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壁画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见证。为什么有的壁画色彩艳丽，有的壁画又颜色朴素？这些代表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形象和符号，为何会同时出现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上？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敦煌壁画形成的历史过程是怎样的？
张元林：敦煌壁画，特指中国敦煌石窟内壁的绘画艺术作品，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敦煌壁画总面积5万多平方米，包括敦煌莫高窟、敦煌西千佛洞、肃北五个庙石窟和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五处石窟共810多个洞窟的历代壁画。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技艺精湛。辉煌灿烂的敦煌石窟艺术，是世界多元文明交流、借鉴、融合的结果。
2023年7月，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元林在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原大复制窟内，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丁思 摄
一般认为，佛教是从印度经中亚的康居、大月氏等国，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北两缘，传至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接着又传到中原地区。在汉武帝通西域前，佛教已传入葱岭以东的西域地区，丝路南、北两道沿线地区无不受到佛教浸染熏陶。因此，也有学者将“丝绸之路”称为“佛教东传之路”。
敦煌地接西域，自西汉设立敦煌郡起，敦煌一直就是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重镇。20世纪90年代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写有“小浮屠里”的汉简表明，东汉时佛教已传入敦煌。十六国时期，中原战火不断，河西地区相对安定，中原世家大族多避乱于河西，也有许多内地僧人一路西行寻求修行驻锡之地。同时，许多来自印度、西域的僧人，如被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等，也在敦煌设馆授徒、传播佛教。中唐时期，长安佛教多经由敦煌传入吐蕃地区。敦煌成为中国古代佛教传播的枢纽之一。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4世纪，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往来的主要通道。敦煌位居丝绸之路要冲，自西汉开始，在深厚的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受到以佛教艺术为代表的外来宗教、艺术的影响，中西文化在敦煌汇聚、碰撞和交融。往来于丝路上的商旅、使节和传法僧、求法僧等途经于此，为追求旅途上的平安和神灵的庇佑，也参与到抄写佛经和开窟造像的佛事活动中来。“天时地利人和”之下，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应运而生。
为满足僧人禅观冥想活动的需要和向信众宣传讲解佛教教义，这些洞窟空间及内部壁画与造像被精心营造。主要的洞窟通常由佛教僧侣、地方统治精英以及中原帝王等赞助，作为他们所做的功德。
中新社记者：敦煌壁画主要有哪些题材和类别？画工来自哪里？
张元林：敦煌石窟本质上是佛教信仰和思想的载体，可被理解为“单体的佛教寺院”。它是石窟建筑本身、塑像、壁画三者结合的立体艺术，是在石窟甬道、四壁及窟顶上所绘的佛画。敦煌壁画描绘了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寄托良愿，安抚心灵。
敦煌壁画中有佛、菩萨等神灵形象，以及供养人、故事画中人物的俗人形象之分，分为尊像画、佛传故事画、本生故事画、因缘故事画、汉族神话题材图画、佛教史迹画、经变画、供养画、人物画、装饰图案画等。
敦煌壁画究竟是何人所画？正史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在个别洞窟会有画师的题名。从目前壁画所体现出的艺术风格来看，肯定是既有敦煌本土画师所作，又有来自西域的风格，还有来自中原内地的作画风格。
中新社记者：敦煌壁画上有哪些典型的代表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形象和符号？
张元林：敦煌壁画中，有中国传统神话中的神灵形象，如东王公、西王母、菩萨、观音、伏羲、女娲、雷公，以及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祥瑞动物和异兽形象；也有来自印度—西域典型的神灵形象，有阿修罗、迦楼罗(金翅鸟王)、紧那罗(乐天)、大蟒神等等。除印度佛教及其艺术影响外，具有波斯—中亚艺术典型特色的连珠纹、对鸟对兽纹在敦煌壁画中也非常流行；壁画人物头饰“三面宝冠”上装饰的月形、日月形饰物题材，来源于萨珊波斯。又如北朝时期敦煌壁画中的人物造型风格，既有西域式的“龟兹风”，又有来自中原、南朝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式。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原大复制窟)窟顶的伏羲、女娲图像。丁思 摄
画工在表达同一个主题的图像元素方面，也有所取舍、大胆创新。如前述莫高窟第285窟西壁所绘的乘鹅车的月天图像，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方月轮中，月天乘坐于由“两两相背”的4只鹅所拉的车厢中；月轮下方，又绘出一辆由3只狮子所拉的月车。天鹅和狮子，在希腊文化、西亚—中亚文化中，多充当女神的坐骑。这是画工对东西方文化的借用和移植，反映出中古时代丝绸之路沿线各文明间的交流融合。
创新远不止这些。莫高窟第285窟中的日天图像，不仅绘有来自西方表现太阳神的传统图像元素马车，还特别在日轮下方绘出了3只凤鸟拉着的日车。这种处理方式，看似“画蛇添足”，实则独具匠心。凤凰、凤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太阳和太阳光热的象征之一，即所谓“火凤凰”。画工通过与中国文化中对太阳神的图示方式双重叠加，让敦煌当地观者更完整地理解“乘马车的日神”这一来自异方的日神图像。
再如，敦煌壁画艺术中的典型代表“飞天”，这一形象经由中亚从新疆地区传入敦煌，并不断与本土文化艺术相融合。敦煌的“飞天”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但不像西方的天使，以及印度、中亚等地的“飞天”那样长有翅膀，而是借由长长的飘带、翻转的衣裙来表现空中自由驰骋。这就是“各美其美”。
中新社记者：敦煌壁画反映出丝绸之路上文化交融的哪些特点？
张元林：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外来文化逐渐传入时，与当地民众的生活习惯、物质文明、伦理道德不同，当地民众接受的过程中，会有选择、吸收、改造。
丝绸之路是贸易通道，也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通道。大量的艺术遗存与考古发现表明，在漫长的丝路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一些外来文化元素在保留或延续最初原型的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既有改动，亦有增减。
这种“变”与“不变”，反映出文明交流兼具“影响”与“吸收”的固有特征，也反映出丝绸之路上文化交融时的复杂性、多向性和多层次性。敦煌石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上、在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也正因此，敦煌艺术才呈现出多样化特征，被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
中新社记者：作为人类艺术瑰宝的敦煌壁画，其演变过程为当今的东西方文明交流带来哪些启示？
张元林：在历史长河中，敦煌文化以中华文化为根基，不断吸纳其他地域和民族的文明成果。在敦煌，佛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文化，与中国的儒家、道教等本土传统文化和谐共存，彰显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文明不断繁衍生息需要交流碰撞、继承吸收。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应贯通古今，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要融通中外，继续做文明交流互鉴的推动者和践行者。(完)
专家简介：
张元林，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现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民进甘肃省委会副主委。2014年—2015年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协同研究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佛教图像学、敦煌与丝绸之路艺术比较研究。先后出版《北朝—隋时期敦煌法华图像研究》等专著/编著3部、译著《弥勒净土论》1部；合作出版《敦煌石窟美术史·十六国北朝卷》《敦煌文化探微》等4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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