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为什么拼命读书？

无星无杠

客家人为什么拼命读书？

   在客家地区，崇尚文化，重视教育，以兴学为乐，以读书为本，以文章为贵，以知识为荣，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客家人把读书先于一切、重于一切、高于一切。

耕读传家：客家人的优良传统

   古时，客家人为使族中子弟受到较高的教育，兴建了许多由乡族集资创办的书院。许多家族还在县、府、省城的“总祠”，除了奉祀祖先的牌位外，还为家中应试的举人才子提取供居留场所、提供膳宿之便。

客家人设在祠堂的学校

   在梅州地区，许多宗族往往用祠堂作学堂，而且每个祠堂都有公产，公产收入的相当数量用来办学，学生读书基本免费。许多宗族把办学，奖学，鼓励仕进的措施订成族规，写入族谱中，有力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乡村里，若出了秀才、举人、进士（到现代则是大学生）、不管是哪家，都被视为全乡、全村的荣耀。在许多乡、村也采取各种办法，筹集钱、粮、用于资助学生和奖励学生读书。

   东山书院：梅州古老的书院之一

   探求客家人重教的原因，当然不仅仅于此，还有更深层的因素：

   其一，客家先民乃炎黄裔胃，中原氏族，远祖多为仕宦之家、书香门第。他们从东晋五胡乱华起，开始“衣冠南下”。这些南下的门户高贵的北方贵族，都存在儒家所谓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传统观念。

   其二，为环境所迫，必须识字读书，以求向外发展。客家人经过颠沛流离的游民生活，在栖息地又要与当地原居民进行强烈竞争，身处逆境，更知知识、学阶、官阶的重要性，知教育对维系其家族，对仕途进取的重要性，为求发展，必须读书。

   曾宪梓开展办学、奖学和助学的活动

   其三，客家宗族重视提高族人文化素质，兴办族学。客家各姓宗族对“入仕”的重视和扶助，往往使该宗族同官僚士绅阶层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凡登科入仕的族人，不仅自己春风得意，前途无量，而且还给家族带来了政治上的权势。在旧时，政治权势往往伴随着经济利益，进而，整个家族得到光耀门楣的显赫社会地位。

   宗族通过兴办族学，一方面对本宗族大部分子弟进行启蒙基础教育，提高了他们的社会适应力；另一方面又培养出一部分支撑宗族社会地位的士绅学子，维护了宗族的发展。

石楣杆：客家人考取功名的标志

   其四，社会和家族重视教育。客家人认为，读书是谋生的必要途径，视不读书的人是没出息的人，不识字者是“睁眼瞎”。只有读书才能知礼识义，才会有出息。所以，一般的学龄儿童，都要进私塾或族塾粗识文字；而做父母的，为了维护祖先的声誉，或能在族中、乡间居于较优越的地位，对子女的及时上学堂、受教育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即使家中有断米之虞，犹省吃俭用，宁愿肩挑买卖挣点钱，自己捱饿受冻，也要想尽办法让自己子弟上学读书。

   辛勤劳作的客家人

   社会上也颇尊重读书人。尊师是客家人的一大美德，尤其在乡间，对教师尊敬倍至。那些不识字或少文化的农民，更把孩子的前程，寄希望于教师。因此，对教师，思想上十分尊敬、崇拜、生活上关心周到。有人说待老师犹如对灶君，“逢年过节必送礼，家有宴席必有请，杀鸡宰猪忘不了，新鲜菜蔬先敬尝”。

   客家地区“重文教”的传统，使交流闭塞经济落后的山区似是天然人库，从宋末的文天祥、明末的袁崇焕，到近代的洪秀全、孙中山，他们通过读书求得真知，名扬史册。千年的尊师重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一种传统的承继，构成了客家人有历史使命。随着客家人在中国各个领域中的崭露头角，可以预言21世纪。他们在履行自己的“使命”——中华民族的振兴上，也将会有更为出色的表现及更为辉煌的建树。

   

      来源：全球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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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客家人“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

罗勇

　　过去，在广大的客家乡村，每当风清月明之夜，常常会听到孩子们传诵着这样一首童谣：

　　“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莲塘……放条鲤嫲八尺长。鲤嫲头上撑灯盏，鲤嫲肚里做学堂。做个学堂四四方，兜张凳子写文章……”

　　这首童谣在客家地区普遍流行，寄托着长辈们对子弟读书仕进的热切期望，形象地体现了客家人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

　　亦耕亦读，耕读传家，这是客家人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究其原因：一是沿袭了中原的传统。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势必把中原儒家讲究重农抑商、崇文尚学的传统带入客家地区。二是客家人所处赣闽粤地区均属山区地域，自然环境恶劣，“大山长谷，荒翳险阻”，山多田少，交通不便，商业在这里难于找到滋生发展的土壤。客家人世世代代经营着简单粗放型的山地农业，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使他们认识到，要生存，只有勤于耕稼；要发展，只有读书仕进，舍此别无他途。石城县岩岭乡上柏熊氏古村，保留着一处明代遗迹，石门斗上赫然刻着“耕读处”三字，其两边对联曰：“力耕可以无饥，开篇自然有益”，正是客家人这种历史心态的真实写照。崇文重教、耕读传家传统在客家人中代代相传，成为客家人的传家宝。

石城县上柏熊氏“耕读处”

　　小盆地与聚族而居

　　客家人耕读传家的生产生活方式是紧紧依附于客家传统社会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客家传统社会，主要是指客家乡村宗族社会。它由一个或几个血缘和地缘结合得十分紧密的宗族小社会构成自然村落，若干个自然村落便构成一个客家乡村社区。传统的客家乡村社会有两个明显特征：即以拓荒、种植为基础的小盆地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建立在这方式之上的“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客家传统社会的上述特征，是受历史时期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诸多因素影响而逐渐形成的。

　　作为汉民族的一个独特支系，客家先民的主体成分是唐宋以来迁入赣闽粤地区的中原汉族。由北到南的长距离迁徙，对于安土重迁的中原汉人来说，实属无奈之举！他们不得不抛弃许多东西，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背离祖祖辈辈所赖于维系其生存的基本手段——以农耕为基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他们来到赣闽粤地区，同时也就把这一生产和生活方式带入了这一地区。然而，对于客家先民们来说，赣闽粤地区又是一个经济和文化都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的陌生之地。这里“地大山深，疆隅绣错”，没有北方那样广袤可耕的良田熟地和灌溉系统，有的只是丘陵密布和溪水纵横而形成的无数个大小不等的盆地。因此，客家先民来到这里后，一切必须从头做起，他们必须向荒山要土地，要衣食住行！于是，一个以拓荒、种植为基础的小盆地农耕文明便在赣闽粤地区孕育和发展起来。随着客家人口的生息繁衍，这一文明圈的范围也不断伸延扩大。这种以拓荒、种植为基础的小盆地农耕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客家传统社会最重要的经济特征。

　　小盆地的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因其规模的狭小和水准的低下，使一家一户的几个劳动力就能承担起一切，而无需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和协作。生产过程的这种分散性和独立性，为客家人的家族制度提供了物质前提。而赣闽粤山多地少的地理格局，又给客家人的家族制度带来独立性和封闭性的特点。因为群山环抱中的小盆地，无法像平原地区那样，为成百上千人提供同一个村落，而更便于一村一族进行聚居和耕作，也就是便于一个自然村居住着有血缘关系的同姓氏族，进行土地的开垦与经营。这种居住模式与耕作模式的血缘属性，形成稳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所以，客家人的传统聚落往往是单姓的、聚族而居的。“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成为客家传统社会的重要政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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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族兴旺之本

　　耕读传家是客家人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也是客家宗族兴旺之本。正如罗香林先生所言：“刻苦耐劳所以树立事功，容物覃人所以敬业乐群。而耕田读书所以稳定生计与处世立身，关系尤大。有生计，能立身，自然就可久可大，客家人的社会，普通可说都是耕读人家，这在过去为然，现在还未全改，所以在他们普通人家的家庭分子来说，总有人能做到可进可退，可行可藏的地步。这在社会遗业的观点看来，可说是一群迁民经过了生存奋斗而累积了无数经验的优者。”[1]因而，许多宗族都非常重视耕读传家传统的教育与传承，把这方面的内容列入家法族规而使之“法定化”和“永久化”。如兴国刘氏族规中写道：

　　“家门之隆替，视人材之盛衰；人材之盛衰，视父兄之培植。每见世家大族箕裘克绍，簪缨不替，端自读书始。凡我族中子弟，姿禀英敏者固宜督之肄业，赋性钝者亦须教之识字。”

　　明确把读书识字作为教育后代成才，使家族兴旺的根本。

　　又如，《南康严氏族谱》立族规十条，其中第一条就是《勉读书》，要求“族中子弟无论贫富皆当使之就学，严其教令，陶其性情。”

　　可见其对宗族子弟读书向学问题是何等地重视！

       为了鼓励子弟读书仕进，大大小小的客家家族都从族田中划出一部分作为专门的“学田”；学田所得田租即为“学谷”，专门用于支助和奖励子弟读书。如，宁都李氏规定：族中子弟考上秀才的，由祠堂出谷12担，以资奖励。赣县温氏宗祠规定，族内子弟外出参加考试的，提供路费；考取的，祠堂出资助学。赣县夏府戚氏宗祠则规定：考上秀才奖励24担谷，中了举人的，奖给50担谷，参加县考录取入学的，一年给予12担谷作为奖励和资助。此外，许多宗族还设立了奖掖读书的各种经济组织。如上犹营前上湾黄氏成立了以祠堂为单位的“宾兴会”（当地客家姓氏均有之），专门筹集读书经费。黄氏宗族还有“众”这一经济组织形式。“众”即支脉分家时留作公用的资产，主要是土地。每个公头都有一个“众”。“众”有众谷（收租所得），用以做公益事业，年节祭祖扫墓，资助子弟读书等。如，有子弟考上学校，就从“众”里拨给一定数量的田给其家无偿耕种，毕业后收回归“众”。对于孤苦无靠者，“众”亦给予救济，如其去世无钱安葬，则由“众”费支付解决；如其有遗产（如房屋等）亦收归“众”，“众”可将其掂卖，所得归“众”。“众”由众内族人选出2人管理，其职责是负责收租和各项费用的开支，并向族人公布收支账目。又如，宁都黄陂廖氏设有“文昌众”，专门用以奖励本族士子：凡族中考取各种功名的，分等级予以奖励；在校就读学生则按照学校等级以及本房众产的多少分别享受“学租”。


　　此外，在有条件的地方，一些宗族还纷纷办起了“社学”和“义学”，有的甚至开办书院。如上犹县钟氏宗族，于乾隆九年（1744年）创办“永清书院”，其规模：

　　“前为大门，进内为会文堂，上造牌楼；又进为大墀，墀内建碑亭二，左右为玲珑墙。由耳门入，东西书室各四楹。又进为尊道堂，左右书室各二楹。堂后为墀，历级而上，为四贤祠。上造奎星阁，左为掌教斋；右为藏书府，外两旁为厨房。又由墀内东耳门出，环旋到岭上，左为光霁亭，右为敬业斋……共计为屋一十三栋，为房四十五间……南北长二十九丈，东西前阔二十四丈，后阔一十七丈二尺。藏书数千卷，几榻、器皿俱备。”

　　真是蔚为大观，比之官办书院，恐亦毫不逊色。

建有义学、义仓的赣县白鹭王太夫人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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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读书，冇老婆

　　在客家传统社会里，如果说重教兴学、耕读传家是宗族兴旺发达根本所系的话，那么对于个人来说，惟读惟耕则似乎成了现实生活的必然选择。如前文所说，因为山多田少，因为商业不发达，要生存，惟有力耕；要出人头地，惟有读书仕进。于是祖辈们训诫后人：

　　“教子两行正路，惟读惟耕。”

　　有钱人家固然要送子弟读书，没有钱的人家“砸锅卖铁”“卖屎缸也要让子女读书”！一句客家谚语这样说：

　　“瘦地痩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家贫本是读不起书的，但富有进取精神的客家人不甘心一辈子穷，越是贫穷，越是想改变这贫穷面貌，子弟就越是要读书仕进：

　　“读书肯用功，茅寮里面出相公。”

　　这成了客家人坚定的信条，生活的准则，普遍的价值观念！

　　于是，久而久之，在广大的客家地区，重教兴学蔚为风尚，谁能读书，谁就受到家庭、宗族乃至社会的褒扬，反之，则为人所瞧不起：

　　“天光唔起误一日，少年唔学误一生。”

　　“目不识丁，枉费一生。”

　　“耕田爱（要）养猪，养子爱读书。”

　　“子弟唔读书，好比冇眼珠。”

　　“生子唔读书，不如养头猪。”

　　“唔识字，一只猪；唔识字，蚯蚓一粪箕”。

　　“唔识诗书，有目无珠。”

　　…………

　　这些在客家地区广为流传的谚语，犹如一个个高音喇叭，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压力：不读书，无以成人！不读书，无以立身！

　　更有一首童谣这样说：

　　“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冇老婆。山鹁鸠，咕咕咕，唔读书，大番薯。”

　　不会读书，笨得像个大番薯，连老婆都讨不到，又怎么去传宗接代，怎么去延续香火呢？这对祖宗观念极强的客家人来说，是最惧怕的事情。于是，这又把读书与个人的生存和宗族的兴旺发达联系在了一起。可见，客家人从小就被灌输了多么强烈的崇文尚学、耕读传家的观念啊！

　　石旗杆的昭示

　　在客家地区，到处可以看到用石柱雕成的旗杆，或者用两根石柱中间镶嵌的木旗杆子，这是一种功名的象征，客俗语云：“三年中一举，旗杆夹石”。这种旗杆，又被称为客家人的“华表”。相传尧舜时代，就有“华表”，那时在交通要道竖立雕刻精美的柱子，作为识别道路的标志，称之为“华表”，而后沿袭下来，多在宫殿、城垣和桥梁或陵墓竖立。客家人的“华表”，多在祠堂前竖立，一般长约5、6米至10米不等，其基座一般为长形石条凿成的方形或圆形状的石柱。石柱上雕刻着各种装饰图案，各节石柱又以石榫相衔接而成，尾部逐渐细小，矗立起来就像是大旗杆似的，故人们称它为“石旗杆”。能竖上这种旗杆，是家族的荣耀。在科举盛行的时代，若是哪家的读书人金榜题名，考上了“进士”，或是获得其他上品位的官职，宗族便请来手艺高超的工匠，精选石料，制作石旗杆。旗杆上凿上获得功名者的姓名、科次、功名、业绩、生平、官衔、品位、年代等，并刻上龙凤呈祥或狮虎相争等吉祥物装饰图案。到了清代，有的客家宗族又立有族规，凡考上秀才、举人者，祠堂也可竖立“石旗杆”。为了表示区别，主要依功名高下、品位大小及文武科名之分，来决定石旗杆的长短，以长者为上。另外，旗杆的底座式样和雕饰图案亦有一定的区别，底座一般有四角、六角、八角形之分，以角多为尊。人们从石旗杆的长短及底座和装饰图案的不同，即可知其功名及品位的大小。石旗杆凿成后，家族要举行热烈庄重的竖旗仪式，全村人均要敲锣打鼓来祝贺，以籍此彰显家声。谁家的祖祠前石旗杆越多，就说明谁家出的人才越多，宗族越兴旺发达。而一个地方的石旗杆多，说明这个地方人才辈出，人杰地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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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石旗杆

　　石旗杆，古色古香，栉风沐雨而巍然挺立，它向世人昭示的不仅仅是往昔宗族的荣耀，而更是客家人重教兴学、人文鹊起的文化传统和精神风貌。

      作者简介

　　罗勇，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院原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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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教育与客家文化的传承

钟俊昆

   赣闽粤毗邻区是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当然也是客家文化教育传统的承载地。

    一、客家地区书院教育传承客家文化

   在赣州，刚刚定居下来的客家人虽然物质上并不富裕，然而有着强烈的精神追求，他们承绪中原遗风，崇文重教，课子读书，希冀尽快地融入当地民众中，并以知识修养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赣州兴办的著名书院就有：琴江书院、道源书院、濂溪书院、阳明书院、潋江书院等。

   明代所修的阳明书院，位于江西赣州郁孤台下。明正德间南赣巡抚、佥都御史王守仁巡抚赣南，在此聚众宣讲其“致良知”学说，以期“破心中贼”。吸引了一批学子如何廷仁、黄宏纲、何春、刘潜、谢魁、赖元、李大集、刘润、管登等从学，他们有的成为理学家，有的成为文学家，不少还是后来的名臣善吏。为了纪念王阳明，赣州中心城内至今有阳明路。

   濂溪书院，位于赣州城南。宋理学祖师周敦颐通判虔州（即赣州）时，程颢、程颐兄弟从其受学，招收府县生徒肄业其中。有东西讲堂、濂溪祠、夜话亭、斋舍等建筑。发展至今成为赣州一所中学校址，一直在培养万千学子。

   江西兴国的安湖书院建于宋咸淳八年（1272），旨在“以字民为职能，广学爱，宣德化”，“笃志求敏，明辩主善，率性成德”。抗元英雄文天祥曾为书院作记， 大门对联已昭示了它的办学宗旨：“安宅在天下，乐先后忧，公定岳楼争笔墨；湖山好故乡，归来狂卷，我还鲁壁动絜丝。” 近代小说家、梅州客家人张恨水曾题门厅：“安焉圣，复焉圣，乐趣乐孔颜，以文为礼博且约；湖有鹅，洞有鹿，源渊溯朱陆，辨利辨义异而同。”

   清乾隆三年（1738）创建的潋江书院，位于兴国县城横街小井头。条规一依白鹿洞书院，薪火相传。1929年4月中旬，红四军挺进赣南时，前委在潋江书院文昌宫举办了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毛泽东亲自讲课。同时，毛泽东还在此主持制定了《兴国土地法》《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指导成立了兴国县革命委员会。现存建筑有门厅、讲堂、拜厅、魁星阁、文昌宫和崇圣祠等。砖木结构，黛瓦丹柱、飞檐翘、花格门窗、雕梁画栋，前有院坪，院门彩绘雕花，是一个读书问学的好地方。

   位于江西大余的道源书院，位于江西宁都的梅江书院。一东一西，一州一府，交相辉映，网罗并培养了众多贤才学者。道源书院原名周程书院，始建于南宋年间，是纪念宋代理学家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公继承孔孟之道、创立发扬理学而创建的。宋理宗赵昀赐“道源书院”匾额。

   赣南东部，石城县，北宋温革建立书院办学，声震东南，弟子遍及江西、福建、广东、浙江、广西等数省，为客家私人办学第一人。

   在福建长汀，古汀州书院林立，知名的如长汀龙山书院、连城培田南山书院、汀州试院等，是历史留下丰厚的精神遗产，也是客家人安居重教的辉煌胜迹。

   在广东梅州，清代乾隆十一年由嘉应知州王者辅倡建东山书院，此后陆续建有培风书院、崇实书院、周溪书院等九个书院。东山书院现已发展成为著名的东山中学，并成为梅州规模最大的教育基地。

   二、家族教育与社会教育对客家文化的传承

   忠厚传家、诗书继世乃是客家教育的理想。除了学校教育，客家人同样重视家族教育与社会教育，客家话就是最为重要的文化传承教育，客家话中保持了大量的古音古义。客家话中来自中原的古汉语是客家人作为中原汉民的印记。我们老祖宗的经典著作《诗经》、盛世辉煌的唐诗，现在由普通话来读，很多地方是没法押韵的，但是用客家话读就可以。“宁卖祖宗田，唔忘祖宗言。”  客家话被称为古汉语言的活化石，是客家文化教育的载体。

   俗话说“日久他乡即故乡”，客家人自中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也铸就了自身的优良品质。世世代代，客家人与土族同化通婚、繁衍生息、团结协作，筑山塘、拦溪坝、修水圳，推广犁、耙、锄等铁制农具，栽水稻、种番薯、养鸡鸭，从此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碧水丹山、田园绿树，孕育出一方璀璨文明。这文明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客家人吃苦耐劳的品质、妇女克俭持家的品质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代一代教育传承下来。

   客家人的人生大事之一就是和祖宗保持密切的荣耀关系，这让客家人体会到了精神根脉的重要。崇敬祖宗，追根溯源。在客家人居住的地区，几乎家家都能拿出光鲜的祖宗像和发黄的族谱。客家人的谱牒除了记录家世排系，更重要的是记载祖上的丰功伟绩和道德准则，用于激励和教育后人要光耀门楣。敬祖，崇德，这是客家人代际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家族文化史、道德史教育的经典方法。客家人有着勇于进取、百折不挠的开拓精神，有着艰难困苦、勤劳勇敢的创业精神，有着聚族而居、和睦相处的集体主义精神，有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团队精神，以及“睛耕雨读”的人文精神，而且代代相传。

   三、客家文化的教育传播途径

   客家精神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伟人和名人，培育了现代客家人中的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等名人名家。

   （一）历史文化名人在赣闽粤客家地区传播文化

   宋代大文豪苏轼，因贬官，两次往返赣州，与友人阳孝本留下珍贵友情，也使赣州与中国文化名人有了更深一步的牵手。江西上犹县紫阳乡，阳孝本家乡莲花井，阳氏宗祠与当地石刻，见证了当地苏阳相会记载或故事传说。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的大剧作家汤显祖被贬岭南，途经赣州大余，以当地一段柔美凄丽的爱情故事为蓝本，创作了一出不朽名剧《牡丹亭》。

   文化铭刻在砖石和门楣上。赣州是影响中国千年的理学渊薮之地。通天岩石刻，于都罗田岩石刻，突出了文化的渊源关系，上犹营前、梅水等地的客家罗氏门匾传承着客家人的理学思想。周敦颐在这里写下《爱莲说》，创立他的道学；王阳明在这里传播他“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心学。道学和心学补充和发展了儒学学说。“闽儒鼻祖”、福建将乐客家人杨时，将洛学传至中国东南，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又一道丰碑。

   （二）宗祠具有文化传播功能

   宗祠和祖堂是客家人用来供奉祖先的地方，也是商讨宗族大事的议事中心、家族史的教育中心。在堂号和堂联上也都镌刻着客家子孙念念不忘的祖训。“承前祖德勤和俭，启后祖孙读与耕”“学毕致尧舜禹文武周，孔孟之道，乃为其学；人能修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伦，实为完人。”这些祠堂对联，教育客家子孙后代要发扬客家老祖宗的勤和俭的高尚精神。

   在客家农村，随处可以看见农民用的晒谷蓆、风车、打谷斗、箩筐，在上面往往号有“中山堂”“清河堂”“陇西堂”之类的字样，从中可以窥见姓氏与中原的血缘渊源。比如颍川堂，钟、陈、赖、邬等姓氏共用的堂号，始祖源自颍川郡。透过这一个个独立的姓氏符号，展示着客家人与中原剪不断的血脉渊源，客家人忘不了自己的文化根源在中原，正如南宋爱国诗人陆游的诗名所言：“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样的祖地教育方式与客家族谱一起，构成了客家人强烈的祖宗崇拜意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客家人生活中的延续。

   到底客家人用什么方式来光宗耀祖呢？当然是参加科举，准备科举当时正式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头悬梁，锥刺股”，读尽天下圣贤书。

   在客家地区，到处能看到灰色的石旗杆。这拔地而起的旗杆不仅仅是建筑奇观，更是客家人精神文化的写照，它代表了客家民系的性格和气节。象征着民系精神的石旗杆，必须是读书中举，然后入流做了官，有品官的才有资格在自己的祖宗祠堂门口立石旗杆。

   各家族为了振家声、扬族望，倾力集资培养族中子弟，以期考科入选、金榜题名。并规定凡中举人以上者，可在祖屋前竖立“楣杆”，大门上悬挂“文魁”“进士”等匾额，在祠堂前立旌表和牌坊，借以显赫门第，光宗耀祖。就这样，睛时耕，雨时读。客家人在潜移默化中强化了儒家文化中的“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一代代地传下去。

   在客家地区，有多少土楼、围屋、祠堂，就有多少学堂。20世纪初西方传教士曾经不止一次地惊叹说：“客家地区远比英国法国的学校密度还要大”。在过去，客家人的宗祠都专门设有学田，用来奖励孩子读书。

   （三）客家教育谚语形成文化传播氛围

   在客家人中流传着不少有关教育的民谚：“养子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子弟不读书，好比没眼珠”。为了读书，客家人从娃娃抓起。有童谣作规劝：“蟾蜍罗，背驮驮。不读书，无老婆”。不读书意味着什么？被人看衰，连老婆也娶不了，所以哪怕是再穷再苦也要供子女读书，“给子千金不如教子学艺”。

   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客家人把教育当成责任，在很多的客家村落和土楼里，和过去一样继续培养出优秀的读书人。“小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狂。”重视教育的客家人，不仅自己用功读书，而且努力办好学堂，让客家子弟有良好的读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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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客家教育的传承培养了众多名人名家

   在客家地区崇文兴学蔚然成风，许多客家县被称为文化之乡。客家人的教育成果更让全世界的人刮目相看。史载，宋朝赣南地区共有文武进士293人，宋至清，梅州地区共有文武进士234人，龙岩地区共有文武进士274人。仅区区赣南，唐以后的数百年间，便出现了“西江四戴”“虔州四曾”“易堂九子”“宁都三魏”“石城二陈”（陈恕、陈执中父子）。

   客家人素以“耕读传家”著称，在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下，有无数寒窗苦读、穷经皓首的莘莘学子，而其中能摘取“状元”桂冠者当然只是凤毛麟角。据史料记载，在赣南的客家人中，共出过四位状元。

   北宋的郑獬（1022—1072）是赣南这块土地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状元。他是宁都县城西门人。郑獬在任上，极力主张并力行节俭，他认定的事，敢于面折廷争，直言不讳。由于为官清廉，死后家中竟无力安葬，灵柩停于寺庙十多年，多年后其子才将遗骨从任所安州（今湖北境内）迁回宁都，葬于城郊蔚背岭。

   清代戴衢亨（1755—1811）是赣南四位状元之中最为显赫的一位。戴氏一门是书香仕宦之家。戴衢亨与父亲、叔父、兄长同为进士出身，当时被称为“西江四戴”。戴衢亨从小耳濡目染，备受熏陶，又曾就读于庐山白鹿洞书院。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参加科考，成一甲第一名（状元）。此后数十年间，既任过地方官员，也任过朝廷要职，当过文官，也理过财，治过兵，经历过仕途坎坷，最后官至户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之职。不管官居何职，他均能勤勉持躬，兢兢业业，既得朝廷的倚重，也深受同僚和下属吏民之赞誉。

   谢元龙（1204—1287）是四位状元中享寿最高的一位，活到84岁，世居宁都璜陂（现黄陂镇）。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谢元龙中壬戌科恩科状元，此时他已59岁。他坚持不懈，苦读不辍，最终在年近花甲时中为状元这一史实，足可证明他是一个奋发上进、百折不回的读书人。

   居住于赣州市郊七里镇的池梦鲤（约1224—1279年）是南宋历史上最末一位状元。

   客家人会读书，他们关注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在心。中国近代史上，客家人扮演了重要角色。

   客家人文天祥在南宋王朝即将覆灭的时候挺身而出，率领义军在赣闽粤山区直至海边，殊死抵抗元军。无数的客家人跟着他奋起抵抗，成就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佳话！

   孙中山诞生在广东香山县的一个客家家庭。孙中山不仅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教育，还接受过西方教育。他立志要把中国改造成富强民主的国家。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封建帝制，他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为后人仰止的历史功臣。

   客家尚武精神源远流长。唐朝中期后，武馆聘师授艺，遍布客家村寨。逢年过节，家族长辈会组织年轻人练武健身，刀、枪、剑、棍、石锁、石盾，样样把玩，培育客家子弟勇敢向上精神和健康体魄。在近代，究竟有多少客家人为国捐躯已经无法统计，红军长征路上平均每公里都有一位江西省兴国县的客家子弟倒下牺牲。

   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历史上，客家人为救国是想尽了办法的。的确，要为国家作贡献不一定要上战场，做英雄当然另有天地，比如在商场上客家人早就建功立业了。张弼士、胡文虎、罗桂祥、曾宪梓、田家炳等等。如今的客家商人已经遍布全球，据统计海外客家人是华人华侨中回乡归国投资捐资最热心最踊跃的一个群体。

   千年尊师重教，自强不息，是一个文化的延续，一种传统的继承，它构成了客家人的历史使命。客家人崇文重教，必然人文蔚起，重铸辉煌。

   作者简介：

   钟俊昆，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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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家规家训

吴中胜

　　客家家规家训是传统中国家训文化的代表，是客家人注重家教、传承优良家风的集中体现，蕴含着客家人忠孝为本的家国情怀、亲善睦邻的行为规范、克勤克俭的生存智慧，处处彰显中华优秀传统美德，蕴含着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厚的文化精神。

　　对于家庭，客家人重视“孝”的教育。客家家规家训特别强调“百善孝为先”。如《谢氏家规》有“孝敬父母”条目：“人子立德，孝行是先。父母生我，罔极深恩。竭力尽敬，顺志承颜。夏清却暑，冬温御寒。扬名以显，采舞以罔。宽酒食，虽要色，笑为难。”把“孝”作为立德之首，强调父母对子女的恩德之大，子女应该“竭力尽孝”，要为父母夏防暑、冬御寒，尤其要让父母顺心愉悦。《罗氏族谱十训》有“孝顺二亲”条目：“属毛离里，一德一心。立身行道，扬名显亲。生事葬祭，尽礼尽诚。夙夜无忝，务在守身。”父母在世时要日夜孝顺，父母身后还要“尽礼尽诚”行葬祭之礼。客家家规家训中的“孝”不是一个空泛之词，客家人已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尊亲、养亲、悦亲的孝义践行实实在在地落实到了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

　　对于国家，客家人重视“忠爱”教育。作为中原文化的后代，客家人有强烈的国家观念，有深厚的民族责任感。每当处于民族危机的紧要关头，客家人总会一个个挺身而出，一腔热血报家国。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到“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的黄遵宪，再到立志“振兴中华”的孙中山，他们用自己的言行甚至生命诠释着客家人对家国的忠爱之心。“忠爱家国”在客家家规家训中是重点强调的内容。如《陈氏家训》载有：“仕于朝也，为忠为良，神则佑汝，汝福绵长。”在朝为官，要做忠臣良将，这样的人，上天也会护佑，人生也将幸福长久。《邱氏家训》有“崇忠义”条目：“忠臣义士，世所罕稀。赤胆真心，毫法莫欺。光争日月，气贯虹霓。凛冽万古，为世表仪。”忠臣义士赤胆真心，与日月同辉，其精神万古长青，其形象为世人仪则。《何氏家训八则》有“训忠”条目：“尽己为忠，中心为忠，忠之时，义大矣哉。故不忠为省身之首务，效忠乃匡国之要图。”效忠国家是大义所在，首先要反省自己是否忠心，最要思考的是如何匡正国家。

　　在客家人看来，“子孙务宜忠孝为先”，为子而孝，为民而忠，是每个客家人血液里流淌着的美德精神。《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客家先辈们总是“嘱后裔继志述事，毋忘忠孝初心”而“忠于国，孝于家”，这正是五千年中华文化“家国情怀”的深厚积淀。

　　对于客家人来说，“亲善仁厚”“相让有礼”的传统是深入骨髓的，他们一直遵循着先辈们的遗训：睦宗族，和乡邻，明礼让。淳朴的好客之风、宽厚的待人之礼一直保留在客家人的日常言行当中。客家人深知传家当以亲善和气致祥，而睦族之道也在于和善礼让，不和善礼让就不足以敦宗。在客家家规家训中睦族和邻的条目比比皆是，如《彭氏家训》载：“虽有外亲，不如族人，荣辱相关，利害相及，宗谊为重，财器为轻，危急相济，善恶相正。”认为族人与族人之间荣辱与共，利益相关，彼此应该相互帮助，钱财事小，情谊为重。《邱氏家训》有“敦宗族”条目：“同姓同德，同德同心，同心同志，姓利不迁。一本万殊，瓜延瓞笃。敦睦宗族，和善宗亲。不违天道，不悖人伦。利而勿害，与而勿夺。尊强扶弱，尚富恤贫。雍睦一堂，和蔼千秋。”认为只有敦睦宗族，家族才能和气，传家才能久远。《蓝氏族谱家训》有“亲宗族以厚一本，恤孤弱以广慈惠”的条目，强调宗族和亲，扶弱济贫。

　　从客家家规家训中，我们不难看出客家人对“重义厚礼”“谦和兴让”的重视。在日常生活中，客家人更是时时谨遵先辈的训导，邻里间都是出入相友、相让有礼，他们身上这种特有的淳朴和热情也正是他们最可爱的地方。这些蕴含在客家家规家训中的礼让、睦邻、济难、救贫的精神成为客家地区长期稳定和谐的道德支柱，对客家人的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今天，客家人亲善睦邻的行为规范对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无疑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客家人两千多年来在不断的南迁、融合、演化、发展中历经坎坷、备尝艰辛，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苦难中重生，这也使客家人更加懂得幸福来之不易，所以在客家家规家训中十分重视勤俭治家之道。如《袁氏家训》有“戒奢靡”条目：“人生宜勤而亦宜俭，古人云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诚以天地之生财有限，不可不深为爱惜者也。尝见豪华之子，不知物力艰难，任意奢侈，不转瞬而遗业消亡，其不至玷身辱亲也，几希矣。此诚所宜急戒者，愿无族人其共鉴之。”天地生财有限、物力艰难，要深为爱惜，不可“任意奢侈”，否则祖辈遗留下再多的家产也会被败光。《崔氏家训》载：“婚姻嫁娶、丧事祭祀切勿奢侈，遵循俭朴；大年小节不可废，而半俭当不失宜。丧祭循士庶之分，婚娶守当之制，食衣住行，尤宜量力而行，毋得过侈纵恣。”强调婚丧嫁娶、逢年过节切勿奢侈、大操大办，衣食住行要量力而行，不能恣意挥霍。

　　古人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前代圣贤，皆有家训，以美德精神垂范后世。客家人秉承“崇文重教”的治家理念，教育家庭成员爱国爱家、与人为善、勤俭治家。客家家规家训凝聚着客家人历经两千多年发展的生存智慧，有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是对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生动诠释。

　　作者简介：

　　吴中胜（1969- ），男，江西赣州人，赣南师范大学二级教授、文学博士，全国优秀教师、江西省先进工作者、江西省百千万工程人选、江西省“双千计划”人选、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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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特质探析

林晓平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客家热”的全球升温，对客家文化的研究也日益成为一门显学。然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暴露出明显的缺陷，即对客家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为对客家民俗文化具体事象如民居、饮食、服饰、习俗等方面的调查和叙述，乏见对客家文化特质方面的深层次探索，或者将客家文化特质等同于具体的客家民俗文化事象。这样，就不能合理地诠释客家精神风貌以及客家民俗文化产生的深层原因，不利于客家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构建和发展。

　　笔者认为，客家文化的特质不是一维的，它表现出儒家文化、移民文化与山区文化的特质。客家人崇祖先、重教育、保守与变革的二重性特点以及寻根意识、开拓精神与奇特而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可谓是这种文化特质的外在表现。

　　一、客家文化特质之一：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是客家文化的基本特质。儒家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崇祖先、重教育以及守旧与变革的两重性方面。

　　（一）崇祖先。儒家思想中有浓厚的崇祖色彩，儒家与祖先崇拜的密切关系，从其鼻祖孔子那里就奠定了。据说“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他从小就对周礼，特别是其中的祭祀祖先之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据记载：“子入太庙，每事问”，孔子来到太庙，对祭祀祖先的祭器、祭礼等有关事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在参加祭祀祖先的活动时，孔子自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他总是毕恭毕敬，惟虔惟诚，整个身心都沉浸在其中，仿佛祖先真的在祭所似的。后世儒家学者继承了孔子以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的崇祖思想。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宣扬祖先崇拜的意义，一方面身体力行地积极参与各王朝宗庙和祭祖制度的制订。在他们的努力之下，中国历代王朝的宗庙制度和祭祖制度，得以不断地延续下去。他们还在使祭祖纳入到民间宗族制度方面做出了努力，尤其是在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曾经提出了一个宗子祭祖的方案，其中内容有，每个宗族内必须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祠堂四龛，并且，初立祠堂时，计现田每龛取二十分之一作为祭田，以供祭用。朱熹等人的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从此，民间祠堂、义田大量涌现，家族的祭祖活动更为频繁。祖先崇拜在儒家的倡导下成为普遍风气，崇祖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客家民系的形成恰逢理学盛行时，客家文化深受理学家崇祖思想的影响，忠实地继承了儒家的崇祖文化。其中，客家祠堂集中地体现出客家人的崇祖意识。在传统的客家社会，客家宗族无论大小都建立起自己本族的祠堂，祠堂是祖先的妥灵处，其主要功能就是崇颂和祭祀祖先。祠堂放置祖先的牌位，俗称“祖公牌”、“神主牌”，置于祠堂上厅的神案上。一块神主牌代表一位祖先，历史悠久的大宗族的祠堂，往往分几层陈列着几十块甚至上百块神主牌，密密麻麻，蔚为大观。在许多传统的客家祠堂，盛行在春节等节日挂祖宗像的做法，表示对祖先的崇敬与思念。春节挂祖先像一般是从农历腊月二十五日开始，至正月十五结束。在此期间，人们早晚要到祠堂的祖像前烧香点烛、虔诚供奉。在过去，男婚女嫁时，也要在祠堂或祖厅的祖像之前表示其虔敬之意。女子出嫁时，要在祖像前祭拜；男方的接亲者也要到女方的祖像前进行供奉；新婚拜堂时，要在祖像前拜天地、祖宗与父母。客家祠堂的大门两侧、厅堂的墙壁及柱子上，镌刻着许多对联，其内容以颂扬宗功祖德的居多。例如：南康凤岗董氏宗祠对联：“堂势尊严昭奕代祖功崇德，宗支蕃衍喜联科秋解春元”，对联中表达了子孙后代对祖宗的崇敬和怀念之情。“祠”的本意就是在春天祭祖，祭祀祖先是为祠堂的最主要功能，在客家人的各项祭祖活动中，祠祭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仪式之一。客家人举行祠祭的时间，较为普遍的是奉行春、秋二祭，此外，也有不少家族在冬至日举行祠祭。祠祭的参加者为族中男丁，如宗族太大，则由每家或每房派代表参加。祭祖仪式多由宗子、族长主持，祭祖仪式隆重，气氛庄严、肃穆。客家人除建祠堂外，还重祖坟及其“风水”，这都反映出其浓厚的崇祖观念。

　　（二）重教育。儒家素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推广私人办学这一新的办学方式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倡且实行“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广招学生，先后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可谓是桃李满天下。

　　客家文化突出地体现了儒家重视教育的精神。客家中广泛流传着这样的童谣：“蟾蜍罗，哥哥哥，唔(不)读书，无(没)老婆。”“生子不读书，不如养大猪。”在传统社会，客家重视教育，比较突出的表现在办祠堂学校和助学、奖学等方面。客家人主要生活在山区，经济相对落后，在兴学校办教育方面存在着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制约。然而，客家人利用祠堂众多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办起了一所所的学校。法国神父赖里查斯在《客法词典》中描写道：在嘉应州，“我们可以看到随处都是学校。一个不到三万人的城市，便有十余间中学和数十间小学，学校人数几乎超过城内居民的一半。在乡下每一个村落，尽管那里只有三五百人，至多也不过三五千人，便有一个以上的学校，因为客家人每一个村落都有祠堂，而那个祠堂也就是学校。全境有六七百个村落，都有祠堂，也就是六七百个学校，这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赖里查斯虽然描写的是嘉应州祠堂办学的情况，事实上，其他客家地区这方面的情形也是大致相同的。据粗略统计，客家祠堂曾经成为办学场所的有数千座之多！甚至现在，仍有少量的客家祠堂作为村级小学的教学场所。有的祠堂学校规模很大。例如，民国期间，宁都黄陂村廖氏武昌公祠办了一所小学，校内学生多达400余人。客家人除办祠堂学校外，还出资帮助族内一些有培养前途而经济困难的子弟继续深造，同时，奖励族内学有所成的子弟。过去，客家祠堂都有祠产，有一定数量的田地，叫作“公堂田”，公堂田的收获除用来举办祭祖仪式之外，相当一部分用来助学奖学，称为“学谷”，根据子弟考取功名的不同层次给予相应的奖励。客家之所以人文兴盛、人才辈出，与其弘扬儒家的重教精神，积极办学、助学与奖学是分不开的。

　　（三）保守性与变革性。儒家表现出保守性与变革性的二重性特征。例如，孔子提倡“克己复礼”，企图恢复过去西周的等级制度，表现出其守旧思想；同时又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承认社会制度某些变化的合理性。儒家后学也是如此，一方面主张“天不变，道也不变”，另一方面又宣扬“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朱子语)的思想，儒家的经典著作，作为“五经”之首的《周易》盛赞“周武革命”，称其“顺乎天而应乎人”，并且发出了“革之义大矣哉的感叹。在历史上一些推翻旧王朝，建立新政权的变革或战争中，常可见到儒生的身影。

　　客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儒家守旧的一面，表现为客家人重视传统，习惯因循，性格偏内向；另一方面，客家文化又发扬了儒家变革性的特点，客家人勇于变革和革命，这方面自近代以来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政治腐朽、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时候，他们往往挺身而出，揭竿而起，向腐朽势力发动冲击。例如，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中不仅孙中山是客家人，其创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的32名会员中，有31人是客家人；现代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中也有许多客家人，如朱德、叶剑英、张鼎丞等。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把中央革命根据地建在客家大本营并非心血来潮，客家人所表现出的革命性亦当是这一决策的依据之一；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客家人积极投身到革命斗争中，仅兴国一个县23万总人口中就有8万人参加红军，其中，牺牲的革命烈士人数达2.3万人之多。长期以来，客家人确实表现出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关心国家，关心政治，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和气概。日本学者山口县造在《客家与中国革命》一书中说：“没有客家，便没有中国革命，换言之，客家的精神，是中国的革命精神”，这话虽说得有些绝对化，但也确实道出了客家人变革性、革命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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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客家文化特质之二：移民文化

　　客家民系是中国历史上多次移民运动的产物。罗香林先生认为，在历史上，客家民系经历了5次大的迁徙活动：从汉末至东晋，中原汉人南迁鄂、豫南部，到达皖、赣，进入长江流域，这是第一次大迁徙。东晋至五代，汉人又由长江流域南迁至皖南及赣之东南、闽之西南，以至粵之东北边界，这是第二次大迁徙；第三次大迁徙是客家民系形成中的大迁徙。宋高宗南渡时期，客家先民的一部分，由第二次大迁徙后的旧居，分迁至粵之东部、北部；第四次大迁徙是明末清初，满族南下及入主时期，客家先民的一部分，由二、三次大迁徙后的旧居，分迁至粵之中部及滨海地带，与川、桂、湘及台湾等地；第五次大迁徙为清代同治年间，由于受到广东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国事件的影响，客家一部分人民，分迁于广东南路及海南岛、台湾、香港、澳门、南洋群岛以及欧美等地，为世界范围的迁徙。

　　这些迁徙活之于客家民系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些移民运动就不会产生“客家”，而客家文化的产生与变迁也是与移民运动密切相关的。客家文化的移民文化特质表现得颇为鲜明。

　　作为一种移民文化，客家文化表现出一种寻根思源的情怀，这突出地表现在其堂号和楹联上。

　　追根溯源是客家祠堂楹联的一项重要内容，例如，南康钟氏祠堂楹①联：华胄耀唐江之南，由宋迄今声并田门称叠起；族姓衍颖川之绪，建宇妥灵誉继振公永留传。

   叙述了钟氏宗族发源于河南颖川、自宋南迁且定居于南康唐江之南的历史。

   又，宁都李氏祠堂楹联：叶密柯聚，自世根深柱下；支分派远，由来源自陇西。说明该宗族是从陇西辗转迁徙至宁都的。

   又，赣县戚氏祠堂楹联：堂基开宋代，昔自苏州分派；世袭出临辕，颇看赣水发祥。表明戚氏本是江苏苏州人，后来在宋代迁居于赣县。

   又，上犹廖氏祠堂楹联：源远流长自唐代为御史中丞，祖德宗功当思发扬光大；溪清水秀由博州迁豫章南野，瓜繁椒衍毋忘好友亲朋。概述了廖氏宗族自博州 (山东聊城)南迁至江西上犹的情况。

   又，武平王氏祠堂：脉本太原今蔚起人文自昔曾魁四杰，派向桃溪衍鼎新门第徙今好植三槐。叙述王氏源于太原的往事。

    客家人重视传统，不忘本源，他们将其宗族之渊源以及其先人南迁的概况，郑重其事地写进祠堂的楹联，以昭示后代。这些楹联，一方面成为人们研究客家先民南迁及客家民系形成的重要资料，另一方面，流露出客家人重传统、重宗族、重本源的观念，表现出客家文化之移民文化特质。

   在客家的文化事象中，有不少就是这种移民文化的反映。

   语言是划分不同民系的主要标准之一。客家方言的特色非常鲜明，被认为是保存古音最多的一种方言，人们称为古代汉语发展演变的“活化石”，而之所以具有这一特点，实与客家民系迁徙的过程有密切的关系。据研究，客家方言中所保存的“魏晋古音”或“六朝古音”，与“次生形态的客家先民”在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迁入有直接的关系；而客家方言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唐代汉语和宋代汉语的某些特点，则是“新生形态的客家先民”在两宋之际及宋末元初大规模迁入的结果。

   在民俗风情方面。在客家传统社会，盛行着一种“二次葬”的习俗，所谓“二次葬”，又称作“洗骨葬”或“捡骨葬”，是安置祖先遗体的方法，就是在将死者埋葬数年，待其皮肉腐化之后，将其骨骼收捡、洗净，置于瓦罐内，妥善保存，或择时日、地点再埋葬。据《嘉应州志》记载这种情况说：“有数十年不葬者，葬数年必启视洗骸，贮以瓦罐，至数百年远祖尤为洗视，或屡经启迁，遗骸残蚀，止余数片，逐转徙不已。”“二次葬”出现的原因，固然与人们头脑中的灵魂不灭观念密切相关，但更与客家人的迁徙历程有关，民国时期出版的《赤溪县志》在谈到“盛骸以罂”的原因时分析说：“疑当时多徙他处迁居，负其亲骸来此相宅，遂以罂盛而葬之。嗣又以流移转徙之不常，恐去而之他乡，故相传为捡骸之法，以便携带欤。”道出了客家的“二次葬”与其迁徙的关系。

   客家妇女的发髻头饰也与客家民系的迁徙有关。客家妇女过去常盘发髻，并有发髻中插银器头饰的习俗，一般是一把银簪，一把银夹，三把银叉。据传，客家先民在南下大迁徙的途中，妇女将铁器小刀、短剑或利叉隐藏插于发髻中，作为防身器具，即使到新的居住区，初期也需要自卫防身，久而久之，这些用以防身自卫的器具演变成客家妇女特有的发髻头饰，所不同的是，以银器代替了初期的铁器。

   客家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多元文化，它以中原文化为主体，融合了迁居地的畲、瑶等少数民族文化，而这种融合与客家的移民活动关系密切。葛剑雄先生指出：“移民既然以定居为目的，就不得不作出文化上的选择，或者接受迁入地的文化，使自己融合于其中；或者坚持自己的文化，并且推行到当地人中去。由于他们最终会成为主人的一分子，所以在接受或传播一种文化时都会采取比较积极的态度。这当然取决于移民的数量和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能量，并且结果也不会如此简单，但除非双方相差过于悬殊，两种文化总会产生碰撞、冲突、互动和融合。”因此，移民是这种民族融合的动因，客家文化体现出移民文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