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黄遵宪《朝鲜策略》而发生在朝鲜的“卫正斥邪”风潮

人境庐人

　　　　　　　　　　　　　因黄遵宪《朝鲜策略》而发生在朝鲜的“卫正斥邪”风潮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直接领受《朝鲜策略》的金弘集，虽然在与黄遵宪笔谈时出言谨慎，谓“我国家典章似成周，士夫趋向似赵宋，民俗俭啬有唐风遗意；今日时变虽如此，实无以与各国来往，势则然耳”，以此回复黄遵宪 “计不如开港通往来，与各国并驰大洋也”（8月26日笔谈）的劝说；但归国后，金氏却有感于亲身见闻，成为朝鲜开国的有力推动者。其10月2日入朝复命时，与国王高宗的对话，即显示出对黄遵宪《朝鲜策略》中基本观点的信服。当高宗询问，日本因畏惧俄国，而欲与朝鲜修好，“可以永保无他乎”，金弘集对曰：“此事臣未敢质对，向后惟在我应接之得其道而已，以故清使亦以自强相勉矣。”（《承政院日记》高宗十七年庚辰八月二十八日）而由金氏带回国中的《朝鲜策略》在该国朝野引起的反响之大，应该是超过了金弘集本人以及黄遵宪的预料。

　　朝鲜最高决策层的反应，在金氏离去后两个月，即11月19日，即由所谓“朝鲜侦探委员”李东仁将朝议记录密交何如璋。李的说法虽然相当乐观，谓“朝鲜朝议现今一变”，但据其提供的《朝鲜国王与大臣密议当筵笔记》及《朝鲜政府会议节略》，还是金弘集10月19日致何如璋函中所言更为恰当：“现众论虽未可曰通悟，殊不比往时矣。”《当筵笔记》主要是朝鲜国王与领议政李最应的交谈，记载朝事的《承政院日记》于九月初八（10月11日）当日也有详录。李氏似乎相当开明，认为：“而彼人（按：指黄遵宪）诸条论辨，相符我之心，不可一见而束阁者也。”很以黄所教之和日、联美、防俄为“甚有所见而然也”。甚至说：“大抵洋船入境，辄以邪学为藉口之说。则洋人之入住中原，未闻中原之人皆为邪学也。”故要求高宗打定主意（“惟冀圣衷之牢定矣”），采纳黄遵宪之说，结美以抗俄。至于《会议节略》（即《诸大臣献议》），参加者为李最应以下五大臣，言辞便没有前者爽快。对黄遵宪之《策略》倒也先加肯定：今兹修信使回启，赉［赍］来中国人册子，其所为对策，自问自答，设疑设难，忧深虑远者，比诸前日所见各国文字，益加详密。虽未知其言言皆是，亦安知非大加讲究于“安不忘危”之义乎？不过，后面的话正透露出黄说未必全可信的意思。果然，以下便有不少疑问。如质疑“结日本”一策：“彼发难从之请，岂可容易听许乎？”议论“联美国”，则曰：“而我国规模，非徒自来不通，相左［去］数万里，声息不及之地，今何以自我先通，以为联交为援乎？”好在最后的说法仍合情合理：“盖此论以我国之安危，有关于大清、日本，故如是纤悉为言，虽在我国，不可寻常看过。而其语如是急迫，宁容玩岁愒日乎？”反而是其时的朝鲜国王高宗权衡利害，倾向于开国，与金弘集的问答中已透露此意；在随后发生的“卫正斥邪”风潮中，也持此立场，给予反对派以严酷的镇压。

　　针对《朝鲜策略》而爆发的“卫正斥邪“运动，乃是朝鲜近代史上著名的反对开国的政治抗议事件。其发端虽在朝中，运动的主体则为民间儒生。金弘集于1880年9月15日返抵釜山，11月3日，兵曹正郎刘元植即首先发难。刘氏虽为武官，却一如书生之迂阔，上疏中不免错认形势，以为外间喧传的洋人势大不过是虚声恫吓，不足为信：“若曰洋夷，真个有络天网地之势，挟泰超海之术，则迄今几年，不敢东渔，转借倭人之巧舌，藉播俄夷之骚讹，百歧恐动，期欲讲和而止哉。”并很以本国深固的儒学传统而自豪：“惟我东邦，地则三千里海岱，俗尚二千年礼义，周孔程朱之渊源道学，家弦户诵。逮我朝彬郁日彰，比隆三代，故以若倭若洋之人面兽心，言必称为礼义之邦者，良有以也。”

　　但“礼义之邦”在今日是否就能抵敌“洋夷”的坚船利炮，这一点全然不在刘元植的计议之中，而惟以捍卫儒家道统为己任。故奏稿对《朝鲜策略》也放过其主要议题，却抓住黄遵宪释“联美国”之疑时所言，“至于美国所行，乃耶苏教，与天主教根源虽同，党派各异，犹吾教之有朱陆也”，大加挞伐：臣于伊间，得见今番修信使所持来之黄遵宪私议册子，至于“耶苏、天主之学，犹吾教有朱、陆”之句，自不觉发竖胆掉，心寒骨竦。朱夫子生丁盛宋，上接孔、孟之遗统，亲炙周、程之正学，道炳千载，师表百世。虽蛮貊之邦，莫不遵奉为大贤。况黄遵宪中国人，必无不知朱夫子之为斯文尊师，今于遣辞之际，何患无证？乃以如彼耶苏、天主之秽，肆然凭据乎朱、陆之异趣，若非染邪，焉敢侮贤？但黄遵宪的取譬意在表明，与法国支持的天主教作恶多端不同，“耶苏宗旨，向不干预政事，其人亦多纯良”，“其不为患”的证据即在，“中国自通商来，戕杀教士之案层见叠出，无一耶苏教者”。更重要的是，在此段结尾，黄氏对儒学与耶苏教本下有明确的价值判断：“顾吾中土周孔之道，胜之何啻万万！”刘元植却置之不顾，而在“卫正斥邪”的旗号下，声讨黄罪。因刘元植疏中批驳黄遵宪而牵涉到作为修信使的金弘集，指斥其“见此种凶惨之句，合有声言面责，以示尊贤崇道之意，庸表卫正斥邪之原；不此之为，安而受之”，轻言为失职，重责则为“潜结异类，做出此等文字，欲其骚扰人心、炽染邪道者也”，亦是罪不可赦。11月5日，任职吏曹参议的金弘集立即上疏回应，并接过刘氏“卫正斥邪”的口号，以之表述其与黄遵宪等人的交结：第于留馆之日，中国公使频与相接，论天下之大势，慨异类之凌逼，手足急于相救，语言不避忌讳，恳恳乎内修外攘之道，齿斤齿斤乎卫正斥邪之义。谈讨之不足，而至为之筹策，凡其数千言之文，有非一朝夕可办。临发前日，面传于臣，而其用意之深切，代画之详密，岂讠寿张胥幻之所可为哉！事既关于疆场，言可采于庙朝，臣不敢私却而受来矣。正面反驳了刘元植不应收受黄文的指责。不过，话仍留有余地，故随后亦自责曰：“即伏见兵曹正郎刘元植疏本，则以黄遵宪册子中‘耶苏、天主之学，犹吾教有朱、陆’之句，比拟不伦，辨之既力；且论臣不为声言面责，安而受之，其辞严，其义峻，臣于是愧欲死矣。讥斥至此，罪戾始著，满心惶蹙，奚暇呶呶有若分疏为也？”因而请求辞职并治罪。高宗一方面以“人言本不衬当，何必为引”（均见《承政院日记》）、不允辞职安慰金氏，另一方面，当日即批准将刘元植流放边地，以示严惩。

　　然而，刘元植的获罪并未能起到震慑反对派的作用，反倒成为更大的抗议浪潮的先声。除朝士如许元等继续上书对黄遵宪所拟各条提出异议外，进入1881年（高宗十八年，光绪七年），民间儒生前赴后继的大规模上疏亦哄然而起，声势浩大。2月18日，岭南儒生举行大会，以著名儒学家李氵晃（退溪）的后人、庆尚道儒生李晚孙为首的三百余人联名草拟疏稿（号称“万人疏”），并于3月17日伏阙上书。诸儒以“其居也，邹鲁仁贤之乡；而所诵说者，周公、孔子之书也，所服习者，周公、孔子之教也”傲然于世，自觉将“益笃尊卫之诚”、“益严扶斥之义”奉为神圣职责，故“伏见修信使金弘集所赍来黄遵宪私拟一册而流传者，不觉发竖胆掉，继之以痛哭流涕”。其前半篇遣辞立意多与刘元植相同，而卫斥的态度更为决绝，且不惜歪曲黄文原意以发挥抨击：胜于周、孔之说，犹吾朱、陆之句，何等诬圣，何等侮贤，何等辱国！而有徼进而奏御之者，有登对而传布之者。然犹上之人恬然不以为怪，下之人靡然不以为耻；视若薄物细故，看作微眚小过。而无一人忠信义士，明目张胆，沫血碎首，为周孔、为程朱而伸其诬，为先王、为殿下而尽其节。仅有一卑微潜郎刘元植，而旋以四凶之罪随之。虽有前车之鉴，诸生却无所畏惧，反更具壮烈情怀。言下亦肆无忌惮，或指陈今王为背弃先王之道：“何况，在先王则斥之如此其严，而在殿下则容而纳之；在丙寅（按：指1866年的禁止天主教并迫害教徒事件，史称“丙寅邪狱”）则讨之如此其正，而在今日则优而接之。臣不敢知殿下将何以仰报于先王，而有辞于后世耶？”或抒发其义无返顾、拼死卫道的决心：“臣愚死罪，窃以为宁以为国毙，不可使先王典宪至于殿下之身而破坏之，先王礼乐至于殿下之身而弁耄之，先王疆土至于殿下之身而捐弃之，先王臣庶至于殿下之身而沦陷之也。“并把“为周公而死，为孔子而死，为朱子而死，为先王而死，为殿下而死”，视为“荣亦极矣”。比刘元植更进一步，李晚孙等并不止于卫护孔孟之道，在表达其“宁蹈海而死耳，不忍与禽兽犬羊杂处苟活也”的意志时，也在疏文的后半篇，对《朝鲜策略》中的说法逐一加以批驳。所开列的“此其利害之较然者”八条，简而言之，便是：“殿下何苦以为此有百害无一利之举，启俄夷无心之心，生美国无事之事，以致寇而召戎，剜肉而医疮乎？”这也成为反对开国者最强固的理由。而诸儒所萦心注目处，尤在黄遵宪所劝导的“从事于西学”，而以“人鬼判于今日，华夷决于此行”为标尺力予痛斥：尤可痛者，彼遵宪者，自称以中国之产，而为日本说客，为耶苏善神，甘作乱贼之嚆矢，自归禽兽之同科，古今天下，宁有是理？并干脆将黄文疑为假托：“其人之是真是假，且不可知；而设使真而非假，不过邪徒以是欺宰相，而宰相以是欺殿下耳。”既以之为异端邪说，所要求于高宗的处罚措施便相当严厉：“其人则尽为发遣，其书则投之水火，明示好恶，布告中外。”（朴周大编《罗岩随录》第二册《庆尚道儒生李晚孙等上疏》）不幸的是，这一惩罚恰恰落到抗颜上疏的李晚孙等人头上。高宗的朱批是：“辟邪卫正，何待尔等之言乎？至若他国人私拟文字，初不足深究，而尔等又误看而抉摘矣。若藉此而又烦疏举，是谤讪朝廷，岂可待之以士子而不之严处乎？”（《承政院日记》高宗十八年辛巳二月二十六日）李氏等人因而亦重蹈刘元植覆辙。

　　以后的情形，恰如《京畿儒疏草》所言：“然而自南自北，凡冠儒服儒者，方且沥血接踵于象魏（按：即“阙”，指朝廷。）之下者，岂有他哉？”见于记载的如再次上疏的岭南儒生金祖永、金硕奎等，京畿儒生柳冀荣、李行达等，湖西儒生韩洪烈等，江原道儒生洪在鹤等。虽然领头者无一例外均或被处斩，或严刑窜配，诸人却视为成仁取义，甘之如饴。并且，对《朝鲜策略》的指斥也是各次上书的必有之义。认定“和倭即和洋，和洋即拜跪犬羊也”，儒生们因此以“禁洋货、斥倭和”为救治百孔千疮的国事唯一正确的下手处，主张“结日本”的上国使臣黄遵宪于是显得身份可疑。或曰：“且修信使所到之地，安知其真大阪城？而黄遵宪、何如璋，亦安知非假清使耶？”（《京畿儒疏草》）或曰：“所谓黄遵宪私拟册子，臣等未必是此人所为，恐为殿下臣僚，陷溺于彼者之头目，为改口实，是黄虏之所为，达之天陛，扬之朝班。”（《江原道幼学洪在鹤书》）而无论是“假清使”还是日人计谋，在言者口中，撰文的黄遵宪都有受日本指使的嫌疑。既不以之为宗主国的代表，痛责其人即可无所顾忌：窃详美、法，并皆欧罗属国；耶苏，元来洋学巨魁。黄乃援朱子而现耶苏，溯以上周孔尧舜，则黄虽曰清使，实洋贼之党与也。《春秋》之法，讨乱贼者，先治其党与。然则为孔子徒者，当明目张胆，思所以惩讨之不暇。（《京畿儒疏草》）既然圣人已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的话，身为“孔子徒”的朝鲜诸儒便也与李晚孙同样，希望高宗能以杀伐手段制裁进言者，“收洋物取洋书，焚之通衢，臣邻之创横议造乱语者，断其头悬之高街”（《江原道幼学洪在鹤书》，以上俱见《罗岩随录》第二本）。而黄遵宪的《朝鲜策略》自然也在必焚之列。

　　朝鲜执政者虽对各次疏首严加惩处，但儒生们当仁不让的气势仍给官方造成了相当压力，观高宗6月5日口谕即可明了：“近日诸儒之迭相投疏，诚莫晓其意也。其所为说，即斥邪也，讲和也。朝家锄治邪徒，自有莫严之律，随现随捉，草而禽，则何尝待儒疏而始申其严乎？”在斥责其“有若谤讪朝廷”（《承政院日记》）的同时，也颇有表白心迹的意思。果然，几天以后，6月11日，李朝国王不得不发布《谕大小臣僚及中外民人等斥邪纶音》。开篇先是一通有关礼义之邦的自我表彰：“童孺妇妾，皆知尊孔、孟之圣；村秀蒙士，莫不崇程、朱之学。”接下来便义正词严地申明朝廷的“斥邪”态度，也专指向“来自泰西，惑世诬民”的“邪教”：“噫！彼为教自以为敬天，而其究也慢神；自以为劝善，而其终也播恶；禽兽之不若，蛇虺之是同。则苟具人性者，孰不知其不可狎如鸩毒，不可迩如蜮射”。而“廓清之方”仍不外古道：今之欲涤邪者，莫若加修吾儒术。凡冠儒服儒，而讲邹鲁之教、诵洛闽之说者，苟能视听云为，不离圣训，造次颠沛，必遵贤传，正道斯行，善俗斯兴。则所谓染邪之徒，虽不抉隐而破薮，莫能容头而过身，枭言固可变也，兽心亦可革也。

　　最后对冥顽不灵、怙恶不悛者也表示要严惩不贷，甚至有“屋诛族灭，亦有不得已而用法者”的说法。不过，这道谕旨虽措辞强硬，细心人仍不难发现，通篇所斥之邪仅限于洋教，至于各处儒生一体看待、一并抵拒的西学，却未有丝毫涉及。这就为此后禁传教而允许设使馆、通商的国策留下了余地，同时对被镇压的儒生们也算略示抚慰，有了交代。

　　针对黄遵宪《朝鲜策略》而发生的“卫正斥邪”风潮至此基本告一段落。稍后，前掌令郭基洛7月3日的疏奏便能比较公正地评价此一 事件了。群儒的做法在批评中已得到若干肯定，起码是其心可嘉，虽然是不通时务：伏以臣窃伏睹近日儒章，便成风习，峤南、两湖、畿甸、关东，接踵而起，纷纭不已，半年叩阍，景色不佳。严旨屡下，乍退复进，如若大变急祸，朝夕且至，而力抗上命，以死争之。臣从遐来，未知义理之何据，而亦尝盖闻其疏辞矣。必以卫正斥邪为题目，而以交邻修和作话柄，以为一国之人，举将背洙泗而学泰西，被卉服而语侏儒。其虑也深，而其说则过矣。诸儒之裹足远走，思效一言，未尝不于忧爱，非私伊公，其诚非不佳也，其言非不公也，而只是偏见也，有伦也，在目今事势，未之深思耳。

　　论及《朝鲜策略》，郭氏也颇多恕词：虽以黄遵宪册子言之，其书之邪正，其言之美恶，臣固未知；而其所措策，即系我国紧要敌情等事也。其用舍施黜，惟在朝廷商确处之如何。而为当今使臣者，至于本国重事，岂若越人之视秦，让而不受乎？臣则以为不受之罪，更大于受之也。且其书中天主、耶苏云云等说，其于他国人文字，设有乖败之谈，顾何足弹击，而是岂使我必欲从其论而行其教耶？册子一出，视为邪学根本，仍作卫正斥邪第一条目。受册之使臣罪固可诛，而其立言之黄遵宪，将欲何以处之耶？

    郭基洛很清楚，“以今国势，以吾兵力，其能闭关绝约，使不能窥函谷一步之地”既做不到，儒生们的慷慨大言便于实事丝毫无补：“今乃不问利害，不较长短，徒凭清议，虚张空拳曰：吾亦千乘之国，顾何足畏彼云尔。则是为窥管之见，诚胶固之论，而适启彼人之笑侮也，其可乎哉！”因而，所当取者，正在“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先为自强之术，则可攘寇敌，自无侵逼之患”。诸儒不以此告君王，被郭氏讥为“固执一端，守死不难，即匹夫沟渎之谅也”，也很恰切。此疏上奏，甚得高宗欢心，而批曰：“省疏具悉。能说时势，颇有条理，甚庸嘉尚，当留念矣。”（《承政院日记》）而郭奏中实际全面肯定的黄遵宪《朝鲜策略》各条，也从此名正言顺地为李朝采纳。　　

人境庐人

　　余话
　　当年人在日本的黄遵宪对发生于朝鲜的这场风波显然了如指掌。1891年出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后，黄所作《续怀人诗》中记金弘集一首便专言此事：绕朝赠策送君归，魏绛和戎众共疑。骂我倭奴兼汉贼，函关难闭一丸泥。自注云：“及金宏集使日本，余为作《朝鲜策》，令携之归，劝其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彼国君臣集众密议，而闻者哗噪。或上书诋金为秦桧，并弹射及我，谓习圣教而变夷言，盖受倭奴之指使，而为祆教说法云。“有趣的是，以上、包括前文引录的黄遵宪自表屡次上书朝廷各节文字，在1911年《人境庐诗草》初版本上原可见到，而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由钱仲联先生所撰《人境庐诗草笺注》时，此注却只留下“朝鲜金宏集“五个字，原本易解的诗义顿时变得隐晦。推想删去长注的原因，不外是顾虑现行外交的政治因素，深恐“将朝鲜废为郡县”、“遣专使主持其外交”等语，伤害了民族自尊心极强的朝鲜共产党（那时尚未与韩国建交），给两党、两国关系带来麻烦。殊不知历史本不等同于现实，史实既无法修改，亦无须遮掩。
　　要求古人具有与今人同样的觉悟，已然可笑；何况，那是一段朝鲜国史也不讳言回避的事实。于是，残缺的注文只是为那个“政治标准第一”、实则大量造假的年代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
　　回到《朝鲜策略》本身，虽然《东瀛遗墨》中刊载了此文令人高兴，我却不认为它提供的是最佳读本。尽管编者说明中讲到，所用的底本是由日本学者惠赠的收录在韩国外交档案中的原文影印件，似乎最具权威性，所以篇名即与通行者不同，而写作“朝鲜策略书”。但其为过录本抑或原件，尚须与黄遵宪传世的笔墨相对照方能明了，因未见原本，不好揣测。可以肯定的是，与其他传世本覆核，该件录写时又多出一些明显的错误，当是由辨认失误造成。如“中国自通商来钱谷，教士之案，层见叠出”，很难理解；而他本“钱谷”作“戕杀”，连下，其意便很显豁。又如，“即曰欧亚两土，风俗不同，法律不同，难遽合利，（）来商人，归地方管辖“数语，不仅费解，且为编者疑有缺字；而返观他本，括号句连上，径作“难遽令外来商人”，便既不必添字，意思也很贯通。
　　至于编入《修信使日记》的《朝鲜策略》，署名作“广东黄遵宪私拟”，这也是迭次上疏中“私拟册子”一词的来源。该本应该是根据黄氏原件抄录，具有相当的可信度，虽然仍不免有误认与句读错误。收入《日本外交文书》第十三卷的黄文，乃是1881年3月29日，由驻在朝鲜元山的日本总领事前田献吉提交，应系依据朝鲜国内的传抄稿誊录。现收藏于东京大学汉籍中心“小仓文库”中的《朝鲜策略》，便是当年留下的一个抄本，所用对折的红格笺纸，夹缝处正印有“在朝鲜国元山港”“日本总领事馆”的字样。因同出一源，其文字自然与《日本外交文书》大体相同，惟印刷过程中又增添更多错误。抄稿最后一页，尚有“明治十五年春三月中村庄次郎所持”一行题记，说明中村拥有此件的时间，已在前田呈交日本政府的次年。《黄遵宪文集》中收编的《朝鲜策略》，据编者所说，是以黄遵宪从弟黄遵庚传抄本为底本，参校以《修信使日记》，自认最可靠，因而声言，“今后凡研究引用《朝鲜策略》，当以笔者校正本为据”。在诸本中，此本确实误字最少。该抄本应系黄氏家藏稿，故偶有他本所无之文字，如“自强之道，在实力，不在虚饰”后，便有“日本之所为，乃万国之通例，非一家之诡谋也”的话，为日本测量朝鲜沿海一事辩解。此稿以前只片断地提供给钱仲联先生（也可能是钱先生片断地摘录），在钱氏辑录的《人境庐杂文钞》（《文献》第七辑，1881年3月）里，曾以《朝鲜策略引言》的题目，发表过开头的一节文字。这毕竟是黄氏本人自留的底稿，假如抄写、排印中不出现错误的话，那将是一个价值极高的文本。今犹未敢许也。
　　　　　　　　　　　　　　　　　　　　　　　　　　　　2000年6月10日于东京弥生寓所

夜色光明

应该说是黄学研究

五华阿妹

拜读

东江衣衣

好长啊

人境庐人

《朝鲜策略》，系当年何如璋与黄遵宪共拟，再由黄遵宪撰写。送之朝鲜国王，其效应犹如雷鸣电闪，震动朝鲜王宫。

听你说

很厉害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