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诗文知多少】33——闲话客家——陈国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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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说客家

   “客家人”三个字是大题目。文章不容易做好。编辑谢华先生很认真地约我写篇这方面的文章。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地做将起来，也是闲话笔墨。做得如何，就很难说了。

    清朝以来客家学人就作了许多文章，为客家人正名。外国也有一些学者参与研究考证。学者们考证来考证去，众说纷纭，至今似乎还没有一个真正令人完全信服的结论。“客家”如何得名？客家人来路——也就是源头归于何处？还是一个谜。看来还得继续探讨下去。

    客家一词，最早见诸文字是在清朝嘉庆年间。1808年，客家学人徐旭曾，作《丰湖杂记》，首次提出：“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衣冠旧族，忠义之后也。”最早为客家“正名”的是这位徐先生。既然是“中原衣冠”，就不是蛮夷野族，草莽流寇，还是忠义之士，就来得光明，来得高贵，可以洗刷历来官家说客家人是“蛮夷”的诬称，归于正统。这是很值得客家人高兴一番的。

    其后，研究客家问题的学者甚多。后来出了个客家学人罗香林，集客家研究之大成，于1933年发表20多万言的《客家研究导论》，运用大量的谱牒、史书等资料，证实徐氏之说，详细论述客家之源为“中原衣冠旧族”，有“五次大迁移”的立论。至今，客家问题的研究基本沿袭此说。罗先生对客家问题著述之丰，堪称客家学人之首。

    然而，客家学人又有诸多质疑，多有新论。如“客家”名称的由来，就各说各话，品目繁多。有“夏家”说，“河洛”说，“客卿”说……甚至还有“Haka国”说。说是第九世纪，中国的西北方，有Haka人建立一个国家，不久被鞑靼人消灭了。Haka人亡国之后，逃向东南安家立命，以“客家”两字为名。这就是客家人……越说越玄，客家人自己都搞糊涂了，到现在还没有真正弄清楚自己的祖宗是何方神圣。

    客家这个民系形成于何时？又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罗香林说：“客家民系形成于宋代前期。”但是，客家学人又有多种说法。有说形成于东晋以后，有说形成于南朝，有说形成于明清，简直象一本很难读懂的朦胧诗。

    有些学人一再标榜汉家血统之纯。又引出另一个问题：以最“纯”的梅州地区来说吧。史载：原来那儿居住着畲、瑶两族。他们哪儿去了？风刮跑了？水冲走了？或者跟南来的汉人发生血战，把他们都消灭了？史无明载，也不可能如此。是客人汉化了他们，还是他们融合了汉人？客家话是“中州古调”还是土著语言？这都是纠缠不清的问题，看来还得论争下去，不是一时说得清楚的。

不论学界对客家问题如何界定。客家成为中华民族一大民系，是没有疑问的了。

    客家人的流布遍于世界。看过一个资料：连少有人知人口稀少的小国或地区，如留尼旺、堵希堤，客家人就有一、二万之多。客家人繁衍之旺盛，流布之广阔，大概跟客家人喜欢流动的品性，多子多福的观念有关。历史上，客家人就是有名的开荒牛。“逢山必有客”、“哪儿困难哪儿去，哪儿艰苦哪安家”，已经成为传统的客家民性。客家人早就“雷锋精神放光芒”了。

    如今的国际名都香港，早年是咸湿荒凉的海岛滩涂，没有人放在眼里，最先是客家人开发的。台湾的先民也多是客家。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祖籍广东客家大埔县，是没有疑问了。亚洲的四条小龙，客家人开基或执事的地方占了三条，这是很奇特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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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古调错杂弹

    某年，著名作家邓友梅来。席间谈起客家，友梅兄说：“客家人是当今最纯种的汉人。中国千年战乱，外族入侵，相互通婚，民种混杂。客家人来自中原，远离战地，僻居山野，所以能保持着汉家最纯粹的血统……”

    我听了，笑笑，没说什么。友梅不是客家人，如此评说客家，自然不是要为客家人立贞节牌坊，只是源于旧说。例如，洋人学者韩延敦（美国人）在其专著《种族的品性》中就有如此论述：“客家人是十分纯粹的华人。可以说，他们完全没有和外族的血统发生过混合。”

此说也很可疑。以最纯的兴梅地区为例。《兴宁县志》有载：“明天顺四年，龙川沙氏（蒙古族）移居兴宁，蕃衍至今已有千人。其后裔已全部汉化。”纯如兴宁，早在明朝就引入蒙古良种，混杂而居，其他就不用多说了。

    又一次，某年，与湖南作家莫应丰——祝他天堂安息——游庐山，他也谈客家血统之纯。还说了一个佐证：文革期间，他在广州部队当兵，驻守在韶关地区。有一天，他到一个好像与世隔绝的偏僻山地，见到一个客家山村，村民的服装很像汉唐时代的服装，语音也跟常听到的客话颇有差异，更显古意。莫应丰是著名作家，首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不会信口开河。他说，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带你到那儿看看。他还知道那个地方。

    我终于没有去。如今应丰已魂归天国，是否真有此地？位于何方？也是个谜了。

    唐代衣冠汉时装，从客家老一辈人身上多少能看到一些影子。至于说那儿村民的语音更有古意。大体是客家学人一再强调客家话是“中州古调”之说。对这个论点，当今又有学人提出质疑，甚至有此一说：“客家话不是什么中州古调，其基调是当时畲、瑶土著语言。”……又是各说各话。是非曲直，就不是我们这些写小说的人说得清楚了。

    对客家问题的研究，客家主流学者大多在“纯”字上做文章，做得纯之又纯。有人甚至做过了头，认为当今中国汉家血统，唯有客家纯，其余多“杂种”。这就矫枉过正，贻笑大方了。

     当今深圳，原来是宝安县属下的一个边陲小镇，人口不过二万左右。多数为客家人。如今深圳人口数百万，多是外地南迁而来。深圳的“客家土民”就如此这般地变成很风光的“少数民族”。是悲是喜？是祸是福？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正因其杂，各路人才云集，意气风发，百舸争流，才造就了当今的深圳，才有如斯发展。有人说中国经济的腾飞，其中重要一条，就是中国人口的大流动。如今神州大地，逢年过节，真像百万雄师过大江。中华民族血脉的快速流动，孕育着辉煌和生机。金发碧眼的外国人也抓住商机，大步流星地杂进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加快。说说这些，或许有助于我们这些恪守传统的客家人调整思路，以新的风姿谱新韵，去搏击潮头唱大风。

    广袤环宇，生生相相，杂乎于天地之间，混沌乃乾坤之象。唯其如此，才有千姿百态，风流云变，老树新花，气象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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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文尚武说客家

    “崇文尚武”，是客家民系一大特色，有人说是中土遗风。既然有“中原衣冠，忠义之士”一说，崇文尚武成为风气也很自然了。

    客家书生之多，远近闻名。“卖田卖地也读书”，是客家祖训。旧时，村寨有“公尝田”，收入所得，一是祭祖，二是资助读书，这是往昔世代沿袭的老传统。

客家崇文尚武精神，以梅县、五华为典型。文坛武场，都出现了一些名人。历史往往跟名人连结在一起，因此有话可说。

    历史上梅县文化名流多，一抓一大把：宋湘、黄遵宪、丘逢甲、李金发都是名重一时的文化名人。现代小说家张资平也算一个文化名人，早年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发起组织创造社，写过一些颇见才情的小说，后来忙着写三角恋爱的畅销小说卖钱，再后来就当汉奸去了。梅县有一批文化名人站在那儿，还有一些准名人、女才子接踵于后，就成了气象，就成为客家地区文化中心，客话也以梅县话为标准。梅县姑娘说话象唱歌，那莺声燕语，大概只有吴侬软语可以比美。

    五华人尚武精神为梅州地区之冠，不是信口开河。史载：乾隆24－25这两年，五华不知为何行了武运，一下子出了三个武举人——锡坑人李南馨、华城人李威光、横陂人魏大斌，后来殿试，魏大斌成了武进士，李威光被乾隆钦点武状元及第。五华人连番中举，想必轰动梅州地区。后来这三人都被封了威武将军之类的头衔，这是梅州地区历史上罕见的景象。乾隆不是草包皇帝，史称“十全武功”，谙熟武艺，对文武科举选拔极严，作弊是要杀头的。五华人靠真功夫真本领进入殿试，与南北高手过招，拔得头筹，也占尽风光了。李南馨、魏大斌还率兵海战，屡立战功，扬威海外。

民国时期，五华的“武运”转到脚上，出了个“亚洲球王”——锡坑人李惠堂。李惠堂率领足球队转战海内外，屡战屡胜，神传妙射名噪一时，连上海“阿拉”们也为之倾倒，流行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李惠堂一出，给客家人挣了大面子，也给被称为“东亚病夫”，足球累战累败的祖国争了光。“五华阿哥硬打硬”不但表现在武艺高强，球技出众，还有打石头的过硬功夫。据说五华石匠打的石头围起来可以绕地球几圈。

    往事已矣！以崇文尚武著称的客家人，如何面对当今的世界潮流，倒值得深长思之的。

客家的民性素有自强、自立、自信之说。唯其如此，客家人才能在艰苦漫长的辗转流徙岁月中生生息息，自成一脉，流传至今并延绵于海外。

    令人纳闷的是，客家人到处开拓地盘，往往被后来者居上。客家群落的经济发展态势往往比较迟滞。别的地方不说，被人称为“客家之都”的梅州地区，新时期经济发展虽然有长足进步，跟广东一些发展迅速的地区相比，就显得相对滞后。

    经济发展滞后，固然与山区的地理位置有关。如果作深层思考，恐怕跟客家民性不无关系。历史上的客家人结寨而居，围龙为屋。既有自强自立精神，又容易趋于封闭保守。客家人进取精神很强，窝里斗的劲头也足，“黄牛过河各顾各”的特点也很明显。搞事业图发展，讲齐心协力，要团队精神。举凡热衷于窝里斗的地方，对付自家人都对付不过来，还谈什么发展？

    日本人对客家人深有研究，早年日本学界就有不少研究客家问题的论著问世，可以说是客家通。日本人有此妙论：三个日本人对付不了一个客家人，但一个日本人就足于对付三个客家人。因为还没等日本人动手，这三个客家人就自己打起来了。虽然是个笑话，却也发人深思。有人说，客家人命里属水，“在山‘阿婆古’（呆板），出水一条龙。”只有走出去才能发展。是不是这样？就自家心事自家知了。

    客家人以“中原衣冠”、“中州古调”为荣，如果确证是如此，那么，中土文化传统也许就成为客家人思想上一个沉重包袱了。

    以中土文明伴生的小农经济思想的特点是稳扎稳打，现捡现卖，小打小闹，以小本求小利，小富即安。市场经济从大处着眼，敢于投本，敢赔敢赚，以大动作求大发展。看看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就可以看出，那些秦砖汉瓦、中土文明最深厚的地区，往往是经济发展迟缓之地。这不仅是政策或地理位置的差异。制约其经济发展的一大因素，恐怕还是积如厚茧般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有人说，西部开发，首先要开发西部人的市场商品意识，改造封闭落后的观念。看来，弥漫着历史烟尘的古老中土文化不来一番改造，也难于适应时代的发展了。

    往内比，广府人和潮汕人对中原文化趋同意识没有客家人那么强烈，他们不争什么“中土衣冠”。海内外气势如虹的大商家多出自广府和潮汕。当然，这有历史原因。宋明以来直到鸦片战争，广州就是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外贸中心，历史培育了广府人天然的商品意识、商业头脑。广府的商家出手迅捷，思路广阔，纵横四海。三路人都属广东一家，时至今日，客家人是否应该从左邻右舍中取长补短，建树新的客家精神，以图快速发展。别再以“中原衣冠”、“中州古韵”傲视同侪了。

     随想随谈，皆属书生之见。世间的事情，说来容易却艰辛。以客家人的聪明，他们对自身的优点弱点自然洞若观火，就无须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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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衣冠话兴衰

    客家人重视正名，有其历史原因。中国是重视正统的国家，“名不正，则言不顺”，这观念已流贯千年。

    中国的汉文化，以中土史官文化为正统。历代史官，醉心于秦砖汉瓦、燕赵悲歌，不怎么把远离中原的广东放在眼里。“南方瘴疫之地”，一向是朝延流谪罪官放逐刁民的地方。说到广东也没有好字眼，不过是百越蛮夷之地，语言驳杂，民风粗野……什么客家人、广府人、福佬人，正史典籍均无明说。自然没有史官去论说考证什么客家了。倒是被汉家鄙称“夷狄”的蒙、满，靠血刃汉人当上皇帝，就被史家说得轰轰烈烈，“我大元”、“我大清”起来。当然，他们倒霉时也被后世史官骂得一塌糊涂。

    中国史官修史，沿袭《史记》体例，以帝皇为纪，以人物入传。客家没有人当皇帝。洪秀全差点儿当了皇帝，也自称天王。但官家不承认，说他是寇是贼，自然没有为他的“天朝”纪志。客家人能入传者也不多。唐朝的宰相、曲江人张九龄有传，有人说他是客家人。张老先生是否属于客家？很可疑。再说，那时也没有客家这个名词。东莞的袁崇焕官至兵部尚书，当了“国防部长”。后来被腐败的崇祯皇帝杀掉了。袁“部长”倒真是客家人，不过，史传都没说他是什么客家。因此，延绵千年的中国史官文化，卷秩繁浩的《二十五史》，对“客家”一说都付之阙如。客家这一大族群，连个名号都没有，客家文化人心理上的失衡，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我大清”的客家学人徐旭曾就站出来说话，为客家正名，始有“宋代衣冠旧族”一说。不过，徐先生不是当朝政要，更不是文化昆仑，连“知名作家”也算不上。他那本《丰湖杂记》，不过是野史杂说。人微言轻，史官们自然不放在眼里。明、清史稿中，根本没有这个徐旭曾存在。

    一般的客家山民，并不把什么正史野史放在眼里。他们按照祖传习俗生活着，照样唱山歌，吃番薯，吮田螺，磨豆腐，睡女人。该风流的风流，该快活的快活，该读书的读书，该进仕的进仕。照样耕稼农桑，飘洋过海，蓬蓬勃勃地繁衍后代，不怎么计较正名不正名。中华博大，民系复杂，没有多少外籍学人把客家放在眼里，他们也不觉得客家人有什么特别之处。

    真正引起国内外对客家问题的关注，是因为清朝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太平天国起义，起事者多数是两广客家人。其首领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等人都是客家佬。太平天国的历史功过如何，史家还在讨论，就不说它了。以客家人为首领为主体组成的太平军，横扫大半个中国，这一战，中外震撼，轰动世界，人们对史不见经传的客家人开始刮目相看，中外学人就纷纷研究起客家问题来了。

    另一件，也发生在清朝。在广东西部，客家人跟广府人发生大规模的械斗，历时12年，双方死伤散失人数高达50万人。其规模之大，死伤之多，世所罕见，使中外为之震撼。

一是跟清朝斗，一是跟广府人斗，斗得都很惨酷，客家人好勇斗狠因之驰名。中外都睁大了眼睛：怎么就出了这些客家人？

    官家和广府人对客家人自然没有好感。《新会县志》甚至把客字旁加个“犭”，不把客家人当人看。于是爆发了论战，客家学人纷纷撰文，论说客家的汉家血统如何纯粹，文化如何正宗，历史如何悠久……这场论战，虽然情绪成分多，学术精神少。但也对客家的历史、方言、习俗有所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后来，又出了一件事，广府名人黄节编《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内云：“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佬族，非粤种，亦非汉种。”黄节先生一条竹篙打两船人，把潮汕人也列入异类。既然是非粤非汉，就不知从哪儿来的杂种了。教科书这样写，等于在客家、福佬人头上撒尿，就不是一般狗屁文章，可以置之不理了。客家名流作家黄遵宪、丘逢甲、钟同和等人拍案而起，广东各地的客家闻人互相联络，成立“客家源流调查会”。不再是无名之辈打笔仗，而是名家对名家的一场真正的较量。这场笔墨官司打得十分热闹，有许多著作问世，直至促使广东提学使下令更换这“教科书”的谬误，才了结这桩公案。客家学人为了争正统求正名，真是用尽了心思，下足了笔墨。再后来，有学人罗香林旁征博引，有许多论述客家的专著面世，客家为汉家正宗之说，才为学界认可。至今沿用的基本是这些版本。

    客家人为了争个名份，争个血统纯正，证明自己不是杂种，居然打了将近一百多年的笔墨官司，今天看来，有点象天方夜谭，真有中国特色。不过，以历史眼光看，这些名人参加的笔墨官司，确实促进了对客家民系民俗的研究，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意义就远远超乎名份之争了。

客家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这自然是好事。现在客家研究有个比较明显的毛病：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间越说越远，血统越说越纯，客家名人越说越多……就不像做学术，有点像游戏了。学者诸君是否可以从一些旧的套路或新的游戏中解脱出来，强化学术精神，展开新的视角，寻求新的发现，也许会有新的突破，焕发新的生机。说到这些，已属门外之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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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国凯（1938～），广东五华人，现代著名作家。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0年当选为作协广东省分会副主席，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好人阿通》、《一方水土》，中、短篇小说《代价》、《龙伯》、《我应该怎么办？》、《工厂姑娘》、《透亮的水晶》、《爱与恨》、《离情》、《特区的早晨》、《成名之后》、《有这么一个人》等。还写有电影小说《阿雷》，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羊城一夜》，中短篇小说集《家庭喜剧》、《陈国凯中篇小说集》、《陈国凯小说选》等。

客家女子

陈国凯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