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英雄与民族悲情

黑点点

有人说，1206年以前的成吉思汉、1618年以前的努尔哈赤应视为民族英雄。因为那时他们所做到事业主要是统一本民族。还没有发动对他民族的侵略屠杀战争。如按此类比，那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都是华夏民族的民族英雄了。可是我们汉族从来没有把他们列入民族英雄。固然，这三个皇帝的统一事业是正面的。但当华夏民族只把岳飞等视为民族英雄时，这里面首先深深反映了华夏民族的悲情。在世界上各大民族中大概都难幸免于这样三种战争的戕害。一是王朝或贵族间为争权夺利所进行的战争。二是底层民众难忍统治阶级的压榨盘剥而举行的起义。三是民族间侵害与反侵害的战争。当然，有些战争会同时具有以上某两种乃至三种的性质。战火烽起、兵燹遍地之时最遭荼毒的还是底层民众。然而这三种战争相对而言，还是以民族战争最为残酷。

第一类战争有一定的妥协机制。尤其在秦汉以后，华夏民族的生命共同体观念已经形成，王朝之间的并吞战争往往不以杀戮为目的，只要对方肯臣服交权，事情会有戏剧般的结果。这在隋、宋两代的统一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纵观秦汉两千年以降，此类战争表现得较为残酷的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明初的“靖难之役”。但这毕竟只占少数。至于中唐以后藩镇战争的残酷，则很大程度上是渗入了民族因素，当作别论。

第二类战争也有一定的妥协机制。其最经常的表现是王朝对起义军“招安”。而由于有汉高祖起自民间的先例，士人可以不认为非皇族贵胄不能得天下。故出身低微如朱元璋者也有可能是“真命天子”。这就使农民起义有向王朝战争转化的可能。明末农民起义起初被视流贼，但当势力坐大之时，明庭的武将文臣都审时度势，伺机改换门庭。如1644年2月大顺军自北路入京。途中“戈甲坚利、将士雄豪”的大同最令李自成忧心不已。但没想到大同总兵姜穰自认明庭气数已尽，遂开门献关。以至大顺军迅达北京城下。

第三类战争的残酷性就在于它缺乏这样的妥协机制。这是由于，(1)相当比率的民族战争并不以王权转移为目的。其目标就是烧杀掳掠，即使没有进行反抗或已正式投降也逃不过被屠杀的噩运。如1630年满清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在永平撤退时就把城中已投降的汉民和明庭官吏全部屠杀，(仅孟乔芳等三人幸免。孟乔芳后官至陕西总督，为清庭平定西北立下汗马功劳)。(2)尽管华夏民族中汉奸甚多，尤其是明季之末。但还是有某一数量的士人持“华夷之辨”，投降有一定的心里障碍。一些百姓也不愿沦为异族的奴才，故反抗尤会激烈。(如江阴、嘉定等地)而这又将会招致更残酷的报复性屠杀。自汉代以降在第一、第二类战争中较少有屠城战例。而在宋末、明末的民族战争中屠城惨祸则不胜枚举。如1642年松锦之战后，皇太极下令对这两城中除属祖大寿族系者外一律屠杀。一时间，毫无反抗力的汉人民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第三类战争的残酷性还不仅在于它杀人之多，还在于它杀人的纯兽性。黄巢、张献忠起义亦是杀人如麻。但这种杀人系有一定的社会成因，即它是在此之前社会阶级矛盾积累的渲泄，以及战场仇恨的延续。第三类战争则不然。和平善良的汉族黎民根本没有冒犯过北方游牧民族，而他们被后者惨无人道地掳掠屠杀则纯粹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这完全区别于农民起义军和官吏富豪之间的仇杀。成吉思汉的名言为此类暴行作了最好的注脚。他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杀人性命，夺尽其所有财产，令其亲属痛不欲生，再强奸他的妻子和女儿。

暂且撇开自然因素，仅就社会因素而论，是谁对华夏黎民造成的灾祸最大？是华夏的封建统治者吗？毫无疑问，农耕的汉族黎民所受封建剥削十分严重。帝王贵族官吏对农民的横征暴敛使之经常在饥饿线上挣扎。正是“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以至华夏黎民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中代代相传，沉淀下了远非强壮的体质。

然而封建统治也有清明宽松之时。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可为代表。从而也会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农家乐。即使是备受抨击的明代，也有明宣宗、明穆宗相当关心民间疾苦。减免税粮、安置流民、抑制兼并，使底层民众的负担大为减轻。就算是某些昏庸的封建君主，其弊政亦并不是杀黎民之性命，毁百姓之家园。只有在相当特殊的情况下(统治者个人品质特别恶劣如杨广，或连年天灾、外族入侵参杂其中，如明末)黎民才会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揭杆而起，发动了使封建统治者与黎民百姓两败俱伤的农民战争。而战争之后就是“让步政策”。

纵观历史，可知自秦汉两千年以降，给华夏百姓造成最大灾祸伤害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其烈度使王朝战争、农民战争、和封建统治日常的剥削压榨都相形见绌。华夏民族的每一个朝代都毫无例外地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之下。这迫使华夏民族不得不腾出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防御。从修筑万里长城到保持一支防御军队，都使大量的劳动力脱离了生产。为支付军费中原王朝不得不增加税收，从而又加重了民间的负担，激化了华夏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这还是就相对稳定的时期而言，如果北方游牧民族一旦强大到能够斩关入塞、烧杀掳掠之时，华夏黎民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就更非文字可以形容。

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会在数千里不停止地南侵呢？这系基于两个原因：一是需要，二是能力。囿于自然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北方游牧区某些生活、生产必需品如布绢、茶叶、铁器等十分缺乏。需要从汉地获得。其正常途径有二。一是官办的“马市”、“榷场”或民间的“市易”。二是“朝贡回赐”。华夏中原王朝为了边境安宁常采取“破财消灾”的作法。让周边游牧民族派代表进京朝贡，再给予其大量的回赏。朝贡之物无非是一点北地土产如人参、貂皮、壮马，以此换取大量白银、绢帛。这种经济计量上“剪刀差”极大的“朝贡回赐”已成为周边少数民族酋长的生财之道。他们乐此不彼，甚至为了争夺朝贡的资格展开激烈的内部争夺。在中原王朝看来，这种“朝贡回赐”尽管经济上极为得不偿失，但总比游牧者寇边掳掠好。因为那样不但同样有经济损失，而且子民还会有性命之灾。更何况这种“朝贡回赐”表面上还维持了中原王朝的正统威仪，满足了华夏君主的虚荣心。(除此之外中原王朝还采用“和亲”政策。)

然而“马市榷场”、“朝贡回赐”都不可能长久地满足北方游牧民族的需要。当他们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的程度时，便会采取更直接了当、效果更大的方式--南侵。南侵的效果有二。一是直接以烧杀掳掠的方式攫取大量的物质财富，二是用暴力所铸造的权威迫使中原王朝签订城下之盟，给予其大量“岁币”，即按年向其交纳数万至数十万两的白银和数万至数十万匹的绢帛。当然还有更彻底的方式就是摧毁中原王朝，取而代之，直接对华夏黎民实行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

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南侵的能力。能力之一在于其性格上的强悍。这种性格的形成首先与其生活形态有关。草原放牧，策马狂奔，养成其粗犷。与豺狼虎豹为邻，养成其勇敢。北地严寒，自然条件恶劣，养成其坚忍。强悍性格形成还与其文明程度有关。北方游牧民族大多没有文字，或只有初创的粗糙文字。与文明水平低下相伴的就是缺乏礼仪教养而至行为方式的躁动横蛮。游牧民族的强悍首先是用于他们各族之间和同族之内的冲突。他们“好为盗窃，互相凌劫”。“攘夺财货，兄弟交嫉”。”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这是北方游牧民族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公元前200年汉高祖率兵30万被冒顿单于的40万控弦士包围于平城，几乎被俘。由此推算，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中仅匈奴一族的人口当在两百万以上。一千八百多年以后，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创全民皆兵的女真八旗制度，得兵六万。再加上努尔哈赤和各贝勒的巴牙喇(直属卫队)总共亦只七万余人。由此推算女真总人口为三十万左右。1635年皇太极创蒙古八旗，实际兵员为两万五千。故当时蒙古族总人口顶多与满洲相若。经过近两千年的繁衍，汉族人口从三、四千万增至明代的在册人口六千万，实际人口一亿二千万至一亿五千万之间。而塞外游牧民族的人口反减为当初的几分之一。这当与其悍战的性格导致他们之间长期、频繁的杀夺有关。汉族的中原王朝曾很不光彩地利用过北方游牧民族的悍战性。东汉时期鲜卑崛起。东汉王朝唆使鲜卑攻杀北匈奴，并以银两购买其所斩杀北匈奴的首级。后因首级重而且腐败发臭，遂改以两耳代替一首级论价。于是，鲜卑人连放牧都懒得做。专以攻杀北匈奴向东汉王朝换取银两为业。这亦是促使北匈奴败亡的原因之一。北方游牧民族南侵能力之二是他们体格上相对汉族人民的强壮和普遍习武。虽同属蒙古利亚人种的北支，但由于汉人米食游牧者肉食，汉人躬耕劳作游牧者骑马奔驰，形成两者体格上的差异。汉人的日常劳动作息与武备无关，游牧者放牧时的骑马射箭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武备色彩。汉族一般民众与武人分离，游牧民族全体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尤其是在赵宋以后汉族贬低武夫，而游牧民族一直都以刀箭尚武为荣。南侵能力之三是其社会组织的军事化。战争动员极为简便迅速。所有战士--成年男子应召即骑马携刀箭而来。农耕的汉民族则须在和平居民中征集士兵，还要再加以训练。并从遥远的各地把士兵调集起来。南侵能力之四是由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利益的明确性所铸造的高昂士气。由于游牧的运动性，使其民族的活动半径大，在很大区域内都能形成民族认同感。农耕民族则“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邻居尚且如此，遑论别州别郡了。比如令川蜀、浙闽籍的士兵长途跋涉到长城沿线去作战。那里离他们的家乡实在遥远，因而难以产生保护家乡的感觉。当地语音风俗的差别更使之产生外乡之叹。他们心中只有被迫从军离别亲人家乡的无奈，而缺乏为国家民族作战的英雄气慨。

游牧民族南侵掳掠，系属正常作业，所得各种财物亦在他们之中分配，因之有明确的利益感。作为在本土防御作战的汉军，其军纪是禁止掳掠的。汉族军队的长官从来就有克扣军量之弊，士兵给养差，得不到爱护。“被驱不异犬与鸡”，又没有掳掠分配战利品的刺激，这些都无可避免地使之士气经常低于南侵者。

汉族的中原王朝能彻底击败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只有汉朝。之所以如此，其一是由于那刚形成的汉族还保持有先秦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尚武精神。其二是汉朝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是生产力的胜利。那时汉族已纯熟地掌握冶铁技术，汉兵使用的是锋利的铁兵器。匈奴不会冶铁，其士兵还多用青铜兵器。战斗时兵器相击，匈奴兵的青铜兵器锋卷刃断，汉兵即挥舞着锋利的刀剑去追斩逃窜的匈奴兵。亦正因为如此，一旦当铁兵器不再为汉族所独有，一旦当先秦战国时期留下的尚武精神磨蚀殆尽，华夏民族反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就每况愈下了。更遑论赵宋以后的重文轻武、奸臣辈出，华夏民族的亡国之祸实在所难免。

在北方游牧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南侵烧杀掳掠下，无力抵御的汉民族进入了绵延千年的屈辱受虐和苍惶离难。从西晋到南宋，部份汉族民众为了躲避战火苦求生存，遂扶老携幼举家南迁。路途遥远、风餐露宿、疾病袭击、野兽侵害，多少人到毙路旁，多少家庭妻离子散。逃难人群从黄河到江淮，从江淮到钱塘。再越五岭过梅关直至滨海、雷州，从而形成汉民族的一个特殊分支--客家人。客家族群的形成充份说明了华夏民族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之下的颠沛流离、生灵涂炭。只要愿意正视历史事实，就可知，两千多年来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的延宕脱序、生产力的破坏损失、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伤害的最大祸害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在这种情况下，忠贞报国、人格完美、武艺高强、战功彪柄的岳飞就成了华夏民众心目中最受崇拜的民族英雄。

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英雄人物当不止岳飞、文天祥等。实际上还有一些比他们战功更为显赫的人物。如卫青、霍去病、窦宪、明成祖等。但华夏民族并没有把他们尊为民族英雄，何故？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华夏民族在民族英雄认定中所表现出的悲情。卫青等与岳飞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进攻性抗击，后者是防御性抗击。前者是胜利者，后者是失败者。

华夏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一开始就采取了防御性抗击的姿态。始于战国时期，北方诸夏各国均筑长城以防鬼方、戎狄的南下。秦始皇统一华夏后，更着手把各国长城连接起来以至万里。这充份说明了华夏民族的防御心态。但是万里北疆岂会只因一堵长墙便可消灾弥难？尽管那长城砖下埋藏有无数个催人泪下的孟姜女悲惨故事，其防御功能亦只是华夏民族一厢情愿的善良幻想。无数的事实使农耕的华夏民族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匈奴未灭何以为家”？遂在休身养息，积聚到足够的力量后，越长城、出朔方、入漠北，展开了激烈的反击。卫青、霍去病只是基本击败了匈奴。彻底击败匈奴使之分崩瓦解、远遁欧洲的是东汉窦宪。他出塞三千里，大破匈奴兵，登燕然山刻石颂汉威德而还。明初成祖鉴于历史故事深知业已退往漠北的元蒙势力仍为中原王朝的潜在大患。遂五次率兵亲征，为明初获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北疆安宁，人民得以挥别昔日噩梦。明成祖对待建文帝的忠臣残酷杀戮，甚至辱其妻女，其行为的确令人发指。但他为谋求华夏安宁的努力则不应磨灭。汉武帝只是深居宫中，御接战报。明成祖则是披挂亲征，并终究死于征途，确实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帝王论之，堪称千古一绝。

从纯军事观点上去考量。霍去病式的反击完全应当。消极防御并不能产生积极效果。正是由于他们的奋起反击才使中原得到一段时间的安宁。而与之相对的是两宋明末只进行消极防御则终难免亡国之祸。然而华夏民族悲情至深。他们关注的焦距只是定在于自己本土抗击烧杀掳掠的英雄上。而且由于华夏民族终究数次局部和全境亡国，最能体现忠肝义胆，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之将倾的是那些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若，并终究慷慨赴难、以身殉国的义士。而不是那些战功赫赫、凯旋而归、晋爵封侯的人物。

其实，以反抗打击北方游牧民族对汉民族的欺压而论，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人物--南北朝时代的冉闵。对于他，汉族民众都极为陌生。莫说只在高中读过中国历史的人，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如果他读历史不是出于对历史的爱好，而只是应付考试的话，也会对冉闵一无所知，因为在历史系教材中关于冉闽只有寥寥数笔。老师不讲，考试也不涉及。

冉闵是后赵皇帝石虎(羯族)的汉人养子。石虎性如野兽，对人民极为残暴。后赵国里的汉族民众真正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公元349年，石虎死，其儿子们为争夺皇位互相拼杀。冉闵趁机而起杀石氏一家。并号召汉族人民起来反对羯族对汉族的民族压迫。一时间爆发了近半个世纪来汉人对入塞胡人肆意欺凌汉族人民的积怨，遂群起四处击杀羯人。入塞羯族入约二十万在那场暴乱中大体杀尽。在此基础上冉闵建汉人政权魏国，并联络江南东晋，促其举兵北伐、共同驱逐戎狄恢复华夏。东晋不应。冉闵只得独立面对由各游牧民族组成的为石氏复仇的联合兵团。冉闵神勇当胜项羽。经常身先士卒横冲胡人联合兵团，以少胜多十战十捷。但终究于陷入鲜卑大阵，寡不敌众，受伤被俘就戮。

时下不少蒙古族人仍把成吉思汉尊为民族英雄。以此作标准，冉闵当为华夏的民族英雄。但千多年来汉人从未尊奉冉闵。这是由于冉闵除掉石氏家族尚可称义举，但他滥杀无辜，对羯人实行灭族则确属残忍。华夏民族是个温和善良的民族，不主张纯粹的民族仇杀。华夏民族更是一个充满悲情的民族。在民族斗争中经常处于被凌虐的失败的地位，故很能体会一个弱势民族的悲苍。遂对冉闵的屠族行为不予认同。如果说华夏民族的悲情使之对卫青霍去病都未足尊奉，遑论颇为可议的冉闵！而在华夏民族悲情如此之深的情况下竟还要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于心何忍？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人类社会才基本从森林法则中走出来。数千年历史都充满了弱肉强食的恐怖血腥。华夏民族最终能挥别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烧杀掳掠的噩梦和恢复自己最起码的民族尊严，系拜赐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精湛火器的发明使游牧民族的骑兵不再所向披靡，民主曙光的投射使人民有了划时代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