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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语文,也许与工作性质有关,所以在业余时间总喜欢写点东西。日积月累,回头看看,也搞了不少所谓作品。退休赋闲在家,原想分类整理,续集成书,但终于顿悟,决意放弃,缘由有二:一是深感毫无意义,君不见几多所谓作家之作品,无须历史淘汰,已成废纸一堆,何况敝如草芥之我辈乎!虽然存有孤芳自赏、敝帚自珍的情结,然而又何心执著于此?“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该舍辄舍,不了也了吧。二是晚年慵懒成性。整理故纸,不胜其烦,莫如偷闲自在也! 这么一想,便束之高阁,尘封虫蠹,年复一年。开始倒也轻松自在,奈何退休日久,苟活不死,便觉无所事事,闲得发慌,难于度日。正如辛弃疾他老人所言:“闲愁最苦”,今始信也,“偷闲”并非“自在”也!于是一改初衷,还是找点营生吧,打发日子要紧!我等饮食男女,休想有佛家看破放下自在的觉悟与修持。于是从去岁仲秋始,从残篇断简里,从劫后余稿中,陆续整理出三本书:诗集《岁月留痕》、散文小说集《今夜星光灿烂》、识论文集《文苑霜谭》。 散文、小说、论文皆文革后问世,未遭劫难,所以无须交代什么;唯诗歌,半数以上为文革前所作,命中注定他在劫难逃。文革初向党交心,我将1966年之前20余本日记主动交革委会,并登记造册。未诚艳情日记送出去,灾祸接踵而来。因大部分诗歌都写在日记里,造反派们便在诗中断章取义,望风朴影,无限上纲,大有不将我打成反革命便有辱造反派这顶桂冠之势。于是“斗倒”、“斗臭”的呼声常让我在梦中惊醒……不久,我便带着累累伤痕,带着老婆孩子被赶下农村劳动。 1973年春,因复课闹革命,教师奇缺,县局决定让“罪行”较轻者提前回校执教。返校不久,我心疼我的宝贝日记,便向新上任的校党支部书记(革委会主任)陈雅山同志提出归还日记请求,陈书记慨然应允,并协助搜遍各办公室乃至图书馆的文案柜,找回6本,其余石沉大海,杳无踪影!损失可谓惨重,初略估计丢失三百余首诗,我真是欲哭无泪,痛惜之情无以言状!而一位朋友却说:“这年头,给你剩6本就不错了,你小子别不知足,一本不剩你也得挺着!”这倒也是,我心略为释放然,诗集中文革前的诗作不都是从这6本日记中整理出来的吗?岂一浊不幸中之万幸!“就不错了”,朋友说得对。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陈雅山书记,1973年文革正如火如荼,远未结束,更何谈落实政策。在如此严酷的情境下,他敢答应归还这些“罪证”,不怕造反派发难,不怕株连,委实胆识过人,令我感佩一已,令我没齿不忘!1983年我南调之前,专程去向他道别。他依然住低矮的平房里,依然着一身朴素的中山装,依然一脸恳切的笑容…… 回头介绍一下三本书的体例,诗集不分内容,不分体裁,按年代顺序编辑,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段;散文小说则按体裁分类;论文则大杂烩,塞到一个起算了。 诗发表了一部分,大部分未发表,其中朗诵诗,则在当时舞台上演出过;散文、小说、论文则几乎都发表过。为统一起见,作品后不再注明了,因年深日久,部分资料缺失,很难一一查对,虽然知道哪些作品在哪家报刊发表,但记不准哪一期,哪个时间了。 要交代的也就这些。 程儒章
2013年元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