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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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秀清（1820-1856），原名嗣龙，祖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县）人。在其曾祖父之前，迁居到广西桂平市紫荆山平隘新村（今东王冲），世代以种山、烧炭为业。父母早亡，年少而孤。后来他接受了冯云山传播的革命思想，逐渐成为太平军有谋略、有胆识的最高军事统帅，是太平军著名的军事家。     1823年(道光三年)，杨秀清出身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5岁丧父，9岁丧母，由伯父杨庆善抚养成人。从小种山烧灰，未曾上学，识字不多。但好交游，广结识，富智谋，在平隘山区颇有“人缘”和影响。     19世纪40年代中期，洪秀全、冯云山到广西宣传拜上帝会教义。1846年，杨秀清结识了冯云山，参加了拜上帝会，并很快接受了密谋造反的思想，他积极联络和组织群众，使紫荆山区拜上帝会众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他也就成为这一带拜上帝会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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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冬，洪秀全、冯云山在桂平带领会众捣毁庙宇，引起了地主豪绅的不满，并以“聚众谋反”的罪名将冯云山扭送县衙。洪秀全为了营救冯云山也返回广东。拜上帝会群龙无首，失去领导。这时，足智多谋的杨秀清挺身而出，并开始以“神灵附体"的方式，伪称天父下凡嘱托传言，从而巩固了拜上帝会，并使会众激增到万余人。从此，杨秀清在拜上帝会内部，取得了代上帝传言的特殊地位。     不久，冯云山获释，洪秀全返回广西，拜上帝会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6人组成的领导核心。他们在广西各地风起云涌的反清起义的鼓舞下，也积极准备发动起义。1850年夏，洪秀全下达“团营”命令，通知各地拜上帝会众到桂平金田村集中。金田村的韦昌辉家成了起义的大本营。12月，自平南前来会合的拜上帝会众受到清军和地主武装的阻拦，杨秀清自金田派人救援，在思旺毙敌50余人，取得了首次作战的胜利。     1851年(咸丰元年)1月初，各地拜上帝会众齐集金田村，并于11日(当日是农历庚戌年十二月初十，为洪秀全的生日)庆祝团营起义成功。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天王，正式宣布建立太平天国。同时建立五军主将制度，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在金田起义之后的半年内，杨秀清肩负著编组和指挥太平军的重任，与前来镇压的清军转战在桂平、武宣、象州、平南等地。由于清军越聚越多，围困越来越紧，便决定突出重围以摆脱清军。9月15日，太平军于平南官村对前来镇压的提督向荣部清军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杀得清军大败，军械锅帐丢失殆尽，向荣也退避平南县城。杨秀清抓住有利时机，指挥太平军突围北上，并于25日占领了永安州(蒙山县)城。在这里，天王洪秀全诏令褒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并明确宣布，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从此，杨秀清成了太平军的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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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占领永安之后，又马上遭到清军的围困。在此紧要关头，发生了周锡能叛变投敌案件。周锡能原任军帅，在象州时，批准他回博白县去“团集兄弟姊妹”，但是当他招得人马后，就投降了清军，受赏六品顶戴，潜回永安，为敌内应，企图行刺太平天国的领袖。这一阴谋被杨秀清侦知，他就假托天父下凡，锁拿周锡，能揭发他的阴谋诡计。周锡能在铁的事实面前只好如实招认，从而粉碎了清军里应外合的阴谋。杨秀清对周锡能案件的处理，充分反映了他的机智，也有力地宣扬了“天父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宗教信念，大大提高了他在太平天国内部的权威。     1852年4月5日，太平军在杨秀清的组织指挥下，从永安胜利突围，并在龙寮岭大峒山谷地，对尾追的清军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歼灭了四个总兵和二三千清军。接著北攻省城桂林，伤毙围追太平军的副都统乌兰泰。后因桂林久攻不下，即解围北上攻占全州，准备进军湖南，冯云山中炮受伤。途中在蓑衣渡又遭到永州知州江忠源所带楚勇的伏击，太平军受到重大损失，冯云山也因伤势恶化而牺牲。杨秀清被迫改变北上路线，袭取道州(今湖南道县)，并相机占领了附近的江华、永明等城镇。太平军在这里驻留了两月，从容整顿队伍，增修战具，制备军火，并扩军二三万人。     由于打出广西，进入湖南，太平军内部产生了怀恋乡土、不愿远走他乡的思想情绪。在领导集团内部，对下一步的战略行动，也产生了各种想法：有的主张进军广东，有的主张先行入川，有的主张回师广西。这时，杨秀清分析了形势，高瞻远瞩，力排众议，主张进军两湖，专意金陵。他说：“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了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一)杨秀清的这个意见，得到了领导集团内部大多数人的赞同和天王洪秀全的肯定，遂成为统一全军意志、进军江南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把囿于广西一省的太平天国起义，推向了全国范围，标帜著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政治斗争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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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向江南进军的军事行动相配合，杨秀清与西王萧朝贵会衔发布了《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谕》。这三篇宣言，实际上是声讨清王朝的檄文。它历数清王朝的罪恶，号召各界英雄豪杰、名儒学士，高举义旗，同心戮力，打倒清王朝，并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咸丰皇帝。     太平军领导集团明确了斗争目标和进军方向之后，于1852年8月10日离道州东向，占领彬州，又在这一带扩军二三万人，并将其中数千挖煤工人集中编组为“土营”(相当于工兵部队，这在我国军制史上是一个创举)，专司掘壕筑垒、挖地道、埋地雷，炸城堡等任务，在以后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时，太平军得悉湖南省城长沙“城卑防疏”，便确定由西王萧朝贵率兵2000人奔袭长沙。不幸，萧朝贵在攻城之初中炮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遂率大队人马赶往长沙。这时，清军各路援军齐集长沙，兵力已大大加强，经过两个多月围攻，终未攻下。太平军乃于11月30日撤围北上，占领岳州(今湖南岳阳)。在这一带，太平军获取了上万条船只，为进军长江流域创造了重要条件。12月17日，杨秀清带领太平军撤离岳州，分水陆两路进军武昌。这时的太平军已经壮大，“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凳响，沿路凯歌声”(李汝昭《镜山野史》，《太平天国》(三)第5页)，好一派胜利进军的景象。     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攻占华中重镇武昌，杨秀清传令：“官兵不留，百姓不伤。”并将船户水手，组建成“水营”。太平军占领武昌之后，又面临著新的战略决择，即下一个打击方向应该指向何方?这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又产生了各种议论：有的主张以武昌为都城，遣兵北伐；有的主张进据中原，“以河南为业”，有的仍坚持进军金陵，据为根本。几种主张一时统一不起来，最后杨秀清“托天父降凡，今其直犯江南。”(汪堃：《盾鼻随闻录》卷二，《太平天国》 (四)第367页)用这种办法统一了认识。1853年2月9日，太平军放弃武昌，以号称50万之众，沿江东下，水陆并进，帆幔蔽江，衔尾数十里，一路滔滔，势如破竹。3月4日进抵南京城下，经连日围攻，于19日攻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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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内，太平军从金田打到南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首先是全军将士英勇奋战的结果，同时也表明，太平军统帅杨秀清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是正确的。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迅速肃清了城内的残敌，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1853年3月28日，杨秀清进入南京城。次日，天王洪秀全入城。他们商定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从而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标帜著太平天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立即派出两支部队，攻占了镇江、扬州，以拱卫天京的安全。差不多与此同时，清军也在天京和扬州外围，建立起各拥有万余兵力的江南、江北大营，严密监视太平军的动向，并伺机攻复金陵。在此形势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决定：置南京外围的江南、江北大营于不顾，同时派出两支部队，北伐京师，西征长江上游。     这个战略决策是如何作出的，现已无法考究了。但大多数史学工作者认为，这个战略决策，基本上体现了杨秀清的意志(史料记载此事时都说：“杨秀清其言”、“东王想见老水手之言”，或“洪杨皆其言”，表明杨秀清是主要决策者。)。这与当时他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的地位是相适应的。     杨秀清这一战略决策的正确性如何，历史早已作了结论。历来的论者尽管在应否建郎和如何北伐等问题上存在著较大的意见分歧，但大家从各自的角度也都认为；这个战略决策是不正确的，不可取的。     1853年5月8日，一支由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领由2万多精锐部队组成的北伐军自浦口出发，肩负著「疾取燕都”的使命，冲破清军的层层阻截，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和行军，于10月底到达天津附近的静海；独流地区，被迫驻止下来，从而陷入越来越多清军的包围之中。这支部队由于远离天京，无法得到后方的增援，军火粮草日益困难，被迫节节后撤，但一次次突出重围后又很快被清军包围，处境十分艰难。在此期间，杨秀清等曾派出过一支由曾立昌等人率领的援军，从安庆出发，前进到山东临清州，因遭到清军的阻击而溃散。1855年，林凤祥、李开芳所率北伐军先后在直隶连镇和山东冯官屯被清军全部消灭。北伐军是太平军的精锐，它的覆灭，是太平军自金田起义以来所遭受到的最惨重的挫败。北伐军所以失败，战略决策的错误是主要原因，而作为太平军的军事统帅杨秀清是要负首要责任的。所以李秀成后来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时说：“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543页)这是并不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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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清这个农民出身的太平军统帅，从金田起义到占领南京期间的军事决策中，确实表现出了非凡的军事天才，因而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就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于行阵机宜，山川形势，颇能谙习。虽不读书，罔知兵法，然皆谲诈机警，逞其毒焰，竟能成燎原之势”。(张德坚：《贼情汇纂》，见《太平天国》(三)第117页)然而，自从攻占南京之后，在解决著眼全国战场如何对清军作战这样一个最高的军事战略决策问题时，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就表现出缺乏驾驭战争全局的能力。这与杨秀清从小未曾读书，不熟悉全国的情况，以及缺乏必要的军事战略知识是密切相关的。     在北伐军出发之后，1853年6月3日，由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率领的西征军也从天京出发，迅速攻占了安庆、庐州(今安徽合肥)、九江、武汉、岳州等重镇，前锋曾经抵达湖北荆州和湖南湘潭。后由于遇到了曾国藩湘军的阻击，一败于湘潭，二败于岳州，三败于武汉，几乎不可遏止。但西征的情况较北伐要好些，由于距天京较近，水路交通便捷，整个战局可以说是在杨秀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当武汉失守后，杨秀清于1854年10月15日命令燕王秦日纲等坚守田家镇防线，要求西征太平军在该处“筑起坚固营盘，并造木牌水城，在江心挽泊堵御。”(《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180页)为了增强田家镇的防御力量，杨秀清还派专人从天京押解一座能逆水而行的大木箄(木箄是太平军的一大创造，它外有木城，中搭板屋、望楼，密架枪炮，实际上是—座水上活动堡垒。)赴田家镇，供前线仿造、使用。后田家镇防线又被湘军突破，太平军水师船只损失惨重，被迫退守九江、湖口一线。在此严重时刻，杨秀清命令翼王石达开由安庆率兵前往增援。石达开坐镇湖口，在罗大纲、林启容等配合下，取得了湖口大捷，从而挫败了湘军的攻势，扭转了西征战局，转入反攻，重新占领了武汉，并进而攻占了湖北、江西的广大地区。     太平军的西征是有收获的，它在安徽、湖北、江西控制了大片地域，沉重地打击了湘军，从而保障了天京上游的安全和粮食供给。西征的结局较北伐要好，但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尤其是水营的基本丧失，给尔后的战局带来了严重影响。     当太平军主力投入北伐、西征战场的时候，盘踞天京外围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则逐渐扩充兵力，对天京、扬州和镇江的太平军不断发动进攻。1853年底，太平军被迫放弃扬州，1854年夏，清朝从广东所调的50艘“红单船”(红单船原系广东航行外洋的大商船，由海关发给红单牌照，故名红单船。此类船后被改装成兵船，安炮二三十位，左右舷和船头均可施放，其战斗性能优于太平军水师船只)开抵天京附近江面，天京与外界的交通受到严重威胁，粮食供应日趋困难，城内军民吃粥度日，大批居民外逃。镇江也被围日久，处境十分危险。为了摆脱天京外围的不利战局，杨秀清决心从湖北、江西、安徽战场抽调部队，摧毁江南、江北大营，改善天京的处境。     1856年2月，燕王秦日纲率军自天京东进，救援镇江，经连月激战，终于冲破清军的拦阻，进入镇江，与吴如孝部太平军胜利会师。秦日纲进入镇江不久，便调集船只，渡江北进，对江北大营的清军发起猛攻。清军毫无戒备，望风而溃，两天之内破敌营120余座，乘胜占领扬州。太平军征集粮食，运回镇江。秦日纲部太平军在江北稍事休整后，即撤回镇江，又大败围城清军，击毙江苏巡抚吉尔杭阿。6月中旬，秦日纲率太平军胜利返抵天京东北郊的燕子矶、观音门。这时，从江西回援的石达开部也已抵达天京外围。清军江南大营已陷于太平军的严重威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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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日纲部太平军东援镇江，北破江北大营，连月征战，部队十分疲劳，本想入城休整，但东王杨秀清见江南大营“兵疲势孤”，严令各军继续进攻，等到攻破江南大营后方准入城。陈玉成、李秀成等进京当面向杨秀清申述：江南大营久扎营坚，不能速攻。杨秀清厉声说“不听命令者斩！”陈玉成、李秀成不敢再求，只好回部作进攻的准备。     6月18日，城外各路太平军奉命向江南大营发起进攻，天京城内的太平军也出城助战。经过四天的战斗，便攻破了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等率残部逃往丹阳。威胁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江南大营终被摧毁。     由于杨秀清善于审时度势，决心坚定，太平军先后攻破江北、江南大营，打破了清军对镇江的围困，大大改善了天京的处境。这时太平军的军威士气空前高涨，形势十分有利。     太平军是一支具有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农民起义军。早在金田起义前夕，天王洪秀全颁布了五条纪律(《太平军目》参照《周礼》，规定了军队编制，以军为基本单位。军设军帅，下辖5个师帅，师帅下辖5个旅帅，旅帅下辖5个卒长；卒长下辖4个 两司马，两司马下辖5个伍长，伍长下辖4个圣兵。总计一军共编13156人。)，南王冯云山制定了《太平军目》(太平军的五条纪律是：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使太平军具有极为严格的组织性。杨秀清主持军务后，也始终坚持从严治军的精神。他说：“令严方可以肃兵威，命重始足以整纲纪。”(《太平天国》(三)第199页)在广西期间，他就对五条纪律进行补充和发展，颁布了《太平军条规》，包括“定营规条十要”和“行营规矩”各十条，其中规定要恪遵天令，各遵有司约束，别男营女营，谙熟日夜点兵号令，要各整军装枪炮，以备急用，听到号角喧传，急速赶往禁地听令杀妖，不得躲避偷安，不得吸烟、饮洒，藏匿金银器饰；不得僭分干名坐轿、骑马及乱拿外小，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则物，不许乱拉挑夫，不许在途中铺户堆火困睡等等。     杨秀清的治军思想，随著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太平军攻克金陵后，纪律更严，曾发布一系列禁令，禁吸鸦片，禁娼妓，并禁饮洒、吸黄烟等，违者论斩，对太平军将士要求尤为严峻，申明无论“何官何民，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李秀成自述》)1854年，杨秀清即组织人员总结近年的经验教训，制订并颁发了《行军号令》，供部队遵循。燕王秦日纲在一份禀报中写道：“蒙我东王颁发‘行军号令’书一本，卑爵跪读之卞，感激靡涯。足见我东王刻刻劳心，筹谋军机国务，无微不至。”(《太平天图文书汇编》第220页)这里所说的《行军号令》，就是1855年镌刻的《行军总要》。《行军总要》序言中说：刊刻颁行的目的，就是使军中将士循诵习传，知所取法，以做到纪律严明、练习娴熟，既整且暇，以达到万战万胜而无敌于天下。这是一部囊括战斗条令、纪律条令和内务条令等内容的重要文献，是在《太平条规》基础上，吸取多年战争经验教训而写成的。它对水陆部队的行军扎营、警戒巡逻、指挥集合、点名查夜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和要求。还强调接敌时如何防敌破坏，进击时如何利用地形，过桥过河时如何掩护断后。此外还重申各种纪律，如私卖火药、私自外出不回者，都要斩首示众。特别强调官将要爱惜士兵，如遇有因伤病、老幼不能行走者，无论何人的所有马匹，俱牵与骑坐；规定给伤号“按名给肉，以资调养”；对巡更守卡的兵士，若遇天寒雨雪之夜，尤当加以体恤，若衣被不敷，应予增添，如无储备，“即令各官夜间将皮袍裳与把卡士兵穿著。”所有这些规定，体现了杨秀清刚柔相辅、恩威并济的治军思想，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太平军确实是一支劳苦大众队伍的阶级本色。     太平军的胜利进军，既使地主阶级、清王朝丧魂落魄，也使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头脑更深地陷入迷信和愚昧。攻占金陵之后，杨秀清等人极大地夸大已经取得的胜利，低估了清方的力量，这除了表现在军事上作出错误的战略决策之外，在政治思想上也陷入了空前的盲目之中。他们一进驻南京(虽然当时的南京仍然是清军包围中的一个孤岛)，就俨然以已取得天下的帝王自居，著手大兴土木，营造宫廷府第，摆起封建帝壬的排场，过起腐化奢糜的生活。据史料记载，杨秀清外出，要出动“贼众千余人，大锣数十对，龙风虎鹤旗数十对，绒采鸟兽数十对，继以洋绉五色龙，长约数十丈，行不见人，高丈余，鼓乐从其后，渭之‘东龙’。乐已，大舆至。与夫五十六名，舆内左右立二童子，排蝇捧茶，谓之仆射；舆后伪相及众贼官等百人从焉。又继以龙如前状焉，行乃毕。”(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四)第668页)这类排场，与封建帝王外出毫无两样。这时的杨秀清，集教权、政权、军权于一身，“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实际上成了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者。权力是一把双刃刀。一方面，杨秀清运用手中的权力，有效地驱动著太平天国这架庞大机器，创造出不少伟大的业绩，另一方面，当它发展到不受任何制约的时候，也干了许多错事、蠢事和坏事。据新近在英国发现的《天父圣旨》(卷三)(《天父天兄圣旨》，王庆成编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透露：从1854年初迄1855年7月的两年半时间内，杨秀清伪托“天父下凡”共达21次之多。每次下凡，不论白天黑夜，从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始，直至天王洪秀全都在被传召之列，都要到场跪听“天父”圣旨。这些圣旨，充斥著宗教的胡言乱语，有关政务、军务的内容很少，绝大部分是有关天京内部的矛盾。“天父”对这些矛盾的处置十分严酷，动辄“斩首示众”。其中比较重要的事例有：冬官又正丞相陈宗扬等，因夫妻同宿、吸食洋烟而被斩首示众，有天官又正丞相曾水源等因“怠慢东王”、“欺禾(秀清)不禀”而斩首示众，有燕王秦日纲等因战场失利而押解“东牢”；就连北王韦昌辉，因“天父下凡”时“未出令传齐子女”也遭到杖责40大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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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从清方的史料记载中得知，杨秀清偏袒亲属、僚属，欺压他人。如某甲因见杨秀清叔父而未起立这样一件区区小事，最后竟引起“东贼大怒，锁发北贼，仗日纲一百，承镕二百，玉昆三百，某甲五马分尸”(《金陵癸甲纪事略·黄玉昆》，《太平天国》(四)第671页)，又如某人因与东屡尚书侯锦芳口角，最后竞被杨秀清处决。这些清方的记载，看来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     杨秀清滥用“天父下凡”的特权，同僚不断受到摧残的情况下，天京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之中。搞得人人自危，不知哪一天灾祸临头。进入天京以来，杨秀清错杀了一些人，得罪的人就更多，日积月累，渐渐使他成了广大同僚的对立面。太平天国内部的矛盾已发展到了极度紧张尖锐的程度。但由于当时天京被围，大敌当前，内部矛盾被暂时地压抑著。1856年夏，太平军取得了攻破江北、江南大营的胜利，杨秀清更加居功自傲，他又伪托“天父下凡”，逼天王洪秀全封他为“万岁”(原为“九千岁”)。当场，洪秀全满口应诺，但心怀愤懑。洪、杨之间的矛盾也达于极点。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发展，最终导致了1856年9月2日“天京内讧”的爆发。在这场斗争中，“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的杨秀清遭到了杀身之祸，而他的家属和僚属，也几乎全部罹难。     洪秀全、杨秀清，都生活在19世纪中叶的中国，他们虽然从西方搬来了基督教的一些教义，结合中国的情况，创立了拜上帝会，但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潮的信息，几乎一丝一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这就决定了这场轰轰烈烈的规模空前的农民革命，只能在旧式农民战争的范围内徘徊。杨秀清作为一个出身于山乡农家的农民起义领袖，他的思想也只能是西方宗教教义，小生产者的家长制和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混合物。     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把杨秀清锤炼成了太平天国内部唯一能够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人物。然而他的胡作非为，在太平天国内部又引起了极大的怨恨。他被杀后，一度在天京城内引起一片欢呼声(麦高文：《太平天国东王北王内讧详记》)。但当事件过后，人们的感情逐渐冷却下来，开始对杨秀清这位怪杰，从正反两个方面进行全面衡量，并渐渐感觉到，自他离开太平天国后所腾出的巨大空缺，一时无人填补，在翼王石达开出走之后尤其如此。于是，人们开始怀念他、纪念他。李秀成说，东王在世时，军令严整，赏罚分明，民心佩服。洪仁歼说，过去东王在世时，拓土开疆，犹有日辟百里之势，而今进寸退尺，战胜攻取，大逊于曩时！洪秀全也于1859年颁发诏令，宣布把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看来，在太平天国将士的感情上，由于杨秀清的被杀，已经宽宥了他所犯的错误。洪秀全及太平天国广大将士，对杨秀清这样一位杰出人物，曾经为太平天国革命所建树的功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夜色光明

客家才俊

羊咩咩

对杨秀清这样一位杰出人物，曾经为太平天国革命所建树的功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