜？是我，彼特医生。拜托请接电话。”
那个名字对我毫无意义，不过我还是说：“是谁？”
对方换了一种口气。松了口气？“我是彼特医生。”他说，“你的医生。”
又是一阵恐慌。“我的医生？”我重复道。我想补上一句我没有病，但现在甚至连这个我也不确信。我的思绪混乱极了。
“是的。”他说，“但是别担心，我们不过是一直在为你的记忆想办法。没什么问题。”
我注意到他说话时使用的时态——“一直在”——这么说，这也是个我记不起来的人？
“什么办法？”我说。
“我一直在试着帮你改善状况。”他说，“想找出你的记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及我们能为此做些什么。”
听起来很合理，不过我有了另外一个疑问。为什么今天早上彦基离开之前没有提到这位医生？
“什么方式？”我说，“用什么方式来治疗我？”
“这几个月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见面。每周几次，或多或少。”
听起来不太可能。又一个经常见到的人，可是我却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我想说。你可能是任何人。
但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假设对今早醒来睡在我旁边的男人来说同样成立，结果发现他竟然是我的丈夫。
“我不记得。”最后我说。
他的语调缓和了下来：“别担心。我知道。”如果他说的话是真的，那么了解情况的也有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他解释说今天是我们约好的时间。
“今天？”我说。我一一回忆今天早上彦基提过的事，回忆了厨房白板上记着的所有事项。“不过我的丈夫根本没有提过。”我发现这是我第一次如此称呼醒来时躺在旁边的男人。
电话里一阵沉默，接着彼特医生说：“我不确定彦基是不是知道我们在见面。”
我注意到他知道我丈夫的名字，但我回应道：“真好笑！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知道就会告诉我的！”
电话里传来了叹息声：“你一定要相信我。”他说，“在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会解释一切。我们真的有了一些治疗的进展。
在见面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做到这点？一想到要出门、彦基又不在身边、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在哪里或者跟谁在一起，我就吓坏了。
“对不起。”我说，“我做不到。”
“慕颜。”他说，“这很重要。如果你看看你的日记，就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你能看到日记吗？应该在你的包里。”
我拿起沙发上的花朵日记本，封面上金字印刷的年份让我无比震惊。2032年。比应有的时间晚了20年。
“我能看到。”
“看看今天的那一栏。”他说，“10月25日。你应该可以看见我们见面的预约？”
我不明白时间怎么可能会是10月——过几天就11月了——但我还是匆忙翻页（日记的纸张跟面巾纸一样薄），直到翻到今天的日期。两页日记中间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10月25日——与彼特医生会面”，字迹我辨认不出来；下面还有一行字，“不要告诉彦基。”我不知道彦基是不是已经读过了，他会查我的东西吗？
我觉得他一定没有读过。其他日期上是空白一片，没有生日，没有派对。这真的是我生活的写照吗？
“好吧。”我说。他解释说会来接我，而且他知道我住的地方，过一个小时会到。
“不过我的丈夫——”我说。
“没关系。他下班的时候我们早回来了，我保证。相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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