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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与汪精卫有啥不一样?
两人都背负投靠鬼子卖国贼骂名。且不说是非曲直,却已足以证明日本作为唯一假想敌,在中国具有无比深厚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不妨从袁氏与汪氏“共性”卖国谈起。
第一、清末民初,袁氏身为北洋军创始人,本在国民中享有一定威望,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曾在朝鲜率部击败日军。其“卖国”铁证传为1915年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但也网文发出另一种声音:
一、真正签定的《中日新约》与“二十一条”是不同版本。原因为袁氏故意把后者透露出去,利用国内外压力逼使日本把危害中国最大条款去除。
二、令将签约日定为“国耻日”。让人撰写了《中日交涉失败史》,印刷了五万册,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并对左右说:“勾践不忘会稽之耻,最后终于打败了吴国,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终有肉袒牵羊之一日。到那时,此书就可问世啦。”
三、1915年5月在国务会议上讲话:“。。。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则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
四、死前为自己写下了挽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再回顾下1919年“五四”运动,北京青年学生游行,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北洋军阀政府派出了大批军警,逮捕了数十名学生。军警和学生,一方是镇压者,一方是被镇压者,然而在运动中却发生了军警怕学生,甚至被学生感动的事情。
因此袁世凯最大错还错在称帝上,正好给南方某些革命党人最大口实。黄兴原本提出应依法讨要公道,只是孙中山非要军事解决,后连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也反对。
。。。越来越多信息披露,孙中山的队伍内部存在严重的先天不足,个别与日本方面关系不断受到严重质疑。其于去逝前不久提出联俄容共,是否可看作用实际行动反省和纠偏呢?
第二、汪精卫
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传其政治遗嘱起草人。相比袁氏至死为自已冤屈不平,汪氏等投日卖国则是铁证如山:
1932年5月,在汪等同意下,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1935年5-6月间,汪代批准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相让。
1938年12月,在汉口国防最高会议上,汪主持通过接受日方所提条件的决议,煽动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战条件上签字。还到处散布抗战是跳火坑,一身恐日怕战症。
周佛海等策划与日方订下“重光堂协约”后,以“日本认可汪精卫领导和平运动”的密约向汪氏夫妇表功时,汪如获至宝。
出任日本在南京组建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伪政府辖区包括华东等地。在政治和经济上妄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教育上施行奴化教育。外交上追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对英美宣战,号召效忠日本盟邦。又伙同伪满洲国和泰国﹑缅甸和菲律宾等国伪政府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
1944年11月在日本病死。
日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汉奸头目先后被处决。
。。。从以上史料已不难看出,任何人都无法洗白汪氏大汉奸罪恶面目。至于早年的革命活动,难道就没有政治投机的可能吗?其身后的最大疑问应是:汪氏一窝为何对暗杀招数游刃有余和投靠日本情有独钟。这实在本非中华传统,却为害最烈,令人触目惊心,留下祸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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