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华狮雄山附近遗址出土汉代温酒樽

无星无杠

五华狮雄山附近遗址出土汉代温酒樽

看二千年前梅州先民的陈年佳酿

狮雄山秦汉遗址出土的温酒樽。 （本报资料图。连志城 摄）

   2011年6月至7月，为配合五华狮雄山秦汉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址附近地区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并在何屋山M1汉墓中出土温酒樽一件。当然，该樽并不是燃火温酒的煮器，而是盛器，所盛“温酒”，实为“醖酒”或称“酎酒”，是秦汉时期一种反复重酿的上等美酒，并跟随着秦汉王朝统一岭南的步伐，远传到了五谷丰登、稻麦飘香的城址地区，并在先民们的亲手酿制和秀美山水的滋养下，更是醇正甘洌、酒香四溢、历久弥香。如此美酒既可奉献给祖先神明，以告慰北方的列祖列宗，又可抚慰城址地区那一颗颗漂泊岭南的孤单心灵，进而激励着梅州先民共同走过那一个个艰难的春夏秋冬。

   从“关羽温酒斩华雄”故事说起

   威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冬冬。

   云长停盏施英勇，酒尚温时斩华雄。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小说《三国演义》第五回中的一个经典情节，大凡读过的人应该都不会忘记作者罗贯中所题以上诗句，以及描述的那段惊天动地、动人心魄的故事。

   话说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曹操假托皇帝诏书，与袁绍等召集十八路诸侯共同讨伐董卓，不料却被董卓手下大将华雄在汜水关前连斩数员大将，可见当时派谁出战都将是白白送死。就在这万分紧急而又万般无奈之时，关羽应声而出，只见“其人身长九尺，髯长二尺，丹凤眼，卧蚕眉，面如重枣，声如巨钟”。可当袁绍得知来者是个无名小卒，仅为刘备手下马弓手时，他差点就被赶出了军帐，所幸曹操慧眼识珠，决定让其试试。上阵前，曹操特教酾热酒一杯，与关羽饮了上马，关羽却说：“酒且斟下，某去便来。”于是提刀出帐，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铃銮响处，马到军中，关羽提华雄人头，掷于地上，而“其酒尚温”。

   “其酒尚温”情节是虚构的，主要是为了烘托关羽的英风豪气和神奇的杀敌本领，而让读者对第一次走进大场面的关羽产生深刻的印象，这其实跟关羽喝不喝酒无关，更和酒温不温没有关系。此外，在《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中，作者又描绘了“曹操煮酒论英雄”这一脍炙人口的故事，同样还是曹操赐温酒于人，不过，这次却是赐给了刘备。

   如此看来，无论是“温酒斩华雄”，还是“煮酒论英雄”，除了作者罗贯中有意为之的伏笔外，故事里面也有中国传统酒文化的写照，反映出古人的饮酒之道。当然，这是否在告诉我们，两汉魏晋以来，人们喝酒都要“温酒”或是“煮酒”，即有热酒温饮的习惯？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五华狮雄山附近遗址考古出土的、定名为汉代“温酒樽”的酒器，又跟这个饮酒习惯或风尚有关系吗？

   五华狮雄山附近遗址出土汉代温酒樽

   2011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为配合五华狮雄山秦汉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摸清城址周边地区相关遗址的分布状况，以便清楚掌握这一区域从新石器时期至秦汉时期聚落的演变状况和人地关系的变化，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址所在的五华河中游地区进行了大规模区域调查，并对发现的个别重要遗址进行了有目的的试掘，其中何屋山M1汉墓（编号为HWM1）的发现和发掘最为重要，也最有价值。

   何屋山M1汉墓位于华城镇塔岗村何屋山西北侧的山脚下，与西北面的狮雄山城址相距不远，直线距离约为400米。据《长乐县志》记载，何屋山原名月岭寨，是一座呈东北-西南走向的山岗，直至清代时，仍有发源于北面山地的两条坑水，从狮雄山和何屋山之间的低地流过，并汇入五华河，也就是说在秦汉时期，城址四周是河网密布的，东、西、南三面为古高坑水、古鹧鸪坑水和五华河所包围。根据考古情况分析，整个城址是按古县城规格进行规划和建设的，狮雄山被三条壕沟所分隔，明显分成了衙署、作坊、粮食储藏三个区，而何屋山则是隔水相邻的城址墓葬区。

   由于村民修建房屋的影响，发掘前的何屋山M1汉墓破坏严重，残长4.6米，保存状况较差。经清理共出土遗物9件，分别为壶、温酒樽、匏壶、瓿、敞口钵、盅、陶垫，及青铜杖首、铁器各1件。从该墓的墓葬形制和墓葬出土遗物来看，与广州汉墓M1007、M1176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属于中型墓葬，年代为西汉早期，同时也跟相邻的狮雄山秦汉城址出土的同类器物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确定二者应为同一时期的遗址。所以，何屋山墓葬区是狮雄山秦汉城址的有机组成部分，说明整个遗址不单单是南越王的行宫“长乐台”，而应该是秦汉时期完整的城池建筑，有军队和固定的居民在此长期居住和生活。同时，何屋山M1汉墓出土的青铜杖首（或称为鸠杖），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象征，一般为朝廷颁赐给长者的权杖，这也说明该墓葬非同一般，墓主人应该是当地身份显赫的长者，而墓中成套的酒器，如壶、匏壶、温酒樽、盅等出土，更凸显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优渥，应该是一位终老于此的贵族。当然，其中的一件酒器——温酒樽，格外引人注目，相信有不少人很想了解清楚，既然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多有汉魏时期“温酒”和“煮酒”的故事描述，那出土的这件温酒樽也许就是用来温酒的呗。

   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尚杰先生编著的《五华狮雄山》一书记载可知，该温酒樽质地为泥质灰陶，器表施褐釉，釉层较单薄，通过轮制加手工修整而成。器腹上部安一鸟喙状鋬，并饰有一周旋纹，而腹中部饰有曲折形篦点纹和压印曲折纹。器型为圆筒形，直口，方唇，直壁，平底，无足，口径15.6、底径16、高11.2厘米，近似于今天带把手的啤酒杯。若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口径13.8、高15厘米，外底用红漆书有“七升”的同类器物相比，它的容积稍微小点。据考证，汉代时的酒一斗，约为今天的2000毫升左右，那五华出土温酒樽约可装酒为汉量“六升”至“七升”之间，约相当于今天1400至1500毫升之间的容量。

   二千年前梅州先民的陈年佳酿——温酒

   古人历来喜欢温酒，从考古发掘出土的不少酒器来看，确实是如此。如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就有爵、角、斝、盉等，形状为深腹，腹下均带有三高尖足，可燃炭火于下，用来煮酒温饮。又如春秋战国以来，青铜兽形尊、铜质或陶质带提梁的壶和三足带把、形似药罐的鐎斗等，也都可用以加热温酒。而到秦汉时期，用酒治病也很普遍，如在秦汉出土的竹简中，就有不少温酒作药的医方记载。据周家台秦简第313号简记述：“以正月取桃橐（蠹）矢（屎）少半升，置淳（醇）酒中，温，饮之，令人不单（惮）病。”意思是在正月时，取桃树中虫子的粪“少半升”，放入醇酒中，温酒热饮，就可以辟除瘟疫。虽然此条防疫记载，今天看来是缺乏科学依据的，但温酒作药能达到意想不到的疗效已被古人所掌握。因酒本身就是性热之物，加热之后，更能发挥它的这个特性，当其进入人体后，可加速血液循环，提高新陈代谢的速度，以利药物疗效的发挥。难怪古人造字时，就把“酒”和“医”紧紧联系在一块，“医”的繁体字“醫”，下面就是个“酉”字。

   当然，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记载，以及从“温酒樽”的字面意义上看，很容易把酒加热了之后再喝，理解为是“温酒”，而那“温酒樽”，就是温或煮酒的器具了。其实不然，虽然目前出土的温酒樽大部分都有三足，但都很矮，其下难于燃火，而不可能用于温酒。如1962年在山西右玉县大川村出土的温酒樽，其口沿阴刻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造”，其足仅3厘米上下，比较低矮。而且汉代出土的同类器物往往制作工艺精细，或鎏金错银、或镶宝嵌玉，根本禁不起炭火的熏蒸燎烤。另外，还有漆器温酒樽和平底无足的陶樽，它们就更无法用于加热了。找遍汉代画像砖石亦未见有樽底生火的图案。不过，也有专家认为是否会以开水温之，因出土的温酒樽多发现有与之配套的圆形器座，名曰“承盘”，或称为“承旋”，就像是一个盛有热水或汤的容器，可把温酒樽放其中，使全樽受热而起到温酒的作用。但目前发现的承盘都呈扁平状，一般极浅，开口又大，即使盛上热水或汤，大概很快就会冷却，完全无法温热其上的酒樽，更谈不上温热樽里面的酒了。

   因此，著名文物与考古学家孙机先生考证后认为，温酒樽并非温器，只是一种讲究的盛酒器。而著名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唐兰先生也早有文字考证，认为“温”即“醖”字之通假，“温酒”即为“醖酒”，并且认为醖酒就是古代一种“反复重酿多次的酒”，就是将第一次酿出的酒液作清水用，与新的发酵糟一起再酿，不断重复酿造，以使酒味越酿越香、越酿越醇。古人之所以要这样做，目的是想提高酒的纯度（酒精度），因为先秦时期的酒都是用粮食酿造的黄酒类型的酒，酒精含量并不高，只有不断地重酿，才能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喝酒需要，以致后来俗语中的“好事多谋，醖酿醖酿”，便是借源于此。由于醖酒用连续投料重酿，酿造时间长，工艺较为复杂，淀粉的糖化和酒化也较为充分，故酒液清淳，酒味酽洌，酒度也高，近似于今天的茅台、五粮液这样的高度酒，为防止酒力发挥过猛，一般适宜于常温饮用，或作冷冻饮用。如王逸注《楚辞·大招》就云：“醇醲之酒，清而且香，宜于寒饮。”

   这种温酒在汉代又被称为“酎”或“酎酒”。据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酎，三重醇酒也。”清段玉裁注曰：“谓用酒为水酿之，是再重之酒也，次又用再重之酒为水酿之，是三重之酒也。”而《史记·孝文本纪》张晏注：“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为言，纯也。”也就是说“酎”，是一种从一月就开始酿造，要到八月才能酿成的好酒，主要用来祭祀宗庙。如《汉书·景帝纪》颜师古注曰:“酎，三重酿，醇酒也，味厚，故以荐宗庙。”又据记载，这样的重酿之酒，甚至可达九次之多。如《曹操集》中就有《奏上九醖酒法》，说的是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亲迎汉献帝迁都许昌后，向汉献帝奏献的酿酒新法，应该说这种“九醖酒”一定是上等美酒了。

   实际上“酎”在春秋战国时就已出现了。因为，自春秋战国以来，古人在祭祀天地、社稷、宗庙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便是饮酎，所以，以酎助祭便逐渐成为一种祭祀祖先神明的礼仪习惯，这不仅能凸显出天子地位的尊贵，也能从中窥测各诸侯王对天子是否臣服，因此均被历代君主所重视。如汉文帝在位时就规定，每年的八月都要在首都长安祭祀汉高祖刘邦庙，各诸侯王、列侯必须前往或派人助祭，不仅要进献酎酒，还要按照封国的人口数量进献黄金，“酎金”制度也就这样给固定下来。而每当诸侯进献酎金时，皇帝还要亲临受金，所献黄金如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立马王削县，侯免国。如在汉武帝时，就曾借进献的酎金触犯《酎金律》，一次就剥夺了106位列侯的爵位，以此来削弱和打击诸侯王和列侯的势力。这也说明“酎”或“酎酒”，在汉代人的心目中一定是十分重要，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如此看来，五华狮雄山遗址出土的汉代温酒樽，跟《三国演义》作者笔下描述的那种加温的酒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许生活在明代的罗贯中离汉代太远了，其作品所描述的酒文化内容，参考的是宋元以来流行“注子温碗”的温酒习尚，就是用金、银、铜或瓷制成配套的酒具，即注子（酒壶）和温碗来温酒。使用时，注子里装酒，温碗内则盛热水，把注子放入温碗中即可起到温酒的作用。为了保持热度，温碗中的水当随时更换，筵席间则要有人不断换水，或称为“换汤”，难怪元末明初成书的《水浒传》，也动不动就是“提一桶热汤”温酒待客。这种把注子或酒壶放在热水里加温的方法，在民间也称为“烫酒”，并一直流传至今。

   而五华狮雄山遗址出土的汉代温酒樽实为高级盛酒器，装盛的温酒或酎酒主要用于祭祀或宴客。这种陈年佳酿原本流行于中原地区，但随着秦军平定岭南的战争，以及秦汉统一岭南之后的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其酿造技术也流传到了五谷丰登、稻麦飘香的五华狮雄山地区，并在先民们的亲手酿制和秀美山水的滋养下，更是醇正甘洌、酒香四溢、历久弥香。如此美酒既可奉献给祖先神明，以告慰北方的列祖列宗，又可抚慰城址地区那一颗颗漂泊岭南的孤单心灵，进而激励着梅州先民共同走过那一个个艰难的春夏秋冬。

   (作者系嘉应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