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城关镇”及平远县城关镇“大柘”的来历

无星无杠

“镇”“城关镇”及平远县城关镇“大柘”的来历

康熙版平远县志中的县城图

电影《孤城喋血》（1939年）海报

   ●潘梦志

   生活在广东，一年多来，大家经常听到“百千万工程”吧，其中的“千”是指全省一千多个镇。笔者所在的平远县隔壁的福建省客家兄弟，他们笑广东到处叫“镇”，而他们那里只有地方大、经济强的才能这样叫，其余是“乡”。事实上，广东也有“乡”，共11个（含民族乡7个），只是比起全省1112个镇来说感觉不明显。

   那么，“镇”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金字旁？

   “镇”字起源较晚，暂时发现在小篆上有，而刻在骨头上的甲骨文或金属上的金文没有。小篆的“镇”，形态与繁体字“鎮”没多大差别。《说文解字》认为“镇”的本义是压，所以用了金字旁（金文的“金”是指金属，不是黄金），右边的“真”是为发音用。东西被压住后，其位置就相对稳定，所以“镇”字引申出控制住了的意思。我所在的平远县建县没多久后又分出一个县，叫“镇平”县（现蕉岭县），就是要镇压当地的“匪患”。万历四年（1576），知县刘孕祚在他办公的后面建“镇山楼”，就像当时的许多地方如潮州、广州，喜欢建“镇海楼”一样的意思。

   “镇”又引申用作行政区划单位，是在北魏（公元400—500年左右）开始，有“六镇”，唐朝则盛行“藩镇”。这些镇都是军镇，即军队驻地，与现在的镇不一样。至清朝，《平远县志》里面仍没有“镇”这个单位，只有“乡”。

   民国开始，有部分县将县城编为镇，一般被当地人称为“城关镇”，即使后来有的县城迁移了，仍保留历史称谓。《现代汉语词典》有词条【城关】，指城外靠近城门一带。20世纪90年代起，各地陆续意识到重名太多，中国千篇一律的“城关镇”普遍改名（现在百度百科的“城关镇”义项仍有183个）。《平远年鉴（2023）》上记载“大柘镇由原超竹镇、大柘镇、坝头镇三镇合一，是平远县城关镇”。

   因为县城经过迁移，在大柘这里找不到围城或关口一类遗址。能找到的平远县县城最早的样子来自康熙版县志的图式。

   大柘的“柘”，是汉语二级字，大家不常用，外地人乍一眼以为是“拓”，或者念成“石”的读音。其实是zhè，古同甘蔗的“蔗”。但如果你问当地人，“柘”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大柘”？怕大部分人不晓得。

   柘树，是桑科植物，高可达7米，树皮长刺，叶卵形可以喂蚕，木质坚密，是贵重的木料。《平远县地名志》这样解释，“古时这一带地方有很多柞树，又密又粗大，故名‘大柞’。但后来，人口渐渐增多，毁柞树开垦良田的面积扩大，使柞树趋于枯竭，因柞与柘同音，故俗成‘大柘’。沿用到现在”。

   之所以“柘”要冠以“大”字，主要还是因为有着对比——东边挨着一个行政村叫“小柘”。地名志解释：“清朝以前，此地种植柞树，老百姓用其叶养蚕。同样一种柞树，同一时间种植，而在大柘种的柞树容易长大，而小柘种的柞树长得慢、长得小，故称小柘。”

   最后，聊一个大柘镇的历史事件和“明星级”人物，抗日战争末期，1945年5—9月，广东省党政军机关在这里临时办公。姚子青，大柘人，他在上海的抗日故事，分别在1939年、2017年改编成电影《孤城喋血》《捍卫者》，他的壮举，总是令我想起《孤勇者》的歌词：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

   也许，世间的每个镇，都有一些这样的勇者，在改变、创造、推动着我们的历史吧。

   资料来源：《广东年鉴2022》、左安民编《细说汉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三九）》等。

   来源：梅州日报

无星无杠

祝允明与《兴宁县志》之编修

祝枝山像（取自吴郡名贤图传赞）

温州图书馆藏：《正德兴宁志》刻本之一页

日本公文书馆藏：康熙《兴宁县志》书影

   ●张新标

   导 读

   方志为记载一地（省、府、州、县、镇、寺）疆域沿革、风俗、物产、城镇、人物、名胜、古迹和艺文等名目之书。“吴中四子”之一祝允明于明正德十年（1515）至正德十五年（1520）间任兴宁县令，在任期间组织编修《兴宁县志》，是目前保存最早最完整的客家地方文献，亦是现存最早有关客方言音韵、词汇的地方文献。

   1 祝本为今可见兴宁县志最早者

   兴宁素为粤东要地，可谓“望县”。据咸丰《兴宁县志》，兴宁初建县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自东晋迄梁属广州，隋属番州，唐历属循州、岭南道循州，五代南汉建齐昌府，宋太祖开宝四年始，历属广南东路循、惠二州。元代领域广大，岭南分属江西、湖广行省，下辖广东等三道，自肇庆以东，粤中、粤北、粤东，划属江西行省，兴宁属广东道惠州。明袭元人行中书省之名，而省界有变，改广东道为行中书省，并将海北道划入，自是由明至清两广分省基本定型，兴宁划属惠州府。清初兴宁仍属惠州，雍正十一年始改属嘉应州（即今梅州）。虽经几度兴废、撤并、更名（齐昌府、齐昌县）或改属，兴宁于客属地中，地位显赫。尤于梅州七县（市、区）中，兴宁有“早、大、重”之特点。

   祝允明于明正德十年（1515）到任兴宁，对修志极为重视。“修辑地志诚为一邦之大务，一时之盛典，公天下后世之心也。”虽则为推辞之语，却点明了纂修地志的重要性。早于明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年（1506）四十七岁时，祝允明便在恩师王鏊主持下，与杜启、浦应祥、文征明、蔡羽、朱存理、邢参等参修《姑苏志》，已积累了修志的经验。到任兴宁后，祝允明即着手纂修县志，“立意述文，皆出余意”。

   据林平、张纪亮《明代方志考》，明代《兴宁县志》编修情况如下：

   1、成化十八年（1482），侯爵修，殷舆纂，五卷，佚。清道光《广东通志》：爵，成化十六年任，首纂邑志。

   2、弘治九年（1496），余泰纂修，不明，佚。

   3、正德十年（1515），祝允明纂修，四卷，正德十年稿本，十三年刻本，现存稿本与刻本稍有不同。1962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影印明刻本。

   4、嘉靖十一年（1532），吴悌修，戴玉佩、张天赋纂，九卷，佚。

   5、嘉靖十七年（1538），方述修，不明，佚。清道光《广东通志》卷一百九十二：（方）述，嘉靖十五年任，戊戌修郡志。

   6、嘉靖三十年（1551），黄国奎、盛继纂修，四卷，嘉靖刻蓝印本，1958年中山图书馆传抄本。（据《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

   7、崇祯十年（1637），刘熙祚修，李永茂纂，六卷，崇祯十年刻本。《日本见藏稀见中国地方志书录》著录其卷目：卷一地纪，卷二政纪，卷三礼纪，卷四献纪，卷五文纪，卷六杂纪。

   由上可知，兴宁县志编纂虽自成化始，在祝氏正德本之前尚有成化十八年本及弘治九年本，但终究“久而残缺”，两本后世更不见存。今可见兴宁县志最早者，即祝本正德志。祝允明《兴宁县志》之编修，实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及意义。

无星无杠

   2 祝本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客家地方文献

   从文献价值而言，祝本《兴宁县志》为岭南客属地（惠州、梅州、河源）历代以来现存最早且保存最完整的客家地方文献。据《明代方志考》述列，梅州自明至清县志修志完备者，唯兴宁而已。清雍正十一年（1733），程乡县升直隶嘉应州，领兴宁、长乐、平远、镇平4县及程乡，称“嘉应五属”。嘉庆十二年（1807）升嘉应州为嘉应府，仍领五县。其中，长乐（今梅州五华）有万历二十三年五卷本、崇祯十一年（1638）本县志，今皆无存；程乡（今梅州梅县）有嘉靖二十年七卷本志，今已佚；大埔有嘉靖三十六年（1557）九卷本、崇祯九年（1636）本，均已无存；平远有万历六年（1578）、万历二十八年（1600）、万历四十七年（1619）、崇祯七年（1634）、崇祯十六年（1643）诸本，皆亡佚。《光绪嘉应州志》序云：“梅州图经，莫可见矣。程乡之有志，自前明嘉靖十一年县令陈应奎、学谕赖存业所纂修始，其书已佚，今亦不可复见矣。”

   在明之前无考、明修各志普遍佚失、晚清以降材料亦难寻觅之情况下，祝本《兴宁县志》之编修与保存，为研究明清客家地区乃至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文教、风俗等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尤其明中期以后，客家地区人文日盛，清时更称“岭南人文第一”，祝本兴宁志可谓现存岭南客家人文最早之记录。客家学研究者多以祝本为重要的客家文献，视其为研究明中晚期客家地区地理、人文、语言、风俗、教育等最为珍贵的原始资料。光绪《惠州府志》收国子监祭酒黄佐嘉靖戊戌序云：“虽祝君允明志兴宁、陈君用贞志长乐，有行于时。而博罗、龙川，则未有成编；矧和平新建，罔有登载。乃今克会成书，俾足徵焉，岂非典哉？”

   祝允明不仅据旧本整理，且详加考实，并明确提出志书文辞要典雅、流畅的方志美学观点，应当予以充分重视。又因其书名重天下，藏家欲求尺幅亦不可得，长达四卷本、数万字的手稿本更显弥足珍贵，《正德兴宁志》因而得以保存，视为至珍。

无星无杠

      3 祝本是现存最早有关客方言的地方文献

   祝本《兴宁县志》亦是现存最早有关客方言音韵、词汇的地方文献。祝本《兴宁县志》流传至今，有稿本和刻本两种。稿本系祝允明手书，曾于1962年10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影印出版，四卷。刻本今藏温州图书馆，仅残存一卷，已非完帙，故其手写稿本是现存兴宁县志中最早最完整的本子。在这部方志里面，祝允明记录、分析了当时兴宁客家方言的语音特点，并且和江南地区的吴方言作了比较。手稿本虽非完帙，所幸《嘉靖兴宁县志》因袭前志，尚保留了一部分《正德兴宁志》手写稿本中没有但在刻本中增补的内容。

   嘉靖三十年（1551）《嘉靖兴宁县志》卷之三《人事部·方言》标明祝志（即祝允明撰《正德兴宁志》）载：
   其声大率齐韵作灰、庚韵作阳，如黎为来、声为商、石为铄之类，与江南同。乃出自然，益信昔人制韵释经之不谬。亦有“杨”“王”不辨之陋，如“天王寺”为“天洋”之类。至有姓王者自呼杨，问之，云“王乃吾上，避不敢犯”。此尤可笑尔。

   祝允明从写诗押韵出发，很自然地将兴宁话与官话及乡音苏州话作比较，发现兴宁方言“齐韵作灰、庚韵作阳”。并举例如当时兴宁人读“黎”字听起来就像当时官话的“来”字；兴宁话的庚韵又似当时官话阳韵读法，例如“声”“石”二字似官话“商”“铄”字一样。而这两种情况，当时的苏州也同样存在。

   以上的记述虽则无意，但却是对当时兴宁客家话和江南苏州话的两项韵母特征的一项客观记录，这是目前地方文献中所能见到的、并能够确证的最早的客家方言记录，而且在晚清以还，客家方言历史材料十分难觅的情况下，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正德兴宁志》中除记录当时客方言的一些语音现象之外，还涉及到了客家方言、吴方言、其他南部方言以及正音（明代官话）之间的关系，既可以让我们看出明代官话和方言语音之间的对应关系，也提供了客方言演变轨迹的证据，据此可以为客方言作出较为明确的历史断代，有力地表明至迟到明代中叶，客方言已经是一种成熟方言，其语音面貌、基本词汇特色已与今日相去不远。

无星无杠

        4 祝本记录了兴宁早期的少数民族

   兴宁历史上的早期居民见于史籍的尚有瑶族、畲族和疍人。畲、瑶二族同为粤东的世居民族。广东瑶族隋代前后即在粤北连阳一带活动，从北宋初年开始，逐渐自北而南迁徙。至南宋，粤北、粤中已有瑶族聚居区，其前锋更已到达中国大陆南端的雷州半岛，达粤东循州（今惠州，明代兴宁隶属惠州府）则迟在南宋之中后叶。可见瑶族以粤北——粤中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其中东向入循州，与向西发展的畲族相遇。据《元史》卷二九《泰定帝本纪一》记，元泰定元年（1324）五月，“循州瑶寇长乐县（今五华县）”，这是元代粤东惟一一次瑶族活动的记载。明代，粤东瑶族得到较大的发展。正统（1436-1449）至成化（1465-1487）间，粤东瑶族或抚瑶官员纷纷上京朝贡，表现出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民族意识的自我觉醒。兴宁境内的瑶族活动频繁。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七“正统九年六月壬午”条及“癸巳”条记，“九年（144）六月，兴宁县瑶首蓝子聪等朝”；又，《英宗实录》卷三一〇“天顺三年十二月辛酉”条记：“三年（1459）十二月，兴宁县土官巡检彭伯龄等朝。”祝允明《正德兴宁县志》“杂纪”则记：“瑶之属颇多，大抵聚处山林，砍树为畲，刀耕火种，采山猎原，嗜欲不类，言语不通。土人与之邻者不相往来，不为婚姻。本县瑶民亦众，随山散处。”由此可见，古代兴宁境内之客家先民与瑶族居民关系之疏离。
   
   瑶民活动频繁，与当局之关系时近时远，兼之身处山林，彪悍粗蛮，颇有“化外”之风，当局忌之甚深。有明一代，统治者曾对瑶民大举征伐抚缉，“正统中，六都人彭伯龄能招抚，瑶獞人服之。……至成化丁酉，瑶党遂至于废，乃革其职，并罢其制。”清咸丰《兴宁县志·外志》记，“瑶本盘瓠之种，亦有次第，自信为狗王后，其姓为盘、蓝、雷、钟、苟……正统中，县人彭伯龄能拊辑瑶僮，其党悦服。壬戌岁（正统七年，1442），知县朱孟德以事闻，请授伯龄为水口巡检司副巡检，专事抚瑶，仍俾世袭。从之。”弘治十六年（1503），兴宁瑶族彭锦等据大帽山起义，当局征剿之，此后兴宁境内之瑶民逐渐减少。清康熙以后，清政府将瑶民与汉民一体编户，以期消除汉瑶界限。至清末，除外迁者以外，县境内已无瑶族居民。据清末民初本地学者、时任兴宁县立中学（兴宁一中前身）校长罗献修《兴宁乡土志》记载：“国（清）初时，县东六十里铁山嶂尚有瑶民磊石为居，……近百年来，既消归乌有矣。”

   粤东畲族历史比瑶族更为悠久。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人语》载，“澄海山中有輋户……有輋官领其族……海丰之北有曰罗輋、曰葫芦輋、曰大溪輋，兴宁有大信輋，归善有窑輋……潮州有山輋”。屈氏将归善之窑輋与澄海輋户及潮州山輋相提并论，彼此应当同族。胡曦《兴宁图志考》“輋人”条则谓，“輋，本粤中俗字，或又书作‘畲’字，土音并读斜qiǎ”。畲，本读shē，然土音作qiǎ，此土音当为客家方言。《明太宗实录》即有“斜人”之载。可知畲为正字，輋为俗字，而斜则为方言同音异写。輋、斜，与畲同，均为畲的族称。入明之后，畲族的社会经济有所发展，活动也较前频繁。至明末，畲族在粤闽赣三省交会一带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粤东畲族以潮州为中心，向外发展，元代西向伸延至循州，其后又进一步拓展至惠州府乃至广州府属个别县地。

   除瑶、畲之外，明代兴宁尚有疍人。祝允明《正德兴宁县志》中有一条记疍民：“蜑（疍）人者，舟居和宿，网捕为生，语音与土人稍异。国初，立河泊所辖之岁纳鱼，课米、鱼、油、翎、鳔等料。正统（1436-1450）间，朱令奏革河泊蜑民，归并下六都。立籍凡三十八户、船三十八，每船纳鱼、课米四石。”至清末，疍民所剩不多。据罗献修《兴宁乡土志》，至清末，兴宁“惟麦姓二三人”尚是疍民。

   注：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0LN07）、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20GZGJ278）成果。

   来源：梅州日报

无星无杠

梅江区城北五峰庵今昔

●李欣祥

《五峰庵记》碑（局部）

《五峰庵田碑》（局部）

五峰庵外观

   导 读

   五峰庵是具有500年历史仍保留下来的佛寺，但历史上有关它的文字记载却很少。近几十年来曾有不少本地文化界人士探访过五峰庵，也曾发现几块古碑，可惜大都仅以碑上片言只字为凭据加以演绎想象，并未对其深入进行研究。笔者采用科学手段将碑文识读，后人可藉此分享明代学者对五峰庵地理位置、优美环境和人文历史的描述，也可对明代以来本地社会、经济和宗教的变迁有所了解。

无星无杠

         五峰庵是一座始建于明代有五百年历史的佛寺，笔者近年在做《程乡县志》《嘉应州志增补考略》等地方志书校释时屡屡见到它的名字。为了求证志书上记载的一些事实，笔者于2022年7月16日对五峰庵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汽车离开梅州市区后沿着206国道由梅江区城北扎田村往平远方向行驶，十余公里后右拐进入横坑村道，村民古海峰依约在村口等候。跟在他的摩托车后穿过田畴和几座民居，顺着弯曲的村道直达村尾的丫髻嶂山脚。远远就看到密林深处一座红墙黛瓦的房舍若隐若现，停车后步行百十米走上一处陡坡，眼前就是五峰庵。

   五峰庵的规模比想象的要小，占地仅三百余平方米，建筑形制是一座客家民居式一堂两横的小院落，门前有一块宽丈余的门坪，前面有一口宽阔的池塘。正中大门进去是佛殿和佛事场所，两边横屋各有一扇大门，里面是数间僧房和储藏室。笔者站在外门坪察看，见正中的门坊立面有简单的三段式琉璃瓦屋脊和檐口装饰，门额是嵌在墙上的一块“五峰禅院”石匾，落款是雍正十二年。

   入门可见正殿供奉着泥塑佛像和几尊菩萨，面前有香案和供桌，两庑墙上还有从祀观音菩萨的神像。大门内两侧墙壁上镶嵌着四块较大的古碑，分别是“五峰庵”“五峰庵田碑”“五峰庵韦陀圣诞会田碑记”和“地藏诞记”。另有几块小碑是当代竖立的捐款人名碑。据向导称，五峰庵直至20世纪60年代初都还有一位僧人居住，1964年“四清运动”之后僧人还俗离去，庵舍成为横坑大队上山队基地，用来堆放肥料和杂物。80年代改革开放后又有僧人来庵里居住并恢复宗教活动，近几年僧人因难以维持而离去，庵舍闲置多年。

   笔者仔细察看寺庙墙上和四周，并未发现其他有价值的文字痕迹。在确认这几块有文物价值的古碑之后，笔者拿出工具和材料对古碑进行技术处理和拍照。由于年代久远和日晒雨淋的侵蚀，四块古碑都有较严重的破损，特别是正对天井见光最大的“五峰庵田碑”，有些字迹已模糊难辨。幸得靠墙角的几块碑因稍避直射阳光，文字尚可勉强辨识。笔者从不同角度拍照十余张，带回去后花费许多时日整理成文，避免了这几件数百年前的文物湮没。根据这四篇碑记并结合《程乡县志》和《嘉应州志增补考略》的记载，笔者对五峰庵的始建、历史和几块古碑的文化价值大致梳理如下：

无星无杠

   五峰庵的始建时间

   据查梅州历史上最早的志书——明代嘉靖二十年（1541）编纂的《程乡县志》，内有《程乡县舆地图》一页，图上在县城以北“韩莆都”已标注有“五峰庵”位置。又据上述旧碑《五峰庵记》中有“创立多年，庇佑阖乡。被乱毁灭，人失所居，神失所依。兹复安宁，重建庵像”的记载，再查阅上述志书，可知明代程乡县因寇变而毁城的事件发生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山贼廖宗学、李大亮袭陷程乡县，执官杀掠，势甚烈”，据此推算大致可以认为五峰庵始建于明代嘉靖初年（约1525）或稍早。又据碑文中记载的开庵基者之一为巫普恩，笔者调查得知本村巫姓大约于明初才迁入横坑，与上述推算基本吻合，即五峰庵始建至今大约500年。有人撰文称宋代定光古佛曾驻锡此地，把五峰庵的历史前推几百年，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说法。

   五峰庵的几个历史事件

   从这几块古碑的记载加以推算可知，五峰庵大约于明代嘉靖初年创立，之后逐渐在附近乡村发展信众。庵内供奉佛祖和诸菩萨塑像，教派很可能属于闽粤赣毗邻地区的香花佛教，住庵僧人为附近农民家庭提供精神教化和生老病死心理抚慰服务。创建后陆续有各地越主（檀越，也称施主）、善信和僧人捐钱、捐田作为庵产维持运作。嘉靖四十五年程乡本地山贼暴动，攻破县城，造成地方动乱，横坑村和五峰庵也遭受祸害。地方平定后乡人复建庵舍和神像，又有越主和善信捐钱、捐田扩大庵产，数年后五峰庵气象一新。万历十五年（1587）春天，五峰庵派出刘、杨二位善信不远万里来到南直隶省徽州府（今安徽省歙县），找到在府儒学任教授的本县人黄世龙，请他写了一篇《五峰庵记》。五峰庵住持请本地生员古绍参书写，另一位生员陈天秩刻石，把碑立在正殿左侧墙上（后来被移至大门内右侧），借助远在京畿的老学究文笔，以炫耀本庵的文化特色。

   此后五峰庵逐年发展，宗教活动逐渐增多，各地善信捐款买田，庵产不断增加，每年可收租谷二十余石。从另一块破损严重的“五峰庵田碑”模糊的碑文大致可以看出，五峰庵的田产有十几处之多，虽然无法确认其真实数据，但足以证明其田亩数量颇大，每年收租不少。天启年间，本地信善陈彩见捐银七两，购买沙径子（地名）水田八亩交给庵僧耕种，每年可收租谷五石，用于七月初一地藏菩萨诞辰庆典之费。明末崇祯十七年（1644），本地人朱海发动善信二十余人又凑捐银三两，再买水田三亩交给庵僧耕种，每年共可收租谷八石，作为地藏菩萨诞辰庆典之资，并刻石立于庵内。每年七月初一，五峰庵都举行地藏菩萨诞祝圣法会，远近越主和信善纷纷前来听庵里的僧人们诵经演法。是日大殿上香烟缭绕，经声和木鱼声和谐交响，堂下鼓乐喧天。中午庙门前临时搭建的棚子里摆下十几桌斋菜和酒饭，众人熙熙攘攘热闹了一天。随着庵产增加和宗教活动的开展，五峰庵的实力进一步壮大。

   崇祯十七年清军入关，大明王朝大厦将倾。五峰庵已走过百年岁月，尽管中原一带战火纷飞，庵中僧人照样晨钟暮鼓，诵经拜佛。就在当年，本乡人朱景孟兄弟三人捐出耙头嶂（地名，在石扇巴樟）山田五亩，房屋一所，交给五峰庵住持僧人收管。水田租给姓赖的佃人耕种，每年可增收租谷八石、租银一钱六分，作为每年六月初二韦陀菩萨诞辰庆典之费，五峰庵又多了一个弘扬佛法的节日。清初顺治至康熙年间，五峰庵住持僧宗体又动用历年积累的一百四十余两白银，购买了本地十二排（地名）的几处田产（包括著名松口乡绅李士淳之子李楩的田），庵产增加至每年收租谷四五十石。雍正十一年，程乡县升格为直隶嘉应州，韩莆都地名消失，横坑、桃畲附廓（隶西厢堡）。乾隆十年，知州王者辅莅任，对本州范围内的寺庙庵观采取抑制政策，要求重新申报和核定庵观田产，一律照章纳粮。次年因州衙主持修复窖溪口二桥，知州王者辅强行下令将五峰庵内田租七石一斗零交石壁宫僧人收管，为修桥及石壁宫烧茶之费。同年又因修复合溪坝二桥，王者辅下令拨五峰庵内田租四石零为修桥及桥侧茶亭烧茶之费，交烧茶人收管。不久又因修复相公亭三桥，王者辅又下令拨五峰庵内田租五石九斗零，为修桥及相公亭烧茶之费，交烧茶人收管。官府连续几次强抑暴征，造成五峰庵田产折损大半，每年少收租谷十七石零，实力大为削弱。此后五峰庵逐年衰微，住庵僧人仅剩一、两位，勉强维持运作多年，直至清末。

无星无杠

      民国之后社会风气转变，佛寺道观曾几度被政府取缔而又几度恢复。1952年土改后五峰庵田产被没收取缔，民间香花佛事也逐渐式微，僧人因生计无着而纷纷还俗离去。据调查，20世纪60年代五峰庵最后一位僧人俗姓刘，人称荣师，宗教活动被禁止后仍独自在庵中居住，1970年后返回原籍瑶上公社一个山村终老。1985年后政府又允许恢复民间宗教活动，一位来自石扇红南村姓李的村民入住五峰庵，重新修葺庵舍和佛像，恢复了香火和诵经、许愿、祈福和超度亡者的宗教活动。后又由扎田上村另一位李姓村民接手，主持五峰庵事务多年。但由于附近几个山村老一代善信逐年凋谢，民间信教风气渐渐式微，五峰庵因没有产业收益而难以维持运作，2018年也停止了宗教活动。僧人离开后五峰庵再度大门紧锁，佛殿蛛网纵横，庭院荒草萋萋。据向导称，听闻最近有梅州某著名寺庙将接管并斥资修葺五峰庵，期望不久庵所将重新开放云云。

   发现五峰庵古碑的文化意义

   前文所述碑记中的《五峰庵记》是一篇很好的散文，作者黄世龙是万历年间南直隶省徽州府教授，他把自己对故乡的一片深情寄托于这篇短文，借助五峰庵四周的山水草木之美，把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德的内涵融进其中，对故乡的社会文明进步和民众的精神教化不无裨益。令人奇怪的是这篇记述佛寺环境和历史的《五峰庵记》，竟然通篇不见一个“佛”字，也没有对佛家教义有任何褒扬之词。而贯穿全文的竟是儒家的道德观，笔者认为这是作者“崇儒排佛”观点的体现。笔者还发现作者黄世龙（字见泉）其人在《程乡县志》和《嘉应州志》等地方史料中都有记载，是明代嘉靖四十三年程乡县贡生，曾任福建同安教谕，后升任徽州府教授。至于另外几块记述五峰庵宗教活动的古碑，读者从碑文中对五峰庵的始建、发展、施主、僧人、庵产、民俗乃至明代乡村社会组织的记载，可以推知明代本地的政治、社会、经济、税赋、宗教活动等基本情况，同样也有其文化意义。据《地藏诞记》和《五峰庵韦陀圣诞会田碑记》中记载，庵内每年六月初二举行韦陀圣诞法会、七月初一举行地藏圣诞法会，可知当时五峰庵除了主祀佛祖释迦牟尼之外还从祀韦陀和地藏两位菩萨，而近代以来本地客家人普遍崇祀的观音菩萨似乎当时未列入从祀，直至康熙年间才有“观音会”出现。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碑文还有“每年六月初六日花公圣诞”的记载，可证明当时五峰庵已将并非佛教神祇的“花公”也列为从祀之神。据笔者所知“花公花母”崇拜主要是广西、台湾和广东潮州、揭阳一带的民间信仰，近年梅州邻近的福建龙岩、漳州等地也有民间崇祀“花公花婆”的报道。梅州客家人虽然也有婴儿降生后由“花神”庇护在“花园里”的传说，有些人家到孩子十五六岁时要举行“出花园”谢神仪式，但本地民间寺庙中正式立牌从祀“花公花婆”的风俗似乎未见。从上述五峰庵碑文可以证明，本地在明代就有崇祀“花公”的民间习俗，这些细节都值得学术界探究。至于有本地人撰文称“五峰禅院周围曾有五座寺庙，僧人最多时有上百人”的说法，笔者并不赞同。据现场考察，横坑及附近方圆数里内并无其他寺庙或庵观遗迹，以横坑、桃畲及附近几个村庄的人口及田地规模，养活一个寺庙和几个僧人尚且不易，更不可能支持五个寺庙和上百僧人存活所需的供养。笔者认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开展本地文史研究，凭主观猜想或根据民间传说随意演绎的做法并不可取。

   来源：梅州日报

无星无杠

“种玊”之谜

种玊上围正门（罗琼 摄）

嘉应古城颜氏如意堂近期在门楣上立“诰授振威将军第”匾额（李东锋 摄）

种玊上围的古榕（罗琼 摄）

种玊上围（罗琼 摄）

   ●李东锋

   梅州市丰顺县汤南镇上楼村，有一座“西门古寨”。它创建于清代顺治年间至清康熙九年（1670），历时18年建成；是典型的城堡式古建筑群，具有很高的潮客建筑艺术研究价值，被誉为丰顺县八景之一。每一位初来参观的人，都会被其正西门上的匾额所吸引——正文“种玊上围”，右上首题“岁在庚戌”，左下落款“王月之吉立”。“种玊”二字，单因一“点”，成了三百多年来留给后人的一道谜题。

   “种玊”究竟作何解呢？目前常见的说法是“聚集人才、培养人才的地方”。其中，“种”字有三个读音，读作zhǒng ：意为物种；人种；种类；有种。读作 zhòng：意为种植，可引申为培养。读作 chóng：意为姓。“玊”字读音为sù，一般有四种解释：朽玉，或有瑕点的玉；玉工，或琢玉之人；古西域国名；姓。在古代，均有姓“种”（chóng）和姓“玊”之人，如种师道、玊况等；而当地均为上阳罗姓族人，所以“种”“玊”作姓氏解可暂不考虑。

   今人认为：“寨中大户罗氏族贤考虑到要自保、要安居，既需要有坚固的城池，更需要培养出更多人才，于是把寨名定为‘种玊上围’，并请了书法家王月之题写，作为匾额安放在古寨的正西门之上。”诚然，定名之说可算一种解释；但请书法家王月之题写，就明显靠不住了。古文字学中，曾有王玉不分的阶段；在书法创作中，也允许书法家增“点”、减“点”、移“点”、或巧变部分“点划”以增加作品的意趣。但在古人题款立匾时却必须虔诚庄重，建房主人往往会出重金请人算过，选择“吉年吉月吉日”奠基、竖碑、立匾、立坊。比如嘉应古城颜氏如意堂近期在门楣上立“诰授振威将军第”匾额，右上首题“嘉庆吉年吉月吉日”，左下款落“二○二三年吉月吉日复立”。根据古代干支纪年法，王月即农历正月，还有端月、元月等多个叫法。因此，种玊上围的上下款“岁在庚戌”“王月之吉立”，显然要说明：在顺、康年间的庚戌年，农历正月的某一个吉日立此匾额。

   经笔者初步考据，“种玊上围”应该与玉文化有直接关系。

   种玉

   寄予“蓝田种玉”的美好愿景

   汤南镇原属揭阳县蓝田都九图，上阳罗氏先贤当初显然尊崇并熟知玉文化，将“蓝田都”与“蓝田种玉”有机联系起来。其匾额蓝字白底，字外添有界格，也有“笔耕蓝田”的寓意。经查，成语“蓝田种玉”出自晋·干宝《搜神记》卷十一：“公至所种玉田中，得璧五双，以聘。徐氏大惊，遂以女妻公。”原指杨伯雍在蓝田的无终山种出玉来，得到金玉良缘；后用来比喻美好姻缘，家庭幸福，家族昌盛。

   蓝田玉是中国开发利用较早的四大玉种之一，产于陕西省蓝田县，素有“玉种蓝田”之美称。目前蓝田县玉川镇红门寺村一带仍在开采的玉矿床，位于当地王顺山以南。巧合的是，在王顺山北麓的蓝田县普华镇，还有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罗圈村。据说，村子最早是一户罗姓人家在此垦荒种田，繁衍子孙，所以村名有个“罗”字。不知哪朝何年，罗姓人家举族迁出罗圈村，至今只留下当时的石碾子，还有唐代的一个石佛像。可见，罗姓族人迁出时间应是唐代中后期的事情。而据《上阳罗氏族谱》载，汤南镇上楼村罗氏始祖罗安是在南宋景炎年间，从福建莆田迁来。福建莆田罗氏的由来可以追溯到多个源头，在此我们不作分析。总之，目前公认“天下罗氏出豫章”，现今罗氏族谱最早的是修于宋代开宝年间的“豫章罗氏族谱”。那么，至少从唐代中后期到宋代开宝年间，这段中断的家族史，有待今人进一步续证。2022年春节，罗姓后人在正门匾额下贴上春联横幅“伯雍人家”，有力地佐证了罗氏族人对杨伯雍种玉蓝田的心理认同。

   玉匠

   培养和汇聚琢玉技艺人才之地

   首先，蓝田玉雕工艺流传至今，属北派技艺。近年来被申报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蓝田县现在仍有一大批玉石加工企业和玉器经营门店，从业者达3000多人。其次，种玊上围与揭阳阳美玉都一江咫尺。玉雕界有“天下玉，揭阳工”一说。网载：阳美翡翠玉雕兴起于20世纪初，是广东省的一种民间玉石雕刻技艺，属南派技艺。它广受潮汕木雕、石雕、潮绣等潮汕传统手工艺影响，用料主要采用缅北玉石和国内优质玉石，据说，主要是由泰国潮商经海路舶来。丰顺县汤南镇古属揭阳，新楼村右侧便是榕江北河，沿河南下，就是如今的揭阳阳美玉都，两地陆路距离仅三四十公里，水路更为便利。第三，潮州玉雕技师加持阳美玉雕业。清代中叶，潮州府城玉雕业兴起。《潮州工艺美术》（李炳炎主编）载：“至少在乾隆时期，玉器已在潮州民间流行。清代，潮州城里的玉刻作坊逐渐集结义安路仙街头（义安路南段）一带，……民间称为‘琢玉街’。”解放后，潮州玉雕产业衰落；直到1973年潮州市二轻玉雕厂成立，潮州玉雕业二度勃兴；但因市场环境、生产经营等问题，到1995年该厂基本停产，玉刻技工逐渐转行或散落到潮州老城区、意溪镇或福建漳州等地。2000年以来，揭阳市阳美玉雕产业后来居上，潮州玉雕技师纷纷到阳美开设作坊门店，成为阳美玉雕行业的主要力量。

   综上，如果将三地连缀起来，因战乱迁徙、临近散落等诸多原因，“种玊上围”很有可能一度为粤东玉雕艺人培养汇聚之地；今后上楼村一旦有文物、文献新发现，意味着粤东玉雕技艺至少可追溯到明末清初。

   玉品

   鼓励族人做冰清玉洁的玉中上品

   清末至民国初，潮州玉雕用材主要包括翡翠、羊脂白玉及玛瑙等，偶尔也有一些杂玉。20世纪70年代主要采用粤西的南方碧玉，还有青金石、翡翠、南纹石等。而2000年以来，阳美玉雕主要以翡翠玉雕而著称。光绪31年，寸开泰撰《腾越乡土志》记载：“翡翠，非经腾过无由入内……上品良玉，多发往粤东、上海、闽、浙、京都。”由此可见，云南腾冲是缅甸翡翠玉陆路来华的主要路线，而海上玉路主要随泰国潮商而来。

   从玉文化知识来看，翡翠是玉中上品。内行看种，外行看色。其品质排序主要看：一种、二水、三色、四工、五棉、六裂、七绺、八纹、九底、十大小。如果十个方面俱佳，才算是“十全十美”。回观“种玊上围”，若从空中俯拍，正西门外那一湾半月池塘，夏日碧草萋萋，榕盖如荫，湖绿水澈，如翠至翡，恰似一块种、水、色、工均佳的碧玉翡翠上品。据此，“种玊”明面上有自谦为培养未经雕琢的璞玉之意，暗喻中隐含着鼓励罗姓族人学习碧玉的高洁品质，继承奇巧精特、精湛纯熟的工匠精神，争做玉中上品、人中上品。

   一座“种玊上围”，沧桑三百年，也许还藏着许多意味深长、不为人知的玉石传说，等待着后人前来探秘揭纱。

   来源：梅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