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色交易杖责难，为何总是“法”太软？

宋丞策

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央反腐败的“炮火”越来越猛，一些落马官员“权色交易”被曝光，隐藏在这些腐败官员背后的“权色交易”屡屡见诸媒体，被公众称为“性贿赂”的“权色交易”。如何铲出、能否纳入刑罚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当今在对这些腐败官员的惩处中，“权色交易”滋生的问题却始终远离“定罪量刑”的法典范畴，而仅仅停留于道德谴责的层面，引起公众的质疑声不绝于耳。

在2014年中央第二轮巡视中，采用了以前很少使用的敏感词汇“权色交易”。江苏省在中央巡视组反馈中被指出“腐败干部普遍存在权色交易问题，生活腐化与经济腐败互为因果，如影随形”；黑龙江省则在中央巡视组反馈中被指出“权钱权色交易问题较为突出”，“有的生活腐化、为情妇经商谋利提供方便”。

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周永康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经查，周永康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决定给予周永康开除党籍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中纪委的文章曾解释称，“通奸”指有配偶的一方与配偶以外的异性自愿发生性行为，属于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相关法律没有对通奸作出定罪的规定。但是在党纪中则有对通奸的惩戒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五十条明确规定：与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文章称，由此可见党纪与国法的关系。党纪严于国法，党员违法必先违纪。国法是每一个公民必须遵守的，党员和党员干部不能混同于普通群众，不仅要遵守国法，更要遵守党纪。要时刻以党纪为准绳约束自己，强化组织意识和纪律观念。

俗话说”色字头上一把刀”、“万恶淫为首”。然而，在中国古代对官员通奸行为大多要定罪入刑。

我国最早的一份记事史书《尚书》记载：“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即通奸处以宫刑。

秦朝法律规定，丈夫杀死奸夫是无罪的。

而按汉代法律，男女都要罚服劳役。

大唐对官员的通奸处罚也没有丝毫的放松，即《唐律疏议》记载：“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但可捉奸押送官府，不服者则可杀之。

大宋法典《宋刑统》中对此有明文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两年。”

元代对官员的通奸的处罚又严厉了一些，即使两人通奸未遂，也要进行杖责处罚，也就是打板子，然后降职调任。

明朝草根出身的朱元璋对官员通奸处罚更狠，朱元璋同样鼓励捉奸，若女方的丈夫捉奸在床，对奸夫淫妇可当场直接打死。

到了清代，法律同样规定，对通奸男女可当场杀死。

一直到民国时代，通奸都是犯罪行为，要受刑。（史料来源:：综合新京报及南国都市报）

古往今来的所有律法已敲响警钟，权色交易同样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那些分享“权色交易”苦果的蛀虫也将自食“色”果。不言而喻，“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都是事实上的一种权力腐败，落马官员的情妇有的充当权钱交易的掮客，理应依法严厉惩处。古人尚且对通奸行为都严惩不贷，而当下腐败官员的通奸行为，仅仅停留在党纪政纪惩戒范围，而在法律上，“权色交易”的通奸行为尚未列入刑法范畴，遏止“权色交易”这显然亟需“法典”应当与时俱进。

在其位，谋其政”，像那些落马的“老虎”何以把“政”字一义演绎为权色交易，有恃无恐，贪得无厌，“台上唱戏，台下‘色’戏”，作为买方的贪官以“权”谋“色”，而卖方则以“色”谋“利”。如此“买卖”关系，如此色胆谋“色”，如此色胆谋“利”，“权色交易”何以游离于法律的边缘？时至今日“权色交易”杖责难为何总是“法”太软？

姜太公《六韬》说：“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乐者，赏之”。笔者以为，希望立法机关尽快完善法律上的疏漏，只有重拳打击“唯我独尊”的权色交易——“一人得道，‘情妇’升天”，才能对权力运作的制约和监督起到震慑作用。记得有位哲人这样说过，“道德是靠不住的，良知是靠不住的，惟有常规有效的法律制度，才是最可靠的铜墙铁壁”。（文/宋丞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